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寄生蟲》是韓國導演奉俊昊執導的一部批判現實主義電影，通過描寫韓國高失業率下社會底層家庭通過欺騙進入富人階層家庭工作引發的慘案，講述了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困苦。電影以氣味作為階層的隱喻，探討了在階層分化下底層家庭的轉運悖論，對社會的階層固化、人性丑惡進行了深度批判。電影通過對社會各階層人物的細致刻畫，表現了人格缺陷對社會的危害，引發人們對人性丑惡和社會責任的重新思考。

關鍵詞：《寄生蟲》；隱喻；階層；人性

奉俊昊是韓國現實主義風格電影導演，近幾年拍攝了多部反映典型韓國“社會問題”的優秀作品。2020年2月，其執導的電影《寄生蟲》一舉奪得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國際影片、最佳原創劇本四項大獎。主人公基宇生活在底層社會，偶然機會他通過偽造在學證明成為了富人階層樸家的英語教師，后利用詭計使一家人成功進入樸家工作。基宇一家的到來與原管家夫婦的生存發生矛盾，從而發生沖突導致原管家意外死亡。而樸家主人樸東益臉上多次顯露出的厭惡神情最終刺激了基宇父親，使其憤恨情緒爆發，揮刀殺死了樸東益。奉俊昊以韓國當下失業率居高不下為背景，將影片人物放在階層和道德的多重因素下，揭示目前韓國社會問題的同時，也在探尋人性的不同層面。

一、氣味：做為階層的隱喻

在電影《寄生蟲》中，“氣味”是一個至關重要的階層隱喻，它象征性地帶領觀眾進入電影的中心。隱喻，通常而言是指不通過指向事物的本體，而通過指向非本體，即喻體完成意義的建構。“當人們使用隱喻的時候，就把兩個不同事物的概念放在一起，這兩種思想彼此相互作用，其結果就是隱喻的含義”。基宇一家居住在半地下室里，這種半地下室常年缺少陽光、陰暗發霉，居住時間長了身上自然就會帶有特殊氣味。這種氣味普遍存在于其他以地鐵為主要出行手段的社會底層人們身上。而樸東益一家代表富人階層，居住在豪宅，生活講究，他們身上沒有這種“社會底層”氣味，因為他們只是“偶爾坐地鐵”時才會和社會底層群體接觸。這種獨特的階層氣味很容易被察覺，樸家兒子多頌很快就發現了基宇一家人身上散發出的相同氣味。同為社會底層的人對這種氣味并不敏感，他們已經習慣這種味道，如同他們已對底層人們的悲慘境遇麻木了一樣。原管家的丈夫因為被債主逼迫，被妻子秘密安排在樸家的地下室生活四年多，其身上也自然被這種氣味環繞。原管家丈夫躲避在地下室之前由于店鋪破產倒閉，被債主追債，這與基宇父親成為樸家司機之前做過代駕、炸雞店、蛋糕店，最終失業的境況相似。從根本上來說，他們同處社會底層，身上具有相同的階層特征，在電影中這種氣味也暗含了社會底層階層群體的生活不幸和困苦無奈。這種“底層階層”氣味是難聞的，不被頂層人們接受。樸家一家外出宿營時，隨著原管家返回樸家，基宇一家發現了原管家將丈夫隱藏在地下室的秘密。與此同時，原管家也發現了樸家的英語教師、美術教師、司機和新管家原來是一家人。無論哪一方的秘密被樸家知道，都逃不過被樸家攆走、落魄的境遇。位于社會同階層的兩家人開始了角逐和較量。最終在樸家人臨進家門之際，人數占優的基宇一家將原管家夫婦制服并送回地下室，而在爭斗之中原管家意外受傷、生命垂危。氣味，一方面隱喻地揭示了社會底層群體生活的困苦不易，另一方面它又代表了階層的分化。樸家人在接觸到這種“底層階層”的氣味后，極其厭惡，樸東益將其形容成“煮抹布才會散發出來”的氣味，把它當做一種“越線”的氣味。越線行為是富人階層樸家所難以容忍的，而被其他人侮辱、鄙視也是社會底層的群體所難以接受的。在樸家兒子多頌的生日聚會上，原管家丈夫在妻子傷重身亡后心生怒恨，逃離地下室后刺殺了基宇妹妹。而富人階層的樸東益置他人生死于不顧，冷漠中展露出的對“底層階層氣味”的厭惡感徹底地激怒了基宇父親，基宇父親帶著積壓已久的不滿，抓起尖刀殺死了樸東益。由氣味引發的荒謬慘案暗示了在現有的社會環境中階層之間的矛盾日趨惡化，不可調和。在影片當中基宇一家能力出眾，也一心渴望擺脫生活的困苦，可最終還是無法被頂層階層所容納，究其原因是社會階層固化的結果，也是隱藏在表面下的轉運悖論。

