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經濟活動進行研究時，經濟學常常會做一個潛在的假設，即行動者的本質是理性人。從經濟學的視角分析，理性就是行動者以個人利益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理性的算計，包括資源配置、交換等。但從社會學的研究視角來看，經濟行動者在從事經濟活動時，其偏好不一定是對經濟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即可以是利潤、收入和福利，也可能是地位、聲望、權利、安全感或成就感。而在各種利益相沖突的社會轉型期，經濟因素和非經濟因素同樣影響著人們。因此，我們把經濟行動者定義為社會理性人，他們雖然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但受到社會關系網絡影響或制約，有時甚至可能選擇某種非最大效用結果的行動。農民專業合作社在提供經濟效益的同時最大的功能是服務，服務社員作為合作社的選擇不僅僅考慮是為了實現經濟效用最大化。但合作作為一種社會行動之所以能夠產生，合作雙方必定都是有目的的行動者，都是為了滿足相互某方面的利益。而農民專業合作社，正是在各方需求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帶給各方的收益也不單單是經濟方面。

一、互惠的需要

（一）外在環境需求。我國加入WTO后，農業遇到了來自國外具有強勢競爭力農業體系的極大沖擊和挑戰，這種沖擊和挑戰盡管表面反映在農產品市場開發、進口量增長等方面，但從根本上說是對我國農業產業組織資源配置的一次嚴峻考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逐步在全國推開，到1983年初，全國農村已有93%的生產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取消了，改變了原有“大鍋飯”的分配方式，調動了農民生產積極性，極大地推動了當時農村生產力發展。但隨著現代化的不斷發展，特別是我國加入WTO和經濟全球化的擴張，廣泛交換市場的建立，促使了農業結構的調整，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勢在必行。我國家庭承包制基礎上的農戶經營規模過于狹小、高度分散，處于無組織狀態，沒有能力形成合乎市場經濟要求的經營規模和進行農產品加工運銷，僅僅從事一些初級產品生產，為市場提供原料，其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低下，屬于無競爭力的弱勢階層。這樣，數以億計、超小規模的農戶要真正與大市場接軌，按照市場經濟發展要求進行生產，必須通過聯合，建立整體進入市場的中介組織，才能在市場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當前許多經濟發達國家的實踐也反映了建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是現代農業發展的必經之路。因此，中國農業發展為適應市場經濟大環境，一定會走向組織化道路。

（二）農戶的需求。家庭承包責任制度的建立，使農戶經營直接面對市場，根據市場需求配置產品，進入市場交換，成為農村社會獨立核算、自負盈虧、自我積累與發展的市場經濟主體。這個群體生產規模小，經營行為高度分散，經濟實力薄弱，抗御市場風險能力差，單個農戶難以及時、準確地掌握市場信息，把握市場變化，生產經營活動難以避免盲目性，農戶小生產與社會化大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加劇了農產品市場價格的波動，增加了農業生產的信息成本和風險成本。同時，由于分散的小農戶是以極小的份額進入市場，交易成本高，交易方式落后，信息掌握不全面，與組織化的農產品加工、流通企業等交易對象相比，談判力量有限，使農戶在市場中處于不利的競爭地位，造成不必要的利益損失。

同時，由于現代農業的推廣，市場需要更加專業化的產品。而我國農民仍然從事單一的農產品原料生產，農業生產同其產前、產后部門沒有聯成一體，農民不能分享產前和產后的利潤，使農業實際上只限于種養業，相對于二、三產業效益低。而二、三產業的發展對專業化和規模化的要求更加嚴格，對于信息閉塞的單個農戶來說，進入二、三產業和效益高的種養業的門檻相對較高。對技術的缺乏和信息的匱乏，把農戶擋在了現代農業的大門之外。

摘要：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網絡技術的發展也極為迅速，并且網絡也成為企業發展的主要方式之一，通過在網絡上拓展互惠平臺，實現多方機構、企業等之間的網絡互惠，為企業管理創新以及提升發展效益有著巨大的作用。當然，在知識流出視角下的網絡互惠程度也會對企業的管理創新有著多種影響因素，企業在這樣的環境中，應有效把控各方面因素，不斷提升自身的學習能力，才能充分利用流出的隱性知識，促進企業管理創新以及提升企業的經濟效益。

