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矩陣化項目組織混合組織系統

論文摘要:國際工程項目是指國際工程領域中的項目,也稱國際領域中的工程項目。文章以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為對象,探討了各類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的特點,提出了項目組織形式選擇的基本要求。

國際工程項目是指國際工程領域中的項目,也可以說是國際領域中的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組織(ProjectOrganization)是指在工程項目管理人員中的職位結構設置及設置結果。工程項目組織的目的是按任務或職位制定好一套合適的職位結構,以使項目人員能為實現項目目標而有效的工作。工程項目組織的結構模式是指在項目上級組織的影響下,項目與上級組織以及項目內部的聯系方式。由于項目組織是在上級組織內形成,而上級組織通常是一種常規組織,所以項目組織與常規組織既不同又有聯系。按照這一思想,在項目管理組織中,形成了幾種項目組織的結構模式:職能化項目組織、項目化項目組織、矩陣化項目組織和混合組織。

一、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

(一)職能化項目組織

與常規組織聯系最密切的就是職能化項目組織(FunctionalOrganization)。這種模式為了給項目安個“家”,把項目放到常規組織的一個職能部門去,使項目組織成為常規組織的一部分。在職能化項目組織中,人員利用上有最大的彈性及適應性。部門作為項目相關專業技術專家的基本管理基礎,專家可被臨時安排到項目中,完成所需要的工作后被立即安排回他們的常規工作;部門中的專家也可以被組織起來共享知識和經驗,個別專家還可以被不同的項目利用。因此,職能部門在個別人離開項目甚至上級組織時,仍可保持技術上的延續性。

「摘要」財務會計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需要反思。“會計等式”即是其中之一。在會計原理中，“會計等式”被認為是會計方法建立的基礎，因此，本問題的研究具有原創性。本文以筆者提出的“財務會計要素體系”及其“分層結構”特征為基礎，研究了財務會計要素之間的基本關系。

「關鍵詞」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結構模式群

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中，依據企業經濟活動特點和財務會計目標所確立的財務會計要素，總是互為存在條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財務會計要素之間所具有的特定聯系方式和依存關系，就是“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如“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就是資產要素與負債、所有者權益要素之間具有的基本“結構模式”。

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可以通過會計中通常所稱的“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來體現。但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僅僅只是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表現形式，其與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實質上意味著財務會計要素的依存關系及其體系的“結構方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有什么樣的內容，就有什么樣與之相適應的形式”，“而且，內容的發展決定著形式或遲或早總要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表現形式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通過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進而去把握財務會計要素關系的實質，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一、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影響因素

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存在以財務會計要素為前提，其通過展示財務會計要素變化的內在聯系，來揭示財務會計所反映客觀對象的變化規律。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形成與演變，同樣與社會經濟環境和財務會計目標的變化密切相關。

摘要:目前對于國家結構形式的基礎性研究仍然十分薄弱。國家結構形式是指表現一國的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間相互關系的一種形式,它所表現的是一種權力劃分關系。本文簡述了我國國家結構形式的現狀,發展和影響。

關鍵詞:國家結構形式中央和地方單一制

國家結構形式是國家的統治階級所采取的、按照一定原則來劃分國家內部區域,調整國家整體與組成部分、中央與地方之間相互關系的國家外部總體形式。國家結構形式與政權組織形式共同構成了國家形式。國家結構形式的形成受國家民族統一的背景、進程和水平等因素的影響。現代國家的國家結構形式主要有兩大類:單一制和復合制。其具體內容亦呈多樣性,探討這些問題,筆者將從最基本的概念談起。

一、國家結構形式的基本分類

國家結構形式一般分為復合制和單一制兩種。它們都表現了一國的整體與組成部分之間、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之間的相互關系即一種權力劃分關系。由于復合制的主要表現形式是聯邦,因此,聯邦制和單一制成為當代國家結構的主要形式。所謂聯邦制是指由兩個或多個成員國(邦、州、省、共和國)組成的主權國家。單一制國家是指若干個不享有獨立主權的一般行政區域單位組成的統一主權國家。根據中央權力的集中程度,單一制可分為中央集權型和地方分權型兩類。單一制國家形成的原因較為復雜,最普遍和最主要的原因一般是由于一個國家歷史上長期為一個民族或一個主要民族輔之其他少數民族的融合構成,經過歷史的沉淀己經形成較為穩定和基本同一的文化傳統。此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宗教和政治傳統的影響。

一般的說,單一制國家結構形式的特點是:

「摘要」財務會計中的許多基本問題需要反思。“會計等式”即是其中之一。在會計原理中，“會計等式”被認為是會計方法建立的基礎，因此，本問題的研究具有原創性。本文以筆者提出的“財務會計要素體系”及其“分層結構”特征為基礎，研究了財務會計要素之間的基本關系。

「關鍵詞」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結構模式群

在特定的經濟環境中，依據企業經濟活動特點和財務會計目標所確立的財務會計要素，總是互為存在條件，相互聯系、相互影響。財務會計要素之間所具有的特定聯系方式和依存關系，就是“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如“資產＝負債＋所有者權益”，就是資產要素與負債、所有者權益要素之間具有的基本“結構模式”。

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可以通過會計中通常所稱的“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來體現。但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僅僅只是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表現形式，其與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實質上意味著財務會計要素的依存關系及其體系的“結構方式”。“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依賴于內容；有什么樣的內容，就有什么樣與之相適應的形式”，“而且，內容的發展決定著形式或遲或早總要發生變化”。在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中，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表現形式也會發生變化。因此，通過會計等式或會計方程式進而去把握財務會計要素關系的實質，才是重要的和必要的。

一、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影響因素

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存在以財務會計要素為前提，其通過展示財務會計要素變化的內在聯系，來揭示財務會計所反映客觀對象的變化規律。財務會計要素結構模式的形成與演變，同樣與社會經濟環境和財務會計目標的變化密切相關。

企業組織結構理論的研究對象就是組織內部各個有機組成要素發生相互作用的聯系方式或形式，包括組織的正式關系和職責的形式，向組織各個部門或個人分派任務和從事各種活動的方式，適應組織的差異化特征形象；協調各個分離的活動和任務的方式；適應組織一體化特征形象；組織中權力、地位和等級的關系；環境、技術、人員等組織結構中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等內容。向現代企業制度邁進的中國企業正面臨著全球化的競爭，傳統的管理模式正面臨著新的挑戰，

直線職能部制

這種結構模式是企業在謀求“縱向一體化”過程中，企業把生產、經營兩大部分納入企業組織范圍內，企業傾向于按各項具體職能劃分部門，作為直線領導的參謀，并由直線領導授予部分權力，以便提高專業化管理水平。這種結構模式既保持了直線領導的統一指揮權力，又具有發揮專業管理機構和人員的優點，有利于提高企業的管理水平。

