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寫于2003年8月。當年9月，是陸定一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60周年，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舉行了紀念研討會，該文是我在紀念會上的發言。我們從陸定一的文集和傳記中，看到這位曾擔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傳部長的領導風格和杰出的宣傳思想。作為寶貴的歷史遺產，陸定一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重新發表又做了點修改。①

1966年被誣為閻王殿，陸定一被控為“閻王部長”，身陷13年大獄。為捍衛精神生產的鐵律，他始終高奏正義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書寫了光輝的一生。中國知識界被他的理性與正直所撼動，永遠銘記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遺產作為精神財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文化人和理論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贊他的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氣。

一、堅持真理，不向謬誤與邪惡低頭

1906年6月9日，陸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無錫，年少宏圖報國，立志與黑暗抗爭。1925年在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就讀時，已是一名共產黨人，他為昭示真理寫出許多聲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論、新聞業的人，其職業靈魂就是誠實地說明世界真相，為真理而獻身，陸定一這一歷史遺產在中共黨史中具有警世銘心的意義。

大革命時期，作為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他主編《中國青年》，鼓舞年輕人投入救國救民的偉大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八七會議和廣州暴動。當時許多人左右徬徨，對中國革命疑慮退縮，他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種種錯誤思想，指出民權革命是中國今日之必需，民權革命必將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申明他要為之奮斗終生。

1928年末，陸定一作為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決不追隨王明的左傾主張，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長征后期和東西征中，陸定一擔任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先后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總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說實話、說真話，被視為黨內難得的理論家。1941年，陸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擔任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在的領導下，《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版，出色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為黨報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此文寫于2003年8月。當年9月，是陸定一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60周年，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舉行了紀念研討會，該文是我在紀念會上的發言。我們從陸定一的文集和傳記中，看到這位曾擔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傳部長的領導風格和杰出的宣傳思想。作為寶貴的歷史遺產，陸定一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重新發表又做了點修改。①

1966年被誣為閻王殿，陸定一被控為“閻王部長”，身陷13年大獄。為捍衛精神生產的鐵律，他始終高奏正義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書寫了光輝的一生。中國知識界被他的理性與正直所撼動，永遠銘記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遺產作為精神財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文化人和理論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贊他的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氣。

一、堅持真理，不向謬誤與邪惡低頭

1906年6月9日，陸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無錫，年少宏圖報國，立志與黑暗抗爭。1925年在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就讀時，已是一名共產黨人，他為昭示真理寫出許多聲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論、新聞業的人，其職業靈魂就是誠實地說明世界真相，為真理而獻身，陸定一這一歷史遺產在中共黨史中具有警世銘心的意義。

大革命時期，作為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他主編《中國青年》，鼓舞年輕人投入救國救民的偉大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八七會議和廣州暴動。當時許多人左右徬徨，對中國革命疑慮退縮，他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種種錯誤思想，指出民權革命是中國今日之必需，民權革命必將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申明他要為之奮斗終生。

1928年末，陸定一作為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決不追隨王明的左傾主張，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長征后期和東西征中，陸定一擔任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先后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總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說實話、說真話，被視為黨內難得的理論家。1941年，陸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擔任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在的領導下，《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版，出色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為黨報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此文寫于2003年8月。當年9月，是陸定一發表《我們對于新聞學的基本觀點》一文60周年，復旦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舉行了紀念研討會，該文是我在紀念會上的發言。我們從陸定一的文集和傳記中，看到這位曾擔任中共中央20多年的宣傳部長的領導風格和杰出的宣傳思想。作為寶貴的歷史遺產，陸定一堅持真理、仗義執言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次重新發表又做了點修改。①

1966年被誣為閻王殿，陸定一被控為“閻王部長”，身陷13年大獄。為捍衛精神生產的鐵律，他始終高奏正義的旋律，以高尚的人格書寫了光輝的一生。中國知識界被他的理性與正直所撼動，永遠銘記他的名字，把他的思想遺產作為精神財富保留在心里。一提到他，從五、六十年代走過來的文化人和理論工作者都以崇敬的心情夸贊他的為人和追求真理的勇氣。

