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行政體制改革取得的成就

（一）政府機構改革取得顯著成效

政府機構改革是行政體制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且易于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緊緊圍繞職能轉變和理順職責關系，根據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已經順利完成了五次政府機構改革。在這些改革中，1998年開始的第四次機構改革成效尤為突出：通過大幅精簡政府機構及其人員編制數量，國務院部委從原有的40個減至29個，部門內設機構精簡了1/4，移交給企業地方社會中介機構和行業自律組織的職能達到200多項，公務員數量從3.2萬人減至1.6萬人，同時，調整和撤銷計劃經濟體制下建立的直接管理經濟的專業部門，初步建立起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要求基本適應的政府組織體系。

（二）政府職能轉變穩步推進

轉變政府職能是行政體制改革的重點和核心任務。1988年開始的第二次機構改革，首次提出應該按照“政企分開”的原則轉變政府職能；1993年開始的第三次改革，提出應該按照“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行政管理體制”目標要求，將政府職能轉向統籌規劃、掌握政策、信息引導、組織協調、提供服務和檢查監督；1998年開始的第四次改革，進一步明確了政府職能轉變的方向，要求政府職能轉變應該集中在宏觀調控、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三個方面；2003年開始的第五次改革和當前正在進行的第六次國務院“大部制”改革，按照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明確提出政府職能轉變應該集中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建設“行為規范、運轉協調、公正透明、廉潔高效”的行政管理體制。

隨著行政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政府職能轉變與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逐步趨于一致。主要體現在:一是政府職能的重心發生改變，從過去注重政治和奉行“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向經濟建設和發展上來。二是積極推進經濟建設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的轉變，也就是政府在繼續完善經濟調節職能和加強市場監管的同時，加強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職能，更加注重全面履行政府職能。三是政府履行職能的方式從微觀管理、直接管理為主轉向宏觀管理、間接管理為主，手段從單一的行政手段轉向綜合運用經濟、法律和行政手段。四是為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和提高政府工作效能的需要，對政府結構進行了相應調整，進一步理順了職責關系，行政部門職責交叉重疊、權責不清、協調不力、多頭管理等問題得到明顯改善。在此方面，盧志釗、崔曉惠等人進行了比較深刻的論述。

改革開放與精英主義

與歷史上的歷次改革的邏輯大體相同，始于70年代末的中國的改革開放，也是來自對某種危機的反應。凡是改革，大體上都有一個共同的規律，這就是，在改革之前，社會中往往存在著某種危機，而且這種危機已經開始對國家構成某種威脅；這時，國家精英為了國家政權的存在，便開始對釀成這種危機的某些制度安排進行改革。因為改革是與國家的前途從而也是與國家精英的現實利益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改革者的愿望大多是真誠的。直接觸發中國改革開放的，無疑是由造成的種種社會危機。在的后期，雖然并非象人們為了論證改革的必要性而說的經濟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但包括經濟在內的種種社會危機無疑是嚴重的。如果考慮到當時正是處于領導人的換代之際，這種種危機無疑具有深刻的政治含義。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場主要由國家精英推動的改革開放的進程開始了。

對于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發動，我們有一個通常的說法，說是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特別是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出現和推廣，是中國的億萬農民的偉大創造。實際上這個說法并不準確。聯產承包責任制在安徽鳳陽的出現，確實是農民自發地創造出來的。農民的這種創造的基本動因，是無法忍受的貧困。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最初的推廣，也是以農民的極度貧困為條件的。當時，凡是聯產承包責任制推行比較順利的地方，基本上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中國農村的最貧困的地區，特別是窮困的山區。而在較為富裕的平原地區，以及在雖然貧困但卻有著光榮的革命傳統的地區，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則受到農民以及基層干部的強有力的抵制。當時有一句話，說是"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就典型地表明了對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抵觸。后來這些地區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治精英的推動，特別是當時的中上層的黨和政府機構的推動。在其中的一些地方，為了推進這些改革，不得不撤換了一批抵制推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基層干部甚至更高一層的干部。

