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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游戲，我們中國人向來都有一種鄙視的心理，認為它是一種非正常的、不嚴肅的活動，并且往往把它視為“奇技淫巧”，是一種不正經。更進一步，假如看到某人一天到晚沉迷于游戲，那肯定會被人視作不務正業，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中國古代的游戲，并不落后，而且還源遠流長。蔡豐明在《游戲史》一書的“前言”中指出：“中國的游戲史源遠流長，如果從有史記載的先秦時代的斗雞、走狗、六博、踏鞠等古老游戲形式算起，中國的游戲已經有三四千年的歷史，如果從地下發掘的考古材料來看，中國的游戲史一直可以推源到遙遠的原始時代”①不僅如此，中國古代的游戲還是相當發達的，在各個不同的歷史時期，人們都在不斷創造種種著新的游戲形式，從皇宮貴族到下層百姓，滲透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

但是，在教育這么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游戲的精神卻在不斷的枯萎，游戲卻非常貧乏。從教育剛剛產生時的豐富的游戲教育形式，到后來的與游戲無緣，教育中的游戲日漸少見，學校中根本看不到游戲的蹤影，直到今天以應試教育為代表的學校教育，可以說，中國的教育在日益地遠離著游戲，在教育面臨著變革的今天，這是一個很不正常的現象。

本文著重考察中國自古以來的教育史，看看我們的教育是怎樣失去了游戲這么一種非常重要的教育形式的，以增強人們對教育與游戲這一問題的認識。

在細致地考察之前，我們必須搞清楚的是：什么是游戲？教育需不需要游戲？

對于什么是游戲這個問題，總體而言，研究還是比較薄弱的。讓我們先來看一看最權威的工具書《辭海》是怎么解釋的。在《辭海》中，對游戲是這樣解釋的：“體育的重要手段之一。文化娛樂的一種。有智力游戲(如下棋、積木、填字),活動性游戲(如捉迷藏、搬運接力),競技性游戲(如足球、乒乓球)。游戲一般都有規則,對發展智力和體力有一定作用。”再看看《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⑴娛樂活動。如捉迷藏、猜燈謎等。某些非正式比賽的體育話動,如康樂球等也叫游戲。⑵玩耍：幾個孩子正在大樹底下～。”很顯然,在權威工具書中,游戲被認定為娛樂和體育的手段,與正經事不相容,“游戲人生”就是娛樂人生,就是將嚴肅的人生視為兒戲,自然就難以被我們所接受。

而荷蘭學者胡伊青價的《人：游戲者》這本書的定義卻是另外一種態度。他認為“游戲是一種自愿的活動或消遣,這種活動或消遣是在某一固定的時空范圍內進行的,其規則是游戲者自由接受的,但又有絕對的約束力,游戲以自身為目的而又伴有一種緊張、愉快的情感以及對它‘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意識。”②更進一步，胡伊青加還把人直接定義為：“人：游戲者”把人看作是游戲者。隨著今天對人的認識的不斷深入，他直接從游戲的角度看到了人的另一方面的本質特征。

今天，在我們中國，也有一位學者，把游戲作為人的一個重要的特征，甚至認為游戲是作為人的一個重要的本質。石中英在《教育哲學導輪》一書中，在談到人的形象時，就把“游戲人的形象”和“文化人的形象”“制造人的形象”作為三大類之一，與其他兩類人的形象相提并論。并認為作為“游戲人的形象”，具有如下特征：“人人都愛游戲”，“人人都生活在游戲當中”，“人人都是‘游戲者’”，“人人只有在游戲中才能‘成為’自己和‘看到’自己”。他深刻地看到了游戲在教育中的作用，認為“從一定意義上說，教學活動中游戲狀態的缺乏是造成教師厭教學生厭學的一個重要原因。”“游戲的精神應該滲透到教育活動的方方面面。”③這是我們中國教育理論研究中的撥亂反正，可以讓人們重新看到教育中游戲因素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在一定意義上，有人更進一步，竟直接認為“教育即游戲”。④把教育作為游戲來看待，揭示了游戲在教育中的重要意義。

當然，寫到這里，我們還是要記主席勒的那句著名的話：“只有當人充分是人的時候,他才游戲；只有當人游戲的時候,他才完全是人。”⑤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關于人與游戲關系的命題,對于我們考察教育中的游戲因素極具啟發意義。

