導語：語言生態環境問題的溯源及研究現狀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1993年麥凱（A.Makkai）在他的專著《生態語言學：邁向語言科學的新范式》一書中正式提出“生態語言學”（ecolinguistics）這個術語，從此，“生態語言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走進了人們的視野。關于“生態語言學“的定義在不同的論著中表述也不盡相同。俄羅斯的語言學界給出的定義是：研究影響語言發展和言語活動的消極因素，研究豐富語言的方法和途徑，完善言語交際的道德倫理及其實用的公理體系的學科[1]。我國的《語言學邏輯辭典》上定義為：在人種語言學、人類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這些領域中對語言和環境之間相互作用的研究。盡管概念的表述不盡相同，但涵義的基本點是相同的，生態語言學家們一致認為；語言生態系統是一個與自然、社會、人群等環境因素密切相關的有機整體，其任何一個環節受到損害，都會對其他環節產生不良影響。“生態語言學”的研究可概括為兩個領域：語言中的環境問題（簡稱語言生態環境問題）和語言自身的生態問題；產生兩大分支：語言生態學和生態批評語言學；細化為兩個層面：1.宏觀層面，主要運用生態學原理，考察語言生存與發展的生態環境（簡稱語言生態環境），分析研究影響語言功能的各種因素，并對此環境下的語言活力和生存狀況做出評估；2.微觀層面，對話語或語篇做結構上的分析研究，分析語言系統和語言使用的非生態特征。本篇主要從宏觀層面入手，綜述當前國內語言生態環境問題的研究成果。

語言的生態環境可細分為內生態環境和外生態環境兩個部分。內生態環境是指語言的各構成要素（語音、語義、詞匯、語法）以及它們之間的有機組合[2]；外生態環境由自然環境、社會環境、文化環境和人群環境四部分組成。語言生態環境的研究內容十分廣泛，目前國內學者主要集中在對語言的外生態環境的研究上，關注的熱點問題有三個：瀕危語言的研究；語言多樣性的研究；語言和諧問題的研究。