但是，直線職能部制缺乏橫向聯系，信息的縱向流動，導致信息的擴散效果難以實現，企業中決策權、指揮權、資源調配權屬于直線領導，集權成為該模式的主要特征。由于高度集權，企業中層管理人員在直線職能部模式中既不負責企業政策制訂，又不負責政策的執行，只起“上傳下達”的作用，既影響了他們的積極性，也容易造成企業決策的靈敏性降低，極容易出現由于非理性決策導致系統癱瘓。

在直線職能部制的基本形式中不難看出，企業總經理實際上是將相當精力放在了經營管理上，企業系統的長遠戰略規劃薄弱，企業內部信息溝通不夠，扯皮多，內耗就會形成，嚴重影響企業生產者的積極性，難以發揮集團作戰優勢，過分體現企業家的超人能力，就會忽視企業的再發展和長盛不衰的發展宗旨。

事業部制

論文關鍵詞: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矩陣化項目組織混合組織系統

論文摘要:國際工程項目是指國際工程領域中的項目,也稱國際領域中的工程項目。文章以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為對象,探討了各類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的特點,提出了項目組織形式選擇的基本要求。

國際工程項目是指國際工程領域中的項目,也可以說是國際領域中的工程項目。工程項目組織(ProjectOrganization)是指在工程項目管理人員中的職位結構設置及設置結果。工程項目組織的目的是按任務或職位制定好一套合適的職位結構,以使項目人員能為實現項目目標而有效的工作。工程項目組織的結構模式是指在項目上級組織的影響下,項目與上級組織以及項目內部的聯系方式。由于項目組織是在上級組織內形成,而上級組織通常是一種常規組織,所以項目組織與常規組織既不同又有聯系。按照這一思想,在項目管理組織中,形成了幾種項目組織的結構模式:職能化項目組織、項目化項目組織、矩陣化項目組織和混合組織。

一、工程項目組織結構模式

(一)職能化項目組織

與常規組織聯系最密切的就是職能化項目組織(FunctionalOrganization)。這種模式為了給項目安個“家”,把項目放到常規組織的一個職能部門去,使項目組織成為常規組織的一部分。在職能化項目組織中,人員利用上有最大的彈性及適應性。部門作為項目相關專業技術專家的基本管理基礎,專家可被臨時安排到項目中,完成所需要的工作后被立即安排回他們的常規工作;部門中的專家也可以被組織起來共享知識和經驗,個別專家還可以被不同的項目利用。因此,職能部門在個別人離開項目甚至上級組織時,仍可保持技術上的延續性。

1職業教育課程結構的含義

課程結構是指各層次、各類型課程間的構成比例及相互間的縱橫關系。姜大源教授特別強調課程結構，認為過去課程改革缺乏“結構”的觀念，而結構是影響職業能力形成的重要變量。傳統的學科課程是知識的內在關系結構，而職教課程應該是知識與行動的產生結構，職業能力的培養必須建構知識與行動的產生結構。

2職業教育課程結構的基本特性

2.1相對的獨立性：職業教育主要是培養應用型、技術型人才。這類人才要在生產第一線和工作現場從事為社會直接謀取利益的工作。職業教育培養人才以職業能力為本位，能適應學生畢業后直接為社會創造價值的需要，這就要求其課程結構不是按學科要求而是按照職業能力要求來確定。按照職業能力要求確定相關課程結構講求相對獨立。

2.2課程的跳躍性：職業教育的課程設置必須滿足職業能力的培養，這就要求職業教育的課程結構必須擺脫傳統普通專業教育學科型的課程結構模式，突出實用性，打破學科課程體系條塊分割的界限，把培養目標、專業發展方向、教學內容等融合到課程建設中去。跳躍性的課程結構是職業教育課程結構體系最顯著的特色。

2.3課程間的平行性：職業教育的課程結構體系是由多個平行的課程模塊組成的，彼此之間不存在著層次上的差別，是平行的、并列的關系。

區域雙核結構模式指在某一區域中由區域中心城市和港口城市及其連線所組成的一種空間結構．區域雙核結構模式是一種重要的經濟地理現象，不僅廣泛存在于中國沿海地區，如沈陽—大連、北京—天津、濟南—青島等，也廣泛存在于其他國家和地區中［1］．目前學術界對這種現象的研究主要沿著兩個脈絡展開：一是機理研究，包括剖析蘇州—上海等典型案例和歸納雙核結構現象共同點來歸納雙核結構模式的一般優勢［1－2］，以及借助幾何學手段從區域可達性的視角對雙核結構模式的演化過程進行數學推導［3］；二是應用研究，應用區域雙核結構理論來指導區域的發展戰略［4］．但是總體來看國內學者在雙核結構模式生成機理的研究方面仍然比較薄弱．本文將基于新經濟地理學的技術手段和研究視角，構建模型模擬區域雙核結構模式的生成過程．我們的研究將加深人們對區域發展空間結構演化機理的認識．我們的基本觀點是，對外貿易是區域雙核結構模式生成的基本驅動力量．我們的觀點基于目前新經濟地理學研究領域提供的兩個證據．一是規模經濟和運輸成本的交互作用將導致制造業的集聚和城市的出現：Krugman［5］、Fujita和Krugman［6］的研究表明在區域經濟空間結構演化過程中，制造業產品需求的循環累積因果效應發揮著重要作用．二是對外貿易政策是塑造國內經濟地理格局的重要因素：Krugman和LivasElizondo［7］、Alonso－Villar［8］和Hanson［9］的研究表明，隨著一個國家對外貿易規模的擴大，國內市場的相對重要性在下降，企業將傾向于在靠近國外市場的邊境地區布局．因此從這個視角來看，區域雙核結構模式是對外貿易政策的伴生物．在本文中，我們將給出對外貿易驅動雙核結構模式生過程的嚴格論證，并探討對外貿易影響雙核結構的控制因素，最后進行總結．

1模型設定

1．1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

我們的模型由兩個狹長的、隔海相望的國家A和B構成，其中國家A是我們研究的對象（圖1）．國家A和國家B的經濟都由農業和制造業兩個部門構成，其中農業部門都能夠自給自足．為了簡化分析，我們假設國家A是制造業產品的凈出口國，且只有出口沒有進口；同時把國家B看作一個“黑箱”，不考慮其內部空間結構，對于國家A來說國家B的市場規模為yf，這里yf的值隨著國家A對外貿易政策的深化而提高．圖1經濟活動的空間格局國家A的長度被標準化為1，勞動力的數量也標準化為1，其中制造業勞動力的份額為u，農業勞動力的份額為1－u．受土地等農業資源的限制，農業勞動力被固定在r＝0、r＝0．5和r＝1三個區位（形成三個村莊）．在這三個區位上，農業勞動力的份額分別為φ0、φ1和φ2．為簡單起見，假設生產單位農產品需要單位土地資源和單位農業勞動力，同時假設農產品為計價物．這樣農產品的價格和農民的收入都為1．制造業勞動力不能跨國流動，但是可以在國家內部兩個區位r＝0．5和r＝1自由移動．如果制造業勞動力全部集中在區位r＝0．5或r＝1，則國家A是一個以區域中心城市（港口城市）為核心的單中心經濟體；如果制造業勞動力同時分布在區位r＝0．5和r＝1，則國家A的空間結構呈現出雙核模式．令區位r＝1上的制造業勞動力份額為λ，W1和W2分別為區位r＝0．5和r＝1處制造業勞動力的工資，則在r＝0、r＝0．5和r＝1三個區位上勞動力的總收入為Y0＝φ0（1－u）（1）Y1＝φ1（1－u）＋（1－λ）uW1（2）Y2＝φ2（1－u）＋λuW2（3）。