二、轉運的悖論

余華自稱，自己“永遠是一個先鋒派”。確實，他永遠是探索的先鋒。他孜孜不倦地探索著文學中的“我的真實”，并努力去實踐那種“更加接近真實”的敘述方式。真實論，不僅是現實主義理論的核心命題，也是現代主義作家和思想家關注的焦點。二十世紀初，現代主義的誕生推翻了現實主義思維模式中的真實論體系，將“真實”分為“生活真實”和“心理現實”兩種。即，客觀的生活現實是虛妄的、不可知的，只有主觀內在的心理真實才是最高真實、唯一真實。他們強調:“我們所說的現實，就是同時存在于我們周圍的那些感覺和記憶之間的一種關系……一種文學如果只滿足于‘描寫事物’，滿足于由事物的輪廓和表面現象所提供的低劣梗概，那么盡管它妄稱現實主義，其實離現實最遠。”①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現代主義理論家與西方現代主義一樣，極力追求“內在現實”的真實，追求內在自我的真實和情感心理的真實。施蟄存說:“我創造過一個名詞叫in-sidereality(內在現實)，是人的內部，社會的內部，不是outside是inside。”②他們以弗洛伊德的力比多學說、伯格森的生命哲學等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為理論支柱，努力挖掘人物心靈底層隱蔽的無意識活動，努力表現個體自我的存在真實和心理真實。追尋現代主義文學歷史發展的足跡，八十年代以后的文壇依然在關注著真實論的探討，但其理論內涵已經不是三十年代現代派思想家的視域所能夠容納的了。以余華為例，其文學真實論的理論訴求涵概著更多的后現代主義因素。