而在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這種來自群眾的對改革的抵制就更是明顯。而且一直直到現在，這種抵觸不但沒有消失，而且表現得越來越突出。中國的改革，從時間上來說，城市遠遠落后于農村。在農村中的改革已經進行了大約五個年頭的時候，城市中的改革基本上還沒有開始。中國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只是在80年代中期，才開始真正列上議事日程。而這是與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聯系在一起的。為了使城市居民能夠接受這種改革，在當時的宣傳媒介上對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進行了多少有些夸大的宣傳。這種宣傳的目的是在于向城市的居民進行暗示：農村改革的前景就是城市改革的前景；如果進行改革，大家的生活水平很快就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提高。一時之間，城市居民開始用羨慕的目光關注著享受到改革的成果的農民。但不久之后發生的事情很快就表明，事情遠不是如此簡單。在過去的再分配體制之下，城市的居民一直享受著比農民多得多的特權，因此，城市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在威脅著城市居民的優越的地位。在城市的經濟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最開始涉及的就是大家多少年來已經習慣的大鍋飯和鐵飯碗。為了克服對改革的抵觸情緒，當時的改革推進者使用的最基本的方法就是，一是向群眾許愿，即改革很快會為大家帶來好處；二是用給好處的辦法，以換得基層干部和普通的城市居民對改革的接受和支持。

因此可以說，無論是農村的改革還是城市的改革，都并不是基層群眾的創造，而是在政治精英的推動之下，自上而下地推進的。這也是改革與革命的基本區別之一。需要加以注意的是，在直到目前為止的改革過程中推動改革過程的精英的構成成分的變化。如果說初期的改革是由政治精英啟動和推進的話，那么，從80年代中期開始，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的發生，則是基于在改革的過程中中國社會結構所發生的重要變化。

在改革前的中國，基本的社會結構是由國家與民眾兩個基本的層次構成的。但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由于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出現，一個可以稱之為民間統治精英的社會群體開始出現。這種民間統治精英的出現，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民間經濟精英的出現，二是知識精英的獨立性的增強。就前一個方面而言，主要包括私營企業主、有一定實力的個體戶、鄉鎮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三資企業"中的中方管理人員、無主管部門的股份制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以及在一定意義上也包括全面的已經具有一定獨立性的國營企業的經營管理人員。就后一個方面來說，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知識分子的獨立性不斷增強，特別是隨著社會中的自由流動資源和自由活動空間的增多，知識精英從事自己活動所必須的資源，已經不是象改革開放之前那樣完全來源于國家，而是有相當的一部分是來自于社會，來自于民間。應當說，在改革前的幾十年中，雖然知識分子在政治上一直處于被壓制的地位，甚至成為歷次政治運動的主要對象，但它對當時的體制的依賴性是相當強的。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識分子所從事的智力活動的特點以及當時社會中資源配置體制這兩個因素的結合，造成的。而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知識精英的資源來源的變化，其對國家的依賴性也就大為降低了。

一、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的歷史回顧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我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的序幕。如今重讀《鄧小平文選》、《鄧小平年譜》，我們會發現鄧小平改革開放思想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思想體系，其內容十分豐富。主要表現在：

(一)關于改革開放的必要性

鄧小平從正反兩個方面做了闡釋。從正面說，“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要做到發展，必須堅持對外開放、對內改革”；“中國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這是解決中國問題的希望”；“是決定中國命運的一招”。從反面說，“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不開放不改革沒有出路，國家現代化建設沒有希望”；“如果放棄改革開放，就等于放棄我們的根本發展戰略”。鄧小平認為，改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直接動力，改革是當代中國不可抗拒的時代潮流，改革是一場革命，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必由之路。關于對外開放，鄧小平從歷史、現實與未來等不同角度做了論述：其一，回顧歷史，“中國長期處于停滯和落后狀態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閉關自守”；其二，面向現實，“現在的世界是開放的世界”，任何一個國家要發展，孤立起來、閉關自守是不可能的；其三，展望未來，“關起門來搞建設是不能成功的，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

(二)關于改革的歷史地位和重要意義

鄧小平認為，改革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的意義“是為下一個十年和下世紀的前五十年奠定良好的持續發展的基礎，沒有改革就沒有今后的持續發展……這件事必須堅決干下去”。鄧小平說：“改革開放要貫穿中國整個發展過程，不是三年、五年、八年、十年，也不是二十年。”他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和社會主義事業的興衰成敗來看改革的地位和意義，認為“這場革命不僅影響中國，而且會影響世界”，“可以對世界上的社會主義事業和不發達國家的發展提供某些經驗”。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對黨和國家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事業。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使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事實雄辯地證明，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發展中國、發展社會主義、發展馬克思主義。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的重要舉措，是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本報自今日起在理論版開辟“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專欄，陸續刊登文章、訪談、報道等，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展現和闡述改革開放的偉大意義、巨大成就、成功經驗和前進方向。