1．2消費者和制造業企業

消費者（勞動力）具有相同的多樣化偏好，他們的效用U具有Cobb－Douglas函數形式．令CA代表農產品的消費量，M為制造業產品消費量的綜合指數，δ（δ＞1）為制造業產品的需求價格彈性和替代彈性，u表示制造業產品消費支出在消費者總支出中所占的份額，則：U＝C1－uAMu（4）其中M＝［∑ni＝1c1－1／σi］1／（1－1／σ）制造業活動具有規模經濟性和張伯倫式的壟斷競爭市場結構．假設制造業活動只需勞動這一種要素投入，固定勞動投入為F，邊際勞動投入為c，則制造業企業i的成本函數為L（i）＝F＋cQ（i）（5）2市場潛能如果雙核結構模式是一種均衡狀態，那么必須保證區位r＝0．5處的制造業企業沒有動力逃逸到區位r＝1，同時區位r＝1處的制造業企業也沒有動力逃逸到區位r＝0．5．反之，如果企業逃逸后能夠獲得更大的利潤，則這個空間格局是非均衡的．下面我們構建市場潛能函數來刻畫制造業企業逃逸原有的區位時獲得利潤的相對大小．簡單起見，（1）假設農產品不需要運輸成本，工業制成品的運輸成本采用薩繆爾森的冰山技術進行處理：單位產品運輸單位距離后只有1／t到達，同時價格上升t倍；（2）選擇合適的計量單位，使c＝（δ－1），F＝u／δ；（3）不再單獨考慮制造業產品離開國家A后的運輸成本、關稅等因素，國家B市場需求的存在等價于區位r＝1處的收入由Y2增加到了（Y2＋yf）．制造業企業逃逸到rD能否獲得更高的利潤，決于兩個因素：第一，企業在rD處的生活成本指數．逃逸到rD處的企業要吸引工人就業，必須保證工人的實際工資率與原來的區位相等．如果企業所在rD處的生活成本指數較高，企業支付的名義工資就應該越高，這將降低產品的需求和企業利潤．根據方程（4）和消費者均衡的條件，可以求出區位r＝0、r＝0．5和r＝1處的生活成本指數方程為：G0＝［（1－λ）（w1t／2）1－δ＋λ（w2t）1－δ］1／（1－δ）（6）G1＝［（1－λ）w1－δ1＋λ（w2t／2）1－δ］1／（1－δ）（7）G2＝［（1－λ）（w1t／2）1－δ＋λw1－δ2］1／（1－δ）（8）第二，企業在rD處面臨的總需求．在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下，企業的營業收入全部轉化為工人的名義工資．如果在rD處企業面臨的需求較高，則企業零利潤時工人的名義工資率較高．這樣，我們將企業面臨總需求的大小轉化為企業零利潤時工人名義工資率的大小．根據方程（1）、（2）、（3），區位r＝0．5和r＝1處制造業企業零利潤時工人的名義工資率為（w1）δ＝Y0（t／2）1－δG－（1－δ）0＋Y1G－（1－δ）1＋（Y2＋yf）（t／2）1－δG－（1－δ）2（9）（w2）δ＝Y0t1－δG－（1－δ）0＋Y1（t／2）1－δG－（1－δ）1＋（Y2＋yf）G－（1－δ）2（10）根據上面的分析，如果逃逸企業能夠獲得更大的收益，則意味著企業零利潤時付給工人的實際工資率大于原來區位工人的實際工資率．根據方程（6）、（7）和（8），區位r＝0．5和r＝1處制造業工人實際工資為ω1＝w1G－μ1（11）ω2＝w2G－μ2（12）這樣，我們定義區位r＝1處相對于r＝0．5處的市場潛能指數為，區位r＝1處制造業企業零利潤時支付給工人的實際工資率ω2和區位r＝0．5處企業零利潤時支付給工人的實際工資率ω1之比．如果ω2／ω1＜1，則制造業企業在區位r＝0．5處獲得更高的利潤，制造業企業將向r＝0．5處遷移；如果ω2／ω1＞1，則制造業企業從將向區位r＝1處遷移．因此如果區域雙核結構模式是空間均衡狀態，那么意味著這時ω2／ω1＝1，而且當λ的值增加時ω2／ω1下降，當λ的值下降時ω2／ω1增加．

摘要：項目組織結構是項目管理的塞本核心，職能式，項目式、矩陣式三種組織結構模式，為企業選用提供參考。

關鍵詞：組織結構項目管理職能型項目經理

項目管理以其目標明確.組織靈活.效果顯著適應性強等優勢而倍受現代企業親睞而項目管理的基本核心又是項目組織結構作為完成一個項目主要工作的相關利益主體項目組織結構所起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組織結構顧名思義就是為了產生組織功能.實現項目目標而設立的，項目組織的結構類型的設計則直接關系到項目完成的質量而不同的項目組織結構模式，在項目管理上都呈現不同特點。

項目組織結構大致有三種模式:第一種是按照職能的劃分方式每一職能部門對應一種專業分工職能式組織結構是在組織當前的職能型等級結構下加以管理一旦項目開始運行項目的各個組成部分就由各職能單位承擔.各單位負責完成其分管的項目內容。如果項目的性質既定.某一職能領域對項目的完成發揮著主導性的作用.職能領域的高級經理將負責項目的協調工作。第二種是按照項目劃分的項目式組織結構就是指創建獨立項目團隊「這些團隊的經營獨立于上層組織的其它單位有自己的專屬的管理和技術人員.企業配給項目團隊一定的資源，項目經理是由上層組織直接指派被授權有執行項目的最大自由。第三種是混合形式的矩陣式組織結構，是職能式和項目式的一種有效綜合在常規的垂直的職能層級結構之上“加載”了一種水平的項目治理結構。針對一個或幾個項目職能部門經理對項目組織人員有組織調配和業務指導急資源提供的責任，而項目經理將參與項目組織的職能部門專業技術人員有效組織成項目臨時團隊統一指揮對項目的結果負責。團隊隨著項目的開始而開始隨著項目的終結而結束。