一、“個人精神上的真實”與虛偽存在的現實

綜觀余華的文學觀，真實與虛偽兩個概念頻繁地出現。他反復地聲稱，自己的一切努力和所有作品都是為了“更加接近真實”，“長期以來，我的作品都是源出于和現實的那一層緊張關系”。③翻開余華的文論，其文學真實論的理論建構常常是混亂的，也常常是自相矛盾的。余華關于“真實”的解讀是，一方面，真實的本質內涵是一種“個人精神上的真實”，它是主觀內在的、感知欲望的、個性自我的。它包括感覺知覺、愿望欲求，以及諸多抽象存在的非理性形態。他強調，人的一切精神存在都是真實的。在這個精神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真實可信、秩序整齊、自由新鮮，人只有進入到這種廣闊的精神領域才能真正體會世界、認識世界。另一方面，客觀現實中的事實也是真實的，“看法總是要陳舊過時，而事實永遠不會陳舊過時”。①在事實的真實面前，任何精神的東西，包括藝術家的創作都是軟弱無知的。因為，“事物總是存在著兩個以上的說法，不同的說法都標榜自己掌握了世界的真實，而真實永遠都是一位處女，所有的理論到頭來都只是自鳴得意的手淫”。②余華關于“虛偽”的解讀是，一方面，生活現實是虛偽的，“生活是不真實的，只有人的精神才是真實”。③在生活現實里，真假雜亂、魚目混珠。另一方面，人的生活經驗是虛偽的，人們思想心理中長期積淀下來的主觀認知，大都被日常生活經驗所圍困。它“膚淺”，缺乏想象力，源于客觀現實并只囿于實際的具體事物之中，使人們只能“就事論事”地進行判斷;它“陳舊”、“衰老”，是“已經完成和固定下來”的“答案”，它使人們沉浸在“不斷被重復的陳舊冒險”里，陷身于堆積如山的“常理”或“規定的范圍”，很難進行自身的革命;它還是“大眾”的、“常識”的，缺乏“偶然”和“新鮮”，它使個體自我整日在“無數常識之間游蕩”，最終只能是“個性的喪失”。余華以為，十九世紀以來現實主義文學所強調的真實便是這樣一種共同的閱讀體驗，它只認同常識的“大眾經驗”，默認世界已經完成并固定下來，人們只能在已經固定的答案里安全地完成著自己的閱讀行為，經歷著不斷被重復的陳舊冒險、衰老經歷。在這看似零散、混亂、晦澀的言辭中，真實與虛偽兩個概念糾纏在一起，既相互抵牾，又相互依存地磨合著。仔細探究，余華既是在追求“真實”，又是在追求“虛偽”，更是在追求那些隱藏在虛偽形式背后的精神真實。

在這個意義上說，余華的理論建構了既融會三十年代現代主義文學理論體系中“內在現實”的主觀性、心理性等特質，又在現代社會語境下賦予了它更多的非理性、不確定性的內涵。第一，精神真實的本質是主觀的非理性存在，它是“不確定的和不可捉摸的”，像天空的顏色一樣隨意變化，沒有價值、沒有時間、沒有生死。一切常識提供的價值都可能搖搖欲墜，時間固有的意義也可能被取消了。文學創作的宗旨只是一種源于內心需要的心理真實的表現。基于此，精神世界的真實大多潛藏于人的內心深處，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想象的，可以是欲望的，也可以是暴力的，因為暴力可以作為一種偽飾的存在，飽含著激情，充溢著欲望的力量。第二，寫作的目的就是為了更加突出地表達“內心的需要”，寫作只是“純粹的自我表達”，只是內心真實的需要。他以蘇聯作家布爾加科夫的寫作活動來說明，真正意義的寫作“只能是內心獨白”，只是“對自己的紀念”。在其寫作過程中，作者只沉浸在自己的內心需要和內心真實之中，沒有出版、讀者、評論，沒有名譽、虛榮、權利，他不必一面與報紙雜志夸夸其談，一面反省自己的言行。只是將自己的人生掌握在敘述的虛構中，其自身也就消失在寫作的“虛偽的現實”之中了。第三，文學作品也是“一種虛偽的形式”。“文學給予我們的是一個虛構的世界，我相信這是因為人們無法忍受現實的狹窄，人們希望知道更多的事物，于是想象力就要飛翔，情感就會膨脹，人們需要一個虛構的世界來擴展自己現實，雖然這樣的世界是建立在別人的經歷和情感之上，然而對照和共鳴會使自己感同身受。我想，這可能就是人們常說的精神的力量，現實太小了，而每個人的內心都像是一座火山一樣，噴發是為了尋找更加寬廣的空間。”①與此相對照，“一些不成功的作家”雖然也在描寫現實，可他們筆下的現實說穿了只是“一個環境”，或是一個“固定的、死去的現實”。他們一生都在求解自我與現實之間的“緊張關系”卻始終找不到答案的緣故，也就不言自明了。可以說，這諸多真實與虛偽的悖論與糾纏，既是對新文學現代主義的真實論體系的一種深入開掘，也是對它的一種嘲謔和解構，它嘲謔了新文學現代主義所推崇的“內心現實”的純粹性，解構了它的唯一性。如余華所說，生活現實既是真實的也是虛偽的，其真實和虛偽的糾結在于它們只能就事論事地忠于客觀事物的外在形態。同樣，文學創作既是真實的藝術也是“虛偽的形式”，它背離了現實世界的真實所提供的秩序和邏輯，遂然走向了“精神的本質”的真實。

