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引進外資已經走過了近30年的歷程。隨著外資越來越多地涌入中國,有關外資對中國經濟作用的爭論也激烈了起來。有人說,從各行業的產出構成看,外資沒有形成壟斷威脅。但近日發表的《2005年非國有經濟報告》對此提出了異議。

報告認為,這種說法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即在中國產業集中度普遍偏低的情況下,外資在進入各重要產業時率先占領其戰略制高點,大面積控制了中國裝備工業的龍頭企業和其他產業的高端領域,國內的民企、國企紛紛淪落為“小妾”,這是不是一種另類的要命威脅呢?因此,報告建議,要謹防外資的產業“斬首計劃”。

外資企業平均利潤是內資企業的八倍

從2005年的情況來看,“非國有經濟報告”的這一建議并非無的放矢。2005年在外商投資增速大幅下降的同時,外資卻加快了向中國關鍵和主要產業的高端領域進入和擴張的步伐。在一些地方,外資控股中國裝備工業的龍頭企業一路高歌猛進,使這些行業中的內資企業感覺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壓力。

外資對實現技術轉移,促進中國經濟增長和一體化進程,以及建立一個良好的制度環境,特別是在用開放促改革方面,功莫大焉。目前,在國內80多個行業中,對外資開放的行業約為60個。在去年中國約10%的GDP增長中,外資貢獻了3.67個百分點,整個經濟增長超過三分之一來自于外資的增量。很難想像,沒有外資,我們今天的生活會是什么樣子。

每年1000億財富流向外國投資者的腰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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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八月，我約關天茶舍的王怡、樸素、一聽，閑閑書話的季米、讀書論壇的蕭峰籌劃《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紀念文集》征文活動。緣起是因“九十年來，辛亥革命的歷史意義在意識形態的壟斷下已被兩岸的御用史學家和官方教科書定性，成了證明某種‘歷史必然性’的教條。與此同時，大量的史料或被塵封在檔案館里，或被當事人帶進了墳墓，許多缺乏見證的歷史事件成了千古懸案。而被灌輸了‘歷史必然性’思想的一代青年，或以虛無主義對待歷史，或以歷史唯物主義解讀歷史，放棄了對辛亥革命這一偶然性事件的探索和對歷史發展多樣性的追問，放棄了辛亥革命對中國憲政進程的影響這一課題的研究，沉溺在撫今追昔、緬懷先圣的廉價的感慨之中。歷史研究的向度被有意和無意地扭曲，成了‘歷史學家’和民眾虛妄精神的根源。”（見《征文啟事》）鑒于此，我們想通過征文，傾聽網友和體制外學人對辛亥革命的新認識。征文原定期限是從九月十日至十一月十日，后因故推遲到十二月三十一日。這次征文共有28位作者發表文章35篇（一篇文章分數次發表的算一篇）。另有數位海外學人惠寄的文章因故未能發表；還有幾篇約稿因過了征文截稿期，經作者同意，未收入紀念文集；在此，我向這些作者表示感謝和歉意。

元旦過后，我就著手整理征文的文稿，本想趕在春節前編目結集，制成下載文本，但因工作太忙，未能如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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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期間，一位網友來電話拜年，閑談之中，提到了辛亥征文。他是一名教師，他對“辛亥征文”發表的文章，感觸很深，對學校幾十年來用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歷史教材，對小學、中學、大學生灌輸僵化的歷史觀念、掩蓋和歪曲歷史真相，表示了自己的憂慮和不滿。

民國以降，特別是在1919年興起的新文化運動之后，受中國傳統儒學觀念支配的傳統史學體系崩潰，在西方歷史哲學和各種史學流派的影響下，中國歷史研究呈現了多元化的局面。1949年后，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中國歷史研究中的選題和方法開始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在歷史研究和教學中，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完全按照官方意識形態和時事政治的需要進行解釋和評價，以使其符合馬克思主義與思想的“歷史唯物論”史觀。歷史研究的重點只局限在很少幾個所謂的關鍵問題上，如中國古代歷史分期問題、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問題、明末資本主義萌芽問題、鴉片戰爭后帝國主義侵華史、辛亥革命與“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斗爭史……而許多本該研究的重要的歷史問題卻成了研究和教學領域的空白或薄弱環節，既缺乏民間史料和官方歷史檔案的整理、出版，又缺少客觀的論辯和分析，對外國史學界、港臺史學界敏感選題的論著概不出版，對其研究成果更是諱莫如深。“”結束后的二十多年來，歷史研究雖然向著多元化邁進了一大步，但體制內學者的研究和著作出版依然囿于意識形態的范疇內，大、中、小學的歷史教材依然沿襲“”前的歷史觀念，對歷史事件的選擇、闡釋和教學指導思想上并無多大的改觀。并且，通過應試教育的強制性，依然用錯誤的歷史觀念誤導學生，幫助當局推行愚民政策。