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我們所取得的成就和進步，無一不得益于改革開放這一偉大的實踐創新，無一不得益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偉大的理論創新。偉大的理論產生于偉大的實踐，又指導著偉大的實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改革開放之間的關系，就是這樣一種理論與實踐之間的辯證關系。

實踐創新推動理論創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于改革開放的嶄新實踐

中國共產黨與中華民族血肉相聯，是一個肩負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責任、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自覺奮斗的黨。在歷經艱險、完成“求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以后，我們黨又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開始探索“實現國家繁榮富強和人民共同富裕”這一歷史任務。為此，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結合起來，經過長期曲折的艱辛探索，終于以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次理論飛躍，創立了由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組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這一嶄新的理論體系的形成，既有理論根據、歷史根據，又有現實根據，其現實根據就是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如果說，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理論根據，那么，這一理論根據的意義就在于它為我們的理論創新指明了前進的正確方向；如果說中國和世界的社會主義歷史提供的經驗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形成和發展的歷史根據，那么，這一歷史根據的意義就在于它告訴我們在理論創新過程中哪些是不能做的、哪些是可以繼續做下去的。但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找到符合中國實際的正確的發展道路，不斷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最終實現共同富裕，還是要靠我們自己的實踐，要靠我們自己的探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農村改革到城市改革，從建立深圳等四個經濟特區到全方位對外開放，從發展個體私營經濟到國有企業改制，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些都是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正是在這些嶄新實踐提供的經驗基礎之上形成和發展起來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深層的根據，就是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這一偉大實踐。歷史再一次說明：生動變化的實踐是馬克思主義保持蓬勃生機和活力的永恒源泉。

“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我們今天這條繼承弘揚于當代中國共產黨人的建設社會主義、發展社會主義、強盛社會主義的“中國特色”新路。改革開放，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推進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標新了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前進方向。

一、改革開放：拓展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探索實踐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人對社會主義的重新認識，是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實踐中不斷深化和拓展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一極具國家和民族的鮮明特點的探索實踐，不僅是對蘇東社會主義模式的突破，同時也是對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社會主義構想的發展和創新。

搞社會主義建設不改革開放不行。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給世界的震撼是極大的。社會主義還行不行的問題，已經嚴峻地擺在了世界各國馬克思主義者的面前。中國向何處去？鄧小平一言九鼎：“中國不搞社會主義不行，不堅持社會主義不行。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里能有現在的中國？”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未來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能也不可能是那種純粹、單一的“模式”，而必將走變通、多樣化的具有本國民族特色的發展道路。

要改革開放就要“摸著石頭過河”。“摸”，就是“過河”的基本方法。我國的改革開放，首先在農村實行家庭承包制實現突破，逐步理順了農民與集體經濟組織、農民與國家之間的關系。與此同時，以增強企業活力為中心，市場建設和價格、宏觀管理體制改革配套推進，城市、農村以及科技、教育和政治體制改革全面展開。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從開始經濟特區的設置，到沿海城市的開放、到沿海經濟區域的開發，再到內地……一個多層次、寬領域、點面結合、獨具特色的新格局初步形成，有效地把沿海經濟發展同內地經濟開發密切地結合起來。這場前所未有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地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變。

改革開放使中國經濟社會大發展。從1978到2007年，國內生產總值由3645.2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4.66萬億元人民幣，年均增長速度接近10%，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四；進出口貿易總額由206.4億美元提高到21?738億元美元，位居世界第三；外匯儲備由1.67億美元增加到15?282億美元，位居世界首位；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位居世界前列，國內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也由1%到提高5%以上；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多減少到1000多萬，城鎮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4元提高到13?786元，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由133.6元提高到4140元。在這30年中：市場經濟體制確立、改革開放領域拓寬、民主法制建設有序、文化建設成效顯著、民族政策貫徹積極、社會建設發展全面、國防建設特色標新、“一國兩制”進展重大、外事交往活躍異常、黨建工程推進扎實。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又一歷史新時期，經過30年的深入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國成功地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根本轉變，推動了經濟持續快速發展，“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中國道路”受到日益廣泛的關注。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發展市場經濟，是中國的經濟改革模式，也是根本特征和基本經驗。中國經濟改革的模式從根本上來說，就是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和主線