二、“文學中的現實”與心理時間的敘述

余華說:“文學中的現實是由敘述語言建立起來的……將同一個人置身到兩種不同時間里，又讓他們在某一個相同的時間和相同的環境里相遇，毫無疑問這不是生活中的現實，這必然是文學中的現實。”②例如，兩輛卡車在公路相撞，一個人從高樓上跳下來，這些事情是“現實中的現實”。而汽車相撞時發出的巨大響聲將公路兩邊樹上的麻雀紛紛震落在地，跳樓自殺的人由于劇烈的沖擊把牛仔褲都崩裂了，這些描寫是“文學中的現實”。這種由敘述語言建立起來的“文學中的現實”，比“現實中的現實”更真實，更具有強烈的感染力。因為，它既有現實生活的依據，又被賦予了“奇妙的想象和比喻”，它可以超越生活，超越歷史，超越時空。如果說，在探討文學藝術如何表現心理真實的時候，新文學現代主義理論側重以弗洛伊德的人格結構理論來構筑文學作品的題材、主題及結構沖突，側重于表現以力比多為代表的個體生命的被壓抑及其潛意識的自由馳騁，那么，在余華的文論中，文學真實論的認知和表現已經突破了任何一種單一視角，他從體驗、記憶、感覺等一切感知中的心理真實出發，來建構“文學中的現實”的敘述形式。余華解釋，首先，“文學中的現實”是由心理時間的敘述來創造的。“誰創造了故事和神奇?我想應該是時間創造的。我相信是時間創造了誕生和死亡，創造了幸福和痛苦，創造了平靜和動蕩，創造了記憶和感受，創造了理解和想象，最后創造了故事和神奇。”③依據英國現代派代表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的觀點，時間可分為“時鐘時間”和“心靈時間”，文學創作應該更多地關注人們感覺世界里的心靈時間與現實生活中的鐘表時間之間的“不對等關系”，更多地去記錄、去創造現代心靈時間的典型變化，這就是充滿了“理想、夢幻、想象和詩意”的現代心靈小說。“它將表現人與自然、人與命運之間的關系，表現他的想象和他的夢幻。但它也將表現生活中那種嘲弄、矛盾、疑問、封閉和復雜性等特性。它將采用那個不諧調因素的奇異混合體———現代心靈———的模式……它有一種被不斷使用的工具的靈活慣熟的全部性能，夠曲盡其妙地記錄現代心靈的典型變化。”①應該說，余華提出的以心理時間的敘述來創造“文學中的現實”的理論主張與英美現代敘事理論是一致的。即，在時間創造敘述的過程中，一切思維視角、一切創作方式都應該立足于那種心靈時間，那是一種“綿延”存在的心理時間。這種心理時間是諸多繁復的生活現實在人們大腦中留下的印象、記憶、體驗、感覺，它們都可以作為小說敘述中的一個事件、一個故事，并由此擴展為連接過去、現在、將來的一個時空。于是，文學現實中的時間敘述便是從個人主觀內在的心理感受出發，從對現實生活的印象、記憶和體驗出發，去表現“現代心靈的典型變化”，而不是依據故事情節的客觀進程或時間進展的先后順序來描述人物的外在行為。其次，文學現實中的心理真實的核心在于瞬間的體驗，這是一種“時間的約會”，是一種需要我們去確定的漫漫記憶中轉瞬即逝的地點。因為，“在語言里現實和虛偽難以分辨，而時間的距離則像目光一樣簡短”。②余華解釋，時間的時態劃分應為過去、現在、將來三種基本形態。其中，最為關鍵的是現在時間。因為，現在時間敘述表現出來的實際內容遠比常識的理解要豐富復雜得多。真實擁有的只有現在，過去時間與將來時間都只是現在時間的兩種表現形式。時間將來只是時間過去的表象，反過來，時間過去也只是時間將來的表象。例如在自己作品中，所有時間都是過去狀態的時間，可是敘述過程都是在現在時間的層面上展開的，一切的過去回憶和將來預測都是現在時間的內容。例如在現代派大師福克納的作品中，他只是成功地描寫了“中間狀態的事物”，卻包容了一切的美好和丑惡，他將美國南方的現實放到了歷史和人文精神之中，從而形成了真正意義的“文學現實”，因為它“連接了過去和將來”。再次，心理時間的敘述形式是個體生命的體驗、記憶、情感、直覺等心理現實最真實、最自由的表達方式。由于心理時間的敘述形式是源于個體自我的心理真實，而心理真實的形態又是各種各樣、千變萬化的，依據體驗真實或記憶真實去重新排列文學作品中的故事時間，就可以創造靈魂描寫無以倫比的深刻極致或后現代主義的奇觀。余華自述對世界文學經典摯愛之極的理由正在于此處:例如魯迅在描寫孔乙己的時候，其“寫靈魂”的精髓是“從記憶出發”，“記憶凝聚了之后來到現實之中”，它抵達現實的時間是“如此地迅猛”，它的現實既真實得觸手可摸，又以“無法確定的方式”消失，這種“猶如山脈隆出地表”般的藝術魅力足以使《孔乙己》成為世界文學經典永載史冊。例如博爾赫斯在描寫胡安•達爾曼的時候，是從現實出發“返回到記憶”的。現實的孔乙己和神秘的胡安•達爾曼殊途同歸，都只會在自己的厄運里越走越遠，“消失”是他們的共同命運，并且“都以無法確定的方式消失”。如此精湛的心理時間敘述，既顯示出文學大師的思維的清晰、敏捷，又“在極其有限的敘述里表達了沒有限度的思想和情感”。