縱觀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史，我們可以看到：我們的教育，是在一步一步的喪失了游戲的。不論是作為一種教育教學形式，還是作為一種教育中的精神，游戲都是隨著歷史的發展，在逐步失去了它的領地的。

首先。西漢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思想上把游戲趕出了學校。

在西漢時期，經過了文帝和景帝奉行“無為”政治和黃老之學，人民經過了休養生息，社會經濟文化獲得了大發展。但社會矛盾的存在也是客觀的。最主要的表現是思想上的不統一，各種學派、各種思潮泛濫，蘊藏著深刻的思想斗爭，需要采取強有力的措施，進行思想上的統一。到了漢武帝時期，作為具有雄才大略的英明君主，漢武帝首先希望在思想上統一人們的思想。正是在這種情形下，董仲舒作為一代大儒，便迎合了漢武帝的這一需求，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他認為：“《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為諸不在六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邪僻之說滅息，然后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⑥漢武帝毅然采納了他的建議，把儒家學說之外的其它各派學說，全部“絕其道”，將儒家學說提到了空前的地位。

我們知道，作為一個學派，在漢朝以前，儒家學說與其它學派一樣，并沒有取得高于其它學派的地位，與其它眾多學派的地位一樣，不被統治者看中。在先秦，盡管孔子和孟子極力向各國的君主們宣傳他們的思想和主張，但那些好大喜功，各自懷著極大野心的君主們，竟沒有一個采納了他們的主張。在秦朝，統治者所采納和實行的是法家的思想和主張，奉行的是法家的思想路線，走的是一條暴烈的治國之路。在漢初，統治者有鑒于秦的暴烈，則奉行了黃老哲學，采取了“無為”而治的政策。但是，“無為”政治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給了人民休養生息的機會，社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是發展之中也蘊藏著各種尖銳的矛盾。而“以史為鑒”是古代所有統治者制定基本國策的基本參照系。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儒家學說才在漢武帝手上取得了國家意識形態的地位，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國教”。

在儒家思想中，孔子早就提出了“仁”的主張。“仁”又指什么？孔子告訴我們：“仁者，愛人。”“仁”的最主要內涵就是“愛人”，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人的發現，確立了人在儒家學說中的至高地位。但我們要知道的是，孔子心目中的“人”，更多的帶有倫理色彩的人。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式的人，而不是西方那種具有獨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人。在這點上，孟子說得更為具體：“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在這種人倫關系中，人與人之間所具有的，不是那種具有個人獨立人格的自由的關系，而是一種有著很強的君臣、長幼之類特征的人倫關系，是一種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人倫關系，個體的人，只不過是那個巨大的社會關系網中的一個扭結。

這種人際關系，很明顯，它是以尊卑、等級為特征的，體現在教育中的師生之間，就是絕對的長輩與晚輩之間的尊卑關系。在這方面，“一日為師，終生為父”就是最好的注腳。師生之間婉若父子。在教師面前，學生必須絕對的服從，絕對的聽從。明代洪武十五年頒布的國子監學規，有一條規定：學生“各宜遵承師訓，循規蹈矩，凡出入起居，升堂會饌，毋得有犯學規，違者痛治”；“各生員每日誦授書史，并在師前立聽講解，其有疑問，必須跪聽，毋得傲慢，有乖禮法”，“敢有毀辱師長，及生事告訐者，即系干名犯義，有傷風化，定將犯人杖一百，發云南充軍”。⑦教師呢？則具有絕對的權威，是個高高在上的指揮者，容不得學生在他們面前活潑潑進行游戲式的學習活動。因為那是不嚴肅的，是不尊的。

在儒家思想看來，“師”就是“師”，“生”就是“生”，不要說師生之間不可能有什么游戲之類的教與學活動，就是學生們之間，也絕對不允許進行什么游戲活動，否則就是不成體統，不懂規矩。在這一點上看來，儒家教育思想是絕對排斥游戲活動的。

