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計量史學法適用于歷史上有關教育現象的規模、程度以及范圍的研究，適用于歷史上有關教育結構的分析與研究，適用于歷史上各現象之間的相關性研究。計量方法被引入史學研究領域，促進了教育史研究的精確化，為研究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觀察問題的視角，有助于研究者挖掘和利用“邊緣資料”，同時迎合了教育史學科發展的國際潮流。

關鍵詞：計量史學；計量方法；教育史研究；運用

教育史作為歷史學和教育學的交叉學科，其研究方法也深受歷史學的影響。將計量史學方法運用于教育史研究中，對拓展教育史研究的途徑具有重要的意義。

一、計量史學的發展及其基本理論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隨著統計學的發展及其在經濟領域的廣泛應用，計量史學開始萌芽。一些歷史學家開始把注意力集中于統計學與史學研究的關系上，探求計量分析法的理論基礎及其在史學研究中的運用。到二十世紀初，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通過發掘和利用新材料，開始采用初步的統計方法對史學進行定量分析。二戰結束后，計量史學開始蓬勃發展。這一時期，一些高難度的數量統計方法被廣泛運用于歷史研究中，歷史學家能夠運用計量模型對歷史現象進行模擬式的計量分析，計量史學方法的應用范圍大大拓展，計量方法成為此時期許多歷史研究人員進行分析、判斷和解釋歷史現象的主要研究方法。二十世紀五十年代，現代意義上的計量史學發端于美國。美國在經濟史領域首次引入計量方法來重新解釋美國經濟史，由此形成了美國的“新經濟史學”。

“新經濟史學”一詞流行于二十世紀六十年代。1958年，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康拉德和邁耶發表了美國計量史學同時也是美國“新經濟史學”研究的第一篇代表作《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一文。此文中運用了大量的計量分析方法對南北戰爭前南部奴隸制經濟的收益問題作了新的解釋。此后，“新經濟史學”迅速傳播到法國、德國、英國等一些西方國家。在研究實踐中，“新經濟史學”主要運用反事實的“假設一演繹”模式來解釋歷史現象，即“先提出一種與實際存在的歷史事件相反的假設——演繹模型，然后將其轉換成計量分析模型，再根據這個模型廣泛搜集數據，進行驗證”。這一模式雖然受到了很多歷史學家的批判，但它在史學研究中還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不僅使史學的內涵大為擴展，而且還促進了史學方法論的進一步發展，使人們對客觀歷史有了更深刻的認識。

[摘要]以我國(教育史研究)雜志近六年刊發的外國教育史類論文為研究對象，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刊載論文作者單位和地區分布、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以及研究方法等進行分項統計，展示了我國當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并從這一角度探討了我國外國教育史學科近六年發展的基本動向。

[關鍵詞]外國教育史；研究近況；相關論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國教育領域最早取得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專業領域，也是擁有博士點數量較多的專業領域之一，該領域的專業雜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國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國教育史學會發行。作為這一領域的唯一專業刊物，《教育史研究)刊發的論文，其選題大體代表了我國教育史領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體現了這一專業領域的研究水準。本文試圖通過對該雜志近6年刊發的相關論文的統計分析，對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現狀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對象與方法說明

我們從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論文中，選出所有外國教育史領域的研究論文，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研究主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進行分項統計，并在此基礎上作出分析。被統計和分析的論文時間跨度為6午，共含24期雜志。采用的方法主要為統計與分析。

二、統計結果與分析

[摘要]以我國(教育史研究)雜志近六年刊發的外國教育史類論文為研究對象，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刊載論文作者單位和地區分布、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以及研究方法等進行分項統計，展示了我國當前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焦點和熱點問題，并從這一角度探討了我國外國教育史學科近六年發展的基本動向。