0引言

社會統計分析的數據絕大數是分類意義上的。它們要么是定性的定類、定序數據，要么是定量的離散數據[1]，并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等數學運算特性[2]。社會研究對象的這一“分類”特征，使得列聯表成為社會統計分析中應用最為廣泛的首選統計工具之一。因為列聯表是非參數的或僅要求很弱的參數（分布）假定。但在列聯表分析中，如何解釋隱現其中的辛普森悖論一直是一個重要問題。此外，由于分類數據的非線性特征，回歸函數不可能是線性的，需要尋找一個鏈接函數,將分類變量的期望值變換成自變量的一個線性函數。然而，在實際應用中，logit變換與probit變換的內在差異與背后假定問題常為人們所忽視，進而影響了參數解釋。

1辛普森悖論問題

辛普森悖論最早于1899年由卡爾•皮爾森(KarlPear-son)提出，但一直到1951年E.H.辛普森才正式描述并解釋這一現象，后來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該悖論。關于辛普森悖論，國內學者關注不多，只有李思一（1984）、王軼豪（1986）、倪加勛(1992)、吳素萍(2000)、耿直（2000）、史希來（2006）、王健（2008）等人作過介紹性研究。辛普森悖論是指，在分組比較中都占優勢的一方，在總體評價中卻并不占優勢。我們先來看一個源自真實生活的案例。1979年初，《美國歷史畫報》雜志對讀者類型和獲得期刊的方式進行了統計[3]。見表1。