另一方面，在儒家思想、觀念的熏陶下，我們中國人養成了一種“老成溫厚”的性格。中國人向來都講究做人方面的“溫、良、恭、儉、讓”之類的君子風范。對于讀書人而言，琴、棋、書、畫一向被人視為高雅的事情。作為讀書人，在他們的業余愛好當中，一般而言，都把這四件事情作為自己的飯后茶余最好的消遣。游戲，則絕對在他們的排斥之列。再說，這也是謙謙君子的風范，講究的是以理智壓倒情感，不論大人小孩，一律都要一本正經，不得隨隨便便、嘻嘻哈哈，失去禮節。用孔子的話來說就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樣，任何一個受教育者，就基本上成了小大人。一個個老成持重，缺乏天真活潑的少年特性。

而游戲，則是基本上排斥老成持重，拒斥一本正經的。所有的游戲，其實都有一個特點：體現人的個性特征。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有人說：“游戲之中見本性。”有的人，可能在平時的日常生產和生活當中，溫文爾雅、文質彬彬，可是，一旦到了游戲場，就露出了“廬山真面目”，所有本性，全都暴露無遺。這是我們中國人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總是千方百計地把自己的本性給隱藏起來的原因。

正是在這樣一種思想文化的感染、熏陶下，自從儒家思想獲得意識形態的入門證書，被奉為占統治地位的思想以來，中國的教育中，一向都缺乏游戲精神和游戲活動。

可是，就在“獨尊儒術”之前，中國的教育中，竟不乏游戲教學。

在先秦時代，祭祀作為一件國家大事，一直都被看作學校教育的重要內容。這種教育，后人稱之為“宗教教育”。宗教教育的常用的方式就是宗教儀式。據荷蘭學者胡伊青加的考察，在古代的許多民族當中，都有以游戲之類的活動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活動。最為典型的，莫過于那富有韻律的唱詞以及儀式上的舞蹈等等，其實都是實實在在的游戲。中國也不例外。在西周，祭祀知識的教育屬于禮教的范疇，因為祭祀是講究禮節的。“‘禮’必須用‘樂’配合，大司樂的職掌是以樂德、樂語、樂舞教國子”。⑧“德”“語”“舞”三者結合，游戲的色彩特別濃厚。被中國古代人特別看重的所謂“射”的教育，則更是在活動中進行的。雖然我們不能說所有的活動都具有游戲的特征，都可以視為游戲，但其中的很多活動，都是游戲性質的。“國之大事，在祀與戎。”軍事教育，在整個先秦時期，都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內容，訓練與比武的過程，有著濃厚的游戲色彩。這一點，史書都有記載，在此不再多論述。

在墨子的教育方法中，游戲之類的教學，是他常用的。我們主要從《墨子·公輸》中的一段話就可以看出：“子墨子以牒為械，公輸盤九設攻城之機變，子墨子九拒之。公輸盤攻城之械盡，子墨子之守圉有余。”接著，他便告訴楚王：“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久矣。”從這一段，我們可以推測，墨子在此之前，主要運用了模擬性質的教學方法進行教學。他假設了戰例，有敵我雙方，進行攻守訓練，否則，他的弟子何以就能使用他的那些守城之械？這就是典型的游戲教學。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墨子是那個時代進行游戲教學的杰出代表。

在那個時代的典籍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很多這樣的例子。

可是，到了漢代以后，游戲教育就基本上不見蹤影了。我們所看到的，更多的是講究如何對儒家經典進行詮釋和記誦的教學。一般都是由一位“生乎吾前”“術業有專功”的先生，傳授儒家經典。而且，一些庸師們只會照本宣科，照搬權威注解，進行枯燥的教育教學。“逑者，逑也。”式的先生非常普遍。《牡丹亭》中的那位老先生，當學生問道“君子好逑”的“逑”什么意思時，先生竟回答：“逑者，逑也。”這樣的教育，有何游戲可言？有何活潑可言？人的個性、創造性等等，全都給泯滅了。

