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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張可榮工作單位：長沙理工大學

民族復興理念集中而完整地表達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理想與追求,涵蓋了“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時代任務用“復興”表達“衰落后再度興盛”之義,不是始于近代,而是古代中國人的創造。比如古代典籍中所謂的周朝“宗廟復興”、殷商“甲微復興”等,表達的就是恢復生機、重建秩序、積蓄力量、再度興盛等意義。近代以來,中國人在救亡圖存、建立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將“復興”與“民族”連用,組成“民族復興”概念,以表達中華民族的歷史使命和理想追求。中國人的“民族復興”觀念從19世紀末20世紀初初步形成,到20世紀30-40年代普遍流行,再到新中國60多年的豐富發展,始終圍繞中華民族的歷史、現實和未來展開,逐步形成了集中反映中華民族文明特征與根本利益、完整表達中華民族歷史任務與理想追求的主旨意蘊。對此,我們可以用這樣四句話來概括,即繼往開來的歷史視野與文化情懷;團結統一的整體觀念與價值訴求;后來居上的頑強意志與宏大抱負;再作貢獻的民族自信與世界胸懷。[1]“繼往開來”,就是要承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接續中華民族綿延不絕的文化命脈;就是要挖掘和利用中華傳統文化的時代價值,讓傳統資源在時代潮流的蕩滌中閃耀出新的思想光輝;就是要在時代創新中發揚光大中華民族精神,并與時代精神相合相融,再創中華文明新的輝煌。[1]“團結統一”,就是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大融合大團結和偉大祖國的完全統一,不斷發展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格局,不斷鞏固中華民族共有的物質家園。[1]“后來居上”,一是承認落后而不甘落后,立志走向富強,追趕世界先進。二是緊隨時代潮流,完成現代化,實現中國崛起;三是重塑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尊嚴,讓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先進民族之林,與世界強國“并駕齊驅”。[1]“再作貢獻”,就是要秉持和平與和諧理念,追求社會和諧,建設和諧世界,成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量;就是要秉持合作與互利理念,以自身的穩定發展與創新發展惠及世界各國人民;就是要秉持責任與義務理念,“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致力于促進世界共同發展”,[3]不斷實現提出的“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貢獻”的宏大抱負。綜上所述,民族復興所具有的豐富的歷史與時代意蘊,已經涵蓋了實現“中國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時代任務。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民族復興或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比起現代化和中國崛起,其內涵更為根本和豐富,更具歷史感和時代感,更具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現代化”和“崛起”是世界近代以來文明演進中長盛不衰的經典術語與理念。其中,現代化是后起民族國家的普遍要求,崛起則是西方大國與強國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在表達民族復興理想時,現代化就是一個重要任務和指標,“崛起”一詞也偶爾為人們所使用。青少年時代的就曾以“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訴說自己的抱負。新世紀以來,我們提出了“和平崛起”的國際戰略理念,“中國崛起”也成為海內外媒體使用頻率極高的概念,并時常在同一語境中出現“民族復興”與“中國崛起”交替使用或“崛起復興”連用的情況。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無論是“現代化”還是“崛起”,都是基于現時代而指向未來的普遍性與單一性的訴求,而“民族復興”則是既基于歷史又基于現實并指向未來的具有獨特性和復合性的理念。就實現現代化而言,“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要比實現現代化更根本、更重要、更具特殊意義”;[4]就崛起而言,似乎它更為西方人青睞,也更能夠表達西方國家的發展歷程?！艾F代西方強國,不是在帝國的廢墟上重新站起,就是發端于對新大陸的無盡開拓與西方列強的崛起非常不同的是,今天中國的成就不是憑空而來的,它有中華民族5000年的歷史根基。正因為如此,從中國和東亞歷史的視角看,今天中國的發展,更準確地說應該是‘復興’而不是‘崛起’。”[5]中國外交官兼學者的李肇星這樣說,“有關中國的國際地位,我個人從來沒有用過‘崛起’一詞。根據我上中學時語文老師的講解,‘崛起’這個詞,似乎含有點突然性和排他性的味道。而中國實力的明顯增長是……一點一滴的辛勤汗水和心血逐步積累起來的,是一個和平發展的過程,屬水到渠成……”。[6]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學者也看到這一點。英國前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在論及當代中國的發展時,一反西方國家和媒體慣用“崛起”概念的做法,使用了“東山再起”的概念。[7]美國學者約瑟夫?奈也看出了“崛起”一詞用于當代中國身上有點不合適,他說:“‘中國崛起’的說法并不準確,‘再次崛起’的說法才確切些。因為無論是從規模上還是歷史上看,中國一直都是東亞的主要強國”。[8]當然,我們并不是要否定“現代化”和“中國崛起”的表述與追求,只是表達這樣一層意思:不能因為努力于中國現代化和渴望中國崛起而丟掉民族復興的理想。