[關鍵詞]外國教育史；研究近況；相關論文；量化分析

教育史是我國教育領域最早取得博士學位授予資格的專業領域，也是擁有博士點數量較多的專業領域之一，該領域的專業雜志——(教育史研究)(季刊)是全國中文核心刊物，1989年始由全國教育史學會發行。作為這一領域的唯一專業刊物，《教育史研究)刊發的論文，其選題大體代表了我國教育史領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其研究程度基本體現了這一專業領域的研究水準。本文試圖通過對該雜志近6年刊發的相關論文的統計分析，對我國外國教育史研究的現狀作一基本描述。

一、分析對象與方法說明

我們從刊登在(教育史研究)1999—2004年的論文中，選出所有外國教育史領域的研究論文，就這些論文的數量、選題分布狀況、研究主題的時間和空間范圍、論文合撰程度、引文文獻情況進行分項統計，并在此基礎上作出分析。被統計和分析的論文時間跨度為6午，共含24期雜志。采用的方法主要為統計與分析。

二、統計結果與分析

【摘要】近代以降，在傳統的音樂藝術表演體系中，無法順應時代要求改變其腐朽的組成方式和培養模式的“女徒弟”被歷史淘汰。由于社會審美和要求的轉變，“女教師”這一現代職業應運而生，而此職業生長的養分需要歸根于新式教育中國化的推進。音樂教育在近代往何處去、女子教育中的音樂教育經歷了怎樣的變化、此變化中的內外部推力都有哪些是本文主要的討論內容。

【關鍵詞】音樂教育史；女性音樂工作者；近代

1912年，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女子師范第二校的演講中說，“現在中華民國成立伊始，萬種事業，皆由此時發起，由此時舉辦，凡為中華民國之人民，均有平等自由之權。今民國既已成立，國民之希望正大；然最要者為人格。我中國人民，受專制者已數千年，近二百六十余年，又受異種族專制，喪失人格久矣。今日欲回復其人格，第一件須從教育始。中國人數四萬萬，此四萬萬之人，皆應受教育。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師范，此師范學校所宜急辦者也；而女子師范尤為重要。今諸君發起此校，誠得要務；因中國女子雖有二萬萬，惟于教育一道，向來多不注意，故有學問者正少，處于今日，自應以提倡女子教育為最要之事。諸君今既成立此女子師范第二校，生徒達百七十人，將來此百數十人，各擔荷教育之事，希望固甚大也。惟必有學識，方可擔任教育。蓋學生之學識，恒視教師以為進退，故教師之責任甚大。兄弟今日惟望諸君謹慎小心，養成國民之模范，則教育乃可振興；教育既興，然后男女可以望平權。女界平權，然后養成真共和民國。”①孫先生此段話包含了兩個信息點，每個信息都蘊含著一個好問題：第一，“然欲四萬萬人皆得受教育，必倚重師范，此師范學校所宜急辦者也；而女子師范尤為重要”。此句中為何單獨強調女子師范的重要性？女子師范的狀態在近代發展中與雙軌中的男性師范教育有何不同？第二，教育的興起和“男女有望平權”是怎樣共生共存的？職業女性和女性音樂工作者在中國近代的社會地位究竟是如何演變的？

一、“女徒弟”歷史地位低下

首先我們需要了解，自中國古代以來，“職業”一詞似乎與中國女性并無過多聯系。東漢初期，和帝時代最具聲望的女性史學家班昭，用一紙《女誡》為中國的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該如何自處設定了行為規范。《女誡》洋洋灑灑數千字中除了“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的夫綱理論外，也不難看出，班昭并不提倡婦女拋頭露面外出工作，而應“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地侍奉夫家。班昭所著奠定了中國女性之后千年來的封閉境遇和反叛之必然，也同樣成為了之后直至清末“身家清白”之女性所遵從的“社會規則”。而因身家“不良”無法遵從此規則的女性，無非“娼優隸卒四種”，而“做女旦的”，更是至微至陋。②歷史上對于從事音樂表演等行業女性的地位最為中肯和為大家所熟知的評價應該算是賈曾給唐睿宗的諫言：“良以婦人為樂，必務冶容，哇姣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③可以看出，女性音樂工作者在古時候除了出身民間團體外還有出身于樂府這種官方組織的，但“女徒弟”一旦學成，是要變賣或贈送給宮廷或大臣的，“師父”看重的是“女徒弟”色與藝的商品價值而并非對其手藝或品行的傳承和學習。評價歷史正確與否并非本文主旨，但只有明白女性在社會歷史上的地位，才能繼續探討“女徒弟”和“女教師”這一議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女性從事音樂行業”的情況確實生長于此種土壤，并且在很長一段歷史中與“教育”并無關系，直至中國清末的一次“客體”轉機，“女教師”這一職業在經受諸多非議之后終于登上了中國近代的歷史舞臺。

