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產地考證

《本草經集注》［3］云：“生碭山山谷及楚地。今出襄陽，多從南陽、新野來，彼人種之，即是今漆紫者，方藥家都不復用。”《證類本草》［6］云：“生碭山山谷及楚地。”引《博物志》云：“平氏陽山紫草特好。魏國以漆色殊黑。比年東山亦種，色小淺于北者。”又引《圖經》曰：“紫草，生碭山山谷及楚地，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中或種蒔。”《御制本草品匯精要》［7］引陶隱居云：“襄陽、南陽。”又曰：“單州、東京為勝。”《本草崇原》［8］曰：“紫草出碭山山谷及襄陽、南陽、新野所在皆有，人家或種之。”《植物名實圖考》［9］云：“湘中瑤崗及黔、滇山中野生甚繁。”《植物名實圖考長編》［10］引《湖南通志》：“紫草，《圖經》云生楚地，瑤人以社前者為佳，名雅銜草。”又引《西山經》云：“勞山多紫草。”

據考證［11］，碭山即今河南省永城縣東北的碭山；楚地即今湖北及陜西和安徽部分地區；襄陽即今之湖北襄樊市及其周邊；南陽即今河南熊耳山以南葉縣、內鄉間和湖北大洪山以北應山、鄖縣間地；新野即今河南新野；陽山即今內蒙古狼山；單州即今山東單縣、成武、魚臺及安徽碭山等縣地；東京即今遼寧遼陽市；黔、滇即今貴州和云南。

2原植物考證

《吳普本草》［2］曰：“節赤，二月華。”《本草圖經》［12］曰：“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御制本草品匯精要》［7］曰：“莖似威靈仙而粗壯。”《本草綱目》［4］引恭曰：“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開花紫白色，結實白色，秋月熟。”《本草崇原》［8］曰：“其根頭有白毛如茸，根身紫色。”《植物名實圖考》［9］云：“根長粗黑紫，初生鋪地，葉尖長濃密，白毛長分許，漸抽圓基，獨立亭亭，高及人肩，四面生葉，葉赤有毛，夏開紅筒子花，無瓣，亦不舒放，茸附半含，柔枝盈干，層花四垂，宛如瓔珞。”

3小結

摘要：通過古今文獻考證和植物學比較研究,結合野外實地調查,從植物形態特征、藥物名稱、分布與生境、性味功效等方面進行綜合分析,考證《履巉巖本草》三縫草植物基原。結果表明三縫草之植物基原為菊科植物旋覆花,建議《中華本草》等專著在修訂時可以增加“三縫草”作為旋覆花的別名;《履巉巖本草》三縫草藥圖為我國現存最早之旋覆花彩圖,其文字敘述反映南宋時期該藥的民間藥用情況,為中藥資源普查傳統知識數據庫增添全新的民間單驗方,為進一步挖掘旋覆花潛在的藥用價值提供本草學依據。

關鍵詞：《履巉巖本草》;三縫草;本草考證;旋覆花

《履巉巖本草》是南宋畫家王介對慈云嶺一帶植物進行調查后,發現“其間草可藥者極多,能辨其名及用者,僅二百件”,撰繪成書以期“藥不旁求,方以單用”;該書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彩繪本草圖譜,也是杭州歷史上首部民間草藥專著,現僅存明抄彩繪本珍藏于國家圖書館,該書對考察南宋杭州藥物情況有很高的學術價值〔1,2〕。該書共收錄206味藥用植物、202幅彩色藥圖,據藥圖與文字可考訂大部分本草基原。

1三縫草非金縷梅科檵木

1.1植物習性不同

兩幅藥物彩圖發現,《履巉巖本草》中華再造善本之繪圖輪廓更清晰、色彩飽和度更高,其頭狀花序和舌狀花花冠層次分明、葉片有深綠與草綠之分;三縫草主干與側枝微彎,有隨風搖曳之勢,并且藥名中帶“草”,應為草本植物。《中國植物志》〔3〕和《浙江植物志》〔4〕中均記載檵木為落葉灌木或小喬木,枝干硬、直,這與三縫草植物習性不符。

一、現狀及問題分析

經過調研，筆者發現大多數技工院校在該類課程的考試模式上采用傳統紙質形式，較難體現高效率、集約化、標準化的要求。而網上免費的在線考試系統存在以下不足之處。第一，系統功能不完善。僅提供基礎模塊，如組建題庫、抽取試題、在線考試并完成評分，但核心模塊如考試分析并沒有開放權限。第二，系統性能不足，不足以支撐大批量人數同時參加考試。第三，系統的穩定性不夠。由于免費版在線考試系統都是打包好的簡裝軟件，不提供原代碼，使用的過程中如果出現系統或代碼出錯問題，教師無法從根源上解決問題。