民族復興理念既照應歷史又指向未來,具有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中華文明歷史悠久,源遠流長,綿延不絕,是人類文明史上一道奪目的獨特景致。然而,自15世紀鄭和遠航終止、大航海時代開辟以來,中華民族前進的步伐趨于緩慢,具有開放進取和包容性格的中華文明逐漸走向保守封閉與自我欣賞的境地,喪失了一次次轉型發展、順應潮流的歷史機遇,進而演變到政治體制僵化腐朽,思想意識陳舊落后,武備廢弛,一盤散沙,于19世紀跌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苦難深淵,成為西方列強凌辱的對象。面對如此悲慘境遇,中華文明如何接續發展?中華民族走向何方?先進的中國人發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民族復興的呼喚與吶喊,并在20世紀匯聚成中華民族復興的思想潮流。就這樣,“民族復興”成為中國歷史與時代的最強音,展現出了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首先表現在,“民族復興”適時肯定了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堅定回應了中華民族的現實處境,明確表達了中國人民的歷史使命。肯定中華文明的歷史地位,承認文化傳統的正當性,正是民族復興的物質前提與文化動因,也是我們始終保持民族自信與民族自尊的力量源泉。但是“現代化”和“崛起”概念就缺乏這一層思想內涵。實際上,“人類文明的任何過往都在指向著未來”。[9]中華民族只有從自己的歷史與文化“河流”中走來,才有希望和未來。正如有的學者在論及“繼往開來”時所說的那樣:“屬于五千年,承認170年(1840年至今———筆者注),中國本位,容納萬流。五千年是一筆豐富寶貴的資產,不能隨便仍了。至于170年,你愛也好恨也好,它也沒白過,中華民族因為它倒下,也因為它新生”。[10]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也蘊藏在“民族復興”觀念演進與實踐探索的全部歷史過程中?！懊褡鍙团d”是近代中國人探索民族國家出路的結晶,承載了中華民族的歷史與未來。百余年來,其演進和發展的歷史與近代中華民族的覺醒和抗爭相始終,與現當代中國的發展進步融為一體;其歷史內涵與時代意蘊,隨著中國社會的不斷進步而日益豐富,經過歷史與時代的不斷淘洗而日益清晰,成為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愈挫愈奮、立志站立起來的精神支撐,成為志向高遠的中華民族不斷創造歷史、走向輝煌的思想旗幟,成為歷史與時代的核心話語和最強音符。考察近代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史,我們可以發現曾經存在著的復古傾向和盲目排外的聲音,但那至多是中華民族復興思想史中的支流,早已成為歷史的塵埃。今天,有人把民族復興所表達的“繼往開來”、“返本開新”等簡單理解為“保守”與復古,把民族復興所秉持的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統一的價值觀念片面理解為狹隘的排外的民族主義,都是對其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的誤解。這種厚重的民族歷史感和明確的時代方向感還內含在“民族復興”所表達的民族觀念及其思想價值中。在中華民族苦難與抗爭的歲月里,民族復興首先反映的是民族危機與憂患意識,是試圖化危為機,轉危為安的吶喊,所以,它擲地有聲,一呼百應;民族復興持續表達的是民族自衛與自救意識,是民族覺醒的生命亮色,是救亡圖存的迫切要求,所以,它在催生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同時,也最具感染力和生命力;民族復興所不懈追求的是民族平等,祖國統一,國家昌盛,是中華民族的新作為與新貢獻,而不是復古也不能復古,不是排外也不能排外,所以,它歷經百余年演變而能夠持續得到認同與支持,不斷煥發生機與活力。

民族復興理念既立足中國又胸懷世界,達到了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高度統一中華民族、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是民族復興理念的關鍵詞匯與核心范疇,也是其重要的價值基礎。民族復興所秉持的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高度統一的民族主義,表達了中國人民對民族命運和人類前途的共同關切,深刻反映了中華文明的包容性格與“天下主義”情懷,成為近代以來中國民族主義的基本特征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重要意旨,并凝聚成民族復興合理性與生命力的重要源泉。盡管世界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表現具有極端復雜性,人們的理解也是一片混亂,甚至出現兩極化的對壘:“在分裂譜系的一端,民族主義被寫在信念的旗幟上,發出悲壯的召喚;而在另一端,民族主義被釘在歷史的恥辱柱上,象征著蒙昧與災難?！盵11]盡管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受到西方擴張性、侵略性的民族主義的直接刺激與影響,近代以來中國的民族主義也存在不如人意的地方,但它的主流“是防御性的、或‘解放的’民族主義,不是擴張的民族主義,它是喚起民眾、免遭亡國滅種厄運的民族主義,它是用來對付民族主義的民族主義”。[12]根本目的是反抗民族壓迫與侵略,爭取民族獨立和平等,建立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民族振興。也就是說,中國人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復興追求并不存在走向排外與極端的民族主義的歷史文化基因。這在中國古代史上、在近代以來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輝煌實踐中、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征程中都得到充分證明,不帶偏見的人們都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中國近代以來的民族主義也是繼承了“天下主義”傳統的民族主義,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相結合的民族主義,是包含了平等與和諧、責任與貢獻、天下大同等世界視野和人類情懷元素的民族主義。20世紀以來,所有民族復興的倡導者和實踐者都自覺表達和突出強調了這一寬廣視野與胸懷。孫中山先生曾說:“一旦我們革新中國的偉大目標得以實現,不但在我們的美麗的國家將會出現新紀元的曙光,整個人類也將得以共享更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將隨中國的新生接踵而至,一個從來也夢想不到的宏偉場所,將要向文明世界的社會經濟活動而敞開”。[13]把創造“第三新文明”,“盡于吾民族對于改造世界文明之第二次貢獻”,作為自己的終身追求。[14]梁啟超認為:“我們做中國公民,同時做世界公民”,我們既要發揮“天賦能力”,改造中國,同時也要“向世界人類全體文明大大的有所貢獻”。[15]張君勱反復指出:中華民族“居今之世之最大責任,厥在對于今后世界新文化之貢獻”。[16]50多年前,的一句“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高度概括了中華民族強烈的國際主義情懷,早已成為現代中國人婦孺皆知、耳熟能詳的經典語言,沉淀在中華民族的集體意識里,以至于不少學者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真正含義,就是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17]