二、“女教師”登上歷史舞臺

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是科學研究的重要方法之一。對歷史進行分類的方法之一就是對歷史過程進行時序上的劃分，即分期。一般而言，分期的標準是：以那些對歷史發展有重大意義并導致出現質變的事件為界，把歷史發展過程劃分為若干彼此銜接但又不同的段落，借以說明歷史發展的統一性和多樣性、階段性和連續性，以深化人們對漫長歷史過程的認識。

目前，對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歷史分期，一般是采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分法，即：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的確立；開始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歷史轉折的準備階段；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關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的分段問題，普遍的意見是從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把以下四件事作為分段的界碑：1982年十二大；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2000年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科學發展觀。還有一種分期方法，就是把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六十年的歷史，以十一屆三中全會為界碑，分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分別稱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與“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時期”。這樣來分期、分段，對認識和把握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相對而言比較準確，也越來越被大家認同。與我國歷史學界對于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歷史分期已經有了這樣越來越趨于被公認的觀點相比，音樂教育的歷史與發展分期問題，卻由于視角不同、標準不一，分法很不一樣。這對于人們認識和理解建國以來的音樂史和音樂教育史很為不利。目前而言，有以下幾種比較流行的分期方法，各有其優缺點，在此不妨檢視一下。

第一種，以馬達的分期為代表。在馬達的相關文章和博士論文以及成書《20世紀中國學校音樂教育》中，將我國20世紀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分為六個時期：萌芽期（1901—1919）、初創期（1919—1949）、建設期（1949—1956）、曲折發展期（1957—1966）、停滯期（1966—1976）、繁榮期（1977—2000）。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到20世紀結束，被分為四個時期。因為其博士論文后來以專著形式出版，是我國研究音樂教育史為數不多的重要成果，所以這種分期方法的影響較為廣泛，得到許多論者的支持。

第二種，是以音樂教育重要的指導性文獻演進為標志進行分期。宋蓓、郁正民在《新中國六十年音樂課程標準發展的回顧與反思》一文中，對建國后中小學音樂教學大綱（課程標準）研究時，把音樂教育史也進行了時期劃分，以中小學音樂教育大綱為重要的分期工具，并參照了第一種歷史分期。這種分期方法認為，1949年以來可分為以下五個時期：建設期，為1949年10月1日至1956年的教學大綱頒布實施；停滯期，為10年“”階段；恢復期，從“”結束始，到1982年的大綱頒布實施；發展期，1982年到1992年版大綱頒布實施；成熟期，只包括2001年《全日制義務教育音樂課程標準（實驗稿）》。

第三種，與第二種類似，也是以中小學音樂教育大綱為標準，但分法卻差異較大。研究者許銳把1949年以來的音樂教育發展歷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49—1976，即建國十七年至“”結束，包括1950、1956年版小學音樂教學大綱；第二階段，1978—2000，即改革開放時期，包括1979、1982、1988、1992年版小學音樂教學大綱；第三階段，2001至今，包括2000、2001年版的小學音樂教學大綱（課程標準）。此外，還有一些有價值的學術成果，以其他線索展開研究進行分期。王安國教授在《1978—2008：歷史的跨越——中國學校音樂教育三十年》一文中，從美育、課程發展、音樂教育理論研究等方面綜述了一定時期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的發展，只著重論述了一個時期，即改革開放時期。

