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行政程序與訴訟程序。筆者首先分析了行政程序的定義，認為行政程序是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力的程序，在現代社會具有雙層含義，包括技術層面的行政程序和制約行政權力層面的行政程序。其次，對行政程序與訴訟程序作了比較研究，指出二者的異同及行政程序對訴訟程序的吸收、借鑒。提出行政程序不能完全司法化，只能結合行政程序自身的特點，適當吸收司法程序，在一定程度上實現司法化。

第二章，行政程序法的基礎理論。筆者從批駁“程序法等于訴訟法”的觀點入手，闡述了行政程序法的概念、淵源和功能。行政程序法作為程序法的一種，是指規范行政機關和相對人在行政程序中的權利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其中，又以行政機關的程序義務為規范的重點，主要規定了行政機關在行政程序中所應履行的程序義務。行政程序法的淵源包括憲法、行政程序法典、單行行政程序法律和程序與實體規范并存的單行法律文件。在現代社會，行政程序法具有以下三項功能：保證實體法正確實施、行政程序公正和實現資源優化配置、提高行政效率。

第三章，行政程序法的歷史發展。筆者分析了行政程序法產生的理論基礎、現實條件和行政程序法發展的三個階段，認為行政程序法的產生以法治理論、權力制約理論

、人的主體性理論和程序正義理論為理論基礎，而行政權力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擴張帶來的制約行政權力、提高行政效率的現實需要直接促使了行政程序法的出臺。行政程序法的產生，是20世紀以來人類社會經濟、政治以及法律文化深刻變革的綜合產物。行政程序法的發展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以奧地利為代表，立法的目的主要是提高行政效率；第二階段以美國和德國為代表，這一階段較之第一階段，更強調對公民權利的保護；第三階段以日本為代表，仍以促進行政的公開、透明，保護公民權利為主要內容，但立法的重心由歐美轉移至亞洲。筆者最后概況總結了中國行政程序立法發展的三個階段及相應的特點。

第四章，行政程序法的目標模式和體例模式。關于目標模式，筆者明確了目標模式的劃分標準，指出目標模式的劃分具有相對性，并對權利模式與效率模式進行了比較研究，提出中國未來行政程序法應該選擇權利效率并重模式。關于體例模式，筆者明確了體例模式的劃分標準，分析了分散規定式和統一法典式兩種體例模式各自的優缺點，提出中國未來行政程序立法應選擇統一法典式，但目前制定統一行政程序法典的時機尚未成熟，可以先在行政許可法、行政強制執行法中規定相應的行政程序，同時著手制定行政程序法的準備工作，等到時機成熟，不再制定單行的行政程序法律，轉入制定統一的行政程序法典。

第五章，行政程序法的適用范圍、基本內容和立法架構。關于適用范圍，筆者分析了適用范圍的規定方式，適用行政程序法的主體和事項。關于基本內容，筆者指出行政程序法與行政法法典化的關系，認為行政程序法的基本內容可從三個方面界定：1、是否包括實體法；2、是否包括內部行政程序；3、是否包括行政復議程序。關于立法架構，筆者分析了程序與實體并存型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構和行政程序法程序性規定的立法架構，并對我國未來行政程序法的立法架構作出設想。

一、作為一項原則的程序中立

程序中立作為程序正義對法律程序的一項基本要求幾乎是顯而易見的。如果程序不是中立的，例如程序制度對一方當事人有利而對另一方當事人不利，或決定制作者偏袒一方當事人，都會使人產生一種感受：即程序沒有給予所有的人以平等的對待。程序中立的核心價值就在于，承認所有的程序參與者是具有同樣價值和值得尊重的平等的道德主體，因此必須給予他們同等對待，否則就意味著存在偏私。