二、“在線考試”系統研究的內容

1.電子商務師專業題庫設計。為打造一個專業性強、針對性高的電子商務師（理論）試題庫，需研究如下內容。（1）電子商務師（理論）教學大綱，歷屆考綱和歷年考題（題型、題數、分值、考試時間、知識點、難易度等）。（2）依據電子商務師（理論）教學大綱、考綱，編制試題。試題編制以教育測量學理論為指導從信度、效度、區分度、平均難度等全方面考慮，設計題型、知識點難度比例、知識點認識分類，保證試題質量。為保證題庫試題及其參數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在開放建設、廣泛征集試題后，須進行大范圍的抽樣測試，將抽樣測試結果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估值誤差，然后對參數進行相應修正。（3）存儲建庫。試題庫主要字段包括試題的種類、題目、答案、選取章節、試題解釋等。知識點的劃分要體現電商課程的知識架構，以樹型結構為主，分章節劃分知識點。（4）動態維護。教學管理人員可以隨時根據學科內容和考生水平的發展不斷對題庫中的試題做相應的補充、修改和刪除工作，及時修正試題的各項技術參數。2.考試系統設計。（1）需求分析。第一，通過對現行電子商務師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理論部分的考試系統進行詳細研究，了解考證系統的功能、業務流程等方面。第二，了解學生、教師和相關考試人員對使用在線考試管理系統的相關需求。通過以上兩點確保開發的系統，既符合電子商務師國家職業資格考試理論部分模擬考證要求，又符合學校校情的需要。（2）整體設計。通過一系列調查研究并結合學校實際情況，筆者認為電子商務師（理論）在線考試系統需具備以下功能。題庫管理模塊：創建題庫、管理題庫、增加試題、管理試題等功能。教師可以在此模塊中對題庫動態進行創建、修改、刪除等操作，時時保持題庫試題的最新性。試卷設置模塊：創建試卷、管理試卷等功能。系統提供兩種組卷模式，一種是快速創建試卷模式，即系統根據教師所選定的題庫與試題數目隨機抽取相應的試題數量，隨機組成一份試卷；另一種模式是創建試卷模式，即教師在題庫中有目的性的選取學生易錯題或真題出現幾率較高的題目供學生練習。通過這兩種方式組卷后，教師也可以對部分試題進行增加、刪除、修改等操作。（3）考試監控模塊。教師可以對當前時間內正在進行的考試進行管理，監控考場情況，可以查看當前考試在線的人數列表與統計，可以針對不同的考生實現強制交卷。（4）成績分析模塊：成績分析、試卷分析、考試分析等功能。教師可以查看所有考生的成績，也可以詳細查看每一位考生的答題情況。系統還可以統計每一道試題考生答題的正確率，統計出考生的平均分、最高分及最低分。（5）用戶管理模塊：用戶角色管理、管理用戶、用戶分組、導入用戶等功能。教師可以在此模塊對用戶進行分組、批量導入與刪除學生、對學生進行信息備注等操作。（6）公告管理模塊：公告、管理公告、公告分類、公告中心等功能。教師可以在此模塊公告并對其進行增加、刪除、修改的操作。

三、應用實踐

1.教學團隊在教學過程中應用在線考試系統情況。2016至2017第二學期，“在線考試”系統在筆者學校電商考試中共應用了20余場，其中包括單元測驗5次、助理電子商務師模擬仿真測驗4次、助理電子商務師真題驗4次、14級及15級復習補考電子商務測驗7次，參加人數共計1000余人。此外，2017年6月份“在線考試”系統在廣州遠恒教育服務有限公司的助理電子商務（理論）培訓班中試用8次，參加考試人數共計3000余人，并獲得該培訓點的認可。2.在線考試系統應用優勢。在教學上應用在線考試系統后，相對于傳統的教學手段，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優勢。第一，以考促訓，易于評估。將“在線考試”作為考核是否掌握知識點的主要手段，督促學生養成自覺學習、主動學習的習慣。同時，考試成績直觀地體現了學生知識的薄弱點，也解決了長期存在的上課效果評估難的問題。第二，節約成本，提高效率。系統自動組題，學生在線答題，實現了無紙化考試，大大節約了考試成本；而提交答卷后系統自動判分，又節約了閱卷的時間等；學生可以將錯誤的試題加入個人錯題集，方便復習薄弱的知識點。第三，命題監考，減輕壓力。一方面減輕教師出卷壓力。“在線考試”系統有兩種組卷方式，一種是由教師選定出題范圍由系統隨機抽取，這樣具體考題無法確定，保證了試卷的保密性。第二種是手工組卷方式，即教師可以選取學生經常出錯的考題、或真題中反復率高的題目供學生反復測驗。這兩種組卷方式大大縮短了教師命題時間。另一方面是減輕了教師監考的壓力。教師可以設置試題隨機排序即雖然全班都考同一份卷子，但題目的順序不一樣。教師通過測驗可以掌握學生知識點理解程度的第一手資料，更好地服務于教學。第四，方便學生課外練習。教師在系統上設置好練習題目與練習時間，學生可以利用課余時間在系統上進行練習。對于還沒有通過助理電子商務師（理論）考證而又需要去頂崗實習的學生來講，這是最簡便的復習方式。

天花粉是臨床常用中藥，又稱瑞雪（《本草綱目》），花粉（《增訂偽藥條辨》），栝樓粉、樓粉（《藥材學》），屎瓜粉（《四川中藥學》）。而栝樓在古代的別名也很多：如《爾雅》載：“果籩實，栝樓也。論文百事通”郭璞注云：“今齊人呼為天瓜。”毛詩：“果籩實。”《傳》曰：“果螅栝樓也。”《名醫別錄》載：“一名果螅一名天瓜，一名澤姑。實名黃瓜。”現代天花粉的商品為葫蘆科植物栝樓的根，古代所用天花粉是用栝樓根所制成的粉。現將有關問題考證如下。

關于天花的名稱

1.雪的別稱：如唐代熊孺登《雪中答僧書》詩：“八行銀字非常草，六出天花盡是梅。”宋代陸游《擬硯山觀雪》：“山川滅沒雪作海，亂墜天花自作態。”金代高士談《雪》詩：“簌簌天花落無休，寒門疏竹共風流。”聞一多《雪》詩：“夜散下無數絨毛似的天花，織成一片大氅。”