一、堅持真理，不向謬誤與邪惡低頭

1906年6月9日，陸定一出生在秀水名城無錫，年少宏圖報國，立志與黑暗抗爭。1925年在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就讀時，已是一名共產黨人，他為昭示真理寫出許多聲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文章。立身文化、理論、新聞業的人，其職業靈魂就是誠實地說明世界真相，為真理而獻身，陸定一這一歷史遺產在中共黨史中具有警世銘心的意義。

大革命時期，作為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長，他主編《中國青年》，鼓舞年輕人投入救國救民的偉大斗爭。大革命失敗后，他參加了八七會議和廣州暴動。當時許多人左右徬徨，對中國革命疑慮退縮，他在《中國革命的前途》一文中，批判了種種錯誤思想，指出民權革命是中國今日之必需，民權革命必將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申明他要為之奮斗終生。

1928年末，陸定一作為中國共青團駐少共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決不追隨王明的左傾主張，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長征后期和東西征中，陸定一擔任紅一方面軍宣傳部長，抗日戰爭爆發后，又先后任八路軍政治部宣傳部長、政治部副主任。由于他總能在理論與實踐兩方面說實話、說真話，被視為黨內難得的理論家。1941年，陸定一由太行回到延安，擔任黨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總編輯。在的領導下，《解放日報》進行了改版，出色地宣傳了黨的路線、方針，為黨報開辟了嶄新的道路。

［摘要］生活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徐寶璜、陸定一和范長江都分別對新聞給出了自己的定義，并給予豐富的內涵，可以說，他們的定義從傳播者的角度間接揭示出他們不同的受眾觀，而從歷史的緯度來解讀，能夠發現和他們不同傳播觀的成長變遷。

［關鍵詞］新聞定義;受眾觀;歷史嬗變

中國新聞理論上權威的“新聞”定義有三種:徐寶璜、陸定一和范長江的新聞定義。這里的“權威”不是僅僅指新聞定義界定本身的科學性，更多的則是指新聞定義因為特殊的界定者，在當時以至今天對新聞界的重大影響。至于今天新聞定義的信息說①和手段說②不在本文的討論之列。不是說這些新聞定義與前三者相比不科學，而是說這些新聞定義都是新聞研究者根據時代進步和科技發展，從新的角度對新聞的認識，認識的角度相對比較純粹，比較學術化，沒有或很少新聞傳播史上的歷史糾纏。對本文受眾的考察視角而言，不具備研究價值，故本文不再贅述，而且本文研究的是受眾而不是新聞定義本身。新聞定義只是本文研究受眾的一個載體。研究中國新聞定義就會發現，中國新聞定義在表面上一直有很強的受眾意識，但是，中國的受眾一直是從傳播者的角度建構的，即使在當代，新聞定義依然是把受眾視為一種理論上的存在。很大程度上，中國的受眾不是獨立的，也不是在新聞與傳播的架構下，而是始終處于一種宣傳的語境中，這似乎也注定了新聞與宣傳之間有著永遠糾纏不清的歷史恩怨。新聞定義的不確定性不僅僅反映了人們對新聞認識的多角度，同時更重要的是展示了新聞產生的歷史背景和時代需要，盡管當時沒有人明確提出過受眾的概念，并不意味著中國的新聞界沒有受眾觀念，新聞史也一再證明，中國每個時代都有著不同的受眾觀，而且彼此之間存在著一定的邏輯聯系，和當時的時代有著必然的血緣關系;反之，如果我們從受眾的視角反觀中國新聞定義史，也會驚奇地發現，受眾觀念的嬗變與中國新聞觀念的革命、報紙的改革、發展有著多么密切的因果關聯。縱觀中國報紙的改革史，其背后總是跳躍著受眾觀念革新的身影。

一、徐寶璜的受眾觀:一種權利的視角(知情權)