程序中立在制度上最主要的是要求有一個不偏不倚的決定制作者，這一點在現代法治社會中已被普遍認同。聯合國于1996年通過的《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明確承認在刑事訴訟和大多數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應當享受接受一個由“合格的、獨立的、不偏不倚的”裁判主體進行裁判的權利。[1]美洲國家于1969年通過的《美洲人權公約》對此也作了規定，要求主持司法性程序的主體必須是獨立公正的。

[2]于1950年制定的《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也要求，操作法律程序的主體應當是獨立的和公正的，[3]但是對于其是否必須“合格”則沒有作出規定。

程序中立的上述要求也為許多國家的憲法所承認。美國憲法修正案第5條以及第14條所確立的“正當程序”包含了程序操作主體必須獨立、公正這一要求，加拿大的《權利與自由憲章》第11條要求所有刑事案件的被告都有權獲得“由獨立而公正的裁判者主持的審訊”，以保障所謂“基本的正義”。我國1982年憲法也明確規定，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其他機關、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人民法院必須獨立公正地審理案件。可以說，程序中立的要求在我國憲法中已有了明確的規定。最近修改的刑事訴訟法和民事訴訟法對程序中立的要求又進一步作了具體的規定。

程序中立的要求自然也為各種程序法所規定或確認。幾個世紀以來作為西方法律程序基本原則的“自然正義”，一直將公正、獨立的裁判者作為其一項最基本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作為其自己案件的法官。這一要求的實質就是為了保障程序主持者和裁判者的中立性?；舻律ü伲↙ordHodson）在“里奇訴鮑爾溫（RidgeV，Baldwin）一案中辯稱：”自然公正有三點無可爭辯的特征：第一，有權向不偏聽偏信的裁判所陳述案情；第二，有權知道被控的事由（事實和理由）；

內容提要：文章通過對正當程序自二十世紀70以來的發展所進行的簡要考察，試圖解釋在不斷變動的正當程序實踐背后某種不變的價值。以此為思路，文章提出了“最低限度公正”之概念并運用這一概念對我國行政程序立法中的公平與效率之爭進行另一種角度的思考。

主題詞：正當程序，尊嚴本位，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法

一、序論

正當法律程序（dueprocessoflaw），更為準確地說應為“正當法律過程”，1是美國憲法修正案所確立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法律制度，但對于什么是正當法律過程、正當法律過程在制度上應當具備哪些要件等問題在理論和實踐中都不甚明了。從法院適用正當程序條款的實際情況看，該條款具有一定的“彈性”，但不論是法院還是學界都認為，這種“彈性”只有在確立了一種穩固的、包含價值導向的基礎作為原則性要求時，才能具有合理性，才能限制恣意。缺乏某種原則的“彈性”并不是靈活性，而不過是恣意或反復無常的代名詞。2因此，對正當法律過程的考察，必須將其基本原則與精神作為重點。

就正當法律過程條款適用的理論實踐來看，正當法律程序條款實質上對政府的活動施加了兩方面的限制，即“程序的正當過程”（proceduraldueprocess）和“實體的正當過程”（substantivedueprocess）。實體的正當過程指當政府剝奪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提供充分的理由以證明其行為的必要性。換言之，實體性正當過程要求政府必須為其行為提供正當化的理由。實體性正當過程主要被法院運用于對立法之合憲性的審查。3關于實體性正當過程，理論上仍然存在爭議。4程序性正當過程是指包括行政機關在內的國家機關在作出決定剝奪公民的生命、自由或財產時，必須遵循正當的法律程序。換言之，程序的正當過程對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的活動施加了最基本的程序性要求，即行政過程在程序上必須滿足最低限度的公平。

本文試圖從行政程序角度對程序性正當程序適用中的最新發展進行考察，提出“最低限度的公正”是正當程序的核心要求。以此為背景，筆者將對我國行政程序立法中價值模式問題進行探討。

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來，在中國這一傳統的“重實體、輕程序”（指法學意義上的程序，即法律程序）的東方大國逐漸形成了一股“程序熱”的研究浪潮。