從表1可以看出，五種訂閱方式中，老訂戶1月份的續訂率要高于2月份，但合計后總的續訂率卻要低于2月份。除了上述案例外，還有其他很多真實的數據表現出了辛普森悖論現象，如Bickel等(1975),Wagner(1982),Neufeld(1995)。總之，辛普森悖論不是虛幻的，而是客觀存在的。問題是如何解釋辛普森悖論的產生原因。由于統計的基礎在于概率，于是人們就從概率論加以解釋。辛普森悖論可定義為以下三種情況同時發生：（1）P(I|A,B)>P(I|A,B'''');(2)P(I|A'''',B)>P(I|A''''B'''');(3)P(I|B)<P(I|B'''')式（1）表示A在B下發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發生的概率。式（2）表示A’在B下發生的概率大于A在B’下發生的概率。式（3）表示B發生的概率小于B’發生的概率。可以證明，如果保持試驗的結構相同，即P(A|B)=P(A|B'''')成立時，就可以避免辛普森悖論的出現（證明參見倪加勛，1992）。

雖然從概率角度可以詮釋辛普森悖論問題，但在筆者看來，這種詮釋具有柏拉圖“理念論”的色彩。因為這里遵從的是概率的頻率定義（列聯表中表征的是頻率），即P(E)=limN→∞f(E)=limN→∞nN事實上，由于試驗或觀測次數N為∞是做不到的，因此，列聯表中的相對頻率只能說是對概率的一種柏拉圖意義上的“理念”摹本，近似到何種程度仍然是有疑問的。如果從“現象”出發，就會發現：辛普森悖論與其說是悖論，不如說反映了社會統計分析對象的獨特特征，即分類數據的非線性特征。正是因為非線性，使得列聯表在不同的結構維度，表征了不可還原的不同統計信息。在上例中，由于將原始數據從三維結構壓縮成二維結構，自然就失去了另一維的信息，分析結構的不一致恰恰是不同維度統計信息的反映。因此，列聯表中的辛普森悖論實質上是一個將高維空間降到低維空間的產物[4]。

美國遭受恐怖主義攻擊近兩年之后，國際公共輿論從對美國的衷心同情轉向公開厭惡。這一轉變的直接觸媒是美國對伊拉克的強硬政策。但是，當今強烈的反美主義不僅代表著對美國的決心或一個胡作非為的霸權普遍表示恐懼，而且代表著對美國深深的憂慮，可視為全球對塑造和推動美國外交政策的美國民族主義精神做出的強烈反應。

探究反美主義更深層的根源，應該從反省美國民族主義開始。但是，美國對此內省反應冷淡，因為這意味著美國的國家性格中存在著嚴重的缺陷。美國民族主義存在如下兩種悖論：第一，盡管美國是一個擁有強烈民族主義的國家，但它自己并不視之為民族主義；其次，盡管美國社會中存在強烈的民族主義，但美國決策者非常不重視其他國家的民族主義力量，在應對海外民族主義時既不敏感又缺乏技巧。

對民族主義的價值視而不見

在美國，民族主義是一個骯臟的字眼，人們公開鄙棄之，認為民族主義與舊世界的狹隘和自視優越相關。但是，這些懷疑美國民族主義觀念的人士樂意承認，美國人總體而言是非常愛國的。當要求他們解釋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之間的區別時，這些懷疑論者也許會不情愿地承認二者之間區別細微，并無實質性差別。政治學者費盡九牛二虎之力來證明二者之間的巨大差別，他們將愛國主義等同于對國家的忠誠，而將民族主義定義為種族-民族優越感的情緒。實際上，就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的心理及行為表現而言，二者之間難以區分，它們對政策的影響亦如此。

民意測驗組織的定期調查顯示，在西方民主國家中，美國人的民族自豪感最強烈。芝加哥大學的研究者指出，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義攻擊之前，90％接受民意測驗的美國人同意這樣的說法：“我更愿意成為美國的公民，而不是其他國家的一員。”38％的人支持這樣的觀點：“如果其他國家的人民更像美國人，則世界更加美好。”（“9€1”恐怖襲擊之后，同意以上觀點的人分別上升為97％和49％。）