徐寶璜的新聞定義是:“新聞者，乃多數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也。”［1］10這里，受眾的對應詞是“閱者”。徐寶璜認為受眾就是能夠看報紙的人，而不指通過他人讀報而獲得新聞的人，而“閱者”在當時的中國，是數量很少的一部分人，因為很多人都不識字。因此這些不能讀報的人當然不在徐寶璜的受眾之列。按照徐寶璜的邏輯，不認識字的人所注意的最近事實就不是新聞。不難看出，即使留學美國的徐寶璜對新聞的認識還是受到了時代技術和觀念的局限。當然有人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徐寶璜所說的“閱者”是泛指“聽、讀、看”的人，不是僅僅指“看報的人”，但是，縱觀《新聞學》全書，徐寶璜始終是站在“辦報之主”［1］113的角度來探討其對應的受眾———“閱者”的，因此徐寶璜的“閱者”就是具體指看報的人。在《新聞之定義》中，徐寶璜還特別將“社會中人”和“閱者”做了區別:“又‘社會中人’四字，亦不如‘閱者’二字之較適，因‘閱者’固社會中之分子。‘社會中人’所注意之事，‘閱者’亦必注意之，此理之當然者也。例如外國人之注意歐戰之開始議和者，僅讀書識字能看報之人。至社會中之大部分，則不注意。然歐洲開始議和消息之為新聞，則無疑義。故謂新聞為閱者所注意之最近事實，范圍實未見其窄小也。況定義僅以閱者所注意為至少之限度，若能全社會或其中多數人之注意，則為新聞，更不待言亦。”［1］12這里，徐寶璜把“閱者”作為新聞定義的充要條件，顯然邏輯上是錯誤的，言外之意，只要是多數“閱者”注意的就是新聞，當然“社會中人”對新聞事實的關注新聞價值就更大。若按照徐寶璜的邏輯，僅僅有“社會中人”對事實的關注是不能成為新聞的。徐寶璜的受眾觀只少有兩點值得商榷:1、“閱者”和“社會中人”在邏輯上是一種怎樣的關系，概念模糊，盡管他也曾指出，“‘閱者’固社會中之分子”，但是這樣的表述顯然存在著混亂，而且在新聞價值上也違背常理，“社會中人”關注的就不能成為新聞，那新聞豈不是成了“貴族消費”?況且“社會中人”必然比“閱者”要多。這樣一來也就違背了新聞產生的歷史基礎———新聞是為了更多的人獲取信息的需要而不是一種官方文書，否則就不是新聞;2、怎能推斷“社會中人”關注的事實“閱者”就一定關注?反之，又怎么推斷，“閱者”關注的事實，“社會中人”就一定不關注?只能說，“社會中人”由于文化水平的限制，沒辦法獲得自己欲知的新聞，而不能說“社會中人”就絕對不關注“閱者”關注的新聞。徐寶璜這樣的新聞定義得從出版《新聞學》的初衷上尋找原因。盡管沒有相關的歷史資料證明，但是通過《新聞學》的內容可以判斷，《新聞學》是一本新聞實務方面的經驗總結，還談不上是一本嚴格意義上的新聞學研究著作，徐寶璜當時也無意從理論上對新聞定義做出深刻的研究。只是為了研究新聞實務的方便，而對新聞從實際操作上做的一個說明。不難看出，徐寶璜的受眾觀是有歷史局限的。他眼中的受眾是一種精英，而“社會中人”某種意義上不在他的受眾范疇。因此，在此基礎上，徐寶璜的受眾觀很接近西方，認為記者寫新聞是對受眾(“閱者”)權利的一種尊重。和今天的受眾觀十分接近，但是他眼中的受眾不是今天的“公眾”而是公眾中“僅讀書識字能看報之人”。在談到報紙上的新聞應與意見分開時，徐寶璜認為，新聞中不能加雜編輯的意見以免影響受眾判斷，“否則為有意剝奪閱者之權利”［1］12。這里就流露了徐寶璜新聞受眾觀的原始思想———新聞是對受眾(“閱者”)知情權的必然義務。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徐寶璜也不可能對受眾知情權詳細展開，很可能徐寶璜也沒有十分明確的知情權理論，畢竟徐寶璜不是專攻新聞學的，“留學期間，他主攻的是經濟學，其次才是新聞學。”［1］1但是他在美國的留學生活必然感同身受了美國的新聞思想和受眾觀念。在《新聞學》中沒有詳細展開，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是知情權不是《新聞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新聞學》以研究新聞實務為主;二是在徐寶璜看來知情權是最基本的常識無需多談，因為他的新聞思想是美國的舶來品，在美國，知情權是人所共知的，無須多談;三是即使當時談知情權也有點不合時宜。《新聞學》成書于1918年，當時的中國連“閱者”就很少，談何知情權?在一個文盲占多數的社會里，即使談知情權也收效甚微，而且中國當時正處于宗法社會，對很多人而言知情權離自己十分遙遠。但是徐寶璜《新聞學》卻滲透了受眾知情權意識。《新聞學》從一個“辦報之主者”(傳播者)的角度如何采訪到真實、客觀為“閱者”而不是“辦報之主者”所注意的事實來衡量一個新聞是否成其為新聞，盡管徐寶璜沒有正面直接談到受眾，但是我們卻能夠從他所談到的“辦報之主者”的職業行為看到他對受眾(“閱者”)的基本價值判斷及重要性的認識。這樣的受眾思想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先進的。在徐寶璜提出“權利”(知情權)受眾觀的89年之后，中國社會才真正開始步入受眾知情權時代，確實耐人尋味。當然，這樣的觀念也得益于徐寶璜的留學背景:“伯軒先生是以官費生的名義赴美留學，一九一六年學成歸國后。服務于社會的”［1］1在某種意義上，中國現在的新聞受眾意識和20世紀初期的美國相似。從下文陸定一及范長江新聞定義的受眾觀眾可以找到出現這種情況的歷史脈絡。