在這場程序熱浪潮中，行政法學界也不甘寂寞，不甘人后。為了行政程序法的早日出臺，眾多專家學者撰文為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典化鼓而呼，有的學者發出“依法行政即依行政程序法行”的吶喊，有的學者奏起了“行政程序法是中國行政法制現代化的基礎”的號角，行政法學界上上下下對行政程序和行政程序法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的研究和思考。

一、關于行政程序含義的討論

有行政行為就有行政程序，但什么是行政程序目前尚未形成一個為各國行政法學界共同接受的概念。實際上也很難形成一個各國普遍適用的行政程序概念，這主要是因為各國法律傳統、行政法基本觀念的差異以及各國行政程序法調整范圍的不同。

國內在一個相當長時間內，行政程序法被行政訴訟法的光芒所遮蔽，學術界對于行政程序的研究一直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1986年《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頒布，開始引起人們對行政程序的關注。1989年《行政訴訟法》的制定吸引了更多學者投入到行政程序理論研究的行列中，學者們在介紹和研究歐美行政程序理論的同時也紛紛開始構建中國的行政程序理論體系，其中對行政程序的含義之爭成為行政程序研究中的第一個爭論點。

迄今為止對行政程序的含義之爭在我國主要形成了兩種代表性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行政程序是指行政主體的活動程序，即行政主體采取行政行為的步驟、方式、次序”。行政程序行為的主體必須是行政機關以及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和個人，行政相對人不能成為行政程序行為的主體，行政相對人的行政程序至多只是引起行政程序開始、終止或終止的一個前提條件。類似觀點再如“行政程序是行政主體作成，變更或消滅有效行政行為所必須遵守的，由互相銜接的先后階段所組成的法律程序?！?/p>