本文作者：張可榮工作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民族復興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達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理想與追求,涵蓋了“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時代任務用“復興”表達“衰落后再度興盛”之義,不是始于近代,而是古代中國人的創造。比如古代典籍中所謂的周朝“宗廟復興”、殷商“甲微復興”等,表達的就是恢復生機、重建秩序、積蓄力量、再度興盛等意義。近代以來,中國人在救亡圖存、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將“復興”與“民族”連用,組成“民族復興”概念,以表達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和理想追求。中國人的“民族復興”觀念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到20世紀30-40年代普遍流行,再到新中國60多年的豐富發展,始終圍繞中華民族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展開,逐步形成了集中反映中華民族文明特征與根本利益、完整表達中華民族歷史任務與理想追求的主旨意蘊。對此,我們可以用這樣四句話來概括,即繼往開來的歷史視野與文化情懷;團結統一的整體觀念與價值訴求;后來居上的頑強意志與宏大抱負;再作貢獻的民族自信與世界胸懷。[1]“繼往開來”,就是要承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接續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文化命脈;就是要挖掘和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讓傳統資源在時代潮流的蕩滌中閃耀出新的思想光輝;就是要在時代創新中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精神,并與時代精神相合相融,再創中華文明新的輝煌。[1]“團結統一”,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大團結和偉大祖國的完全統一,不斷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有的物質家園。[1]“后來居上”,一是承認落后而不甘落后,立志走向富強,追趕世界先進。二是緊隨時代潮流,完成現代化,實現中國崛起;三是重塑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尊嚴,讓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與世界強國“并駕齊驅”。[1]“再作貢獻”,就是要秉持和平與和諧理念,追求社會和諧,建設和諧世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就是要秉持合作與互利理念,以自身的穩定發展與創新發展惠及世界各國人民;就是要秉持責任與義務理念,“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致力于促進世界共同發展”,[3]不斷實現提出的“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的宏大抱負。綜上所述,民族復興所具有的豐富的歷史與時代意蘊,已經涵蓋了實現“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時代任務。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民族復興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比起現代化和中國崛起,其內涵更為根本和豐富,更具歷史感和時代感,更具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現代化”和“崛起”是世界近代以來文明演進中長盛不衰的經典術語與理念。其中,現代化是后起民族國家的普遍要求,崛起則是西方大國與強國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表達民族復興理想時,現代化就是一個重要任務和指標,“崛起”一詞也偶爾為人們所使用。青少年時代的就曾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訴說自己的抱負。新世紀以來,我們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理念,“中國崛起”也成為海內外媒體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并時常在同一語境中出現“民族復興”與“中國崛起”交替使用或“崛起復興”連用的情況。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現代化”還是“崛起”,都是基于現時代而指向未來的普遍性與單一性的訴求,而“民族復興”則是既基于歷史又基于現實并指向未來的具有獨特性和復合性的理念。就實現現代化而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比實現現代化更根本、更重要、更具特殊意義”;[4]就崛起而言,似乎它更為西方人青睞,也更能夠表達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現代西方強國,不是在帝國的廢墟上重新站起,就是發端于對新大陸的無盡開拓與西方列強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今天中國的成就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有中華民族5000年的歷史根基。正因為如此,從中國和東亞歷史的視角看,今天中國的發展,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復興’而不是‘崛起’。”[5]中國外交官兼學者的李肇星這樣說,“有關中國的國際地位,我個人從來沒有用過‘崛起’一詞。根據我上中學時語文老師的講解,‘崛起’這個詞,似乎含有點突然性和排他性的味道。而中國實力的明顯增長是……一點一滴的辛勤汗水和心血逐步積累起來的,是一個和平發展的過程,屬水到渠成……”。[6]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學者也看到這一點。英國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論及當代中國的發展時,一反西方國家和媒體慣用“崛起”概念的做法,使用了“東山再起”的概念。[7]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也看出了“崛起”一詞用于當代中國身上有點不合適,他說:“‘中國崛起’的說法并不準確,‘再次崛起’的說法才確切些。因為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歷史上看,中國一直都是東亞的主要強國”。[8]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否定“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表述與追求,只是表達這樣一層意思:不能因為努力于中國現代化和渴望中國崛起而丟掉民族復興的理想。

民族復興理念既照應歷史又指向未來,具有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是人類文明史上一道奪目的獨特景致。然而,自15世紀鄭和遠航終止、大航海時代開辟以來,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趨于緩慢,具有開放進取和包容性格的中華文明逐漸走向保守封閉與自我欣賞的境地,喪失了一次次轉型發展、順應潮流的歷史機遇,進而演變到政治體制僵化腐朽,思想意識陳舊落后,武備廢弛,一盤散沙,于19世紀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難深淵,成為西方列強凌辱的對象。面對如此悲慘境遇,中華文明如何接續發展?中華民族走向何方?先進的中國人發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呼喚與吶喊,并在20世紀匯聚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思想潮流。就這樣,“民族復興”成為中國歷史與時代的最強音,展現出了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首先表現在,“民族復興”適時肯定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堅定回應了中華民族的現實處境,明確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歷史使命。肯定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承認文化傳統的正當性,正是民族復興的物質前提與文化動因,也是我們始終保持民族自信與民族自尊的力量源泉。但是“現代化”和“崛起”概念就缺乏這一層思想內涵。實際上,“人類文明的任何過往都在指向著未來”。[9]中華民族只有從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河流”中走來,才有希望和未來。正如有的學者在論及“繼往開來”時所說的那樣:“屬于五千年,承認170年(1840年至今———筆者注),中國本位,容納萬流。五千年是一筆豐富寶貴的資產,不能隨便仍了。至于170年,你愛也好恨也好,它也沒白過,中華民族因為它倒下,也因為它新生”。[10]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也蘊藏在“民族復興”觀念演進與實踐探索的全部歷史過程中。“民族復興”是近代中國人探索民族國家出路的結晶,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未來。百余年來,其演進和發展的歷史與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抗爭相始終,與現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融為一體;其歷史內涵與時代意蘊,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而日益豐富,經過歷史與時代的不斷淘洗而日益清晰,成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愈挫愈奮、立志站立起來的精神支撐,成為志向高遠的中華民族不斷創造歷史、走向輝煌的思想旗幟,成為歷史與時代的核心話語和最強音符。考察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史,我們可以發現曾經存在著的復古傾向和盲目排外的聲音,但那至多是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史中的支流,早已成為歷史的塵埃。今天,有人把民族復興所表達的“繼往開來”、“返本開新”等簡單理解為“保守”與復古,把民族復興所秉持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的價值觀念片面理解為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其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的誤解。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還內含在“民族復興”所表達的民族觀念及其思想價值中。在中華民族苦難與抗爭的歲月里,民族復興首先反映的是民族危機與憂患意識,是試圖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的吶喊,所以,它擲地有聲,一呼百應;民族復興持續表達的是民族自衛與自救意識,是民族覺醒的生命亮色,是救亡圖存的迫切要求,所以,它在催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時,也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民族復興所不懈追求的是民族平等,祖國統一,國家昌盛,是中華民族的新作為與新貢獻,而不是復古也不能復古,不是排外也不能排外,所以,它歷經百余年演變而能夠持續得到認同與支持,不斷煥發生機與活力。