二、陸定一的受眾觀:“灌輸”、“教育”的對象

一、1948年中央研究院人文組院士的產生

二、1955年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的產生

三、“學部”的功能

四、從生物學家胡先蚨的遭遇看政治對自然科學的干擾

1949年以后中共和知識分子（特別是人文知識分子）的緊張關系始終存在。中共對人文知識分子一向懷有成見，也許是早已意識到人文知識分子很難在思想上與黨協調一致，所以中共執政后從來就未信任過人文知識分子。雖然中共不得不留用了一些國民政府時代的知名知識分子，但對他們的使用卻從來都有所保留。

評價一個時代的政治文化，要看它對于學者個人政治選擇的容忍程度，以及制度性運作的過程本身是否能相對寬容學者個人的政治立場和觀點。國民政府時期的中央研究院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科學院都是國家的最高科學（包括人文）研究機構，從這兩個機構的院士（中國科學院稱之為學部委員）產生過程中，可以比較不同時代的學術自由和政治寬容方面的差異。

內容題要

*陸定一對新聞報道(作品)的定義中包含著唯物主義本體論前提,但后來的研究者對此重視不夠.

*“新聞是屬于精神世界”與“新聞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沒有離開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的新聞，也不可能有與人類社會不發生關系的新聞本體。新聞本體深深植根于人類社會客觀的物質實踐活動中。

*新聞不是事實的反映，不是事實的報道，也不是事實的信息。新聞就是事實。新聞依存于人類社會，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觀意識。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不屬于社會意識范疇。

*哪些事實是新聞，哪些不是，其決定因素不是事實本身，更不是傳播者或傳播媒介，而是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產生和發展的“知”的需要已經事實本身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

內容題要

*陸定一對新聞報道(作品)的定義中包含著唯物主義本體論前提,但后來的研究者對此重視不夠.

*“新聞是屬于精神世界”與“新聞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沒有離開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的新聞，也不可能有與人類社會不發生關系的新聞本體。新聞本體深深植根于人類社會客觀的物質實踐活動中。

*新聞不是事實的反映，不是事實的報道，也不是事實的信息。新聞就是事實。新聞依存于人類社會，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觀意識。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不屬于社會意識范疇。

*哪些事實是新聞，哪些不是，其決定因素不是事實本身，更不是傳播者或傳播媒介，而是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產生和發展的“知”的需要已經事實本身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

內容題要

*陸定一對新聞報道(作品)的定義中包含著唯物主義本體論前提,但后來的研究者對此重視不夠.