本文作者：馮健鵬

實驗設計

本實驗參照甘高實驗基本框架并結合我國實際情況設計，但與甘高實驗有兩點基本的不同:首先，本實驗除了檢驗正當程序的具體標準對程序正當性的影響，還將驗證立法程序是否影響人們對于立法結果的接受程度———前者探討的是“怎樣的程序才是正當程序”，后者探討的則是“正當程序有用嗎”。在具有悠久正當程序傳統的國家，后一問題的答案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我國，這仍是正當程序研究的基本問題。同時，后一問題也可理解為:經過多年的法治建設，正當程序的理念已在多大程度上為人們所接受?對此的實證研究在我國有著特殊的意義。其次，本實驗并不會重復“倫理性－事務性”這一議題分類———正如甘高所承認的，影響程序正當性評價的議題分類具有多樣性，對此的一般性研究尚不深入。④因此，本實驗選擇了平等領域中“易產生差別感－不易產生差別感”的分類，并希望實驗結果有助于程序正當性評價中議題分類所起作用的一般性研究。此外，基于我國的實際情況，并考慮到受試者的熟悉程度，本實驗的測試內容集中于立法的公開征求意見過程。(一)假設本實驗首先意圖探究的問題是:正當程序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有助于人們接受立法結果，尤其是那些自己本來并不認同的立法結果。因此，基于傳統的正當程序理念，本實驗提出假設如下:假設1:人們越是感覺到立法程序是公正的，就越容易接受立法結果。那么，怎樣的程序才是“公正的立法程序”呢?從實驗的角度，需要將“正當程序”這一理念具體化為若干可以衡量與比較的因素。相關領域的研究已經有深厚積累，如英國普通法的“自然公正二原則”、美國學者薩莫斯提出的十項“程序價值”、貝勒斯提出的八項“程序利益”、我國學者季衛東提出的程序的四項基本原則、六項構成要素和八項判斷標準等。⑤在此基礎上，結合立法的特點，本實驗提出體現立法程序正當性的三個要素:平等參與、充分交流、信息公開。在本實驗的設計中，平等參與一方面表現為利害關系各方都具有表達的機會;另一方面表現為官方的中立性———因此，本實驗考察影響程序正當性的四個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達機會、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開。其中有兩個都涉及到程序的平等屬性，這主要是考慮到無論是三個要素還是四個制度特征，都還只是較抽象的概括，在制度上仍然有不斷細化的空間;在相對全面地考察正當程序各制度特征的同時，還有必要就某一特征進行較為深入的考察。因此，本實驗針對正當程序的平等屬性，即“平等的程序”，試圖進行相對更為深入的探究。參照甘高實驗并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提出假設如下:假設2:具備正當程序制度特征(各方均有表達機會、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開)的立法程序有助于提高人們對于立法過程正當性的評價。假設3:當立法程序欠缺相關的制度特征時，實體觀點對于立法過程正當性評價的影響就超過相關制度特征的影響。在議題方面，本實驗關注平等領域。這是由于我國目前在立法平等領域中存在著大量爭議問題，這既為實驗的設計提供了足夠的空間，也令本實驗具有更大的社會現實意義。盡管本實驗不會重復甘高實驗中“倫理性－事務性”的分類，但這種分類是富有啟發性的:它區別了人們支持某類實體結果的堅定程度，這顯然會影響其對于程序的評價。因此，本實驗采用“易產生差別感－不易產生差別感”的分類;這里的“差別感”指對于處在不同情況中的個人或群體的強烈感受，如厭惡、崇拜、憐憫等;而“不易產生差別感”就是指即使和對方處在不同情況中，也不會對其有特別的感受———在某種意義上，平等問題的背后正是差別感。經驗表明，易產生差別感的議題相對而言更容易形成刻板印象，從而更容易令人產生“正確結果”的預期;在本實驗中，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選擇家庭出身，不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選擇生活方式。本實驗的這一假設表述如下:假設4:涉及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時，實體觀點對立法過程正當性的影響大于正當程序制度特征的影響;涉及不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時則相反。本實驗設計了兩組虛擬新聞報道:涉及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是關于外來工子女義務教育階段入學享有與本地學生同等待遇的立法(記為“甲組”);涉及不易產生差別感的平等議題是關于公園禁止衣衫不整者入內的立法(記為“乙組”)。(二)實驗步驟本實驗的基本步驟是:首先，請受試者填寫一份調查問卷(問卷A)，調查內容包括受試者的基本情況以及對于相關問題的看法。然后，請受試者閱讀給定的虛擬新聞報道。最后，請受試者就所閱讀的內容填寫第二份問卷(問卷B)。本實驗以在校大學生作為受試者，⑥因此在問卷A中受試者的基本情況包括性別、年齡、學校、專業類型、入校時間和入校前的戶籍情況。調查的問題包括平等觀(傾向于機會平等還是結果平等)、平等感(對社會現狀是否平等的感受)、產生不平等的因素、對虛擬新聞報道所涉議題的實體觀點(即“外來工子女是否可以與本地學生同等待遇入學”或“公園能否拒絕衣衫不整者入內”)、社會參與度、對立法是否公正的感受和對執法是否公正的感受。調查問題中，“產生不平等的因素”給受試者提供備選因素，其他問題的回答都用從0到1的數值標注:非常積極=1，積極=0．66，消極=0．33，非常消極=0(在對平等觀的回答中，結果平等=1，傾向于結果平等=0．66，傾向于機會平等=0．33，機會平等=0)。在問卷B中，針對假設1的問題表述為“本文中，您在多大程度上能接受地方立法機關的最終決定”。針對假設2的四個制度性因素，“各方均有表達機會”對應以下問題“在您看來，本文中與您觀點相同或相近的人是否有足夠的機會表達意見”;“官方的中立性”對應以下問題“在您看來，本文中是否存在官方刻意偏袒或壓制某種觀點的情況”;“充分交流”對應以下問題“在您看來，本文中的各種觀點在立法討論過程中是否有足夠的交流”;“信息公開”對應以下問題“在您看來，社會大眾在本文所描述的這個立法過程中所能了解的立法信息是否充分”;而整體程序正當性則對應以下問題“在您看來，本文所描述的這個立法過程是否公正”。每個問題的回答都用從0到1的數值標注:非常積極=1，積極=0．66，消極=0．33，非常消極=0。(三)議題類型及其表述在甲組和乙組的基礎上，每個議題都包括兩種相反的立法結果，而每種立法結果又各包含“符合正當程序”和“欠缺正當程序”兩種情況———這樣，虛擬新聞報道就有八種類型(參見附表一)。同時，本實驗設定的四個制度因素都會通過特定的敘述方式加以對比表現(參見附表二)。