與此比較接近，上海音樂學院的吳安娜在其碩士論文《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義務教育音樂課程發展——以課程指導綱要和教材為依據》中，也把分期聚集于1979—2010，但又進行了細分。作者認為從1979年到2010年，中國音樂課程發展經歷了“重建”“發展”和“改革”三個重要的階段。而劉龍華在其碩士論文《新中國中小學音樂課程的發展歷程及其啟示》中認為，新中國中小學音樂課程發展經歷了五個時期：社會主義過渡時期（1949—1956）；全面探索社會主義時期（1957—1966）；改革開放初期（1978—1990）；改革開放飛速發展時期（1991—2000）；全面推進素質教育時期（2001至今）。以上種種分期方法，雖都各有所本，但是在某種程度上相當于自說自話，并不太利于大家對某一問題形成共識，交流起來也存在許多障礙。我們認為，為了便于學術交流和研究，應該在歷史分期問題上努力謀求共識。具體而言，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首先，要在音樂教育的歷史分期問題上具有更寬廣的視野，與更廣范圍內的歷史研究結合起來，積極借鑒其研究成果。就1949年以來的歷史分期來看，前文所提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就是至關重要的分期依據，因為實質上黨史與國史分期并無區別。所以，音樂教育史并不能完全無視這個重要的參照標準，而是要盡可能以此為分期的主要依據。只有這樣，才能讓專門史的研究更具有歷史的權威性。其次，在遵照大歷史視野分期的前提下，認清音樂教育史中分期的標準。比如，既然對建國以來的歷史發展有兩種基本的分期方法，完全可以在此大的框架下，再做次一級的專門史分期，以重要的音樂教育文獻和事件作為標志，而不必一定要上升到宏觀的歷史分期層面。

［摘要］研究性學習作為“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課程實踐教學的一種新方式，主要包括閱讀實踐、課堂討論、實踐研修、創新實驗計劃和課程論文等形式，每種形式的特點和作用是不同的，其實施過程也各有差別。充分運用研究性學習，不但可強化課程研究的理論性與科學性，可提升師生教與學的主動性和積極性，還能提升“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課程教學的吸引力與感染力，從而實現其教學目標。

［關鍵詞］研究性學習；實踐教學；中國共產黨

思想政治教育史為加強思想政治理論課程教學，使其成為學生熱愛并受益終身的優秀課程，2015年中央宣傳部、教育部在《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建設體系創新計劃》中，要求“創新教學藝術，形成理論教學與實踐教學相互支撐”“理念手段先進、方式方法多樣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教學體系”。黨的報告也從根本上規定了當前高校立德樹人的方針、原則和基本任務。在新時期、新常態環境下,我校對思想政治教育專業研究生的專業必修課“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按課程內容研究的方式，以問題為導向，進行閱讀實踐、課堂討論、社會研修、創新實驗計劃和課程論文等研究性學習形式的探索，使學生主動地獲得知識的增長、發散性思維，進行道德洗禮，最終提高其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寫作能力和交際能力，以實現課程的教學目標。

一、閱讀實踐式研究性學習

（一）閱讀實踐式研究性學習的含義和特點。閱讀實踐式研究性學習是以教師指導學生閱讀與教學內容有關的文獻以及經典的作品，進而加深對所學內容的了解、認知與感悟的學習方式與教學模式。閱讀實踐有“閱讀形式的多樣性、閱讀內容的多元性、閱讀過程的自主性、考核評價的開放性等特點”[1]。（二）閱讀實踐式研究性學習的作用。1.學生由被動接受到主動學習，培養其自主學習、終身學習的良好閱讀習慣；2.由過去只看教材到閱讀重要文獻、經典著作等，以提升學生在學習和生活中待人處事的人文素養。（三）閱讀實踐式研究性學習的實施。在“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課程的教學實踐中，教師按照教學的不同內容，指導學生閱讀相關著作。例如在講到“黃埔軍校的思想政治教育”時可讓學生閱讀的《國民革命軍及軍事政治工作》一文，深刻體會“革命軍是黨的軍隊”“行動要依著黨的政策”；在講到“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這一主題時，可讓學生閱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三十講》一書，以深刻領悟為什么新時期要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教育教學事業新局面。同時還要指導學生閱讀政治學經典著作如《理想國》（柏拉圖）、《政治學》（亞里士多德）和《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等，以便使學生掌握政治，政治學，政黨及其發端演變、特征、類型、制度等基本范疇，進而使學生關注、追蹤國內外學術界關于政治學、思想政治教育、中國共產黨思想政治教育史等研究領域、研究學派、研究趨勢等前沿理論問題，以獲取具有普遍價值的發現，提升自己的科學研究能力。