在基于職能的劃分組織模式中存在的僅僅是狹義的項目管理在處理職能部門內部核心業務時權力集中.效率極高在項目輪換，人員使用，資源配置上有很大的靈活性.最大程度的保證項目的連續性，職能部門成員面對部門經理的直接監督和考核能發揮自身最大的潛能。但也有不少弊端一是當遭遇跨部門項目時，跨越部門的合作與交流困難項目組織及職能部門間會存在著較大的沖突往往表現在資源競爭、目標期望等方面二是項目缺少重點而每個職能部門卻有自己的核心常規業務為了滿足自身部門的基本需要而項目責任則相應的被忽視:三是項目參與者的主動性不強.他們的職業發展與提升只會與其職能部門核心業務相掛溝項目對他們而言只是額外負擔。四是責任不明確在這種組織結構中，沒有全權授權的項目經理往往是作為協調的各職能部門經理只相應負責項目的一部分，導致常常會出現沒人能承擔項目的全部責任，最終將項目推向兩難的境地。

而基于項目劃分的組織結構也已經被企業采用這種項目目標.責任清晰明確資源配置合理的項目組織形式，針對性極強成員凝聚力強決策快，具有項目時間短，成效大等顯著特點特別在公司組織結構混亂效率低下.職責不清企業文化缺失的企業.但也有不少的弊端。一是當多個項目并行時.每個項目都有獨立的項目組織.項目組織間缺乏信息交流.這必然導致不同項目的重復努力和規模經濟的喪失運營成本極高造成資源的浪費.管理成本提升:二是項目團隊是獨立的是依賴項目而存在的久而久之項目團隊與上層組織之間會出現一條明顯的分界線項目導向性特性使項目團隊與上層組織不能有效的融合;三是創建自我控制的項目團隊不用最好的技術來解決問題;四是項目任務一旦完成項目組成員的出路將會面臨最大問題對項目組成員來說.缺乏事業的連續性，和自身保障。

一、從整體來看收益與成本的具體內涵

（一）收益的具體內涵一個全球金融體系是否具有穩定性，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獲取我們記為R。主要取決于以下幾個因素：（1）是否有公共產品的提供？健全穩定的全球金融體系包括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國際監管體系、匯率制度等等，這些都屬于全球公共產品，需要被合理地提供出來，且要求這些公共產品是適合當時的歷史趨勢的。如果這些公共產品沒有行為主體能夠提供，或者提供的公共產品存在問題，不符合當時的金融現狀，則全球金融體系就會呈現出不穩定。（2）體系內的公平程度。體系內的公平程度也會影響體系的穩定性。如果公平程度高，重要國家的利益都被考慮了，那么治理的決策和行為就會得到更多的主動性服從，體系的運轉更加通暢。如果公平程度差，總有一些重要國家的利益被損害，那么治理的決策和行為會遭到這些被損害利益國家的抵制或者是反對，存在較多的不服從。同時，這些國家會進行自我保護，而這些自我保護措施有可能不利于全球體系的穩定。（3）在解決公共問題方面的效率。當全球性共同問題出現時，需要行為體快速發生反應，以解決問題。反應及時，行動迅速，則有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性。若反應不及時，難以采取行動，則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且矛盾積累越來越多，則全球金融體系將會出現不穩定，甚至是爆發危機，或讓危機更為嚴重。（4）是否具有動態調整的能力。隨著時間的演進，全球經濟金融會出現新的發展趨勢，相應地要求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也應順應歷史發展趨勢，在原來的基礎上能自動進行調整。如果治理體系不具備這種自動調整的能力，則長此以往，會與全球金融發展趨勢脫節，該治理體系自然也就不穩定了。據此，我們可以得出治理模式的收益函數為：R=f（g，f，e,d）其中，R為總收益，g為有效公共產品的提供，f為體系內的公平程度，e為在解決公共問題時的效率程度，d為動態調整的能力。R受到g、f、e和d的影響，并隨他們的變化而發生變化。一般情況下，當g↑，f↑，e↑,d↑時，R↑，但，變化的程度與當時的歷史條件相關。（二）成本的具體內涵從整體來看，全球金融治理的成本主要體現為：交易成本、協調成本和調整成本。這三項的加總為總成本，記為C。其中交易成本主要指的是世界各國進行金融往來所發生的所有交易費用。國際制度是否發展健全，是否具備統一、明確的各種國際標準和規則是影響交易成本的重要因素。在明確的、透明的國際標準之下，信息得到充分的溝通，非法交易的代價增加，由此，各國之間進行往來的行動更加明確，交易成本得以降低。相反，如果缺乏統一、明確的國際標準和規則，各國間進行往來則要增加信息的采集和溝通，耗費精力去進行談判，往來過程中還要加強運作和監督的成本。這里，交易成本記為C1。進行全球金融治理需要各主要國家的協調合作，因此要發生協調成本。首先是認識成本，從公共問題出現，到大家形成統一的認識，需要時間成本和信息的溝通成本；其次是會議組織和會議協調成本，需要將參與各方組織到一起共同交流討論該公共性問題，并產生討論的結果；最后是實施成本，需要參與各方共同實施其討論達成的決議，實踐中共同解決公共性問題。協調的難度與兩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參與方的數量。參與方的數量越多，利益越分散，越難達成一致的意見，有一方不同意，協議就很難達成；二是公共性問題的公共性。公共性問題對大家的影響越大，影響程度越均勻，大家就越容易形成一致認識和采取一致行動。這里，協調成本記為C2。調整成本。長期來看，由于全球金融是處于不斷發展變化當中的，全球金融治理也應當根據趨勢及時進行調整，因此，要發生調整成本。調整成本的大小與該體系是否具有自動調整的能力有關。若該體系具備動態調整能力，則其會隨著歷史的發展，不斷進行調整，從而不至于使該體系嚴重滯后于現實。這樣，每一次調整時的難度也都不大，成本相對較低。相反，如果該體系不具備動態調整能力，那么就不會根據歷史的發展隨時進行調整，這樣積累一段歷史時間，就會使該體系嚴重滯后于現實。經過較長歷史時期的積累后，再進行調整，則困難會很大，成本高昂。調整成本的大小除了與動態調整能力有關，還與調整時是否存在強國的阻礙有關。如果有強國甚至是霸權國阻礙調整的進行，則調整的成本更加高昂，需要很長的歷史時期，甚至要等更強國家的出現。這里，調整成本記為C3。據此，我們可以得到總成本的函數C=C1+C2+C3=f1（s）+f2（n，p）+f3（d，b）其中，C為總成本。C1為交易成本，C2為協調成本，C3為調整成本。s指的是國際標準、規則和慣例的成熟度，當s↑時，C1↓。n指的是參與方數量，p指的是公共問題的公共性，當n↓，p↑時，C2↓。d指的是動態調整能力，b指的是強國的反對，當d↑，b↓時，C3↓。（三）效益函數判斷哪一種治理模式更好，要比較其成本收益的大小。效益=收益-成本，效益用B表示。用函數表示B=R-C=R-（C1+C2+C3）哪一種治理模式給全球金融帶來收益越多，成本越低，則該治理模式的效益越高。理論上，該治理模式就值得我們所提倡和追求。

二、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與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