2.中醫的病名：為痘的別名，清代袁旬撰《天花精言》六卷，前四卷專論痘證。

3.天上落下的各色香花：佛教傳說，佛祖說法時感動天神，諸天神撒各色香花，于虛空中繽紛亂墜，如《心地觀經一序品偈》：“六欲諸天來供養，天華亂墜偏虛空。”這里的“華”同“花”，“天華”即“天花”。

4.玉米的雄花穗：天的意義之一是指位置在頂部的，如天窗。玉米的雄花穗因為長在頂部，所以稱天花。

胡適的白話詩學是百年中國新詩發展的理論起點。在這個起點上，胡適為文學史呈現的是一種“有什么話，說什么話；話怎樣說，就怎樣說”的“詩體的大解放”的新詩文體學。他以內容明白清楚，用字自然平實，節奏自然和諧，詩體自由無拘來想象新詩的理想模樣。這種模樣與舊詩的根本不同，是其語言體系的轉換。按照胡適的描述，他的白話作詩的動機，是為了造就“文學的國語”而創造“國語的文學”所必須發起的攻堅戰。在胡適看來，造就“國語的文學”的語言資源不外乎來自這樣幾個方面：古白話、今日用的白話、歐化語、文言的補充。［1］建立在這些資源基礎上的白話新詩，會在不同文化資源的相互角力中，形成新與舊、中與西、懂與不懂的問題。這些問題在胡適白話詩學的接受過程中，總是以爭論的形式突出地表現出來。新與舊涉及以“白話作詩”取代“文言作詩”而來的“白話”為詩的合法性和“文言”詩語的生命力問題，以及由舊詩淵源深厚的審美成規與慣例導致的新舊文體學范式的沖突問題。中與西涉及新詩抗衡傳統與傳承傳統的矛盾關系，以及新詩發展道路的民族化與西化取舍問題。懂與不懂涉及新詩選擇大眾化的白話口語和走向精致化的文人書面語之間常常滋生的糾結，以及包含其中的明白與晦澀的風格美學問題和讀者的接受問題。由于這些問題所引發的爭論所觸及的是基于現代漢語的新詩文體學建構的基本問題，所以，在新詩發展的百年道路上，時代文化因素的變化必然會引起不同聲調此起彼伏的回響。中與西、懂與不懂的問題，筆者有另外的文章論述，本文意在從接受視野對胡適詩學爭論中關于新舊之爭及其歷史回響作一基本的梳理。

《嘗試集》出版以前，胡適在與論敵的論爭中逐漸形成其基本的“白話”詩學觀。他倡導“作詩如作文”，以俗話俗語入詩，清除舊詩根基，從中國詩歌的語言向度上，沖破古典詩歌體系的羅網。這時的論爭，集中表現在白話能否入詩，白話詩里可否用文言，以及新舊詩的創作范式問題。1915年夏到1916年秋，胡適與其留美朋友梅光迪、任鴻雋發生的論辯，是以白話能否入詩為討論核心。胡適主張用白話做一切文學的工具，而梅光迪認為“小說詞曲可用白話，詩文則不可”，任鴻雋也認為“白話自有白話的用處（如作小說演說等），然不能用之于詩”。［2］［p．120］當胡適提出“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時，梅光迪用“詩之文字”與“文之文字”的區別予以反駁。他認為用“俗語白話”入文，“似覺新奇而美，實則無永久價值”。因為這種日常口語“未經美術家鍛煉”，缺乏凝練精致的美感，而“徒諉諸愚夫愚婦，無美術觀念者之口”，“鄙俚乃不可言”。［2］［p．116］在梅氏看來，文言是詩性語言，白話是日常語言，非詩性語言不可能詩性化，不能用于詩歌創作。而胡適堅持“詩味在骨子里，在質不在文”，［3］［p．184］他相信清晰與透明的白話同樣能創造詩意。這場論爭的結果是促成了胡適對白話詩的實驗。“文學革命”轟轟烈烈發生后，白話作詩已經在新文學陣營達成一致，這時所面臨的問題是在白話詩語中有沒有文言的位置。《新青年》上，胡適、錢玄同、朱經農、任鴻雋的論爭，是以文言能否入詩為討論核心。胡適最初是想將文言也作為一種詩學資源的。《新青年》1917年3卷4期上發表了胡適的4首白話詞，隨后在1918年與錢玄同的通信中，他曾表示自己最初不愿雜入文言，后忽然改變宗旨，不避文言，并且認為詞近于自然詩體，主張“各隨其好”。胡適并不想對文言（包括傳統詩體）“趕盡殺絕”，并不愿在白話與文言及傳統詩體之間形成完全徹底的“斷裂”，他力圖在白話語言系統中仍然保存文言的活力部分。直到20世紀行將結束的時候，歷史才向我們顯示，這種包容其實具有更為寬厚的現代意識與縱深的知識視野。但錢玄同當時決然反對填詞似的詩歌，強調“今后當以‘白話詩’為正體”。［4］錢玄同二元對立的思維堅定了胡適摒棄文言舊體的決心，于是他在追述自己白話作詩歷程時，認定了一個“主義”，即“充分采用白話的字，白話的文法，和白話的自然的音節”。“詩體的大解放”主張由此而來。盡管如此，新詩能否用文言仍然有所爭議。朱經農認為“文言文不宜全行抹殺”，他并不反對白話，但認為“應該并采兼收而不偏廢”。［5］任鴻雋提出“詩心”問題，認為用白話可做好詩，文言也可做好詩，重要的是“詩心”。