民族復興理念既立足中國又胸懷世界,達到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高度統一中華民族、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民族復興理念的關鍵詞匯與核心范疇,也是其重要的價值基礎。民族復興所秉持的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高度統一的民族主義,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民族命運和人類前途的共同關切,深刻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格與“天下主義”情懷,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征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旨,并凝聚成民族復興合理性與生命力的重要源泉。盡管世界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表現具有極端復雜性,人們的理解也是一片混亂,甚至出現兩極化的對壘:“在分裂譜系的一端,民族主義被寫在信念的旗幟上,發出悲壯的召喚;而在另一端,民族主義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象征著蒙昧與災難。”[11]盡管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受到西方擴張性、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的直接刺激與影響,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主流“是防御性的、或‘解放的’民族主義,不是擴張的民族主義,它是喚起民眾、免遭亡國滅種厄運的民族主義,它是用來對付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12]根本目的是反抗民族壓迫與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平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民族振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復興追求并不存在走向排外與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基因。這在中國古代史上、在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輝煌實踐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都得到充分證明,不帶偏見的人們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也是繼承了“天下主義”傳統的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是包含了平等與和諧、責任與貢獻、天下大同等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元素的民族主義。20世紀以來,所有民族復興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都自覺表達和突出強調了這一寬廣視野與胸懷。孫中山先生曾說:“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實現,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13]把創造“第三新文明”,“盡于吾民族對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貢獻”,作為自己的終身追求。[14]梁啟超認為:“我們做中國公民,同時做世界公民”,我們既要發揮“天賦能力”,改造中國,同時也要“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15]張君勱反復指出:中華民族“居今之世之最大責任,厥在對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貢獻”。[16]50多年前,的一句“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高度概括了中華民族強烈的國際主義情懷,早已成為現代中國人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經典語言,沉淀在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里,以至于不少學者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含義,就是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17]

民族復興理念得到了炎黃子孫的高度認同,表達了世界華人華僑的家園意識,是中華民族凝聚海內外力量、實現完全統一的精神旗幟民族復興理念產生于近代中華民族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悲慘時代,自然地,民族復興始終信守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這種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正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勢力、維護民族團結統一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增強中華民族認同意識、凝聚民族力量與智慧、團結起來共同奮斗的精神旗幟。近代以來民族復興觀念形成與演進的歷史表明,“民族復興”不只是中國某一政黨的政治主張,而是神州大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共同追求,也是海外華人華僑的熱切期盼。早在民族復興觀念產生之初,海外華人華僑就有倡導之功,是包括海外華人華僑在內的不甘沉淪的中國人,在中華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點燃了民族復興的火炬,掀起了民族復興的思想潮流與偉大實踐。1894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振興中華”口號,首先就是在以華僑為主體的興中會會員中得到認可和傳播的。此后,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國民革命、抗日戰爭等,海外華人華僑都懷抱振興中華與復興民族的志向,親身參與和大力支持,推動著中華民族獨立、團結與統一的歷史潮流。新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展現出光明前景,但在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布滿荊棘和陷阱,充滿困難與挑戰,特別是海峽兩岸彼此分離,統一之期仍存在諸多未知數,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根本性障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臺灣統一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解決這一問題,最終還得靠我們自己,還得靠包括海外華人華僑在內的所有炎黃子孫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斷凝聚中華民族的力量與智慧。一句話,要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精神寄托與理想追求在中華大地上成為時代最強音。在這一幕宏大的交響曲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人質疑“民族復興”的提法,更有人甚至對“中華民族”的稱謂也發出挑戰,主張廢棄“中華民族”,把民族定義為56個民族。[18]這就不能不讓人驚愕了。“中華民族”概念作為中國各民族“多元一體”的大民族理念,開創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理論構建的新局面,是近代中國從四分五裂走向團結統一的價值起點,是連接海內外華人華僑、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是民族復興觀念形成的客觀前提。“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稱謂,這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的歷史結論。離開了“中華民族”,民族團結就沒有了紐帶,民族復興就失去了依歸和寄托。

當今時代,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正在加劇加速,勢不可擋,廣大發展中國家似乎別無選擇。但是,也并非無所作為,更非不能作為。我們應當堅持獨立自主的品格,認清全球化的本質,確立自己的全球化理念,順應時勢而不盲目跟從。西方強勢國家與集團構筑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消解民族國家主權意識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不是人類發展大勢,不要民族國家主權的“全球化”只能是陷阱。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揭露的那樣:全球化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長期人為宣傳出來的口號,代表的是跨國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潛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權,以使西方跨國金融資本和經濟勢力暢行無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國的資源和財富。[19]總之,不論“全球化”浪潮多么激烈和勢不可擋,也不論世界是“平”的“彎”的還是“擠”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之源與發展之基,必須得到尊重和傳承;中華民族意識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必須得到認同與發展;中華民族精神仍然需要振奮,民族力量仍然需要凝聚。只有這樣,才能認清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價值與意義,從而自覺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一、思想的歷史地位

思想是黨和人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思想的基本原理、基本原則和科學方法，在當今仍然具有普遍和長久的指導意義。思想中包含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奮斗宗旨、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革命精神等，依然為我們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提供不斷奮斗的強大精神動力，將長期激勵和指導我們前進。

二、思想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思想淵源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先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最有現實意義的指導思想和理論武器。

（一）群眾路線。堅持運用并發展了“人民群眾創造歷史”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觀點，在領導革命斗爭中形成了群眾路線。把群眾路線提到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高度，把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原理化為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如今，“中國共產黨要做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發展為了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情為民所系，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等，都是群眾路線的運用和發展，已經成為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和工作人員的根本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十八大以后，中央開始實施“群眾路線教育實踐”活動，以為民務實清廉為主要內容在廣大干部中進行群眾路線教育，實際上就是繼承思想里面關于群眾觀、群眾路線的重要思想。這些繼承和發展，要求弘揚我們的優良傳統、優良作風，實質就是加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使黨執政的社會基礎、階級基礎更牢固。