*“新聞是屬于精神世界”與“新聞是一種社會意識形態”的提法，不符合馬克思主義。

*沒有離開人類社會而獨立存在的新聞，也不可能有與人類社會不發生關系的新聞本體。新聞本體深深植根于人類社會客觀的物質實踐活動中。

*新聞不是事實的反映，不是事實的報道，也不是事實的信息。新聞就是事實。新聞依存于人類社會，但并不依存于人的主觀意識。新聞屬于社會存在范疇，不屬于社會意識范疇。

*哪些事實是新聞，哪些不是，其決定因素不是事實本身，更不是傳播者或傳播媒介，而是人在社會實踐中不斷產生和發展的“知”的需要已經事實本身滿足這種需要的程度。

關鍵詞：新聞學基本概念傳媒職能客觀公正作為商品的新聞

[摘要]：本文通過闡述1978年以后幾個新聞學基本概念回歸本學科的歷史進程，說明對新聞、新聞傳媒的認識是否科學，對于傳媒業的發展、新聞學科的發展，至關重要，特別在社會變遷的轉折時期。作者認為，推動我國新聞學基本概念回歸的動力，與其說是不同意見長期爭論，一方說服了另一方，不如說是1978年的那句老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國傳媒業發展的實踐，不斷推動著人們對以往認識的轉變。

Abstract:Several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havereturnedtotheiroriginalmeaninginsubjectsince1978.Byanalyzingthishistoricalprogress,thearticleholdsthatourscientificunderstandingofnewsandmassmediaiscrucialtothedevelopmentofmediaindustryandjournalism,paringtolong-termargumentofdiverseopinions,oneisconvincedbyanother,theauthorthinksthatthedrivingforceofthereturningofthesebasicconceptsis,asthesayingin1978,practiceistheonlycriterionfortestingtruth,whichmeans,thepracticeofChinesemediaindustryiskeeppromotingpeople’smind.

KeyWords:basicconceptsinjournalism,functionsofmassmedia,objectivityandfairness,newsascommodity

如果現在我們說，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的報道；傳媒的主要職責是向公眾及時報告新聞；傳媒應當反映社會輿論；新聞報道要客觀、公正；新聞具有商品性；報紙要為讀者服務，等等，可能絕大多數人都會感覺這是不言而喻的，還用再說什么嗎？但是，如果把這些說法放在30年前，說出哪句話都要冒著受到批判的風險。現在研究“新聞自由”、“表達自由”的文章很多，專著都出版了數本。然而在30年前，若不是為了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表達自由等詞寫出來、說出來本身，也是要冒風險的。

觀念的變化往往滯后于社會的變遷，只是在這種變遷基本完成后一段較長的時間內，一些觀念才會與現實情況逐漸吻合；然而，隨著新的環境變化，可能好容易接受了的觀念或認識，接著又面臨更新的觀念的挑戰。我國新聞學在改革開放30年中，便經歷著這樣的變化過程。

導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無產階級」時期（以下簡稱「」）。其中「文化」指的不僅僅是一般的文學藝術而是馬克思主義所認為是屬於上層建筑的、與經濟基礎相應而互動的政治文化。其實自始至終講的是所謂「階級斗爭」。其發動者認為中國共產黨內部已有人走上了資本主義道路并正在日趨鞏固和加強黨內和政府中的地位與勢力。1

這種社會主義階段兩條路線的矛盾與斗爭是引發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規模龐大、參與者眾多、所涉方面錯綜複雜，詮釋的人至今眾說紛紜爭論不休。2然而就對相當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殘，學術界多少還存在著一些共識。這些迫害與摧殘的背后都有一些極端的行為在運作。在一定程度上這些行為是當時的政治話語3之產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動和認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話語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即樣板戲。目的是探討這種屬於文化領域的娛樂形式如何影響到參與者及其行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結合個案研究（指樣板戲《智取威虎山》）與田野調查（訪談錄）的研究方法。材料來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報》的相關文章，樣板戲《智取威虎山》劇本和錄影以及相關文獻典籍（詳情請看本文末頁主要參考書資料）。

本文將分為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樣板戲的創作特點，《智取威虎山》和訪談錄4節。最后一節，即「結語」將嘗試在前4節的基礎上進行總結。

第一節背景：話語的形成與樣板戲的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