關鍵詞：知識流出；網絡互惠程度；企業管理創新

在新時期發展中，網絡已經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同時，網絡也是當今很多企業拓展業務、資源共享的主要平臺之一，以此實現網絡互惠。在此，本文主要對網絡互惠程度與企業管理創新展開研究，具體研究如下。

一、網絡互惠程度分析

在計算機技術飛速發展下，企業的發展也逐漸拓展到互聯網上，通過創造網上交易平臺，對開辟企業新的經營路徑有著極大的作用，更有利于促進企業的發展［1］。在網絡時代下，企業可以將自身的產品、信息以及合作對象等方面的內容展現在網絡上，而且其他領域包括科研機構、非科研機構、金融機構等在將資源內容公布到網絡中后，在保證自身利益的情況下，可以利用網絡實現資源共享，共同獲得利益，而且也為其他的機構組織提供一定的資源，這種通過網絡多方獲取利益的方式也是當前較為流行的網絡互惠。而網絡互惠程度的發展也將直接影響到各企業和機構的利益情況，因此，在互聯網時代下，應積極促進網絡互惠程度的發展，為企業創造更大的經濟收入。

二、基于知識流出視角下，網絡互惠程度與企業管理的創新

一、憲法與互惠正義

如果把法教義學的態度運用到極致，而不對規范成立的事實結果投以苛求的目光，或者干脆把某種實踐性的動機隱入規范解讀的價值判斷之中，那么在本次修憲中，則可依稀讀出某種互惠正義。

正義的面孔很多，博登海默就曾說正義有著“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1]在那林林總總的正義形態中，互惠正義的觀念及其實效性幾乎跟“報應正義”一樣古老，因為在法學的理解中，二者恰好構成對立。當然，互惠正義的觀念也和其他正義一樣，其內涵不斷隨著時代的更迭而嬗變，但迄今仍有意義。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中，互惠（reciprocity）的概念就居于樞要的地位。如所周知，羅爾斯主要關注的是“社會基本結構”，這雖然不屬于教義學意義上的憲法學的范疇，但任何的實定憲法都涉及某種社會基本結構，而正義的原則就是羅爾斯用以評價它的道德標準。[2]而在羅爾斯看來，這種正義原則實際上就“表達了一種互惠性的理念”。[3]他首先把社會理解為一個“為了相互利益的合作冒險”（acooperativeventureformutualadvantage），同時具有利益的沖突和一致這雙重的結構，而正義原則主要就體現為一種公平的精神，能夠得到參與者的接受和認同，為此遂離不開互惠，以使社會成為“一種公平的合作體系”（afairsystemofcooperation）。在《作為公平的正義》一書中，羅爾斯更這樣指出：“一個穩定的立憲政體的第三個要求是，它的基本制度應該發揚政治生活中能發揮合作功能的各種美德，合乎理性和公平感的美德，和解精神和與人為善的美德”。[4]

從這樣的理論高度俯視本次修憲的程序以及文本，就會解讀出其中若隱若現的互惠正義精神。當然，這里要預先交代的是，貫穿于這次修憲中的互惠正義也有幾個性向：一是內涵的特定性，即它主要是現代意義上、且為法學所（能）界定的互惠正義；二是程度的有限性，也就是說本次修憲中只是在一定程度上貫穿了這種精神；三是表現的不穩定性，即其中的互惠正義往往折射成其他許多相關或相似的內涵，如平衡感、協調、妥協、合作精神等，雖然互惠正義本身也可能表現為這些要素；四是結構上的非獨占性，也就是說本次修憲除了體現互惠正義之外，還可能體現其他的精神要素，在此不予贅言。

二、規范解讀：互惠正義何在？

首先在本次修憲的程序中，或曰在作為一種規范文本的憲法修正案的動態形成過程中，可以解讀出互惠正義。

【論文摘要】兒童對道德所形成的最初理解來自于社會交往中的直接體驗，互惠原則是兒童建構個人道德體系的基礎，影響著兒童對社會公德、他人德行的認識和理解，繼而決定著兒童自身對這些道德行為的認同和接受，以及個人道德價值感的生發。

【論文關鍵詞】互惠；價值觀；道德培養

近幾年．隨著素質教育的實施，德育工作被置于突出地位，取得了明顯的效果。但如果要使學校德育、家庭德育、社會德育形成一種合力．共同致力于兒童德育工作，需要教育工作者研究具體工作的具體做法。要使道德教育始終要體現其價值性，就必須在具體環節上注重互惠原則的作用。互惠原則保證個體在特定的社會情境中以社會接受的方式與他人進行社會交往的過程中，使個人受益，雙方受益。它表明一個人在不損害他人同等權利的適當范圍內，與人交往時在最大程度上實現自身的權利，需要或責任與義務。其價值體現在兒童道德培養的各個環節中。