（二）矛盾分析方法。特別強調辯證法，并熟練運用在他的日常工作和領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他在總結長期的革命和建設實踐時用中國的語言方式把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大眾化，使干部群眾容于接受。對矛盾的普遍性與矛盾的特殊性的關系、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兩點論和重點論的關系等的深刻闡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有深遠的指導意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把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即矛盾的普遍性與中國社會主義實際即矛盾的特殊性有機結合的光輝典范，也是矛盾分析方法的最佳運用。新時期“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和諧社會”、“五位一體”戰略布局的實施，均衡發展、統籌發展、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等，都是對矛盾分析方法的具體運用和發展。

本文作者：揭家新工作單位：中南民族大學

把社會主義道德對“三德”的要求作為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核心內容

一個人的品行和道德修養，總會在他的社會公共生活、職業生活、家庭生活中體現出來;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和家庭美德與其個人品德是一個有機的、不可分割的整體，二者是一體兩面的關系。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核心任務是把社會主義道德對“三德”的具體要求落實到個人品德修養之中。社會公德是指人們在社會交往和公共生活中應該遵守的基本行為準則，是維護社會成員之間基本的社會關系秩序，保證社會和諧穩定的最起碼的道德要求;也是整個社會道德體系中最堅實的基礎和支柱。我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明確指出，社會公德“涵蓋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每個社會成員都應遵守以“文明禮貌、助人為樂、愛護公物、保護環境、遵紀守法”為主要內容的社會公德。對于高校而言，就需要引導大學生從小事做起，從身邊的公德做起，從小節改起，文明修身，知行合一，養成良好的公德習慣。如做文明的大學生、合格的公民，言談舉止禮貌得體，講究儀容儀表和個人形象，生活中與人為善，作風正派，遵紀守法，不因善小而不為，不以惡小而為之。于細微處實踐個人文明行為，在舉手投足間慢慢升華自己的社會公德境界。同時，大學生要積極參加社會服務和社會活動，在實踐中培養公德意識和社會責任感，爭做踐行社會公德和遵守公共生活秩序的模范，努力推動我國社會公德建設。職業道德是指從事一定職業的人，在職業生活中應當遵循的具有職業特征的道德要求和行為準則，也是一切工作人員必須遵守的道德底線。《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對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有20個字的基本要求，即“愛崗敬業、誠實守信、辦事公道、服務群眾、奉獻社會”。從目前社會尤其是用人單位的反映看，對大學生入職后詬病最多的問題:一是敬業精神欠缺，服務奉獻意識不足，功利思想嚴重。二是在職業生活中合作意識淡薄，缺少大局觀念，組織紀律性不強。三是背信違約，誠信精神缺失。少數大學生在校期間學業上抄襲舞弊，求職時偽造各種證書欺騙用人單位，隨意簽約毀約，缺乏起碼的誠信意識，等等［3］。這些說明對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刻不容緩，一定要用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進行正確的引導。大學生職業道德教育可以從擇業觀念、職業精神、職業態度、職業行為等方面入手，幫助他們掌握正確處理職業內部、職業之間、職業與社會之間各種關系的職業道德準則，并把奉獻社會、愛崗敬業、誠實守信等觀念奉為自己的職業操守。這其中要抓好兩個重點:一是通過教育，使大學生明確自己將要擔任的職業角色，自覺認識自己將來所從事職業的社會價值，深刻領悟自己肩負的社會責任和使命，形成正確的就業觀念和擇業取向。二是抓住大學生將要從事的職業行為，通過教育使他們形成專業道德素質，鍛煉好專業能力。當他們熱愛所學專業并學有專長之后，一定能夠激發出對本職工作的熱愛，樂于合作，形成較強的敬業精神和奉獻意識，踐行社會主義職業道德規范。家庭美德，是調節家庭內部成員以及與家庭生活密切相關的人際關系的行為規范。《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指出，“尊老愛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是每個公民在家庭生活中應該遵循的行為準則。對大學生家庭美德的教育和引導，重點應該放在感恩觀和婚戀觀上。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一直講究尊老愛幼，父輩對社會作出了貢獻，又為撫養和教育下一代付出了心血和大量財力，大學生要尊敬、關心、體貼父母及長輩，懂得感恩和回報。社會主義道德在大學生的戀愛和婚姻觀上必須得到體現，忠貞專一、志同道合和責任仍是構成愛情的三個基本要素。那種公共場合“曬親密”、隨便玩玩、朝婚夕離、甚至以肉體換金錢的婚戀觀，是與社會主義婚戀道德格格不入的，必須予以堅決抵制。