從二戰以后到1990年代以前，經濟金融全球化的特征并不明顯。在這一歷史時期，各國之間的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較低，世界經濟增長速度不高，世界經濟金融形勢變化緩慢。我們將這一歷史時期稱為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時期。那么，在這樣的歷史階段，霸權治理和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收益如何？本部分將作分析。（一）霸權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霸權治理在收益方面最突出的優勢有兩點：一是能提供公共產品，二是行動效率高。這兩點恰好迎合了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時的歷史特點，對當時金融體系的穩定和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國是世界中經濟金融實力最強的國家，一般情況下，既愿意也有能力向世界提供公共產品。例如，二戰以后，世界經濟秩序一片混亂，美國的經濟在全球占有絕對份額，有能力組織建立世界新秩序。同時，美國也希望通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新秩序來確立霸權地位，維護其自身的利益。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立的。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模式中的強國和弱國的經濟實力懸殊，且強國的數量并不多，霸權基于主導地位。當遇到公共問題時，霸權國與其他強國組成的利益集團由于利益的一致性，較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并促成集體行動，效率較高。例如，20世紀80年代初期，全球經濟出現失衡，美國財政赤字和經常賬戶赤字劇增，而日本和德國呈現出盈余。為維護自身的利益，美國迅速采取行動。1985年，美國召集五國集團（G5，美國、日本、德國、法國、英國）簽署了《廣場協議》，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誘導美元有秩序貶值。從全球角度來看，當時的廣場協議確實較好地解決了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維護了全球經濟金融體系的穩定。（2）霸權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的弊端主要在于其較差的公平性和僵化的調整機制。但這兩點在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并沒有明顯暴露出來，所以，其對當時全球共同利益提高的負面作用也沒有明顯體現出來。在霸權治理模式中，霸權國往往更多地考慮自身利益，在進行決策和采取行動時會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這會形成對全球金融體系的潛在不穩定因素。嚴重的情況下，尤其是當霸權衰落或受到挑戰時，霸權國會不惜使用非常手段來保護自己的地位，這會加大對其他國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傷害，帶來全球體系的動蕩不安。但在金融全球化較低發展階段，合法性和合理性顯得并不是那么重要。主要原因在于，當金融全球化還處于發展的低級階段時，各國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并不是很高，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主要取決于當時較強大的幾個國家。因此，犧牲一些國家利益同時，若能盡快統一行動，也能帶來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這些被犧牲利益的國家，有時也并不表示強烈反對，因為它們從共同利益的提高中也獲得收益。即使它們的凈效益仍體現的是損失，若當時體系中存在霸權，它們的反對也不足以阻礙決策和行動的推出。因此，公平性的缺失并沒有對該階段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產生很大的負面影響。在霸權治理模式中，核心行為體是霸權國，體系的種種設置都是為霸權國的利益服務的，沒有自動調節的機制。所以，隨著時間的推移，該體系可能是越來越滯后的，也就有可能變得不穩定了。例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剛成立的一段歷史時期內，的確為全球提供了穩定的金融體系。但該體系有內在的不穩定因素：美元強行與黃金掛鉤，與其他貨幣固定掛鉤，強行作為唯一的儲備貨幣。這些強行設置的條件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不穩定就逐漸暴露出來。在該體系之下，其他國家努力積累美元這一國際儲備資產，并不斷向美國兌換黃金，使得美國黃金儲備急劇下降，終于美國在1971年宣布美元與黃金脫鉤，1973年宣布廢除固定匯率制。但，在金融全球化發展的較低階段，動態調整并不顯得十分重要，因為那時的趨勢變化是緩慢的，短期內沒有調整的需要。總的來說，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公平性和動態調整能力的重要性并不顯得那么突出，因此，霸權治理模式本身存在的弊端并沒有顯現出來。相反，霸權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產品和決策行動效率方面卻表現良好，維護了當時歷史時期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顯著提高了全球共同利益R。因此，從整體來講，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給全球性金融整體帶來的收益R是相對較高的。2、成本分析。（1）霸權治理在成本方面最大的優勢是其協調成本低，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模式的核心行為體數量不多，相關協議較容易達成。例如，在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核心行為體主要是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以后，核心行為體現為G7成員國。主要參與者數量都不多。同時，這些參與者之間的利益較為一致。這主要在于在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由于其他國家與G7成員國之間的經濟實力懸殊，全球性公共問題影響的主要就是這幾個強國，且影響程度較為均勻，也就是對G7國來講，公共問題的公共性較高。鑒于此兩點，G7成員之間較容易形成一致認識和采取一致行動。（2）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對降低交易成本的貢獻也是正面的。在此階段，經濟相互依賴程度相對較低，經濟金融的發展也沒有那么復雜。此時，霸權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整套規則體系對全球金融體系是適用的，其他國家也都認可霸權國制定的國際標準和規則。如，二戰以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安排，由于當時各國剛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混亂和二戰的創傷，固定匯率制無疑給世界各國帶來了穩定的匯率安排，交易成本得以大大降低。（3）霸權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大的弊端是其調整成本高。霸權治理強調霸權在治理中的核心作用。隨著歷史的發展，霸權國不會一直固定在某一個國家身上，而霸權具有衰退的必然趨勢。霸權治理理論上就要求有新的霸權國家來替代舊的霸權國家。但這種替代可能會帶來對抗，帶來世界的不穩定。而且，替代并不是順理成章的，有效的替代需要歷經較長的歷史時間，這不利于世界經濟的發展。歷史上，美國替代英國成為金融霸權國就歷經了半個多世紀。在未進行有效的霸權替代之前，霸權治理結構是滯后于當時的經濟發展趨勢的，這將帶來混亂，并阻礙經濟金融的發展。因此，在霸權治理下，長期的歷史調整成本是非常高的。不過，在金融全球化的較低發展階段，全球金融的發展速度較為緩慢，對治理體系的動態調整能力也不是特別需要。因此，盡管霸權治理本身的調整成本很高，但在當時并沒有暴露得很明顯。總的來說，由于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在短期內對動態調整的需求不高，霸權治理調整成本高的的問題并未顯現。同時，由于當時經濟相互依存度較低，霸權治理模式下國際規則較好地適應了當時的需要，因此交易成本也出現有效地下降。表現最突出的就是霸權治理的協調成本低，這一點非常有效地降低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整體成本。因此，從整體來講，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給全球性金融整體帶來的成本C是相對較低的。3、總結。