一兒童的道德養成

兒童在學齡前期的道德培養主要受家庭環境的影響。上學后主要是學校環境的影響，同時也受到社會大環境的熏陶。但學校、家庭、社環境對兒童的道德教育并不是孤立的，它們相互作用、交互滲透、共同作用于兒童的道德培養和發展。

1．家庭道德環境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引言；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制度化與社會資本的規范分析；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價值導向與社會資本的信任分析；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公共責任轉變與社會資本的第三部門分析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社會資本理論屬于一種投資未來的關系資本、我國政府績效管理的制度化缺失、政府一旦職能紊亂、運轉失調，無法發揮最大績效、社會資本的規范要素有助于政府績效管理的制度化建設、公眾評估主體的能力不足、公眾評估的實際效果與它的主體地位極不相稱、公眾的評價原則很簡單，即是否和自己的利益相關、社會資本的公民參與網絡提高公眾評估政府績效的能力、公民參與網絡與公眾評價政府績效的能力關系密切、政府績效管理與傳統行政效率相比，遠遠超過行政效率的單向維度、目前，我國第三部門發展迅速，同時也參與了大量的公共事務管理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從社會資本理論視角出發，結合公共行政學的相關基礎理論，來考察社會資本與政府績效管理之間的關系，至今還是一個理論界較少涉足的領域。社會資本提高了公眾參與政治的能力，增加對政府的信任，建立互惠規范的溝通渠道，這些都有助于政府制定合理、公平、高效的政府績效管理方案，提升政府績效管理能力，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關鍵詞：社會資本；政府績效管理；公民參與；網絡

引言

社會資本理論屬于一種投資未來的關系資本，雖然其報酬率在飄忽不定的關系網中難以用數理工具加以計量，但總會令人感到希望在握。由于社會資本仍屬“資本”范疇，追求效率是“資本”的天然本性。同時，政府績效管理的一個基本目標就是提高政府效率。因此，社會資本與政府績效在追求效率目標上統一起來。除效率之外，社會資本強調的公民精神、信任、互惠規范等表現要素與政府績效管理目標在邏輯上同樣具有一致性。臺灣政治大學謝俊義博士通過研究，在政府績效與社會資本之間創建了一個函數公式：視社會資本為獨立變數，社會資本的多寡導致政府績效的優劣。政府績效的提升是與社會資本成正比的。

“F（g）=∑（s1+s2+……sn）F（g）=政府績效sn=社會資本的各項要素”[1]

一、基諾族的傳統經濟形式③

20世紀50年代以前，基諾族的經濟生產，實行村社土地公共所有制，處于以刀耕火種的山地農業為主，以狩獵、采集等為輔的經濟狀態。

1.刀耕火種山地農業

基諾族聚居的基諾山和散居的地區全部是山地，沒有成片的壩區。農業生產全部在開墾的山地上進行，是典型的山地農業。刀耕火種是山地農業的主要耕作方法。通常在春節后或上一年底開始砍樹，待被砍倒的樹木曬干后便焚燒，燒后的草木灰布滿地面成天然肥料，有的厚達一二寸，此后稍事平整即行播種。耕地采用輪種制，輪作時間有一定年限，一般為燒一次荒種一年，少數種二年，然后丟荒。

2.狩獵

在基諾族的傳統經濟中，狩獵是基諾族男子的主要副業，也是基諾族獲得肉食來源的一項重要活動，在經濟生活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基諾山原始森林里動物繁多，基諾族人傳統狩獵對象大致可分為獸、鳥、鼠三大類。他們常用的狩獵工具是：外地買來的火藥槍，自制的弩，用棕繩搓成的支在鳥類通過的地方的扣子，設在野獸常走的路上的彎弓，打馬鹿、麂子、野豬、野牛、老熊等的毒箭和跳槍。基諾族打獵有三種形式：一種是村社組織的集體打獵。第二種打獵的形式是幾戶聯合起來打，即誰家發現較大的野獸蹤跡，便約幾戶一起去打。第三種形式是個人發現后自己去打。