社會主導的價值觀要貫穿到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的內化途徑之中

個人品德是一個綜合性范疇，是由道德認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為構成的統一體;它們內部各因素相互聯系、相互作用，共同形成特定的道德品質［4］。根據品德形成的內化規律，結合大學生自身的特點從上述四個方面進行個人品德修養，把社會主義價值觀、道德觀的要求納入這一過程并進行教育引導，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1.提高道德認知，形成道德認同。所謂道德認同，是指個人的道德認識要與一定社會的道德要求趨同或一致;它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從個人品德形成的外部環境看，能否達到道德要求的認同，取決于社會道德環境對個人道德認識的影響;就其內在因素而言，道德要求的認同主要取決于個人的道德認識能力，取決于對社會道德要求的認識、理解和接受程度。這就要求我們在大學生的個人道德品質修養過程中，一方面加強大學生對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認知，通過各種途徑加深以為人民服務為核心、集體主義為原則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意義、地位、作用、要求的理解和掌握，并開展廣泛、深入、持久的社會主義道德教育與宣傳，營造道德教育和引導的良好外部環境。另一方面，更要在大學生道德要求的認同上下功夫，做好教育和引導工作。大學生正處于智力發展的高峰期，思維能力有了明顯發展，已逐漸從經驗性抽象思維向理論型抽象邏輯思維轉化，表現出思維的敏銳性、獨立性、深刻性、全面性等品質。大學生思維品質的優化為他們的道德認同提供了堅實的基礎，我們要順勢引導他們完成對社會道德現象、行為準則及其意義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質的飛躍。2.升華道德情感，鍛煉道德意志。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必要條件。道德情感是人們依據一定的道德認識對現實生活中的道德關系和道德行為所產生的愛憎、好惡的心理體驗和態度傾向，是個人品德形成的內部動力。列寧說過:“沒有‘人的感情’，就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人對于真理的追求。”［5］沒有道德情感的升華，就沒有良好道德品質的生成。“道德情感的發展，是由初級到高級、由簡單到復雜、由易變到比較穩定。”［6］我們在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過程中，一定要引導他們把個人道德的感性經驗和理性認識結合在一起，按照社會主導道德觀去衡量、評價自己和他人的言行，進而產生一種對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和意義有較深刻的認識的自覺的道德情感體驗。同時，要引導大學生把個人品德修養與我們所處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時代、社會主義制度結合起來，積極進行道德實踐體驗，升華自己的道德情感，形成對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的穩固信念，并最終外化為自己的道德行為。道德意志是人們在履行道德義務和進行道德行為的過程中，克服內部障礙和外部困難時所表現出來的意志品質;缺乏道德意志，道德動機就無法轉化為道德行為。大學生道德品質的形成，既是一個理論問題更是一個實踐問題，在進行道德抉擇和行動時總會碰到各種矛盾和困難，這就要教育和引導他們學會運用道德意志的力量控制和調節自己的行動，專注于完成所確定的道德行為。大學生鍛煉道德意志，一方面要激發自己鍛煉道德意志的愿望，向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涌現出來的具有堅強意志力的道德榜樣和先進人物學習，增強自己進行道德品質修養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個人道德品質修養過程中，樹立代表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發展方向的高遠的道德理想追求，抗拒現實生活中的各種誘惑，使道德動機戰勝其他非道德動機，專注于自己的道德行為。3.強化道德行為，養成道德習慣。道德行為是人們在一定的道德意識支配下，所表現出來的有利于或有害于他人及社會的行為;它是個人品德的外在結果。如果說道德的知情意屬于道德“知”的范疇，那么道德行為習慣則是屬于道德“行”的范疇，它是衡量一個人道德水平高低的主要標志。沒有道德行為也就不存在道德品質。目前社會對大學生道德問題的研究，較多地指出他們知行脫節或只知不行，這說明他們在道德踐行方面存在著很大的不足。亞里士多德說:“德性是用了才有”，“品質正是以現實活動的性質來決定的”［7］。在大學生個人品德修養過程中，要在實踐中引導他們通過自律強化道德行為:一是注意培養社會主義道德需要，讓道德行為變成自己內心的道德需要，那么道德行為就會隨時隨地貫穿在他們的日常行動中。二是面對道德選擇的困境時，能根據社會主義道德準則選擇道德行為，并在實踐中身體力行。三是從點滴做起，從小事做起，從自己做起，長期堅持，必有所獲。相信經過堅持和強化訓練，大學生的道德行為會由一種不經常、不穩定、有條件的初級水平，逐漸過渡到一種經常的、無條件的、比較固定的高級水平，也就是養成了良好的道德習慣。根據社會主義道德要求，具備了良好道德習慣的大學生，一定能成為一個真正道德品質高尚的人。

石建軍近年來，隨著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推進，以及高職院校畢業生在人才市場的大量涌現，我國高等職業教育尤其是高等農業職業教育存在的問題和弊端日益明顯。突出的表現在畢業生缺乏服務基層的社會意識、實踐能力不強以及與農業所需人才不吻合等方面，這集中體現了我國高等農業職業教育服務“三農”的思想意識還缺乏廣度和深度。因此，我們研究劉瑞龍“以農為本”的農業教育思想對于今天大力發展高等農業職業教育，提高高等農業職業教育質量仍然具有參考和借鑒意義。

一、劉瑞龍“以農為本”農業教育思想的基本內涵

農業合作化完成以后，為了使農業教育、農業科學研究和農業生產三方面緊密結合，國務院將高等農業學校交由農業部領導，劉瑞龍作為當時主管農業的副部長，他的“以農為本”的農業教育思想，突出地體現了農業教育的職業性，具有農業職業教育思想的深刻內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人才培養目標彰顯“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

高等職業教育是以培養具有一定理論知識和較強的實踐能力，面向基層、面向生產、面向服務和管理第一線職業崗位的實用型、技能型專門人才為目的的職業技術教育。高等農業職業教育作為高等職業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擔負著為農業生產一線培養實用型、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務。

早在20世紀50年代，劉瑞龍在高等農業學校轉移領導關系會議上的發言中就指出：“隨著農業合作化的完成，農業生產和農業科學研究工作的發展，迫切要求把培養干部的工作同生產指導和科學研究緊密結合起來，以便充分發揮各方面的力量，進一步提高農業教育工作，開展科學研究，加速農業生產發展。”在當時，我國培養農業干部的工作主要在于農業院校，而農業干部的培養最終是為了服務農村經濟的發展。隨后，劉瑞龍又進一步指出：“今后從高等農業學校畢業出來的學生，應首先分配到農業生產合作社、國營農場等基層生產單位參加生產勞動，使他們在勞動中鍛煉自己，提高社會主義覺悟，增強勞動觀念”。在這里，劉瑞龍對于農業教育應該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作了明確的界定，即：培養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合格的農業人才，這充分凸顯了農業教育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的基本方向，彰顯了人才培養目標“以農為本”的價值取向。

[摘要]作為鄧小平價值觀核心的集體主義，主要包括緊密聯系、不可分割的兩方面內容：堅持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堅持集體主義，重視個人利益。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和中國夢內在一致、本質契合，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之中。