學衡派的吳芳吉認為：“非用白話不能說出的，應該就用白話；非用文言不能說出的，也應該就用文言；甚至非用英文不能做出的，應該就做英文。總之，所謂白話、文言、律詩、自由詩FreeVerses等，不過是傳達情意之一種方法，并不是詩的程度。”“至于方法，則不必拘于一格。”［7］［p．422］經過這樣的爭論，雖然胡適詩學偏向了更純凈的“白話”作詩，但反對者們重視文言“詩性”特征，主張新詩可以摻入古詩文言提升詩性的觀點，在后來新詩的發展道路上也獲得了斷續的回音。早期詩人那里發生過關于“寫”與“做”的爭論，它屬于新舊詩創作范式之爭。胡適提倡“作詩如做文”，“有什么話說什么話”，強調“做”詩要自然而然。相對于舊詩嚴格的格律套用，這是一種基于白話詩性的寫作美學。這種觀點在許多詩人那里得到了相似的回應。比如宗白華與郭沫若圍繞“做詩”的討論。宗白華在給郭沫若的信中表達：“我向來主張我們心中不可無詩意詩境，卻不必一定要做詩”，他希望郭氏多研究詩中的自然音節、自然形式，以完滿“詩的構造”。［8］［p．3］郭沫若提出貌似不同的看法：“詩不是‘做’出來的，只是‘寫’出來的。”［9］［p．7］他認為，“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命泉中流出來的Strain，心琴上彈出來的Melody，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我想詩這樣東西似乎不是可以‘做’得出來的。”［9］［p．6］康白情也同樣認為“詩要寫，不要做，因為做足以傷自然的美”。［10］［p．328］雖然這里“做”與“寫”似乎產生了矛盾，但實質上詩人們都是針對舊詩的形式美學，強調創作詩歌要以“自然”為原則觸發詩的靈感，讓情緒與情感自然流動與散發，利用這種天然的詩性思維，打破舊形式、創建個人主體性自由自主的新形式。鄭振鐸、王平陵、應修人、潘漠華、馮雪峰等人都作了類似性的回應。不同的是，學衡派吳芳吉認為胡適強調“自然”，是以為“西洋詩體，是隨便寫出的，不是做出的。”［11］［p．383］他提出“自然的文學，是任人自家去做的”，［11］［p．382］新詩的“自然”需要“做詩”的“工夫”。［11］［p．383］雖然他與胡適一樣用“做”字，但顯然他不是立足于“白話”，而是立足于書面語，更傾向于以舊的格律詩的寫作慣例來談新詩創作。后來在《談詩人》中，他批評新文學運動發起后，許多并沒有理解“詩味”的人，“都濫于做起詩來。又誤解詩是寫出，不是做出的話，于是開口也是詩，閉口也是詩，吃飯睡覺都有的是詩，詩的品格，可是墮落極了！”［7］［p．412］其反對白話口語詩歌寫作美學的立場更見分明了。俞平伯在《做詩的一點經驗》和《詩底方便》對“寫”與“做”進行了總結與分類。他認為，“寫”與“做”不是對立，“一個是天分，一個是工夫”，應該兩者兼備。［12］［p．580］在肯定自然的美學的同時，也肯定創作新詩的人工技巧。這種眼界開啟了新詩書面語化向度的寫作空間。

隨著20世紀20年代初《嘗試集》正式出版和廣泛接受，語言的新舊之爭具體化為白話詩音韻問題的探討。胡適在理論上倡導“詩體大解放”，“不拘格律”、“詩當廢律”。他設想的新詩音節應該是“自然的音節”，包含兩個基本要素：一是平仄要自然，二是韻要自然。他主張詩歌用韻應該有三種自由：第一，用現代的韻，不拘古韻，更不拘平仄韻。第二，平仄可以互相押韻，這是詞曲通用的例，不單是新詩如此。第三，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新詩的聲調既在骨子里———在自然的輕重高下，在語氣的自然區分———故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13］［p．172］這種自然音節論，雖然對韻的要求比較寬泛，并未將之完全廢除，但以音節為根本，已經與舊詩文體學完全不同了。這一新詩文體學的內涵顯然是習慣于舊詩聲韻者不能接受的，因此，音節的新舊之爭首先來自舊文學陣營。舊文學陣營堅守韻是區分詩與非詩的界限。章太炎講授國文課時，將詩與文用有韻無韻來區分，“凡稱之為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14］［p．30］他以韻為標準判定白話詩非詩。學生曹聚仁寫信反駁其觀點，認為韻“純任自然，不拘于韻之地位，句之長短”。［14］［p．6］呼應胡適的新詩音韻觀。梁啟超將《嘗試集》分成“小令”和“純白話體”。他認為“小令”有音節，“格外好些”；而白話詩“滿紙的‘的么了哩’，試問從那里得好音節來？”也是用韻做衡量詩好壞的標準。［15］［p．15］另一種論爭所指向的不是用有韻無韻來區分詩與非詩，而是承認胡適對新詩的勾勒里韻的存在，但不認同其押韻的方法。這種觀點實質上仍然是帶著舊詩的趣味審視新詩，具有代表性的是以胡懷琛為中心的詩學論爭。胡懷琛于1920年先后在《神州日報》和《時事新報•學燈》上發表《讀〈嘗試集〉》及《〈嘗試集〉正謬》，對《嘗試集》中詩作的具體字詞進行修改和批評，引起一場論爭。這場論爭從1920年4月延續到1921年1月終，先后有劉大白、朱執信、朱僑、劉伯棠、胡渙、王崇植、吳天放、井湄、伯子等在《神州日報》、《時事新報》、《星期評論》等報刊發表論辯文章。胡懷琛申明“我所討論的，是詩的好不好的問題，并不是文言和白話的問題，也不是新體和舊體的問題”。［16］［p．1］但這種好與不好的評判標準在他這里仍然是舊詩韻律規范。比如，他對胡適雙聲疊韻和押韻方法的批評就是以舊詩韻律規范為標準，而胡適已經跳出了舊詩的文體邏輯，雖然也強調字詞的押韻，但其押韻方式卻是現代的、寬泛的，不拘于舊詩的規范與標準。胡適在回復的信中提到：“詩人的‘煙士披里純’是獨一的，是個人的，是別人很難參預的。”