二、課堂討論式研究性學習

年12月，我有幸被評選為市首屆中學語文骨干教師，自年1月起，任期三年。光陰似箭，三年的骨干教師時日悄然過去了。回首這三年來走過的路，雖然很艱辛，但更多的是欣喜、是快樂、是成熟。我知道，過去能成為市級骨干教師，是學校領導的關懷和鼓勵，是老師們對我的幫助和支持。我深知這既是一種榮譽，更是一種壓力與責任。

我熱愛教育事業，工作中做到腳踏實地、刻苦鉆研、勤勤墾墾，兢兢業業。我愛每一個學生，時刻用自己的言行去感染他們，用自己的真誠和善良去感化每一個學生；用自己的鉆研、勤學來引領每一個學生。做到教師無小節，處處是教育。與學生建立起民主、平等、和諧的良好師生關系。

我深知“讀書是一種良好的生活方式”，所以經常從繁忙的教學工作中抽出時間來閱讀。通過重讀那些文學名著，增強了我對名著內容的深入了解，也更增加了我的知識養料；通過學習教育專家的理論文章，開闊了我的教育視野，提高了我的理論水平；通過學習《教師的人格魅力》，我學會了如何做一名學生愛戴的老師，提高了我的做人修養。我還經常關注市教育博客的內容，在同行的博客中學習經驗，探討不足，及時把握當前語文教學的最新動態，并把先進的教育教學理念應用到具體的教學實踐中去，積極去探索先進的教學模式爭取達到教學的最優化。然后，又把在教學實踐中的心得體會形成文字，寫成文章。《我的語文教學觀》一文，就是在這種情況下產生的。這篇文章在年3月《安慶師訓》（年第1期，總第24期第39-40頁）發表后，受到同行一致好評。

在教育教學過程中，我深深意識到“教育的藝術在于鼓舞和喚醒”，教育的過程是創造性很強、又極富挑戰性的過程。只懂教書不會育人，不是一個合格的教師。我謹記陶行知先生的一句話：“捧著一顆心來，不帶半根草去。”全身心地投入到教育教學工作中，對待學生坦誠而不魯莽、關心而不驕縱、信任而不包庇，因而在學生當中樹立了良好的師長形象，使學生“敬而親之”。“勤奮努力，奉獻愛心”是我作為教師的信條。任職期間，我能夠堅持正面教育，大膽從心理素質方面探索德育教育的觸發點，關心學生，愛護學生，不歧視差生，對一些思想上不夠成熟、自律性較差、孤僻自卑或自大狂妄等缺點的同學，進行細致的了解工作，從各方面關心他們，使學生覺得教師既是一個值得尊敬的師長，又是一個可以與他們促膝談心的朋友。特別是對那些留守學生，我總是特別的關注。年4月，我所寫的關于留守學生的《空巢，誰在留守》一文，榮獲年“全國中小學班主任工作創新論壇”案例評選一等獎，受到人民教育編輯部和市教育局表彰。

在語文教學工作中，我積極探索適合于學生的教學方式。在走進課堂之前，總要細心研究教參和教材，向其他老師虛心請教，并針對班級學生的學情和自己的教學特點，追求課堂教學的高效化。在年8月5日縣級典型課例公開課評比中，我所教學的《傷仲永》獲得了總評86.67分，受到縣教研室領導和老師的一致好評。學生成績也在原有基礎上穩步提升，學生的學習習慣有所改進，學習興趣有了提高。在2009—2010學年第一學期期末全鄉統考中，我所帶的八年級語文獲區級第二、校級第一的好成績。在年12月縣《祖國在我心中》征文活動中，我所輔導的兩名學生獲得初中組二等獎和三等獎，我也獲得了由縣委宣傳部和縣教育局聯合頒發的榮譽證書。