總的來說，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的收益要大于成本，效益函數是正的，霸權治理是有效的。霸權治理的效益函數為：其中，Bh為霸權治理的效益，Rh為霸權治理的收益，Ch為霸權治理的成本，Ch1為交易成本，Ch2為協調成本，Ch3為調整成本。（二）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收益分析1、收益分析。（1）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優勢是高合法性和較好的動態調整能力。但對于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而言，這些都不是重要的。因此，其對于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的提高沒有多大的幫助。理論上，多邊主義治理之下，各參與行為體的利益都會得到照顧，合理性和合法性得到提高。各參與行為體對多邊主義制度將呈現出一種主動服從的態勢，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穩定的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穩定良好的國際金融秩序將給全球各國都帶來共同利益。在前面我們已經分析過，在金融全球化較低發展階段，合法性和合理性并不是那么重要。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主要取決于當時較強大的幾個國家。即使犧牲一些國家的利益，但若能盡快統一行動，也是能帶來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的，且這些被犧牲的國家也能從共同利益的提高中獲得收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低級歷史階段，勉強照顧所有國家的利益，顯然并不能顯著提高共同利益。值得注意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形式上的多邊主義可能會被霸權利用，受到霸權國權威的制約，其合法性也同樣得不到體現。例如，二戰以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就是多邊主義性質的，但其只是形式上的，美國在其中發揮著霸權國的作用。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本質上是動態和變化的，有利于根據發展趨勢進行改變和調整。每一歷史階段，多邊主義治理的核心主體都是當時對于全球經濟金融體系比較重要的國家，但并沒有像霸權治理一樣固定在某些國家身上。因此，多邊主義治理的制度是動態的和變化的。當有一些國家衰退，變得不再重要，就會較容易退出多邊治理的核心結構。而當有一些新的國家崛起，變得非常重要，也較容易進入到多邊治理的核心結構。多邊主義的這種動態性將使治理結構始終與當時的歷史趨勢保持一致，從而有利于經濟金融的發展。同時，也避免了重要行為體硬性替代而帶來的混亂。因此，從長期來看，多邊主義治理更有利于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有利于全球共同利益的提高。但在金融全球化較低的特定歷史階段，全球金融趨勢的變化是較為緩慢的，霸權的衰退也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對于體系的動態調整能力并沒有那么急迫。因此，多邊主義治理的動態調整優勢并沒有很好地表現出來。（2）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收益方面最大的弊端在于其“效率低下”，且，在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該弊端被放大了。在多邊主義中，每一參與方都有自己的發言權，缺乏核心的領導人。因此，在多邊主義的會議和行動中，往往出現集體行動的困難，很難產生明確的結果。多邊主義的有效性不好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難以形成一致意見和決策；實施中某個國家可能背叛。由于每個國家的立場有所不同，預期合作中的未來收益也有所不同，權力與責任、成本與收益間的不對稱會造成多邊會議成員間的分化，使決議難以達成。另外，由于信息溝通的問題，一些國家不愿意積極合作。即使合作，實施中也有可能背叛。在金融全球化的較低歷史階段，相對于公平而言,效率是更加重要的。此階段堅持多邊主義治理，強行將參與者數量擴大，會使問題懸而不決，損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而以此為代價所提升的合法性在當時卻是沒有意義的。（3）在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提供公共產品方面存在著困難。首先，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只有經濟實力強大的國家才有實力參與。例如，IMF成立的初期需要各國認繳份額，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足夠的資金去認繳。其次，不是所有國家都愿意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因為，此時的經濟相互依存度較低，世界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對弱國影響相對較小。若這些國家又處于經濟發展較低階段時，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對它們沒有太大的吸引力，它們更愿意采取“搭便車”的策略來利用別國提供的公共產品。不能有效提供公共產品將影響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損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總的來說，由于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對于合法性和動態調整能力地要求不高，因此多邊主義治理模式的優勢并沒有很好的表現出來。相反，其弊端卻被放大了，“效率低下”的特點會導致公共問題難以解決，嚴重損害全球共同利益。最后，由于大多數國家既無實力，也不愿意參與全球公共產品的提供，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是難以有效提供公共產品的。因此，從整體來講，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多邊主義治理模式給全球金融整體帶來的收益R是相對較低的。2、成本分析。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成本方面最突出的問題就是其協調成本太高。在金融全球化的較低階段，若堅持多邊主義治理，則會強行將核心參與者的數量擴大，而這些參與者中有很多并不一定是全球重要行為體。對系統重要性國家和非系統重要國家而言，全球性問題的公共程度低，要想在他們之間達成合作將十分困難。因此，協調成本十分高昂。交易成本方面。由于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霸權治理模式下制定的一系列規則體系比較符合當時的現實，交易成本并不高。重新建立一套考慮各國利益的統一的標準和規則，顯然是沒有太大必要的，對于交易成本的改善也不會有什么顯著作用。由于多邊主義本質上是動態的和變化的，因此，其長期調整成本低是多邊主義治理模式的一種優勢。但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全球金融趨勢的變化是較為緩慢的，動態調整在當時并不是必須的。因此，該優勢并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總的來說，雖然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調整成本上具有優勢，但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并不十分需要。同時，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對較低階段的交易成本的降低也無多大的幫助。問題最突出的是，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堅持多邊主義治理會帶來非常高的協調成本。因此，整體來講，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多邊主義治理模式給全球性金融整體帶來的成本C是相對較高的。3、總結。在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多邊主義治理的收益要小于成本，效益函數是負的，多邊主義治理在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是不可取的。多邊主義治理的效益函數為：Bm=Rm-Cm=Rm-（Cm1+Cm2+Cm3）<0其中，Bm為多邊主義治理的效益，Rm為多邊主義治理的收益，Cm為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Cm1為交易成本，Cm2為協調成本，Cm3為調整成本。