改革的過程與改革的目標是分不開的。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向布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引導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支配著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進程。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改革過分集中的經濟體制，開始了經濟體制改革的進程。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經濟體制改革逐步展開。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城市經濟體制改革全面推進。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進一步提出了“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經濟運行機制，進一步確認了市場機制作用的中樞地位。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確認我國經濟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改革開放新的歷史性飛躍。1993年12月，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作出了《中共中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全面闡明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總體框架和具體任務。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提出了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任務和具體部署。十七大報告提出，要著力構建布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強大動力和體制保障。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實質上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形成與發展的歷史，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支配中國經濟改革歷史進程的一條主線。

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核心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如何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非凡是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和實踐發展中的核心和要害，也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和要害。1984年十二屆三中全會作出的《中共中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已經提出，“增強企業的活力，非凡是增強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十四大以來中心的許多重要文獻對這一問題有更明確的論述。十四大報告第一次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并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繼續探索社會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有機結合的途徑和方式”。十六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心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提出，“不斷提高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能力”，“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和運行特點，自覺遵循客觀規律，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市場機制的作用”。十七大報告在總結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經驗時，將“把堅持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同發展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當作重要的經驗之一。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相結合的市場經濟，它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市場經濟既有共同之處，又有本質區別。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說，“社會主義”這幾個字“畫龍點睛”，點明了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性質，體現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創造性和特色。

回顧30年歷史，可以說，沒有當時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理解的突破，就沒有思想的解放，就沒有改革開放，就不可能產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30年來，我們黨形成并確立的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就其邏輯演進程序而言，完全是以真理標準大討論為起點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在黨和人民事業發展的實踐中形成的，并且隨著改革開放實踐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完善，實踐性是其最鮮明特征。實踐的觀點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和邏輯主線，是中國改革開放理論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

改革方法論的堅實基礎。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成功是以科學的方法論做支撐的。這個方法論就是在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中深入黨心、民心的馬克思主義實踐觀。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雖然沒有產生新的思想，但是，卻使人們的思想撥亂反正，重新回歸真正的馬克思主義，更重要的是使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實踐觀和實踐方法論有了深刻的認識。大討論使人們在大是大非面前自覺或不自覺地堅持用實踐的觀點分析問題，用實踐的標準衡量是非。我們在改革開放之初的“不爭論”、“摸著石頭過河”以及后來的“抓大放小”、“有所為，有所不為”等都體現了實事求是的科學方法。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的形成，不僅依據了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而且也是尊重群眾在實踐中的首創精神、集中全黨智慧、正確地總結改革開放實踐經驗的產物。30年的歷程證明，只有立足于歷史的實踐，著眼于新的實踐，才能產生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的巨大理論勇氣，才能開創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境界。

30年奮斗，30年拼搏，我們黨和人民經受了一次又一次考驗，創造了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在探求真理，認識真理，繼續推進改革開放偉大事業方面，也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一：思想的束縛是最大的束縛，只有思想大解放，生產力才能大發展。

真理標準問題討論所形成的精神，就是勇于沖破陳舊觀念和習慣勢力束縛的創新精神，就是敢于解放思想的大無畏精神。這是歷史留給我們最珍貴的精神財富。今天，我們要繼續推進改革，就必須發揚真理標準大討論精神，進一步解放思想，勇于沖破所有束縛。實踐永無止境，發展永無終點，舊的思想僵化解決了，新的思想僵化還會出現，因而，解放思想不可能畢其功于一役。30年改革開放的經驗表明：思想的束縛是最大的束縛，思想的解放是最大的解放。沒有思想的解放，就不可能有體制、機制的解放。可以說，每一次時代的大變革、社會的大進步，首先是一場思想的大解放、觀念的大更新。我們只有不斷適應實踐的深化，敢想、敢試、敢冒、敢闖、敢干，勇于沖破思想、體制、機制的束縛，才能不斷解放生產力，才能使我們的民族、我們的國家、我們的黨永葆生機和活力。

二：深刻認識國情，牢牢把握國情，堅持一切從國情出發。

如果我們將視野投向廣袤的歷史長河，審視“民族復興”這一近百年來無數中華兒女為之矢志奮斗的目標，就會看到，改革開放30年來，民族復興的百年夢想從未如此接近。

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先后發生3次偉大革命：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統治中國幾千年的君主專制制度，為中國的進步打開了閘門；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建立了新中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引領中國人民走上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廣闊道路，迎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光明前景。

在歷史長河中，30年只是瞬間。但這30年中華大地發生的大變革大發展，對于國家發展道路的探索，對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奇跡的造就，對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都具有里程碑意義。30年來，建三峽大壩、修青藏鐵路、辦奧運盛會、中國人行走太空……中華兒女的一個個夢想得以實現；30年來，香港、澳門先后回歸祖國，中國以更加自信的姿態走向世界。回首近百年中華民族跌宕曲折的歷程，回首改革開放30年激動人心的歲月，我們完全有理由說：改革開放，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由之路。