（一）瀕危語言的研究

語言瀕危、語言消亡現象并非當今社會所特有，它貫穿了人類文明史的全過程。在國外，梵語、哥特語、巴利語、赫梯語、高盧語等都是強盛一時的地方語種，后來隨著時代的變遷而銷聲匿跡。在中國的歷史上，分布于遼闊北方草原的語種如西夏語、女真語、契丹語、鮮卑語等語言也隨著民族的大融合而先后消亡。語言的產生與消亡是一個自然歷史的過程，但是到了近代，特別是伴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發展，語言的瀕危和消亡呈加速發展的趨勢。據有關資料統計；公元前全世界約有15萬種語言，到了中世紀還有七八萬種，到了20世紀就只剩下6000多種，到了21世紀，其中有一半行將消失，也就是平均每兩周消失一種語言[3]。在國內，語言瀕危現象也十分突出，在《中國大百科全書》中記載了我國境內55個少數民族中的53語言，這些語言中有的使用人數很少。如：云南麻栗坡縣彝族使用的普標語，使用人口只有50來人；西藏察隅縣使用格曼僜語的僅有200人；四川阿壩州的業隆話，使用人口僅450人。嚴重的“語言瀕危”現象也引起了我們國內學界的廣泛關注，涌現了一批研究瀕危語言問題的專家學者，如戴慶廈、孫宏開、徐世璇、張公瑾、李錦芳、范俊軍等。他們圍繞瀕危語言的界定，造成語言瀕危的原因，對瀕危語言采取的態度和措施等方面展開研究，對“瀕危語言“的保護起到了積極的作用。首先對“瀕危語言”的界定，目前我國學界尚沒形成共識，過去主要把操用這種語言的人口多少作為判斷依據。中央民族大學的李錦芳教授認為：“瀕危語言”指兩三代人之內將要自然消亡的語言，可以用語言使用者的年齡、輩分來界定，使用者的數目并不那么重要。中央民族大學的戴慶廈教授與鄧佑玲教授提出了以量化的多項綜合指標體系為依據來判定一種語言是否瀕危語言，這個指標體系包括與語言功能相關的諸種因素，如：使用人口、使用功能、使用范圍、使用頻率等。其中，使用人口、使用功能最為重要。戴慶廈與張景霓又提出了區分“瀕危語言”和“衰變語言”的觀點。他們指出：有些民族雖然因與別的民族雜居而出現語言轉用，但主體部分或一部分仍然穩定地使用自己的母語，這樣的語言還有相當的生命力，只能稱之謂“衰變語言”而非“瀕危語言”。雖然學界對“瀕危語言”的界定不一，但大都贊同瀕危語言以下幾個特征：使用人口較少；使用功能衰退；兒童不再使用；兩三代之內行將消亡。對于如何保護“瀕危語言”，國內學者有兩種不同的態度：張公瑾教授認為：“每個民族的語言和文化，都有自己的特點和貢獻，誰也替代不了誰，從語言的共生關系來說，世界上多種語言并存是一種人文生態環境。沒有多種語言并存，強勢語言也難以形成和得到很好的發展，多種語言的并存對人類來說是一種幸運[4]。這個觀點被稱為“多文化主義”。另一種觀點叫“跨文化主義”。它鼓勵各個語言群體之間的接觸，使不同的語言文化相互吸收，從而達到語言趨同，形成一種新文化。薄文澤教授在2000年10月召開的“我國瀕危語言問題研討會”上的發言中談到：“對瀕危語言而言，保護是不可能的事。因為語言消亡是個自然規律，人為地干預不會對瀕危語言的保存或消亡起任何積極作用。對于瀕危語言只能順其自然，我們能做的是最大限度地將瀕危語言材料記錄保存下來”[5]。關于瀕危語言的成因分析，李錦芳教授分別從歷史和現實兩個方面進行了探討，歷史原因有：民族融合、文化變遷、政權更替、民族歧視等；現實的原因有：民族雜居、通婚、漢語文化教育的普及，民族心理和語言態度。黃行教授認為：造成語言瀕危現象的一個主要原因就是不同語言的相互接觸。徐世璇教授則認為：由于主動的文化同化而造成的語言轉用是當前語言衰退消亡的主要原因。戴慶廈教授的觀點比較辯證，他指出，導致語言瀕危的原因往往千差萬別，任何尋求單一原因的嘗試都是不切實際的。縱觀各家之言，有一點是比較共性的：他們大都認為導致語言瀕危的根源在于語言的外生態環境，而不在語言的本身。在搶救與保護瀕危語言的方法策略上，持“跨文化主義”的學者們認為我們能夠做的是盡快將其語言資料記錄保存下來。持“多文化主義”的學者抱著樂觀的態度，提出“統一多樣”的語言發展戰略，主張在少數民族地區實行雙語教育，并且圍繞“統一多樣”這個大前提，設計出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如保護少數民族區域語言生態環境，堅持語言平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依靠新的科技成果，維護語言的多樣性等，這些措施對緩解我國語言瀕危的程度起到了積極作用。社會語言學家先驅J.Fishman曾告誡：當所有的人都說一種語言的時候，世界的末日也就要來臨了。我們的語言是神圣的，當它消失時，生活中的美好的東西也隨之而去[6]。筆者認為當前語言瀕危是一個不容回避的現實，我們應直面現實，擱置爭議，先把瀕危語言采取有效措施保護起來，至少采取有效措施延緩其衰老消亡的速度，不要坐等“瀕危語言”成了“語言遺產”時才亡羊補牢。