直到今天，這種照本宣科式的教育，不是仍然還占據著我們的課堂嗎？游戲，已經遠遠地離開了我們莘莘學子。

其次，科舉考試，則從制度上將游戲拒于校門之外。

肇始于隋朝，成型于唐朝的科舉制度，對我國一千多年來學校教育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作為一項人才選拔制度，它在世界上首次確立了“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為許許多多出身寒門的讀書人提供了進身的臺階，使中國的一大批布衣人士走上了中國的歷史舞臺；激發了讀書人發奮讀書，努力求學的上進之心。使一些人，一輩子用心于科舉考試，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對于古代讀書人而言，讀書為什么？宋真宗的詩句：“富家不用買良田，書中自有千鐘粟。安房不用架高梁，書中自有黃金屋。娶妻莫恨無良媒，書中有女顏如玉。出門莫恨無隨人，書中車馬多如簇。男兒欲遂平生志，文經勤向窗前讀。”最好地表達了古代讀書人的最大愿望。孔子說：“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⑨在整個中國古代一千多年的教育史中，科舉考試，一直是學校教育的最大的和唯一的目標。金榜題名，也成為所有讀書人一生所夢寐以求的事情。為此，他們可以忍受任何困難，只要有朝一日能夠榜上有名，光宗耀祖。西方學者李維在其所著《中日兩國現代化因素比較研究》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的文人學子，寧愿熬受‘十年寒窗’的苦楚，埋頭研讀索然無味的經書，學做機械式的八股文章，而一次復一次地去參加在未來是成功與失敗甚難預料或把握不定的賭注，以圖獲取功名，光耀門楣，使自己和自己的家族過著令人羨慕的榮華富貴的生活。‘科舉、做官、發財’變成這個社會中上進的三步曲和不可動搖、不可懷疑的公式。其結果致使許多迂腐的儒生，將一生的生命整個投入無止境上午考試準備中，而一無所獲。”⑩莘莘學子們，為了他們的功名利祿，耗盡了自己的心血。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板凳須坐十年冷。”等等，都是對那些在漫漫求學路上攀登者的鼓勵與描述。為了能“金榜題名”，他們寧愿忍受那許許多多的學習中的痛苦。在民間，還流傳著“哭文章”的說法。那意思無非就是說：文章是哭出來的，不是寫出來的。

這些，都在向我們表明：傳統的教育是沒有任何快樂可言的，是根本排斥游戲的。更多的，是痛苦。

制度的力量是無窮的。科舉制度，作為一千多年以來的人才選拔制度，對教育的影響是全面而深刻的。不論是課程內容，還是課程形式，甚或是教學方式方法乃至學習的方式方法，都無不體現著它的影子。更為重要的是，它向全社會宣告：只有符合這一制度的教育才是受歡迎的、有價值的。欽定的教材，鐵定的內容，逼得天下所有的求學者都不得不把所有的精力放在記與背之中；也逼得教師不得不以單向度的傳授方式進行教學。所有這一切，都指向了一點：絕對地排斥游戲，排斥愉快！

“所有游戲活動都具有兩個共同特點：游戲者都‘高興愉快地參加游戲’和游戲的自我滿足。”“游戲著的人是完全擺脫了一切壓力的人。”“游戲狀態是有意識活動的創造，人在其中是在實現可能的目標，而不是必需的目標”。⑾游戲的參與者，都是自己自覺自愿地加入游戲隊伍之中的，并沒有誰有意強迫誰去參與某一項具體的游戲，而且所有參與者都是高興又愉快的，并不是帶著“苦瓜臉”與游戲拌始終的。這一點，只要我們去仔細觀察一番孩子們游戲時的情景，就再也清楚不過了。而古代的那些“頭懸梁錐刺骨”的學子們，從那些描述中，我們能發現一絲一毫的“自覺”“自愿”與“高興”嗎？游戲的目的，就在于游戲本身，而不在游戲之外。這也是游戲區別于其它任何活動的重要特征。古代，為了功名與利祿去求學，這本身就不具備游戲特征。游戲的快樂在于游戲的過程中，而不在于游戲目的的實現。象小孩玩過家家，那興趣，百分之百的在于過家家這游戲的過程本身的樂趣，游戲結束后，什么外在目的也沒有。玩了之后，孩子們并沒有得到什么游戲之外的東西。在這個意義上，“一場游戲一場空”是對游戲的最為恰當的描述。得到的，是快樂，是樂趣，是性情的陶冶，是個性的形成。

游戲中的學習，是沒有外在壓力下的自由自在的學習。曾經在山東電視臺看到一個精彩的節目。一個四歲小孩，能流利的背誦《三字經》《百家姓》及一些唐詩宋詞，而且，背起來還渾身是勁。聽他的幼兒園老師介紹，她也沒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只不過是在小孩玩耍中邊玩邊唱。象很多小孩玩的那種游戲，邊玩邊唱：“一米一米三，三面紅旗，解放臺灣。”那位老師要求孩子邊玩邊背《三字經》《百家姓》及一些唐宋詩詞。孩子邊做游戲邊唱，效果極好，記得特別牢，這就是游戲教學的意想不到的效果。