教師是一個研究者，一個思想者，一個探索者，所以本人積極參加各級組織的教科研活動，年4月，我作為一個骨干教師，參加了市教研室在樅陽召開的市初中語文教學研討會。在會上，主動學習各種先進的科研成果，力求在教師專業化發展的道路上日漸成熟。勤奮積累，筆耕不輟，我把我的教學心得和生活中的感受形成文字，寫進我的博客。在年8月市教師教育技術優秀作品評選活動中，我的博客----亭湖熙客，獲市年度教師教育技術優秀作品二等獎。在年元月市優秀教育博文評比中，我的作品《師恩永遠》、《我帶學生爬雪山》分別獲得市年優秀教育博文“感悟人生”一等獎和”和“教育敘事”一等獎，并享受市教育局特邀參加第二屆市教育論壇大會的榮譽，并接受市教育局頒獎。

摘要：本文以素質教育的提出以及校園足球的發展為研究背景，結合素質教育分析校園足球開展的意義及價值：（1）發揮體育的育人功能；（2）提高體育的育體功能；（3）促進學校體育教學改革。并提出進一步推廣校園足球及發揮教育功能的意見及措施：（1）明確校園足球發展的教育理念；（2）制定合理的教學大綱；（3）建立規范的校內足球賽事規程；（4）加強學校領導的重視程度；（5）提高教練員的訓練素質與技能水平；（6）充分借鑒國外成功的發展經驗。

關鍵詞：素質教育;校園足球;發展

新時期，新的歷史階段，我國的教育改革向現代化邁進，應試教育逐步向素質教育轉型，以體育為突破口實施素質教育使體育在教育中的作用越來越凸顯，“體教結合”成為體育與教育改革的熱點。在此背景下，校園足球活動孕育而生，以足球為突破口推進學校體育教育改革，成為實施體教結合的途徑，同時，又以校園為依托開展足球運動，使足球得到更好的普及與發展。

1、素質教育與校園足球的發展背景

1.1、素質教育的提出與發展。素質教育的提出最早是由鄧小平同志在改革開放以來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我們國家，國力的強弱，經濟發展后勁的大小，越來越取決與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知識分子的數量和質量”，這是素質教育的最初思想源頭。1999年黨中央國務院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進素質教育的決定》其中說：“我們的教育理念，教學手段、方式、內容等不能適應社會發展需要，必須全面實施素質教育”，但是實施的結果并不理想。2006年，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聯合《教育部國家體育總局共青團中央關于開展全國億萬學生陽光體育運動的通知》，提出了以億萬學生為主體的“陽光體育”活動，為全國數億學生服務，這是形成學校改革的起點。但是，在開展陽光體育的過程中，出現了諸如陽光體育“口號化”、陽光體育內容“形式化”、陽光體育實施的“理想化”，以及開展形式單一、動力不足等尖銳的問題。直至2014年仍然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在這種情況下，校園足球作為陽光體育運動的補充，肩負起促進學校體育改革使命，但要使校園足球對學校體育改革起到真正的效應，就必需要清楚的認識到校園足球在學校體育改革中的價值及涵義。1.2、校園足球的提出與發展。2009年4月國家體育總局和教育部聯合下發了《關于開展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的通知》以及《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實施方案》，并成立了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領導小組。校園足球這一術語正式從幕后走向了舞臺。2015年，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強青少年體育增強青少年體質的意見》和《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切實提高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活動的質量和水平，國務院牽頭印發了《中國足球改革總體方案》以及教育部等六部門頒布了《加快發展青少年校園足球的實施意見》，進一步強調校園足球在學校體育教學中的作用。