這種詩性思維表達出個人化與主體性的訴求，具有現代意義。關于這場爭論中押韻的討論，朱執信對胡適的“自然音節”論，即“白話詩里只有輕重高下，沒有嚴格的平仄”［13］［p．171］的回應頗為可貴。朱執信并未像其他人那樣糾結于新詩用韻的問題。他一針見血指出胡適對“音節”的含混之處，“似乎詩的音節，就是雙聲疊韻”，而且對“平仄自然”、“自然的輕重高下”，“說得太抽象，領會的人，恐怕不多”。［18］［p．31］他敏銳地看到新詩如果僅僅只是尋求在雙聲疊韻上如何和諧，并沒有真正抓住新詩音律的要領。他提出“聲隨意轉”，“要使所用字的高下長短，跟著意思的轉折，來變換”，［18］［p．34］將詩歌的聲韻從外在聲韻轉向了內在聲韻。傳統詩論主張“無韻者為文，有韻者為詩”，固定的語音結構框架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基本生存點，所以舊詩講求外在音節的和諧，外在聲韻成為其獨立自足的“詩語”系統的中心。而內在聲韻論使語義成為詩歌聲韻的中心，這也正合于胡適所謂“豐富的材料，精密的觀察，高深的理想，復雜的感情，方才能跑到詩里去”。胡適沒有明確地將不同于古代詩歌語音節奏模式的白話音韻與“語義”的邏輯明確地闡釋出來，而胡適白話詩學的接受者幫其完成了。對此，胡適非常認可，他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寫到：“我極贊成朱執信先生說的‘詩的音節是不能獨立的’”。這話的意思是說：詩的音節是不能離開詩的意思而獨立的……所以朱君的話可換過來說：“詩的音節必須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再換一句話說：“凡能充分表現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的，便是詩的最好音節。”古人叫做“天籟”的，譯成白話，便是“自然音節”。［3］［p．202］由胡懷琛挑起的這場胡適詩學論爭發生在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場域，而遠在邊緣之地的東北，以《盛京時報》為中心，也發生過一場幾乎沒有引起后人關注的關于新詩押韻的討論，它屬于胡適詩學接受過程中的一種擴散性的回應。1923年8月至10月間《盛京時報》登載了羽豐（吳伯裔的化名）《論新詩》、孫百吉《論新詩》、羽豐《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吳老雅（吳伯裔的化名）《對于論新詩諸公的幾句閑話》、王蓮友《讀羽豐先生的〈論新詩〉》、王大冷《讀吳裔伯先生的〈論新詩兼致孫百吉君〉》、趙雖語《讀王蓮友先生論新詩》等文章。論爭由羽豐對新詩形式的散漫發難開始。他認為新詩缺乏詩歌本體內在的音樂感和節奏感，主張新詩押韻，“方有詩的真精神，真風味”。［19］［p．76］他從詩與樂的關系出發，認為詩歌是可唱的。［20］［p．82］詩的“自然之音響節奏是給耳聽的，意義是給內部聽的”，所以有韻才會在感觀上給人以美感。如果新詩“既有詩的意境，又可以唱出來”，則是上乘的詩作。［19］［p．77］孫百吉、王蓮友、王大冷等人分別予以反駁。王蓮友從新詩的本質出發，認為用韻與否與詩的本質無涉。他以胡適對于新詩有韻“亦有不滿意的表示”為證據，并列舉胡適所認可的白話新詩，來證明新詩初生之時，多半講求葉韻，而現在詩人們共同的趨向是用自然的音節，不拘泥于葉韻。因為“新詩的本質，與葉韻沒有密切的關系”，“詩的優劣，是在乎包含詩的要素充足與否，而不在乎有韻無韻。”［21］［p．38］王大冷認為“唱起來好聽與否，是在詩的情感與聲調，而不是在有韻與否。情感豐富，聲調自然，就是無韻，也是很好聽的。如情感不濃，聲調不好，就是葉韻，也不能好聽。”［22］［p．32］“有韻的詩，是快于官覺，故以為美。但是久于研究的，自覺那無韻的韻，比有韻的韻，更動人了”。［22］［p．33］趙雖語對王蓮友提出反駁。王蓮友以胡適認為《鴿子》為白話舊詞，說明其不滿意新詩有韻，趙雖語認為這是誤解，指出胡適的不滿意不一定與韻與關，“如果說他是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所以不是真的新詩，有什么不可呢？”［23］［p．116］這里雙方都存在對胡適的誤讀。胡適在《嘗試集•再版自序》中列舉自己所認可的白話新詩，正是從音節的現代性上考慮的，認為其余的詩只是“可讀的詞”，“不是真正白話的新詩”。胡適表示不滿，并不像王蓮友所理解的那樣，是對“新詩有韻”有所不滿，而是在考量如何押現代的韻；而趙雖語所理解的更是相差甚遠，胡適何嘗有過“追悔作得字太深，或文法不熟”？這場論爭情緒色彩頗為濃厚，也不乏誤讀與罵辭，但爭論促進了對胡適白話詩學的理解，并從新詩意境、美感與押韻之間的關系加深了對新詩的理論認知。三在上述論爭之外，胡適的自然音節論還引起許多積極的回應。早期對其做出積極回應的有白話詩人康白情、俞平伯等。康白情主張新詩要從形式解放，首先要打破格律。他認為新詩“自由成章而沒有一定的格律，切自然的音節而不必拘音韻，貴質樸而不講雕琢，以白話入行而不尚典雅”。［24］［p．324］雖未明言，但作為胡適的弟子，康白情明顯受到胡適詩學觀的影響。宗白華主張新詩的創作，是要“用自然的形式，自然的音節，表寫天真的詩意與天真的詩境”。［25］［p．170］俞平伯認為新詩“不限定句末用韻”，但“句中音節”要“力求和諧”。［26］［p．264］這些都是以胡適“詩體大解放”和“自然的音節”為核心所闡發的言論。20世紀40年代朱自清對抗戰初期詩歌發展趨向作概括時說：“抗戰以來的詩，注重明白曉暢，暫時偏向自由的形式。這是為了訴諸大眾，為了詩的普及。”他將這種“自由的形式”追溯到胡適“自然的音節”上。