30年來，我們取得了偉大成就，但同我們的遠大目標相比，同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相比，我們沒有任何理由驕傲自滿、固步自封。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這一社會主要矛盾沒有變，當前我國發展呈現出一系列新的階段性特征，我國生產力水平總體上還不高，我們的工作中還存在缺點和不足，在前進道路上還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困難和風險。我們在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所肩負任務的艱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見，我們在改革發展穩定中所面臨矛盾和問題的規模和復雜性世所罕見，我們在前進中所面對的困難和風險也世所罕見。改革發展任重道遠。

成就屬于過去，未來仍需創造。我們一定要堅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著力構建充滿活力、富有效率、更加開放、有利于科學發展的體制機制；一定要堅持抓好發展這個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更好地做到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一定要戒驕戒躁、艱苦奮斗，不斷開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面。

在改革開放的壯闊歷程中矚望未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更加清晰：到我們黨成立100年時建成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到新中國成立100年時基本實現現代化，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我們的事業崇高而神圣，我們的前景光明而美好，我們的責任重大而光榮。只要我們不動搖、不懈怠、不折騰，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一定能夠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奏出更加雄渾壯美的樂章。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這30年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很不尋常的30年，黨領導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就輝煌，黨的建設也取得了巨大進步，值得大書特書。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之際，回顧總結黨的建設的光輝歷程和寶貴經驗，對于我們全面深刻地認識這30年的歷史，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新局面，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基于以上考慮，我今天專門講講改革開放30年黨的建設。30年黨的建設時間跨度長，內容非常豐富，是一個很大的題目，是一篇很大的文章。這里，我只是從有限的幾個角度談談自己的一些初步認識和思考，同大家一起研究討論。

一、30年黨的建設的歷史背景和偉大進程

1978年12月，我們黨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此為標志，開啟了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也開啟了黨的建設的歷史新時期。從那時以來，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以一往無前的進取精神和波瀾壯闊的創新實踐，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總結這30年黨的建設，必須與黨在這一時期的歷史任務和偉大實踐緊密聯系起來，必須把黨的建設放到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大背景、大環境中去考察、去把握。

(一)這30年黨的建設，是在世界形勢發生重大而深刻變化的國際背景下進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整個世界發生了大變化大調整，這種變化和調整的劇烈和深刻程度遠遠超出了人們的預料。最顯著最重大的變化，就是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兩極格局終結，世界社會主義發生嚴重曲折，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種種新情況，世界多極化不可逆轉，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綜合國力競爭日趨激烈。新科技革命及其帶來的重大科技發現發明和廣泛應用，推動世界范圍內生產力、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經濟社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變化。所有這些，引起全球經濟格局、利益格局和安全格局發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與時代、實踐和科技的發展相聯系，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在世界范圍內興起了以增強綜合國力為中心目標的競爭浪潮，這個浪潮涉及國家之廣泛、涉及領域之全面、持續時間之長久，都具有標志性的時代意義。如此深刻、如此巨大的變化，給我們黨和黨的建設帶來許多新機遇，有利于我們科學、全面地認識世界、認識自己，緊跟時代進步潮流，有利于廣大黨員和干部開闊視野、樹立世界眼光，煥發自強不息、奮力拼搏、改革創新精神，同時也給我們黨提出不少新挑戰新考驗。科學判斷和全面把握國際形勢的發展變化，正確應對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以及科技進步的發展趨勢，妥善處理影響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各種復雜和不確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戰略機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綜合國力競爭中又好又快地發展自己，在風云變幻的國際環境中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長期面對的重大課題。切實解決好這個重大課題，對加強和改進黨的建設，對我們黨的領導素質、執政能力特別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二)這30年黨的建設，是在我國經歷舉世矚目的歷史大轉折和事業大發展的國內環境中進行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30年，是世界發生大變化大調整的時期，也是中國發生廣泛而深刻變革的時期。這一時期最鮮明的特點是改革開放、最顯著的成就是快速發展、最突出的標志是與時俱進。30年來，從農村到城市，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到內陸，從東部到中西部，從經濟領域到政治、文化、社會等各個領域，全面改革和對外開放的進程勢不可當、蓬勃向前。這場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大改革大開放，極大地調動了億萬人民的積極性，使我國成功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使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獲得新的巨大解放，社會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煥發出前所未有的強大感召力。改革開放不僅帶來了黨和人民事業的大發展，使中國人民的面貌、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而且帶來了黨的建設的新進步，極大地增強了我們黨的創造力、凝聚力和戰斗力，使中國共產黨的面貌發生了歷史性變化。同時必須看到，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這場新的偉大革命，既給黨注入巨大活力，也使黨在深刻變化的社會環境中面臨一系列新課題新考驗。如何在深化改革中結合新的實際繼承和發揚黨的優良傳統和優良作風、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有效抵制拜金主義、享樂主義、極端個人主義和消極腐敗現象對黨的肌體的侵蝕，堅定廣大黨員、干部正確的理想信念；如何在擴大對外開放的情況下適應新要求、學習新知識、鍛煉新本領，既防止外來的錯誤和腐朽沒落思想文化的滲透，鞏固和加強馬克思主義在全黨全國的指導地位，又積極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來建設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同樣是我們黨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長期面對的重大課題。切實解決好這些重大課題，是我們黨必須經受住的考驗。