摘要：基諾族作為中國的山地少數民族之一，其傳統經濟形式是以刀耕火種為主，采集狩獵為輔的初級農業。在這種經濟形態中，經濟與社會是嵌合在一起的，經濟活動與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往來依據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則。然而經過化，特別是經過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場經濟之后，基諾族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嵌合關系被打破，經濟變遷與社會文化變遷不再同步。基諾族的經濟形態由互惠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在此過程中，出現基諾族傳統文化的快速變異。

關鍵詞：基諾族；經濟形態變遷；嵌合

Abstract:

TheJinuo,oneofChina’smountainousethnicgroups,enjoyedatraditionaleconomicpatternmostlydependentontheprimaryslash-andburnfarmingtogetherwithfoodforageandhuntingactivities.Inthissituation,economy,embeddedwiththesociety,wascombinedwiththeactivitiesofeducation,religion,anddancing.Peoplefollowedaprincipleofmutualassistanceandbenefit.Later,theembedmentbetweeneconomyandsocialcultureoftheJinuopeoplehadbeentotallybrokensincethepracticeofthepeople’scommune,especiallythereformofhillsidefieldandforestsystem,andtheintroductionofthemarketeconomy.TheJinuo’seconomy,asynchronouswithitssocialchange,hasturnedfromamutually-benefitedoneintotheoneorientedtothemarket.Duringthiscourse,thetraditionalcultureoftheJinuohastakenonradicalchanges.

Keywords:theJinuopeople；thechangeofeconomicpattern；embedment

今天，當我們用經濟人類學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各個民族的經濟形態的演變情況時，不由得想到了經濟人類學家卡爾•博蘭尼，他認為就社會與經濟的關系而言，社會是首要性與支配性的。在他看來，在十九世紀之前，人類的經濟是附屬于其社會關系之下的，經濟對社會而言，是一種“嵌入”的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是鑲嵌于社會體制之中的。博蘭尼認為，雖然沒有一個社會不依靠一定的經濟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時代的經濟是受市場的控制（即使是大體上）而存在的……事實卻是：在交易上圖利從沒有在人類經濟上占過如此重要的地位。雖然市場的制度從石器時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現，但它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只不過是從屬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社會成了市場社會，市場經濟不再是“嵌入”社會，而是相反，市場宰制了社會。

摘要：基諾族作為中國的山地少數民族之一，其傳統經濟形式是以刀耕火種為主，采集狩獵為輔的初級農業。在這種經濟形態中，經濟與社會是嵌合在一起的，經濟活動與教育、宗教、歌舞等形式不分彼此；人與人之間的經濟往來依據的是互助，互惠互利原則。然而經過化，特別是經過山地、林地制度改革和引入市場經濟之后，基諾族的經濟和社會文化的嵌合關系被打破，經濟變遷與社會文化變遷不再同步。基諾族的經濟形態由互惠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在此過程中，出現基諾族傳統文化的快速變異。

關鍵詞：基諾族；經濟形態變遷；嵌合

Abstract:

TheJinuo,oneofChina’smountainousethnicgroups,enjoyedatraditionaleconomicpatternmostlydependentontheprimaryslash-andburnfarmingtogetherwithfoodforageandhuntingactivities.Inthissituation,economy,embeddedwiththesociety,wascombinedwiththeactivitiesofeducation,religion,anddancing.Peoplefollowedaprincipleofmutualassistanceandbenefit.Later,theembedmentbetweeneconomyandsocialcultureoftheJinuopeoplehadbeentotallybrokensincethepracticeofthepeople’scommune,especiallythereformofhillsidefieldandforestsystem,andtheintroductionofthemarketeconomy.TheJinuo’seconomy,asynchronouswithitssocialchange,hasturnedfromamutually-benefitedoneintotheoneorientedtothemarket.Duringthiscourse,thetraditionalcultureoftheJinuohastakenonradicalchanges.