[關鍵詞]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中國夢

在長期的革命、建設和改革實踐中，鄧小平深刻體會到價值觀的重要性，始終強調從價值觀的角度看待、分析和解決問題。鄧小平價值觀的核心是集體主義。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不僅本身具有豐富內容，而且與我們當下正在大力培育、弘揚和踐行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正在努力推進實現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價值內涵、價值主客體、價值取向、價值目標等各方面內在一致、本質契合，并統一于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嶄新實踐之中。

一、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的主要內容

鄧小平理論包含著極為豐富的價值觀思想，形成了一個比較完備的體系，主要包括作為鄧小平價值觀精髓的實事求是、講求實效，作為其價值觀基礎的愛國主義，作為其價值觀主題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作為其價值觀取向的人民利益，作為其價值觀標準的“三個有利于”等。在這些價值觀體系中，集體主義是鄧小平價值觀的核心。[1](P173)集體主義之所以能成為鄧小平價值觀的核心，主要是因為它既符合社會主義價值理論的邏輯要求，又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基本觀點；更重要的是，鄧小平的其他價值觀思想的全部內容，實際上是以集體主義為核心，逐層向外如波紋般展開、推演和延伸的。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主要內容表現為兩個方面。第一，堅持集體主義，反對個人主義。集體是指擁有共同的經濟基礎、思想觀念、政治目的和社會利益，并且指向共同任務和活動的一種特殊組織形式。在這種組織形式中，成員個體之間相互結合、彼此協作。這種結合與協作，對個人有意義、對社會有價值。集體有不同的層次，是一個開放的系統，與社會宏觀體系處在互動與交流之中。從人類歷史的發展來看，集體具有高度的組織、團結能力和高水平的整合能力。只有在集體目標和社會目標同向一致的情況下，集體的行動才能獲得成功。對于集體和個人關系的不同思想認識與行為選擇，則區分出了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是人們關于在集體和個人關系中，集體和個人孰重孰輕、孰先孰后的一種態度、傾向和信念。集體主義作為對集體和個人關系的一種看法和處理，其核心是堅持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思想，把發展、鞏固和擴大集體利益作為人們活動的重要目標。[1](P293)鄧小平說：“我們從來主張，在社會主義社會中，國家、集體和個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個人的利益要服從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國家和集體的利益，為了人民大眾的利益，一切有革命覺悟的先進分子必要時都應當犧牲自己的利益。”[2](P337)這一論述，表征著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三個方面的鮮明特征。其一，國家利益、集體利益和個人利益的根本一致性。這是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堅實基礎，是其科學性的根本依據。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我國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了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的地位，人民群眾變成了國家和社會的主人。自此以后，一方面，作為國家和社會主人翁的人民個體，堅持為了國家和集體利益、為了民族和社會發展，不懈付出與奉獻，同時也為實現自己的夢想、需求與愿望不斷奮斗和努力；另一方面，國家和集體利益代表了人民群眾根本的、長遠的和現實的利益，人民個體在為國家和集體利益做貢獻時，其自身也從國家和社會不斷的整體建設、改革與發展中，得到物質與精神等各方面相應的回饋與滿足。其二，國家利益、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這是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根本要求。鄧小平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個人利益要服從集體利益，局部利益要服從整體利益，暫時利益要服從長遠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從大局，小道理服從大道理。”[2](P175)為什么鄧小平如此強調這一點？因為“如果相反，違反集體利益而追求個人利益，違反整體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違反長遠利益而追求暫時利益，那末，結果勢必兩頭都受損失。”[2](P175-176)這樣一來，不僅集體利益不能維持，個人利益也不可能得到保障和實現。其三，尊重個人的價值，保護個人的正當利益，促進個人才能的發展，這是集體主義的應有之義。集體主義并不是“目中無人”，并非只見森林不見樹木。在主張集體與個人利益一致、集體優先的同時，集體主義也充分關注并且保障個人利益與價值的實現。而個人主義則奉行以個人和個人利益為中心的價值觀，主張在個人和集體關系中，個人是中心，個人利益是人的活動的唯一目的，把集體和社會作為達到個人目的的手段。在實踐中，個人主義只能使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銳和激烈，鄧小平曾對此明確指出，“特別要防止只顧本位利益、個人利益而損害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破壞性的自發傾向”，[2](P362)要“批判和反對資產階級損人利己、唯利是圖、‘一切向錢看’的腐朽思想，批判和反對無政府主義、極端個人主義”。[2](P369)第二，堅持集體主義，重視個人利益。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始終堅持把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當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發生矛盾時，前者服從后者。同時，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也主張，在國家和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的前提下，個人的正當利益理應得到尊重，集體必須盡力保障個人正當利益，促進個人價值的實現，并力求使個人的個性和才能得到充分的發展；而并非只講集體不講個人，只承認集體利益不承認個人利益。“我們提倡和實行這些原則，決不是說可以不注意個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暫時利益，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歸根結底，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是統一的，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是統一的，暫時利益和長遠利益是統一的。”[2](P175)現實中，每個社會成員必然都有著自己的個人利益、個人抱負和追求，不承認這一點，就不會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鄧小平認識到片面強調精神引導的弊端，強調物質激勵的合理性與正當性。[3]1978年12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發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其中指出：“為國家創造財富多，個人的收入就應該多一些，集體福利就應該搞得好一些。不講多勞多得，不重視物質利益，對少數先進分子可以，對廣大群眾不行，一段時間可以，長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寶貴的，沒有革命精神就沒有革命行動。但是，革命是在物質利益的基礎上產生的，如果只講犧牲精神，不講物質利益，那就是唯心論。”[2](P146)鄧小平把個人收入多一些（即對物質利益的重視）看作廣大群眾長期存在的行為目標，客觀上是對包括物質利益在內的個人正當利益的肯定和激勵。鄧小平的這段話包含著一種意蘊，就是在一個正常、健康而有序的社會里，只有不斷滿足集體成員的個人利益，集體才有向心力和凝聚力，才能生存并發展；一旦集體不再考慮并不能實際地滿足個人的正當需求時，就完全有可能迫使個人自己關心自己，脫離集體去謀取私利，從而誘發個人主義。因此，歷史地看，如果不能認識到傳統的絕對集體主義和國家至上的缺陷而片面強調對傳統的恢復，我們在現實中就會面臨宏大理想在“世俗生活”中無所適從的尷尬。只要人們自覺地把個人利益置于國家利益、集體利益之中或之后、之下，在為人民、為社會服務中獲得個人利益就應該得到鼓勵和支持。由以上兩個方面的基本內容可知，作為鄧小平價值觀核心的集體主義，強調把集體利益放在首位，要求把為集體服務作為一切活動的目的；個人利益來自為集體服務，個人獲取利益是為了更好地為集體服務，并進一步地給予集體利益。正如鄧小平所要求的那樣“對我們的國家要愛，要讓我們的國家發達起來”。[4](P378)這里，放在“首位”很重要，最終“目的”也很重要。同時，基于集體對個人正當利益與價值的滿足與支持，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也強調和突出個人利益，關心群眾需求，主張一切工作都要看人民擁護不擁護，贊成不贊成，高興不高興，滿意不滿意，要以人民的利益作為最高準繩，不能脫離群眾。因此，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也與其群眾觀密不可分。作為對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和群眾觀與時俱進的繼承與發揚，我們黨在新時期突出強調要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要以人為本，要以人民為中心、凸顯人民主體地位，要“為民”“務實”，要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人民群眾的個人利益和具體利益，要從小處著手把握人民群眾的真實需要，關切人民群眾利益的現實性、層次性、多維性和豐富性，要讓廣大人民群眾共享國家和社會改革發展的新成果，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