三、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權治理與多邊主義治理成本收益的動態演化

20世紀90年代以后，經濟金融全球化呈現迅猛發展的態勢。全球化將世界各國納入到一個統一的全球經濟金融整體之中，形成全球性統一的金融市場。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各國之間經濟差距在縮小，出現許多新興的經濟大國，經濟相互依賴程度越來越高，世界經濟金融形勢變化迅速，且呈多元化發展態勢。我們將1990年代以后的歷史時期作為金融全球化較高階段時期。那么在金融全球化從較低階段向較高階段發展的過程中，霸權治理與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收益將出現怎樣的演化？（一）霸權治理的成本收益動態演化1、收益演化。（1）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的各種弊端開始逐漸暴露出來，最突出的弊端就是其公平性差的問題。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各國間相互依賴的程度不斷加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不再只依靠霸權國或幾個較為強大的國家，而是依靠越來越多的國家。一個國家發生危機，會迅速波及到全球，因此，考慮所有國家的利益變得日益重要起來，合法性和合理性的重要性越來越顯示出來。而霸權治理模式本身就缺乏公平性，已經越來越不能滿足現實的需求，并且形成了許多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對全球金融共同利益造成損害。例如，在此次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中，美國為了刺激本國經濟的發展，不顧其他國家的反對，幾次實施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大量的流動性涌向新興市場國家，使這些國家出現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很多國家不得已采取緊縮的政策來抑制流動性。這使得剛剛從危機之中緩解的世界經濟再一次陷入混亂局面。結果，無論是美國還是其他國家，都沒有從中受益，全球性整體公共利益受損。（2）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對動態調整能力的要求越來越高，而霸權治理的僵化的調整機制難以滿足其需求。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世界經濟金融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發展速度也很快，不斷有新的元素出現。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客觀上需要不斷將這些新元素納入到治理體系當中來，因此動態調整能力變得非常重要。霸權治理本身的調整機制是僵化的，難以適應需求。（3）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在提供公共產品和行動效率高方面的優勢也不再體現出來。霸權治理為世界提供有效的公共產品，有一個前提條件，就是霸權國的自身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是一致的。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世界的經濟相互依存度增加，霸權國已不再是唯一最重要的國家。全球金融治理需要世界所有重要國家的共同合作，全球金融共同利益在一定程度上表現為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此時，霸權國的自身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開始出現不一致。在霸權國的自身利益與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不一致的情況下，霸權國提供的公共產品更多地維護了其自身的利益，沒有照顧到甚至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在金融全球化的較高階段，各國之間是相互依存的，在其他國家利益受到損害的情況下，全球金融體系是不穩定的，而體系的不穩定則會損害全球金融共同利益。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例，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可以看作是以美國為主提供的一項全球共同產品。美元在其中占有主導地位，美元霸權維護的是美國的巨大利益。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這樣的貨幣體系給全球金融體系帶來了不穩定，不斷地引發金融危機，全球經濟的不平衡也與此有關。在效率方面。當金融全球化發展到較高階段，霸權治理的高效性已不再是一種優勢了。首先，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全球性問題的解決需要所有國家的共同努力，霸權國即使再強大，也難以獨自應對新的全球性金融問題。其次，隨著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霸權國的實力是相對衰落的，面對新的問題也顯得無能為力。最后，由于霸權國推行的決策更多的是維護自身利益，因此，在推行過程中，會遭到其他國家顯性的或隱性的反對和抵制。盡管其行動是高效的，但行動的結果不一定有效，這使得霸權治理的有效性也大打折扣。例如，當前的國際收支失衡調節機制不合理，調整責任主要落在逆差國一方。這使得東亞國家在1998年金融危機中深受其害。但由于美國的反對，改革一直難以進行。危機以后，東亞各國出于“自我保護”，一直努力積累外匯儲備，以防止類似金融危機的再度發生。這種“隱性的反對或抵制”導致了全球經濟失衡，美國是失衡的重要一方，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與此相關。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給全球共同利益帶來巨大傷害，包括美國本身。因此，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全球金融治理需要考慮所有國家的利益和全球的整體利益，公平民主顯得較為重要，有效性的重要性相比要降低，因為公平民主的較大缺失也自然會影響有效性的發揮。總的來說，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的公平性問題凸顯，從很多方面對全球金融共同利益構成了潛在的危害。霸權治理雖仍然提供公共產品，但其卻越來越損害其他國家的利益，是無效的公共產品。霸權治理的行動效率也依然很高，但行動的結果卻往往是無效的，不能真正解決全球性金融問題。最后，霸權治理僵化的調整機制也越來越不適應全球化發展的需求。因此，從整體來講，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權治理給全球性整體帶來的收益R是不斷下降的。2、成本演化。（1）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的協調成本仍是較低的，但協調的結果往往是無效的，優勢不再。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歷史環境在發生變化，霸權國及其利益集團，例如G7，不再是世界金融體系中最為重要的國家，出現了許多具有實力的新興市場國家。全球性金融公共問題影響著世界所有國家，對于G7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程度都很大。因此，面對全球性金融公共問題，協調的不僅僅是G7國，而是關乎利益的所有國家。真正的協調成本應發生在這些所有重要性的國家之間。霸權治理的核心行為體G7出臺決策和采取行動雖然協調成本低，但由于其排除了其他重要性行為體，其協調的結果往往是無效的。因此，協調成本低也就不再是一種優勢了。（2）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的交易成本和動態調整成本都呈現了逐步上升的趨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各國之間往來越來越需要更加統一的、明確的一系列國際標準和規則，并且不斷需要新的適應全球金融發展趨勢的標準和規則。霸權治理則難以提供這樣的規則，且由于缺乏自身利益的獲取，霸權國也不愿意去創建新的合適的規則體系。霸權治理模式下，各國之間難以形成開放的交流平臺，信息是不對稱的，發現成本和談判成本都會上升。同時，各國之間也難以形成基于公平基礎上的合作平臺，交易中的運作成本和監督成本也都會出現上升。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權治理會帶來較高的交易成本。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客觀上要求治理體系具有不斷進行調整的能力，對于重要的行為體而言，應具備進入和退出的機制。很顯然，霸權治理是難以做到的。主要在于：一是霸權治理主要維護的是霸權國的利益，本身不具備動態調整機制；二是霸權國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會多方面阻擾新參與者的進入。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權治理的長期調整困難凸顯出來，阻礙了全球金融體系的正常發展。總的來說，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雖然仍具備協調成本低的特點，但由于缺失非霸權集團的重要性國家，協調的結果是無效的。同時，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霸權治理下的國際規則越來越不適應時代的需要，發展滯后，交易成本呈不斷上升趨勢。調整成本也越來越高昂，不能適應全球化的發展。因此，從整體來講，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霸權治理給全球性整體帶來的成本C是不斷上升的。3、總結。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最終霸權治理的收益將小于成本，效益函數為負。當金融全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時，霸權治理的效益函數為：Bh=Rh-Ch=Rh-（Ch1+Ch2+Ch3）<0其中，Bh為霸權治理的效益，Rh為霸權治理的收益，Ch為霸權治理的成本，Ch1為交易成本，Ch2為協調成本，Ch3為調整成本。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霸權治理的效益函從圖中，我們可以看到，當金融全球化處于較低階段時，霸權治理的效益是大于零的，該治理模式是有效的。