高蘭在《詩的朗誦與朗誦的詩》中強調詩的吟誦性韻律的特點為：“字音的輕重徐疾的節拍”、“內在的韻律”及“感情的起伏”，指出“詩的韻律決不在腳韻上。不是詩，有腳韻也不是詩，是詩，沒有腳韻也是詩。所以也并沒有什么有韻詩與無韻詩之別。”［28］［p．23］這與胡適“有韻固然好，沒有韻也不妨”、“有無韻腳都不成問題”的主張具有一致性。主張“詩是自由的使者”的艾青是“寧愿裸體”，也不愿“讓不合身材的衣服來窒息”“呼吸”，［29］［p．192］他對詩的自由的渴望繼承著胡適要打破一切鐐銬的傳統。這些基于自由詩的特征而提出的審美原則，是胡適白話化語言、自由化詩體的詩學觀念的深化。與這種積極的回應相對，還存在著連綿不絕的反對的聲浪。隨著時間的推移，這反對的聲浪已經不再是出于舊詩的立場，而是出于詩美訴求中對傳統價值的重新審視。隨著現代漢語從初期的“白話”向著更為精致的文人書面語發展，新詩也像書面的文言一樣走向文人書面語的精致化，這時，韻律與音樂性成為新詩在新的發展層面上提升詩性的追求。由這種追求引發的反省與探索者，往往將批判的矛頭指向胡適。比如，陸志葦在押韻方面進行過積極的探索，他認為自由詩“節奏千萬不可少，押韻不是可怕的罪惡”。［30］［p．70］象征派詩人穆木天批評胡適的“作詩須得如作文”“給中國造成一種ProseinVerse（像詩一樣分行寫的散文）”。［31］［p．263］他主張在古典詩詞中尋找詩性資源：“我們得知因為有了自由句，五言的、七言的詩調就不中用了不成？七絕至少有七絕的形式的價值，有為詩之形式之一而永久存在的生命。因為確有七絕能表的，而詞不能表的，而自由詩不能表的。”所以應該“保存舊形式，讓它為形式之一”。［31］［p．262］梁實秋提出新詩的音韻問題，指出舊詩不管內容如何淺薄陳腐，但“聲調自是鏗鏘悅耳”，而新詩缺乏一種“音樂的美”。他認為像胡適這樣的“主張自由詩者”將音韻看作“詩的外加的質素”，以為“詩可以離開音韻而存在”，并未了解詩的音韻的作用。要彌補新詩音韻方面的缺憾，要么走回到舊詩路上去，要么便創造出新詩的“新音韻”，并從韻腳、平仄、雙聲疊韻、行的長短四個方面來闡釋理想的“新音韻”。［32］［p．199－202］到新月派那里，格律則成為其綱領性主張。饒孟侃認為新詩是“音節上的冒險”，他將胡適所重視的“雙聲、疊韻”視為“小巧的嘗試”，“在詩里面并不是一定必需的”。［33］［p．13］通過《新詩的音節》、《再論新詩的音節》兩文，他系統探討了新詩的音節問題，并指出，“詩根本就沒有新舊的分別”，新詩的音節“沒有被平仄的范圍所限制”，“還有用舊詩和詞曲里的音節同時不為平仄的范圍所限制的可能”。［34］［p．175－176］聞一多進一步強調格律的重要性。他反對“純粹的‘自由詩’的音節”，認為“詞曲的音節”屬于“人工”，“自然的音節”屬于“天然”，應該“參以人工”來“修飾自然的粗率”。［35］［p．25］在聞一多看來，胡適那種“偶然在言語里發現一點類似詩的節奏，便說言語就是詩，便要打破詩的音節，要它變得和言語一樣”的主張，無異于“詩的自殺政策”。他認為白話“須要一番鍛煉選擇的工作然后才能成詩”，所以要將格律作為詩的“利器”。［36］［p．82－83］在反對的聲浪中，新詩的音樂性問題是韻律問題的深化。胡適在評論新詩時，持有“讀來爽口，聽來爽耳”的口語化節奏標準，［37］［p．806］他認為白話“既可讀，又聽得懂”，