Keywords:theJinuopeople；thechangeofeconomicpattern；embedment

今天，當我們用經濟人類學的眼光來審視中國各個民族的經濟形態的演變情況時，不由得想到了經濟人類學家卡爾•博蘭尼，他認為就社會與經濟的關系而言，社會是首要性與支配性的。在他看來，在十九世紀之前，人類的經濟是附屬于其社會關系之下的，經濟對社會而言，是一種“嵌入”的經濟，也就是說經濟是鑲嵌于社會體制之中的。博蘭尼認為，雖然沒有一個社會不依靠一定的經濟制度而存在，“但是在我們這個時代之前沒有一個時代的經濟是受市場的控制（即使是大體上）而存在的……事實卻是：在交易上圖利從沒有在人類經濟上占過如此重要的地位。雖然市場的制度從石器時代后期就已普遍出現，但它在經濟生活中的角色只不過是從屬性的。”①然而到了十九世紀，社會成了市場社會，市場經濟不再是“嵌入”社會，而是相反，市場宰制了社會。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點互惠共生階段；間歇性互惠共生階段；連續性非對稱互惠共生；連續性對稱互惠共生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共生定義為不同種屬生活在一起、出共生不僅是一種生物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不會有企業愿意長期為另一企業提供對自己沒有回報的服務、作為理性的市場主體，是不會持續做這種“利人不利己”的交易、點共生反映的是企業之間聯系的隨機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參與者之間偶爾發生業務聯系，伙伴的選擇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基于點共生階段的相互了解，聯盟參與者對合作方的信心有了一定提高、連續性非對稱互惠共生已經到了比較高級的共生模式階段、最有效率、凝聚力最強且最穩定的一種狀態等，具體請詳見。

生物學上的“共生”概念最早是由德國真菌學家德貝里（AntondeBary）在1979年提出的。他將共生定義為不同種屬生活在一起。

袁純清在他的《共生理論》一書中指出共生不僅是一種生物現象，也是一種社會現象；共生不僅是一種自然狀態，也是一種可塑形態；共生不僅是一種生物識別機制，也是一種社會科學方法。因此，本文基于這樣的目標，從共生理論出發，來研究企業聯盟的共生模式。

共生模式，是指共生單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相互結合的形式，它既反映共生單元之間作用的方式，也反映作用的強度。從行為方式上說，共生模式可以分為寄生關系、偏離共生關系和互惠共生關系，從組織程度上說有點共生、間歇共生、連續共生和一體化共生等多種情形。任何完整的共生關系都是行為方式和共生程度的具體結合，也可以說是反映共生單元某種程度共生的具體結合。

根據經濟學的“理性”假設，不會有企業愿意長期為另一企業提供對自己沒有回報的服務，因此，寄生方式在現實中很少存在。至于偏利共生模式，盡管會使共生系統產生新能量，但能量的分配只惠及共生單元的一方，對另一方來說，既無所得，也無所失。作為理性的市場主體，是不會持續做這種“利人不利己”的交易的。點共生反映的是企業之間聯系的隨機性、偶然性和不確定性，共生過程具有短期性和不穩定性的特征。因此，這種共生模式對企業共生組織演進的推動力十分有限，所產生的能量也十分有限。因此，我們把聯盟共生模式分為點互惠共生、間歇性互惠共生以及連續性非對稱共生和連續性對稱互惠共生四個階段。

一、點互惠共生階段

摘要：以GATT／WTO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是擺脫貿易政策選擇“囚徒困境”的制度性安排，它為各成員參與多邊貿易體制提供了一個博弈平臺。文章介紹了貿易政策選擇“囚徒困境”，并從多邊貿易體制的產生、建設者、互惠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爭端解決機制、談判機制等歌方面分析了其運行的博弈原理，說明多邊貿易體制本身就是一個博弈系統。

關鍵詞：多邊貿易體制，博弈，囚徒困境

一、貿易政策選擇的“囚徒困境”

假設有兩個國家A和B能夠自主制定貿易政策，它們分別面臨自由貿易政策和保護貿易政策兩種選擇，假設兩國都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則都受益，而當本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而他國實行保護貿易政策時本國利益受損而他國受益，當兩國都實行保護貿易政策時兩國均受損，兩國各自選擇貿易政策后的收益矩陣如圖1，它構成一個明顯的“囚徒困境”模型。

在該模型中，在經濟人假設條件下，兩國必然會根據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則而都選擇保護貿易政策。在貿易政策選擇后，其納什均衡為圖中右下角的(-8-8)，這是該博弈模型惟一的納什均衡解，無論這兩個國家進行多少次重復博弈，貿易政策的選擇依然是都實行保護貿易政策。該模型雖僅以兩個國家為基礎，但是推廣開來依然適用，它能夠解釋為什么保護貿易政策受到各國政府青睞。

二、多邊貿易體制：擺脫貿易政策“囚徒困境”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