實驗過程及數據

實驗于2012年第一季度在廣州高校中開展。共有427名學生有效完成實驗。實驗采取了一定的措施確保沒有學生重復參加。在所有受試者中，女生占50．4%，男生占49．6%;受試者年齡最小的16歲，最大的28歲，平均年齡20歲，其中年齡介于18至22歲之間的占94．1%;理工科專業學生占50．8%，人文社科專業學生占46．4%，藝術或體育專業學生占2．8%;入學前為城市戶籍的占52．2%，入學前為農村戶籍的占46．4%，還有1．4%的受試者不清楚自己入學前的戶籍類型。在實驗數據的信度和效度方面，運用SPSS軟件的Cronbach＇sAlpha系數對問卷中14個詢問態度的問題進行檢驗，系數值為0．702，表明了問卷較好的內在信度。這14個問題的Kaiser－Meyer－Olkin度量值為0．822，Bartlett球形度檢驗的sig值遠小于0．01，表明了問卷較好的效度。實驗調查了受試者所認為的造成不平等的因素。問卷列舉了八項社會因素，請受試者從中選擇容易造成歧視的選項(可多選);這八項因素按照選中率的順序排列如下(括號內為選中率):財富(73．1%)、家庭出身(66．5%)、職務或身份(55．5%)、個人能力(36．5%)、生活方式(15．9%)、性別(14．3%)、民族(8．4%)、機遇(5．9%)。還有3．3%的受試者填寫了問卷未列舉的其他容易造成歧視的因素。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出身”的選中率遠高于“生活方式”。同時，在議題實體觀點的調查中，甲組(即“外來工子女是否可以與本地學生同等待遇入學”)有26．2%的受試者選擇了不太堅定的回答(即“一般情況下可以”或“一般情況下不可以”)，而乙組(即“公園是否可以拒絕衣衫不整者入內”)則有58．1%的受試者選擇了不太堅定的回答———這兩組數據都有力地支持了以“家庭出身”和“生活方式”進行對比實驗的選擇。同時，本實驗試圖通過虛擬報道中的不同描述，在“各方均有表達機會”、“官方的中立性”、“充分交流”、“信息公開”四個程序的制度因素上令不同組別的受試者形成不同的感受。按照設計，甲一/甲二、甲三/甲四、乙一/乙二、乙三/乙四這四個對照組均為實體結果相同，但前者符合正當程序要求而后者不符合。用SPSS軟件的t檢驗分析四個對照組相關因素以及對程序公正整體感受的差異性(雙側P值)和樣本均數(結果見附表三)。結果顯示:四個制度因素以及對程序公正的整體感受在四個對照組都顯示出明顯差異(雙側P值遠小于0．05);而樣本均數在四個對照組中都是前者高于后者———這說明不同的虛擬新聞報道的確令受試者感受到了不同。換言之，本實驗所提供的描述方式確實以預期的形式影響了受試者，從而確保了驗證本實驗假設的前提。