筆者長期從事《會計電算化》課程的教學，該課程是中職教育會計專業的核心課程之一，初級會計電算化合格證是取得會計從業資格證的必要條件之一，廣東省財政廳每年舉行兩次考試，考試從報名、考試等流程都非常規范嚴格，通過率都較低。筆者在2011年廣東省財政廳組織的初級會計電算化合格證考證中，共組織60人考試，通過人數43人，通過率高達71%，在以工科為主的中職學校取得這樣的成績實屬不易。

一、要重視考證類課程的教學

中職教育普遍不像基礎教育那樣通過成績名次、升學率來評價課程教學質量，因此客觀上存在教好教壞一個樣的現象。但通過重視那些有助于學生通過專業考證的課程，不僅能以考證通過率來評價教師的授課水平，而且能切實提高學生的實踐操作水平，增強就業競爭力。會計電算化是一門有助于學生取得會計電算化證書的重要專業課程，也是一門計算機技術與會計知識綜合的課程，要充分重視該課程的教學。

（一）重視課程設計和教學安排在該課程開設之前應先安排相關計算機課程和《會計基礎》課程的教學，為滿足考證的需要，會計電算化的課程應達到每周六節以上，且最好安排在第三學期，這樣在中職教育實行“2+1”模式(即2年在校學習，1年在企業頂崗實習)的情況下，方便沒有考過的學生還有機會在第四學期由學校統一組織參加考證。

（二）重視教學軟件的維護會計電算化考證都是在計算機上完成，所以實踐教學環節非常重要，實踐與理論課時比例要達到1：1以上，由于目前的考試統一采用用友通10.2版本，其模擬考試系統與真實系統一致，要采用SQLServer大型數據庫，所以安裝過程非常復雜，而且經常與其他應用軟件發生沖突，因此有條件的學校應專門組建會計電算化實驗室，以確保考試模擬系統運行良好，同時選派有經驗的機房管理員在實踐教學過程中承擔系統維護的任務，防止因考試模擬系統運行問題耽誤學生寶貴的實驗時間。

（三）選派專業水平高、責任心強、經驗豐富的教師擔任該課程的教學以考證通過率作為教師教學水平考核的重要指標之一，增強任課教師的責任心。

摘要:由于時代的變化，目前大學生的就業形勢愈來愈嚴峻，這讓眾多的大學生放棄尋找工作，選擇自主創業這條道路。然而對于一個剛剛步入社會大門的大學生來說，這并非一件易事，在大學生的創業過程中會面臨著許多的困難與挫折，需要社會各界給予一定的幫助，使大學生的創新創業之路更為順暢一些。本文將以大學生創業訓練項目為例，通過分析探尋大學生在創業過程中實際存在的問題，為將來選擇創業的大學生提供借鑒。

關鍵詞:大學生考證平臺;創業訓練項目;創業探索

根據《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高等教育要推進創業教育要求，我國各大高校開始鼓勵大學生進行創新創業。上海工程技術大學也積極響應國家政策，構建創新創業體系，其自2015年以來大學生創新創業訓練計劃項目累計400余項，成功培育本校學生創業企業30余家。這其中的很多團隊通過自己的努力，不僅獲得了省級創業扶持資金，有些甚至在國家級、省級各項創新創業大賽中屢獲佳績。而“‘證青春’大學生考證平臺的建立和運營”創業訓練項目便是該校支持的項目之一。

一、“‘證青春’大學生考證平臺的建立和運營”創業訓練

項目簡介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和高等教育規模的擴大，以及社會競爭壓力的激增，使得以往頗具含金量的本科學歷，如今卻面臨著學歷質量縮水與降低的問題，一張大學的文憑已是進入一些公司的最基本的門檻，因而許多大學生紛紛選擇去考取多樣的證書，這使得大學生的考證人數一年比一年多，高校生考證的現象漸漸趨于白熱化。伴隨著考證的人數不斷增加，在考證過程中出現的問題也有很多，例如當下大學生對考證的報名方法及渠道了解不充分、不完善的現象，于是本項目組萌生了此次創業項目的想法，通過建立一個關于大學生考證的公眾號，來解決一些大學生在考證過程中會遇到的問題。“證青春”考證平臺的建立主要是為大學生而服務，是一個給大學生提供與考證相關信息的平臺。

二、項目前期準備

【關鍵詞】：大學生、考證、就業

【摘要】：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高校畢業生數量逐年增加，加上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突出。面對就業難題，越來越多在校大學生選擇了考證來增加就業競爭力。政府在促進大學生就業計劃中提出了鼓勵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補貼和幫扶具體措施。考證與大學生職業生涯規劃相結合會起到最佳的效果。技術應用型本科院校學生因其自身的培養定位，適當選擇考取實用的技能證書能在就業過程中凸顯自身的優勢。

一、大學生考證的現狀

隨著高等教育大眾化，高校畢業生數量逐年增加，加上全球經濟危機帶來的沖擊，大學生就業難問題日益突出。面對就業難題，越來越多在校大學生選擇了考證來增加就業競爭力。證書在很大程度上體現了擁有者的實力，能夠為激烈的就業競爭增加一個“砝碼”。大學生考證能讓學生們在專業知識和社會實踐之間找到有效的平衡點，通過考證可以彌補當前高等教育專業設置和課程安排與社會生產實際的脫節。考證作為目前比較合理的人才認證方式，是人才資源市場化配置的合理手段。