民族復興理念得到了炎黃子孫的高度認同,表達了世界華人華僑的家園意識,是中華民族凝聚海內外力量、實現完全統一的精神旗幟民族復興理念產生于近代中華民族四分五裂、一盤散沙的悲慘時代,自然地,民族復興始終信守著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意識和愛國主義精神。這種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正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反對民族分裂勢力、維護民族團結統一最強大的思想武器,是增強中華民族認同意識、凝聚民族力量與智慧、團結起來共同奮斗的精神旗幟。近代以來民族復興觀念形成與演進的歷史表明,“民族復興”不只是中國某一政黨的政治主張,而是神州大地上的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的共同追求,也是海外華人華僑的熱切期盼。早在民族復興觀念產生之初,海外華人華僑就有倡導之功,是包括海外華人華僑在內的不甘沉淪的中國人,在中華民族意識和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精神的感召下,點燃了民族復興的火炬,掀起了民族復興的思想潮流與偉大實踐。1894年,孫中山先生提出的“振興中華”口號,首先就是在以華僑為主體的興中會會員中得到認可和傳播的。此后,無論是辛亥革命,還是國民革命、抗日戰爭等,海外華人華僑都懷抱振興中華與復興民族的志向,親身參與和大力支持,推動著中華民族獨立、團結與統一的歷史潮流。新世紀以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展現出光明前景,但在前進的道路上仍然布滿荊棘和陷阱,充滿困難與挑戰,特別是海峽兩岸彼此分離,統一之期仍存在諸多未知數,成為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根本性障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臺灣統一之日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時。解決這一問題,最終還得靠我們自己,還得靠包括海外華人華僑在內的所有炎黃子孫不斷鞏固和發展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和中華民族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斷凝聚中華民族的力量與智慧。一句話,要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精神寄托與理想追求在中華大地上成為時代最強音。在這一幕宏大的交響曲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有人質疑“民族復興”的提法,更有人甚至對“中華民族”的稱謂也發出挑戰,主張廢棄“中華民族”,把民族定義為56個民族。[18]這就不能不讓人驚愕了。“中華民族”概念作為中國各民族“多元一體”的大民族理念,開創了中華民族大家庭理論構建的新局面,是近代中國從四分五裂走向團結統一的價值起點,是連接海內外華人華僑、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紐帶,是民族復興觀念形成的客觀前提。“中華民族”代表中國境內各民族,是全體中國人的共同稱謂,這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改變不了的歷史結論。離開了“中華民族”,民族團結就沒有了紐帶,民族復興就失去了依歸和寄托。

當今時代,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化”正在加劇加速,勢不可擋,廣大發展中國家似乎別無選擇。但是,也并非無所作為,更非不能作為。我們應當堅持獨立自主的品格,認清全球化的本質,確立自己的全球化理念,順應時勢而不盲目跟從。西方強勢國家與集團構筑的“全球化”,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全球化,是消解民族國家主權意識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化不是人類發展大勢,不要民族國家主權的“全球化”只能是陷阱。就像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所揭露的那樣:全球化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長期人為宣傳出來的口號,代表的是跨國金融資本和跨國公司的利益;全球化的潛在之意是削弱民族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主權,以使西方跨國金融資本和經濟勢力暢行無阻于全球各地,最大限度地攫取各國的資源和財富。[19]總之,不論“全球化”浪潮多么激烈和勢不可擋,也不論世界是“平”的“彎”的還是“擠”的,中華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動力之源與發展之基,必須得到尊重和傳承;中華民族意識沒有過時也不會過時,必須得到認同與發展;中華民族精神仍然需要振奮,民族力量仍然需要凝聚。只有這樣,才能認清中華民族復興的時代價值與意義,從而自覺地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