對假設的驗證

四要堅持依法按程序辦事。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組織原則，也是人大及其常委會依法履行職權必須遵循的原則。人大工作與其他國家機關的工作相比，方式有很大不同。人大及其常委會主要是通過會議形式，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則，依照法定程序，集體行使職權，集體決定問題。人大依法履行職責，無論是行使立法權、監督權、重大問題的決定權，還是行使人事任免權，都必須充分發揚民主，嚴格依法按程序辦事。要認真聽取人大代表和常委會組成人員的意見包括不同意見，保證他們充分發表意見的民主權，做好充分審議、集思廣益，在基本達到共識的基礎上依法進行表決，實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數人的意見作出決定，使人大制定的法律和作出的決定更好地體現人民的共同意志，更具有權威性。

一、根據法律程序的運行結果進行判斷

這種評價標準是工具主義程序理論對法律程序是否正當的評價標準。這種評價標準的特點是利用外來的參照物來評價法律程序的正當性。

工具主義程序理論認為，法律程序不是作為獨立的和自治的實體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實現某種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對于實現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時才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實體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懲罰和抑制犯罪這一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減少人類的痛苦；而刑事審判程序的惟一正確目的就在于確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實現。就工具性程序價值理論的評價標準而言，它始終無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問題。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實現實體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實體真實的過程中我們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種工具和手段?如果這個標準成立，那么在刑事訴訟中利用刑訊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證據也可以成為定案的依據。這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認為法律程序僅僅是實現實體法目的的工具反過來會損害實體法目的的實現。例如，在刑事訴訟中，如果過于強調打擊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證的現象就會大量出現。由于任何一個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種原因而成為刑事訴訟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這種非人道的待遇。對某個具體的案件而言，這似乎達到了實體法的目的，但從整體而言，結果卻是相反的。

二、根據法律程序進行判斷

這種評價標準認為，評價法律程序的惟一價值標準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內在的好的品質，而不是程序作為實現某種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個人的尊嚴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有一套具體的行為規則來約束程序主體的行為第二，在程序運行的過程中，所有的程序參與人都知道程序的運行過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眾也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運行情況；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第五，法律程序的運行結果具有排它性。

一、根據法律程序的運行結果進行判斷

這種評價標準是工具主義程序理論對法律程序是否正當的評價標準。這種評價標準的特點是利用外來的參照物來評價法律程序的正當性。

工具主義程序理論認為，法律程序不是作為獨立的和自治的實體而存在的。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可以實現某種外在目的的手段和工具，而且它只有在對于實現上述目的有用或有效時才有存在的意義和價值。這種外在的目的和手段主要是指實體法的目的，例如，刑法的目的在于懲罰和抑制犯罪這一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減少人類的痛苦；而刑事審判程序的惟一正確目的就在于確保上述刑法目的的實現。就工具性程序價值理論的評價標準而言，它始終無法回避法律程序的道德性問題。第一，如果法律程序只是實現實體法目的的手段和工具，那么在追求實體真實的過程中我們是否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各種工具和手段?如果這個標準成立，那么在刑事訴訟中利用刑訊逼供等非人道手段取得的證據也可以成為定案的依據。這在現代民主社會中是不可想象的。第二，認為法律程序僅僅是實現實體法目的的工具反過來會損害實體法目的的實現。例如，在刑事訴訟中，如果過于強調打擊犯罪的做法得到支持，那么用不人道方式取證的現象就會大量出現。由于任何一個公民都有可能基于各種原因而成為刑事訴訟的被告人，因此，所有的公民都可能受到這種非人道的待遇。對某個具體的案件而言，這似乎達到了實體法的目的，但從整體而言，結果卻是相反的。

二、根據法律程序進行判斷

這種評價標準認為，評價法律程序的惟一價值標準是程序本身是否具有一些內在的好的品質，而不是程序作為實現某種外在目的的有用性。它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程序的形式是否公正，二是個人的尊嚴是否得到尊重。

程序的形式公正包括如下幾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有一套具體的行為規則來約束程序主體的行為第二，在程序運行的過程中，所有的程序參與人都知道程序的運行過程，程序以外的其他公眾也可以通過合法的方式了解程序的運行情況；第三，程序的主持人中立；第四，聽取雙方當事人的意見；第五，法律程序的運行結果具有排它性。