政府就業促進措施中關于大學生培訓的補貼措施對于學生考取部分特定的考證有一定的鼓勵和經濟資助。上海市六大計劃助16萬大學生就業。其中第4條計劃為：實施職業技能培訓計劃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給予補貼。提到加大力度鼓勵大學生參加職業技能培訓，對本市高校大學生參加補貼培訓目錄內的技能培訓，鑒定合格后，可由失業保險基金給予一定培訓補貼。其中，畢業學年在校學生參加中高層次職業培訓的，給予50%培訓費補貼；畢業后未就業的大學生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的，給予100%培訓費補貼。措施中提到各高校要認真做好大學生參加職業培訓的組織工作。積極推進校企合作，通過實施半工半讀、實習實訓、產學結合和定單式培養模式，建立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養制度。在校企合作過程中增加發生的實訓費用，由失業保險基金予以補貼。[3]

可見，政府對于大學生參加職業技能培訓獲得相關職業技能證書，來增加就業能力是大力支持的，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保證和政策支持。因此，當前高校就業指導中心也有責任積極做好大學生參加職業培訓的組織工作，正確引導和指導服務工作。

2014年江蘇省選調生推薦人選參加公務員考試的地點為南京市女子中專（南京市莫愁路419號），時間為2014年3月22日。

請通過資格審查的人選（名單已通知各有關高校）于2014年3月21日（上午9∶00-12∶00，下午2∶00-6∶00）到南京市女子中專憑身份證領取準考證，同時熟悉考場。無故缺考者需學校出具相關證明。

聯系電話：025-83393863，83393365。

領取準考證當天咨詢電話：025-86655334轉701（僅供21日當天）。

南京市女子中專區位示意圖及公共交通指南

南京市女子中專位于南京市莫愁路419號，居市中心點（新街口以西）大約800米，學校正門口公交站臺（莫愁路站）停靠4路、13路、43路、48路、83路、中六線、804路（夜間）、813路（夜間）公交車，學校附近300米范圍內有公交站臺（同為莫愁路站）停靠3路、5路、9路、29路、805（夜間）公交車。

山有“小口”若有光，良田美池口中藏。漁人有幸數日客，享盡桃源美味香。

自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問世以來，歷代注家蜂起，詮釋接踵。人們非常關切文中的桃花源在什么地方的問題。

說廬山康王谷者言之鑿鑿。康王谷，俗稱廬山垅。從現在的星子縣城乘車至隘口，然后沿著通往廬山的南山公路北行數公里，在一處叫觀口的地方棄車步行，即可進入廬山垅。這是一條長達7公里的絕密坳谷，“整個垅中，峰嶺對峙，聯綿延伸，東靠著最高漢陽峰，西臨于長嶺馬耳峰，森林掩映，溪泉沿流，竹木青秀，花草爛漫。屋舍靠山近水，碧蔭遮蓋村莊，阡陌縱橫，水田旱地，男女耕耘，一展世外桃源景象”（《廬山旅游介紹》）。進谷的“葫廬口”極狹，一踏進谷口，溪聲林濤便撲面而來，但見青山高聳，古木參天，溪水隨山勢而轉，小路傍溪澗而進。山重水復，曲折蜿蜒，頭頂現出一線藍天，循著溪旁小道山行二、三里，山勢漸緩，眼前出現一片村落。田園蔥翠，“屋舍儼然”，雞犬之聲相聞。倘若是在春天進山，則夾岸桃花灼灼，香氣氤氳，云霧融和著裊裊炊煙，如絲如帶，一路鳥語花飛，宛如進入了傳說中的仙境一般。

廬山垅這片幽深而狹長的谷地，史、志上稱作康王谷。宋《南康軍圖記》載：秦滅楚時，楚懷王之子康王避難谷中，秦將王翦追趕甚急，幸而天降大風雨，康王得以脫險，從此隱居谷中，“不復出焉”。康王谷即因之而得名。另據《星子縣志》亦如是載，至今山谷盡頭，尚有一處村落叫“半山康家”。村中還有康氏的人家居住。康王谷中，不但秀麗的風光與《桃花源記》中描述的一模一樣，而且楚康王避難的故事與陶令筆下“先世避秦時機，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遂與外人間隔”數語正吻合。陶淵明長期生活在廬山山南一帶，對谷中的風光和康王避難的掌故一定非常熟悉，所以他以康王谷作為生活原型，構想桃源情境，進行藝術創造，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應該是當信勿疑的。

持江蘇連云港之說者信誓旦旦。江蘇連云港市云臺山脈的宿城西麓，亦被人們稱作陶令筆下的桃花源。那里三面環山，一面向海，除了翻越虎口嶺，與外界無路可通；其中，川原坦蕩美麗，山畔竺篁搖曳，山腳拐彎處通向高公島，與《桃花源記》的描述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而考查史實，陶淵明確實曾到過這個地方。公元400年，高公島戰爭期間，陶淵明任鎮軍劉牢之的參軍時，親赴戰場。因此，他的后裔、清末兩江總督陶澎，在宿城法起寺旁建起了‘晉鎮軍參軍陶靖節先生祠堂’，其錄書刻石的匾額至今尚在”（見《語文教學通訊》1995年第6期）云云。

大概人們都有一種慕名的心理，都希望自己的家鄉與歷史上的名人有點“沾親帶戚”的緣故吧。廬山南北兩麓的星子縣和九江縣，為爭“奪”陶淵明的籍貫，打了數百年的“官司”，前幾年論爭達到了空前激烈的程度。雙方都請來了全國知名的“陶學家”，評陶、研陶、注陶、吟陶，當然也期望能在一個權威性的陶淵明研究會上，對陶淵明的籍貫進行“仲裁”，而有關桃花源的原型在什么地方的問題，人們更是眾口異詞，說法不一。據統計，在神州大地上，被“疑為桃花源原型的地方一共有十余處”（《廬山風景話趣》）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