二、鄧小平集體主義價值觀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內在一致

【摘要】隨著新經濟時代的到來，傳統的存貨管理模式在新制造環境下暴露出越來越多的缺陷和不適應。基于現代價值鏈成本觀的存貨管理系統和方法體系迅速興起，已成為發展的必然趨勢。現代企業只有樹立現代價值鏈成本觀，選擇現代企業存貨管理策略和方法，才能達到成本先進的目的，進而實現價值最大化。

【關鍵詞】價值鏈成本觀存貨管理適時制系統

隨著新經濟環境的出現，波特最初的價值鏈概念，在吸收各類現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基礎上形成了現代的價值鏈管理理論。在現代價值鏈管理理論的影響下，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發生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并形成了基于現代價值鏈理論的成本觀。由此，企業的存貨成本管理也應建立在現代價值鏈成本觀之上，以期形成適應新經濟環境的現代存貨管理模式。

一、現代價值鏈成本觀的內涵

價值鏈概念最先是由波特在1985年提出的，被認為是確立企業競爭優勢和尋找競爭方法以增加企業競爭實力的基本工具。隨著時代的變化，波特偏重于單個企業的價值鏈觀點在吸收知識經濟、信息技術、各種現代化管理思想和方法后，形成了以追求顧客價值最大化為目標的現代價值鏈理論。同時，作為經濟學和管理學重要范疇之一的成本的概念及成本管理理念正在發生著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傳統會計認為，成本是企業為生產產品、提供勞務所發生的各種耗費。而在現代價值鏈理論下企業的價值鏈有著兩重性：既會產生價值，同時也要消耗資源。因此，基于現代價值鏈的成本觀認為“成本是一種價值創造的需要和提供價值的資源耗費。對于企業，一方面為創造價值而發生的價值活動需要投入資源，才能創造顧客價值。另一方面，創造顧客價值也必須消耗資源才能提供顧客價值。”（韓沚清，《中國農業會計》）

現代價值鏈成本觀在不同的視角下表述著不同內涵：從構建價值鏈角度看，成本是由最初產品的市場調研和設計而決定其所要創造的顧客價值（產品或服務）后，企業為達到生產狀態前所投入的一系列資源。如企業為一條新的生產線而引進的專用固定資產。這個過程是企業為創造生產顧客價值的條件而預先投入的資源，可稱之為投入觀。從已經構建價值鏈的角度看，成本是企業為向社會提供一定的價值（產品或服務）而耗用的一定資源，如企業在正常的生產經營中為了提供價值―產品而耗費的直接材料、直接人工等。這個過程是企業為向社會提供價值而耗費的資源，可稱之為耗費觀。從整條價值鏈看，成本是企業為使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盡早的銷售而盡量減少企業浪費在原材料采購、產品返修、包裝運輸上的時間資源。即從產品生產到交付顧客的整個過程而節約的時間資源。這個過程是企業為使所提供的價值盡早且最大實現而減少的時間資源，可稱之為時間資源觀。

【摘要】在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以文化活動為主的精神追求開始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內容。本文從社會經濟、社會管理、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幾方面入手，闡述了新時期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并提出文化活動管理創新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文化活動；時代價值；管理創新

近些年來，群眾文化活動成為我國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構建和諧社會以及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有著積極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活動也應在創新管理的基礎上，體現出新時期的時代價值，使得文化活動的內容與資源得到豐富，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一、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