2、素質教育下發展校園足球的意義及目的

對于游戲，我們中國人向來都有一種鄙視的心理，認為它是一種非正常的、不嚴肅的活動，并且往往把它視為“奇技淫巧”，是一種不正經。更進一步，假如看到某人一天到晚沉迷于游戲，那肯定會被人視作不務正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中國古代的游戲，并不落后，而且還源遠流長。蔡豐明在《游戲史》一書的“前言”中指出：“中國的游戲史源遠流長，如果從有史記載的先秦時代的斗雞、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游戲形式算起，中國的游戲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如果從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來看，中國的游戲史一直可以推源到遙遠的原始時代”①不僅如此，中國古代的游戲還是相當發達的，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都在不斷創造種種著新的游戲形式，從皇宮貴族到下層百姓，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但是，在教育這么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游戲的精神卻在不斷的枯萎，游戲卻非常貧乏。從教育剛剛產生時的豐富的游戲教育形式，到后來的與游戲無緣，教育中的游戲日漸少見，學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戲的蹤影，直到今天以應試教育為代表的學校教育，可以說，中國的教育在日益地遠離著游戲，在教育面臨著變革的今天，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

本文著重考察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史，看看我們的教育是怎樣失去了游戲這么一種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強人們對教育與游戲這一問題的認識。

在細致地考察之前，我們必須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戲？教育需不需要游戲？

對于什么是游戲這個問題，總體而言，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最權威的工具書《辭海》是怎么解釋的。在《辭海》中，對游戲是這樣解釋的：“體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娛樂的一種。有智力游戲(如下棋、積木、填字),活動性游戲(如捉迷藏、搬運接力),競技性游戲(如足球、乒乓球)。游戲一般都有規則,對發展智力和體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⑴娛樂活動。如捉迷藏、猜燈謎等。某些非正式比賽的體育話動,如康樂球等也叫游戲。⑵玩耍：幾個孩子正在大樹底下～。”很顯然,在權威工具書中,游戲被認定為娛樂和體育的手段,與正經事不相容,“游戲人生”就是娛樂人生,就是將嚴肅的人生視為兒戲,自然就難以被我們所接受。

而荷蘭學者胡伊青價的《人：游戲者》這本書的定義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認為“游戲是一種自愿的活動或消遣,這種活動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其規則是游戲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絕對的約束力,游戲以自身為目的而又伴有一種緊張、愉快的情感以及對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識。”②更進一步，胡伊青加還把人直接定義為：“人：游戲者”把人看作是游戲者。隨著今天對人的認識的不斷深入，他直接從游戲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質特征。

一．爭議“狼性”教育理念的意義及呼喚人格教育概念的周全性

今年6月下旬，一個狼群雕塑在深圳市南山區一小學揭幕，這組雕塑名為《出征》，底座上刻有說明：“東方似‘羊’的教育，培養的是溫文爾雅、逆來順受、安于現狀的人。西方似“狼”的教育，培養的是個性張揚、敢于挑戰，不斷超越的人。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世界里，我們通過對狼的性格的剖析，教育我們的孩子要成為強者。”

這組雕塑的出現和“狼性”教育觀點的提出，一時間在教育界和社會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同時一些有識之士對“狼性”“羊性”及“人性”教育進行了深入的探討。

人們對“狼性”教育所提倡的學習狼的強悍進取、勇敢無畏的精神；不屈不撓的競爭精神；堅韌剛毅的團隊精神；以及奮不顧身的戰斗犧牲精神等等，是抱肯定態度的，但同時也對“狼性”中殘忍、嗜血、貪婪給予了否定，在質疑“狼性”的同時，透視出人們對“狼性”教育的憂慮。

對與“狼性”相對立的“羊性”教育的態度，人們同樣是見仁見智，羊的懦弱順從固然不應提倡，但其溫雅及與其它動物之間的友愛，卻是“狼性”教育不能替代的。

于是人們呼喚以“人性”教育替代“狼性”與“羊性”教育，因為“人”性中不僅具有仁慈、和善、文雅的成分，也兼具勇于進取、敢于競爭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