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不斷發展，霸權治理的收益不斷下降，成本不斷上升，效益是逐步下降的，當金融全球化發展到一定程度，霸權治理的效益將趨于負數，該治理模式是無效的。（二）多邊主義治理的成本收益動態演化1、收益演化。（1）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最大的優勢就是其本身具有的較好的公平性，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其優勢越發展現出來。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合法性和合理性會變得非常重要。首先，缺乏合法性和合理性，就會將新的重要的系統性國家排除在治理結構之外，這些被犧牲利益的國家會在行動中采取不配合或者是反對。沒有這些新興國家的參與，是很難統一行動的，即使能行動起來，其效果也不好，很難真正解決面臨的全球性問題。其次，在合法性和合理性提高的基礎上，各參與行為體對多邊主義制度將呈現出一種主動服從的態勢，有利于在全球建立穩定的國際金融秩序。穩定良好的國際金融秩序將給全球各國都帶來共同利益。例如，國際收支失衡調節機制若同時考慮逆差國和順差國的對應責任，同時IMF對危機中的逆差國存在有效的救助機制，那么，1998年以后的東亞國家就不會努力囤積外匯儲備，全球經濟也不會陷入嚴重失衡的狀態。因此，多邊主義的治理正好符合了金融全球化發展的要求，對于全球共同利益的增加將是顯著的。（2）多邊主義治理模式的動態調整能力也越來越適應金融全球化的發展。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國際經濟格局不斷發生變化，一些國家趨于衰退，一些國家開始崛起。經濟相互依存度也在不斷增加，客觀上要求各國間更為密切的往來和合作。新產品、新情況、新形式不斷出現，客觀上要求治理理念和制度也要不斷更新。因此，金融全球化需要治理體系具有較高的動態調整能力。而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正好具有這樣的特點。在多邊主義治理模式下，許多制度可以設置動態的調整機制，以適應不斷發展變化的新形勢。如，G20作為重要的多邊主義協調平臺，可以以GDP的標準來選擇成員國。那么，當有一些國家衰退，變得不再重要，就會較容易退出。而當有一些新的國家崛起，變得非常重要，也較容易進入。（3）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公共產品的提供客觀上要求所有重要性國家的參與，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成為一種必需。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各國間經濟相互依存度越來越高，各國間的經濟實力差距也在不斷縮小，重要性國家的數量不斷增加。此階段，全球性金融公共產品的提供應基于所有國家利益的基礎之上，需要集體的決策。因此，多邊主義治理在此階段較為適合。首先，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加，已經初步具備了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例如，2008金融危機以后，對傳統國際金融機構的增資方面，新興市場國家表現積極。其次，新興市場國家也愿意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因為，此時的經濟相互依存度較高，世界經濟形勢和宏觀政策對這些國家的影響越來越大，它們希望參與公共產品的提供，以獲取和維護自身的利益。以“搭便車”的策略來享用別國提供的公共產品，雖然節省了成本，但無法保障自身的利益。因此，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以多邊主義的治理原則提供全球性公共產品，會考慮所有重要性國家的利益，將有助于建立穩定的金融體系，有利于全球公共利益的提高。（4）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邊主義治理模式仍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但已不能因此來否定多邊主義治理模式。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之下，雖然從公共產品的提供、公平性的提高等方面看，多邊主義是進行全球金融治理的最佳原則，但多邊主義治理仍然存在效率低下的問題。沒有比多邊主義更好的全球治理方式，但多邊主義的致命弊端是效率低下（龐中英，2010）。例如，大家雖然認識到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國際金融改革等是進行有效全球金融治理的必要條件。但由于改革給各方帶來的預期利益不同，各方的觀點也不同。新興市場國家主張這些改革措施，而美國是反對改革的，由于這些分歧的存在，各種改革是很難有實質進展的。再例如，2008年的G20華盛頓峰會明確承諾反對保護主義,但世界貿易組織在倫敦峰會前夕公布的報告卻顯示,各國采取的貿易限制措施正在呈現增多之勢。這就是在沒有有效的監督和獎懲機制的情況下，一國很難相信別的國家會真的反對保護主義，因此自己也就不會率先采取反對保護主義的措施。由于公平和效率是相輔相成的，在金融全球化不斷深化的背景下，公平性變得日益重要。因此，即使多邊主義治理面臨效率低下的問題，也應堅持多邊主義治理。但應采取一些方式方法來降低效率低下的程度。多邊主義的有效性和兩個因素密切相關：一是參與者的數量。人員太多，難以達成協議，有效性就會差。如哥本哈根氣候會議由190個成員參加，就很難達成協議。以選出代表的形式參加，數量是少數的，較容易達成協議，如一直處于治理結構核心地位的G7，成員數量為7個，利益取向也較為一致，因此容易達成協議；二是與多邊主義的組織原則有關。絕對地強調公平，即每一方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平等地參加，這將是非常沒有效率的。相對地強調公平，根據一定標準分配給參與方以不同權重的投票權，以投票的形式進行表決，效率性就會較高。但投票權分配的標準應是絕對公平的，如嚴格按照GDP比重來進行分配，否則會違背多邊主義原則。因此，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堅持多邊主義治理應堅持相對的多邊主義，而不是絕對的多邊主義。總的來說，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多邊主義治理模式越來越能體現出其優越性來。其較高的合法性和較好的動態調整能力都很好地適應了金融全球化的要求，基于多邊主義原則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也是有效的，這些都對全球金融公共利益的提高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不過，多邊主義治理難以擺脫效率低的問題，效率問題將會對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帶來一定負面的影響。但效率問題帶來的負面影響不足以抵消上述的積極作用，且可以通過一些途徑來降低其負面作用，如強調相對的多邊主義，以小組的方式降低核心參與者的數量等。因此，從整體來看，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多邊主義治理給全球性金融整體帶來的收益R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2、成本演化。（1）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多邊主義治理模式下的交易成本和動態調整成本都呈現出下降的趨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許多全球性的金融問題關系世界各國的利益，因此，制定相應的制度應站在多邊主義的立場之上。多邊主義治理模式有利于各國之間交流信息，有利于制定一系列統一的國際制度和國際標準。在這些統一的、明確的標準、規則和慣例的基礎之上，各國間合法交易的成本得到降低，非法交易的代價增加，行動的不確定性也減少。例如，在國際金融監管領域，如果存在有效的多邊主義治理，在各國協調一致的基礎上制定全球性的監管規則，及時將那些跨境的金融交易納入到監管系統當中，則會有效降低國際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防范全球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在調整成本方面。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客觀上產生了對動態調整的要求。多邊主義治理的制度是動態的和變化的，可以設置動態調整的機制，能有效降低全球金融治理體系的調整成本。（2）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之下，多邊主義治理的協調成本仍是較高的。與同時期的霸權治理相比，協調成本要高。但與金融全球化較低階段時相比，協調成本趨于下降。隨著歷史的發展，當金融全球化發展到較高階段時，系統性重要國家的數量包括了更多的國家，尤其是新興市場國家，如中國、印度等。多邊主義治理模式下，參與方的數量將大大增加，且在傳統大國與新興國家之間存在著利益分歧，因此，要在這些參與者之間達成協議會變得很困難。與霸權治理模式相比，協調成本要上升。不過，即使如此，也不能將這些新成員排除在外。因為這些新成員都是系統性重要國家，有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本身就需要將這些新興國家納入到治理體系的核心結構中來。與金融全球化低級階段時的多邊主義治理相比，在參與者數量都擴大的基礎上，全球性問題的公共性提高，利益不一致的程度降低了，因此協調成本較那時是降低的。這主要由于，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當前，各國是相互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危機一旦發生，影響的是所有的國家。以本次全球金融危機為例，剛開始危機只限于美國的次貸市場，但很快通過投資銀行的倒閉，迅速波及到歐洲，再之后全世界都卷入進來。2010年以前，許多學者還認為新興市場國家受危機的影響較小，但很快，由于發達國家不再具有消耗新興市場國家生產力的能力，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也相繼陷入經濟衰退、通貨膨脹等危機之中。應對全球性金融問題，需要世界所有重要性國家的共同努力，全球性金融問題的公共性空前提高，因此，在面臨大的問題時，大家較容易達成一致意見，協調成本降低。2008年開始，各國包括新興國家和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協調合作，共同應對，較好地控制了危機的進一步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