（一）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上。近些年，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對于精神層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時代背景下，文化活動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而“文化軟實力”則充分發揮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為文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文化活動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到關鍵時刻，若想有效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發展，國家必然要進行文化活動事業的創新工作。除此以外，當前我國的生活節奏以及工作節奏正逐漸加快，致使人們在工作與生活中的流動性增強，該狀況的出現增添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壓力。一旦壓力未得到及時有效的釋放，則會嚴重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直接阻礙企業的正常生產。而通過開展文化活動能夠盡量幫助人們釋放工作與生活中的各方面壓力，讓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文化活動之中疏解心情、緩解壓力，進而調整好狀態，以更加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工作當中。俗語云：“磨刀不誤砍柴工”，持續利用文化活動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可逐漸使其提升工作質量與效率，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平穩持續發展。（二）有利于開展社會管理。人民群眾是文化活動開展的核心與主題，人民群眾也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心狀態，可真正投入社會管理工作當中去。在某種程度上，社會管理與文化活動是相通的，開展以及推廣文化活動能為社會管理奠定堅實的基礎，在逐漸發展和改善的過程中，與全新的時代要求相符合，對管理形式以及管理效率進行優化與提升。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得到了提高，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開始增加，不再擁有以往和諧親密的鄰里關系，該現象給社會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礙，致使在原有基礎上對社會管理方法進行改進迫在眉睫。不論是社會管理還是文化活動，其本質都是“以人為本”，盡管內容有所差異，但是歸根結底都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通過文化活動與社會管理工作的有機融合，能夠有效拉近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有利于實現二者之間的良好溝通，讓群眾在參與文化活動的同時，協助相關人員完成社會管理工作，并在事件中積累經驗。此舉有助于提高人們在社會管理中的參與感，提升其社會責任感，還能在幫助人民群眾實現社會價值與自我價值的同時，促進社會管理工作更加深入進行。（三）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廣大人民群眾是文化活動的參與主體，開展文化活動最根本的目的是通過寓教于樂滿足人民日漸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人們通過參與各種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能夠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時得到心靈的凈化以及思想上的升華。與此同時，人民群眾還可以通過文化活動的開展對國家的各項政策以及倡議進行深入的學習與了解，切實起到弘揚主旋律、崇尚文明、傳遞正能量、提升人們素質以及促進核心的作用。（四）有利于傳承中華文明。人們可以通過參與文化活動，擴展視野，深入了解我國歷史，提升自身知識素養。與此同時，開展文化活動應將社會文明作為背景，人民群眾在參與時，便自然而然傳承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而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影響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除此以外，不同地域還有著不同的文化活動，盡管各地區文化活動的形式與內容都有差距，但卻能夠展現出各地的風土人情。因此，可以將文化活動看作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人們在參加活動的行為本身就是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同時還能讓各地的風俗習慣廣為流傳。由此可見，我國應充分認識到文化活動在傳統文化傳承方面的時代價值，加強對其管理和創新。

二、文化活動管理創新的具體措施

【摘要】在我國社會經濟飛速發展的同時，人們的物質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以文化活動為主的精神追求開始逐漸成為人們生活的主要內容。本文從社會經濟、社會管理、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以及中華文明的傳承幾方面入手，闡述了新時期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并提出文化活動管理創新的具體措施。

【關鍵詞】文化活動；時代價值；管理創新

近些年來，群眾文化活動成為我國人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并在構建和諧社會以及推動經濟發展方面有著積極意義，但隨著時代的發展，文化活動也應在創新管理的基礎上，體現出新時期的時代價值，使得文化活動的內容與資源得到豐富，我國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升。

一、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

（一）促進社會經濟發展。文化活動的時代價值主要體現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上。近些年，人們生活水平的提升使其對于精神層面有了更高的要求。在新時代背景下，文化活動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而“文化軟實力”則充分發揮了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為文化創造了良好的條件，文化活動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二者相輔相成，相得益彰。尤其是當前我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已到關鍵時刻，若想有效構建和諧社會，促進經濟發展，國家必然要進行文化活動事業的創新工作。除此以外，當前我國的生活節奏以及工作節奏正逐漸加快，致使人們在工作與生活中的流動性增強，該狀況的出現增添了人們的生產生活壓力。一旦壓力未得到及時有效的釋放，則會嚴重影響人們的身心健康，直接阻礙企業的正常生產。而通過開展文化活動能夠盡量幫助人們釋放工作與生活中的各方面壓力，讓人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可以在文化活動之中疏解心情、緩解壓力，進而調整好狀態，以更加飽滿的精神狀態投入工作當中。俗語云：“磨刀不誤砍柴工”，持續利用文化活動調動起人們的積極性，可逐漸使其提升工作質量與效率，促進我國社會經濟平穩持續發展。（二）有利于開展社會管理。人民群眾是文化活動開展的核心與主題，人民群眾也是社會管理的重要基礎，擁有良好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心狀態，可真正投入社會管理工作當中去。在某種程度上，社會管理與文化活動是相通的，開展以及推廣文化活動能為社會管理奠定堅實的基礎，在逐漸發展和改善的過程中，與全新的時代要求相符合，對管理形式以及管理效率進行優化與提升。當前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得到了提高，高樓大廈鱗次櫛比，人與人之間的距離感開始增加，不再擁有以往和諧親密的鄰里關系，該現象給社會管理工作造成了一定的阻礙，致使在原有基礎上對社會管理方法進行改進迫在眉睫。不論是社會管理還是文化活動，其本質都是“以人為本”，盡管內容有所差異，但是歸根結底都是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通過文化活動與社會管理工作的有機融合，能夠有效拉近人民群眾之間的距離，有利于實現二者之間的良好溝通，讓群眾在參與文化活動的同時，協助相關人員完成社會管理工作，并在事件中積累經驗。此舉有助于提高人們在社會管理中的參與感，提升其社會責任感，還能在幫助人民群眾實現社會價值與自我價值的同時，促進社會管理工作更加深入進行。（三）滿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廣大人民群眾是文化活動的參與主體，開展文化活動最根本的目的是通過寓教于樂滿足人民日漸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人們通過參與各種豐富多彩的文化活動，能夠在感受到趣味性的同時得到心靈的凈化以及思想上的升華。與此同時，人民群眾還可以通過文化活動的開展對國家的各項政策以及倡議進行深入的學習與了解，切實起到弘揚主旋律、崇尚文明、傳遞正能量、提升人們素質以及促進核心的作用。（四）有利于傳承中華文明。人們可以通過參與文化活動，擴展視野，深入了解我國歷史，提升自身知識素養。與此同時，開展文化活動應將社會文明作為背景，人民群眾在參與時，便自然而然傳承了我國的優秀傳統文化，進而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影響下，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除此以外，不同地域還有著不同的文化活動，盡管各地區文化活動的形式與內容都有差距，但卻能夠展現出各地的風土人情。因此，可以將文化活動看作是我國非物質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人們在參加活動的行為本身就是對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同時還能讓各地的風俗習慣廣為流傳。由此可見，我國應充分認識到文化活動在傳統文化傳承方面的時代價值，加強對其管理和創新。

二、文化活動管理創新的具體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