(三)這30年黨的建設，是在黨的隊伍和自身狀況發生重大而深刻變化的情況下進行的。我們黨歷經革命、建設和改革，已經成為世界上黨員數量最多的特大型政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黨的黨員總數是440多萬，他們基本上都參加過革命戰爭的洗禮和對敵斗爭的鍛煉。改革開放之初，我們黨的黨員總數發展到3600多萬，其中絕大多數是新中國成立后入黨的。到2007年底，全國黨員總數已達到7400多萬，近70%是改革開放以來入黨的。改革開放30年來，雖然新中國成立前入黨的黨員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但一批又一批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軍人以及新社會階層中的先進分子被吸收到黨內來，為我們黨增添了新鮮血液，從而使黨員隊伍的結構和分布得到新的改善和優化。毫無疑問，黨員數量的大幅度增長，一方面壯大和充實了黨的力量，是我們黨興旺發達、富有凝聚力和吸引力的重要體現；另一方面，使教育和管理黨員的任務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艱巨繁重。如何把廣大黨員教育管理好，充分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特別是如何建立健全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長效機制，是黨的自身建設必須解決好的一個重大問題。還要看到，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就業方式、利益關系和分配方式日趨多樣化并不斷發展，人們的就業狀況發生了很大變化，活動的范圍和領域也更加廣泛，流動性比過去大大增強。截至2007年底，全國在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就業的黨員總數為400多萬，全國流動黨員為200多萬。在這種情況下，黨的工作如何切實有效地覆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包括如何加強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中黨的工作，切實把這些領域的群眾團結和組織在黨的周圍，這無疑是黨的建設一個嶄新的課題。另外，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不同的利益訴求不僅會在干部群眾的工作和生活中表現出來，也會在不同地方、不同領域、不同部門表現出來。如何既最大限度地調動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增強黨的蓬勃活力，又始終保證全黨同志按照黨的奮斗目標、按照國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來行動，堅決維護黨的團結統一，防止和克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的現象，這也是新的歷史條件下加強黨的建設的重大問題。類似這樣的問題還有不少，都是我們必須認真研究解決的。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周年。30年來，我國從農村到城市、從經濟領域到其他各個領域，全面改革的進程波瀾壯闊，成果豐碩；從沿海到沿江沿邊，從東部到中西部，對外開放的潮流勢不可擋，成就非凡。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以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成功地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實現了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到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歷史轉折，人民生活水平從溫飽不足發展到總體小康，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為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本報今日起開辟《經典中國·輝煌30年》專欄，全方位展示改革開放30年來我國在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建設和黨的建設等各方面取得的偉大成就。

這是我國航天事業的又一個歷史性時刻——9月25日21時10分04秒，我國自行研制的神舟七號載人飛船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27日下午，中國人將歷史性地走出太空第一步。

2008年，在新中國59年成長歷程中，刻骨銘心。

從抗震救災、北京奧運到神舟七號發射成功，改革開放30年的中國，經受了檢驗和洗禮，譜寫了一曲民族精神的贊歌。

“中國加油”的吶喊聲綿延不絕，自強不息、頑強奮進的民族精神注入時代強音，把改革開放推向新的境界

今年是改革開放30年，又是北京奧運會舉辦之年、神七飛天之年。在這不平凡的一年里，嚴峻的挑戰接踵而來：部分地區發生低溫雨雪冰凍災害、達賴集團制造拉薩“3·14”打砸搶燒事件、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0級特大地震以及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世界經濟減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