（二）語言多樣性的研究

前文提到過，“生態語言學”是以生物的多樣性及其相互關系作為本學科的理論基礎，因此，語言多樣性的問題是生態語言學家關注的熱點。與生物的生態系統一樣，語言生態系統最顯著的特征就是語言的多樣性，即多種語言在系統中共生共存，并與其所處環境相互作用而形成一種動態平衡。美國康涅狄克大學的學者研究表明，生物多樣性程度與語言多樣化程度在地區的分布上具有一致性。如太平洋婆羅洲島有豐富的物種，棲息著多個土著民族和族群，他們使用著100多種語言。非洲熱帶雨林的雨季分布與生物文化多樣性和語言多樣性的分布明顯相關。可見，生態多樣化造成人類種群的多樣化，直接促成了文化的多樣性。國內學術界普遍認同語言的多樣性。邢福義教授談到：語言不僅僅具有交際功能，更具有文化功能，且是文化總體中最基礎、最核心的部分，它與文化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一種語言的消亡對人類文明所造成的損失無異于一場生態災難或珍稀生物物種消亡所造成的損失，是對整個人類文化領域內生態平衡的破壞。而且，語言資源的保護與開發，就某種意義而言，比物種資源，文物資源的保護開發更為重要。與語言多樣性的一個反觀點是：語言的大同有利于民族交流和人類社會的生存與發展。對此，中央民族大學的王遠新教授指出：從社會發展的長遠觀點看，語言、文化的多樣性非但不會阻礙人類社會的進步，相反，它在極大提高人類豐富性的同時，還可以為人類進步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社會環境。關于語言與文化的相互關系上，國內學者有兩種不同觀點：一種認為語言是文化的載體，每一種語言都是一種文化的結晶，放棄了一種語言同時也就失去了蘊含在這種語言中的獨特文化；另一種觀點則認為語言的多樣性與文化的多樣性不是絕對等同的，語言是具有文化屬性的，但語言與文化的關系遠非人們想象的那么簡單。文化具有超語言性，并不一定一種人類語言的消亡，就意味著人類失去一種文化。因為生物遵循的是自然規律，而語言遵循的是社會規律。

（三）語言和諧問題的研究

中國共產黨十六屆四中全會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構想，“和諧”一詞便成了社會的熱門話題，諸多領域的專家學者都把“和諧”理念引入本學科領域，在此背景下，國內語言學界也提出了“語言和諧”的概念。“語言和諧”有兩層含義：一是語言內部的和諧，即語言的字詞句正確；二是語言的外部和諧，即語言的使用者如何選擇更好的表達方式以達到最佳效果，在對待語言和諧的態度上，學者們的觀點較為一致：語言和諧是社會和諧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語言生態系統自身必須和諧發展，語言生態系統與其生存的生態環境也需和諧共處。從當前的研究成果看，對語言和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分析當前社會中語言不和諧的現實表征及制定相應對策上。當前語言不和諧的最基本表現形式就是“語言污染”問題。“語言污染”是指一種正常的語言在社會的影響下，混入了不正常的雜質，使明快、清新、純潔、健康的語言變得艱澀、累贅、空虛和骯臟，影響語言的正常交際，損害語言的內質和肌體，并導致語言所承載的文化遭受污染和損害。有關語言不和諧的表征，有的學者根據語言自身的性質特點概括為：封建化、粗鄙化、庸俗化、洋化；有的學者根據語言的表達方式概括冷語、惡語、霸語、低俗語、官腔、蔑語和錯位詞語。盡管各專家的著眼點不同，但都勾勒出不和諧語言的基本特征：不平和、不平等、不溫馨和不規范。對造成語言不和諧的歸因分析，也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歸納總結起來大概有四個方面的因素：1.社會普遍的心理原因。2.內在社會文化心理原因。3.商品經濟浪潮沖擊。4.封建意識劣根的影響。在對不和諧語言的治理對策上，湘潭大學的盛新華教授提出了四個原則：第一，反映規范命題的語言應以人性化的表達為基點；第二，反映公權力的語言應以保護公眾私權為準則；第三，反映弱勢群體的語言應以維護人的平等和尊嚴為前提；第四，標新立異的語言應以歷史背景為參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周慶生教授也指出，要解決我國的語言和諧問題，二，民族語與漢語的和諧；第三，普通話與漢語的和諧；第四，官方語與民間語的和諧[13]。這些措施都有都很有針對性，有的已經在我國語言規劃中得以運用和體現。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時代命題被提出后，黨的十七大又提出了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構想，在黨的十八大報告中，同志又鄭重提出要大力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可以預見，今后一段時期，生態文明建設必將成為和諧社會建設的主旋律之一。當前，國內學者把語言生態環境放在和諧社會這個大背景下的研究才剛剛起步，研究領域僅限于和諧語言等狹小范圍，從事研究的也大都是語言學家和社會學家。在和諧語言生態環境研究這一領域中，政治理論工作者不可或缺。廣大政治理論工作者若能運用馬克思主義的人學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理論觀點去審視當前語言生態環境問題，深入研究語言生態環境與和諧社會的關系，不斷進行理論創新，為構建和諧社會提供新的理論支撐，定會在和諧語言生態環境研究這個領域大有作為。

作者：秦琳單位：廣西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