（－）《特別程序法》根據我國締結加入的國際海事公約、我國《海商法》及其他相關法律確立的海事法律制度，設立了相應的訴訟程序制度，使得海事法律賦予海事關系當事人的權利能夠通過海事訴訟得以實現，使海事審判工作進入一個有法可依、執法必嚴的新階段?！短貏e程序法》的頒行，不僅完善了海事訴訟程序法，彌補了我國《民訴法》的不足，更使我國的訴訟程序法律從整體上充實起來，形成與其他審判相適應的更加完備的程序法，從而進一步規范審判活動，提高審判質量，推動海事審判工作全面發展。

（二）涉外審判在海事審判中占有重要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海事審判與刑事、民事、經濟和行政審判一樣迅速發展，自1984年至1999年上半年，全國海事法院受理一審海事案件25000余件，其中涉外案件3746件，案件當事人涉及73個國家和地區。我國法院作出的這些涉外海事裁判許多需要外國法院的承認與執行。到目前為止，我國已與22個國家簽訂了雙邊司法協助協議，這些協議都以作出裁判的法院對案件有管轄權作為其承認與執行的重要條件之一。但在《特別程序法》頒行前，我國對某些涉外海事案件的管轄權尚缺乏明確的法律規定?！短貏e程序法》的誕生彌補了這一缺陷，明確確立了我國法院對相關海事案件的管轄權，使我國法院的涉外海事裁判在外國的承認與執行得以規范、有序進行。

（三）海事訴訟受國際社會相關制度的深刻影響。隨著大量國際海事公約的簽署和生效，各國更加重視對海事訴訟程序立法的完善。我國是一個海洋和航運、貿易大國，船舶總噸位居世界第五，進出口貿易貨物的90%以上通過海運完成。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特別是香港、澳門回歸，“WTO”的即將加入，我國的航運業將會進一步發展，各種類型的海上經濟活動也將更加興旺?！短貏e程序注》的頒行，使我國有了一個在國際上較先進完善的海事訴訟程序法律，為我國加入“WTO”提供了更好的海事法制環境；同時既適應了我國海事審判的實際需要，又與國際社會的相關海事公約或者海事程序法律規范相適應，從而推動我國海事審判盡早走向亞洲，走向世界。

（四）海事訴訟是一種特殊的經濟或民事訴訟。《特別程序法》就是為此而設立的特殊的民事訴訟制度，是對《民訴法》關于民事訴訟程序的必要補充?！短貏e程序法》是《民訴法》的特別法，在海事訴訟中優先運用《特別程序法》，同時適用《民訴法》。《特別程序法》的頒行，較圓滿地解決了海事訴訟程序方面特別法與一般法的關系，必將推動海事審判進一步向規范化、法制化的方向健康發展。

要切實開創海事審判工作的新局面，使海事審判工作在前15年的基礎上再上一個新臺階，還需我們廣大海事司法干警，在各有關部門的正確領導、監督、指導下，繼續拼搏、努力、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基礎上，切實學好《特別程序法》，不斷提高海事執法水平。

（－）深入學習《特別程序法》，切實理解、領會、掌握其內容?！短貏e程序法》專業性強、內容復雜，涉及多種“特別”程序、訴訟關系，要全面領會、掌握其內容亦非易事。在學習中要注意求實、求深、求活。

正當羅爾斯在《正義論》中把公正程序比喻為“切蛋糕”的規則。蛋糕是權利和利益的象征，對于負責分配蛋糕的人來說，如果程序性規則允許他在為別人分蛋糕時可以不加限制地為自己留一塊，那么他很大可能會盡量少地分給別人，而留給自己盡可能多的份額;如果程序性規則規定只有在把蛋糕均等地分配給其他人之后，切蛋糕的人才能最后領取到自己的，那么他就會盡最大的努力盡可能地平均分配蛋糕。由此可以看出，程序性規則對于實現實體權利是無比重要的。