在中國幾千年的教育史上，我們根本就看不到以游戲的方式進行教育的記載。我們所能看到的，大多都是那些通過自己努力在科場上春風得意的成功人士如何刻苦學習的故事。魯迅先生當年在他的那篇著名的《狂人日記》中所描寫的，狂人在讀書時，所讀到的是滿紙的“吃人”二字。在我們中國的教育史上，其實只寫滿了一個字，這個字就是——“苦”或“哭”，根本就與“樂”無緣。

最后，實用理性觀念的深入人心，更讓中國教育排斥了游戲。

著名學者李澤厚先生認為：“如果說，血緣基礎是中國傳統文化思想在根基方面的本源，那么，實用理性便是中國傳統思想在自身性格上所具有的特色。”⑿所謂的實用理性，是以實用為最根本的目的的理性。就是說，對于任何對象，我們中國人都以是否實用的眼光來看的。換句話說，一切以實用為標準，為目的。

“學而優則仕”“讀書做官”“讀書戴頂”以及“立德”“立言”“立功”的三不朽，都帶著明確的功利目的，這些都是中國古代讀書人發奮求學的目的。這些宏觀上的考察，我們沒有發現任何可以容納游戲的蛛絲馬跡。相反，都是排斥游戲的，與游戲水火不相容。再從微觀的視角來看，結果也一樣。所謂微觀的角度，指的是求學者的學習過程。雖然我們很難在史書中發現這樣的實例，但可以通過其它方式找到。比如一些戲劇的劇本。還是以《牡丹亭》為例。那位先生以“逑者，逑也。”來解釋“君子好逑”中“逑”的意義時，先生所傳遞的意思，再明白不過了，你只要記住了，背下來了，也就行了，也就有所得了，至于其它，那只是浪費光陰，心有旁騖，達不到求知的目的，不必學習，不必掌握。在其他的一些戲劇中，也常常有這樣的場景：先生一板一眼地教弟子讀或寫；弟子呢？則表面上老老實實地在讀，在寫。那場面，非常嚴肅，容不得弟子門有半點隨意。可是，當先生一旦有事暫時走開，那就完全是另外一景象了：弟子們打打鬧撓、玩游戲，孩子的本性暴露無遺。古代所謂的“鬧學”，其實就是孩子們對那種太過于功利，過于實用的教育的反抗。每天要學有所得，每個時辰要有所得。每天的學習結束時，學生都要向先生“交書”（背誦），“交”不了“書”，即背不出，那就要受處罰：罰跪、擰眼皮、打手心、掌嘴巴，挨罵。

這便是實用理性給教育帶來的惡果。因為游戲的無直接目的的特性，使得它根本就無緣滲入教育。

當然，中國教育幾千年，我們始終很難發現有明顯的游戲的特征，最為根本的原因在于那個封建的社會。因為在那個以專制為主要特征的社會中，所需要的人才，絕對不是那種具有個性的，富有創造意識和創造能力的個人；統治者所需要的，只是唯唯諾諾的庸才，乃至奴才。所以，在那時的教育中，根本就容不下游戲。沒有游戲的立錐之地，也就毫不奇怪了。

最后，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本文所指的游戲，重要是方法意義上的，偶爾也涉及精神領域。

注釋：

①蔡豐明《游戲史》，上海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4頁。

②〔荷蘭〕胡伊青加《人：游戲者》,貴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28頁。

③石中英《教育哲學導輪》，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107、108頁。

④黃行福《教育即游戲》，《江西教育科研》2002年第11期。

⑤轉引自石中英《教育哲學導輪》，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1月版，106頁。

⑥轉引自孫培青《中國教育思想史》，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11月版，第一卷254頁。

⑦轉引自高時良《中國教育史綱》（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416頁。

⑧高時良《中國教育史綱》（古代之部），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3月版，30頁。

⑨《論語·衛靈公》。

⑩轉引自刁培萼《教育文化學》，江蘇教育出版社1993年7月版，134頁。

⑾[奧]茨達齊《教育人類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5月版，164、172頁。

⑿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30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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