在我們越來越注重自己的合法權益是否受到保障的現在，程序法和實體法律一樣，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尤其是在公民與政府的博弈之中，對處于弱勢地位的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的保護來說，程序法更是必不可少。程序合法、程序正當，也成為檢驗一個行政行為的重要標準。而行政程序法是實現憲法價值的技術性法律。在固有的憲法性制度框架內，我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獲得行政立法的“裁量”空間，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中國現代行政法所面臨的處境是，曾以時間先后的線性特征出現于西方社會中的行政法問題，今天則同時以平面特征出現在當下中國社會之中，致使中國現代行政法陷入窘境。”中國現代行政法起步時間短，但是卻要面臨本不是初始階段所要面臨的各種問題，法律之于現實的滯后性，在行政程序法方面尤其表現得淋漓盡致。對于中國復雜的現實情況來說，在行政程序立法方面，我們要解決的困難更多更棘手，我們需要發揮更大的想象力和創造力，我們的發展情況不同于以往各個國家在同時間段的狀態，因此，我們需要以自己的發展特色為中心，從自身出發尋找解決問題的思路。

首先，現代社會的復雜性體現在行政程序法的多元功能上，它可能不純粹是一種權利防御行政權侵害的程序性機制，更應該是積極保護行政相對人請求權實現的制度。如果只是第一種功能，則只需要程式化的規定一系列限制行政權的條文，把行政行為和實現行政行為的過程放入法律的約束里即可，而若要進一步積極地保護行政相對人的請求權，而不是消極地等權利受到侵害才采取行動，則需要行政程序法的制定兼顧更多的方面。把重心放在行政過程之中，在國家–市場–社會的互動之間完成行政任務。

其次，由于中國地大物博，各地的情況差異性也特別明顯，在制定法律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這個方面。我們制定法律的經驗一直都是先在地方找試點，在試點的實施情況中總結經驗，最后再在國家層面上制定適用于所有地方的統一規定。因此，莫于川曾說過“在法定權限和程序的制度框架之內，由地方局部試點積累經驗加以完善再到全國范圍內予以推行，可以說是法律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選擇?！毙姓绦蚍ǖ闹贫ㄈ匀豢梢圆捎眠@種方法，從地方的立法實踐中總結出經驗，進而推動更多的行政程序地方立法實踐，最后在適當的時機向全國推廣。

再次，行政程序法需要發展出一種行政內部自我監督機制來保障行政程序法的實施。由于社會對政府的天然的信任程度較低，經驗告訴我們，內部監督往往淪為內部不監督，無法發揮實質性作用，可是由于內部行政行為的特殊性，我們仍然需要一個有效的內部監督體制，這就需要我們在涉及該問題時需要進一步創新，力圖使內部監督切實產生應有的作用。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我們要改變自己傳統觀念里的非法治理念，尊重并支持行政程序中的法治理念，繼而使我們能夠接受行政程序，而不致于引起觀念沖突。非法治觀念的摒棄并非一朝一夕就可完成，它需要我們潛移默化，用文化的力量來改變，最后逐漸消除人們心中抵制法治的觀念。我們要逐漸增強人們對法律的信賴，只有當人們自覺地接受一部法律，進而用其指導自己的生活，并內化為行動自覺性，這部法律才能稱之為成功，法律的真正目的不是為了懲罰違背者，而是為了成為一種全社會的信仰。對于行政程序法來說更是如此，它介于行政權和公民權利之間，防御更容易傷害公民權利的行政權，對于其法治要求來說相對更高，因為它所要防御的“敵人”很強大。

中國需要一部統一的“行政程序法”，這已經是許多人的共識，然而，從各國的實踐經驗來看，這項工作是很復雜也很艱難的，再加上中國特殊的發展情況，使這項工作顯得更為艱難。但是，即使是困難重重，我們也不能放棄為制定“行政程序法”而作出更多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