美國人不僅對自己的價值觀非常自豪，而且認為這些價值觀是普世性的。根據皮歐全球態度調查公司（ThePewGlobalAttitudes）的調查結果，79％接受民意調查的美國人同意“美國觀念和習俗在全球推廣是有益的”；70％的人說他們“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即使在作為自由主義和民主另一個堡壘的西歐，這些觀點也并非普遍共享。皮歐公司發現，在西歐國家中，只有不到40％接受民意測驗的人贊同美國觀念和習俗的傳播，不到50％的人喜愛美國的民主觀念。

論文關鍵詞：錢鐘書;文學創作;悖論式思維;解構

論文摘要：悖論式思維是錢氏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的一種思維方式，錢氏運用它來揭示悖論，探索人生真相。還原生活本真。錢氏在文學創作中運用悖論式思維進行解構寫作，呈現在文本語言運用、主旨建構及人物創設等諸方面。

巴赫金曾指出，每位作家對于語言都有自己獨特的感受方式，都有自己特殊的采擷語言的手段和范圍。然而更重要的是，一個作家的語言表達方式是根源于他所獨特的思考和感受方式，他觀察和理解自己和周圍世界的方式。維特根斯坦曾把語言看作是在每一點上與我們的生活，與我們的活動相互滲透的東西。因此，當我們研究語言時，實際上是在研究一個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口]3。。所以，從作家主體的經驗結構的角度審視錢鐘書文學創作，一方面，我們能深切感受到錢氏對現實的極其強烈的懷疑和批判精神，正是這種精神使他以一種特殊的的思維方式來審視人生與世界，即從生活中諸多尤其是司空見慣的現象中看出矛盾和悖論。在通過對它們內部聯系的揭示中解構與顛覆傳統理念，呈現或還原生活本真。這一具有創造性的思維方式可稱之為悖論式思維。另一方面，我們還能感受到，錢氏文學創作顯示了錢氏在抗戰期間及其前后一段時期內的一次獨特的生命體驗和文學要求，即在現實的種種境遇中，錢氏感受到生存的荒誕與悖反，于是，他試圖通過寫作的方式和一種價值認同來排遣內在心靈的一種不可克服、排遣的矛盾性，而這種不可克服與排遣的矛盾性，在其該時期創作的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作品中，便突出地呈現出一種特殊的思維語境，即悖論式思維語境。錢氏將悖論式思維拓展為把握世界與人生的整體意義上的思維方式，并將其廣泛運用到學術研究和文學創作之中來。錢氏《管錐編》以“易之三名”開篇，抓住了中國語言“一字多意且可同時并用”的基本特征，并將“一字多義”的現象歸納為兩類：“一日并行分訓。二日背出或歧出分訓”。對于“背出或歧出分訓”，錢氏論述道：“古人所謂‘反訓’，兩義相違而亦相仇……使相反者互成，，[]2。這一“反訓”之法即是悖論式思維的一種表現，體現了錢氏對世界本質的辯證把握和辯證思維。針對這一“反訓”之法，錢氏在《管錐編》中還特闡述了其合理性及其在美學上的意義：“世間事理，每具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倘求意賅詞達，對仗攸宜。……又稱‘反對為優’，以其‘理殊趣合’，亦蘊斯旨。’，[。J1‘雙邊兩柄”、“正反仇合”即體現了悖論式思維，而“反對為優”則正是錢氏善于且樂于進行的悖論式思維的藝術審美標準，也是其進行文學創作的審美出發點。

就其小說和《寫在人生邊上》等大多數隨筆散文來說，錢氏文學創作正是一個包含著無數組經過藝術化處理的對立又統一的悖論的象征，悖論式思維方式的運用在這些文本中極為普遍，既有語義上的，也有作品意義、主題及文本形式上的。主要來說，呈現在悖論式語言的運用、文本的主旨建構以及人物創設等方面。

一、語言的悖論形態

語言是思維反映的存在形式，悖論式思維在文本語言上的運用是錢氏文學創作中頗為常見與普遍的思維形態。這一語言形態可稱之為悖論式語言。在學術研究中，錢氏慣常以悖論式思維對具有特殊高位的傳統文化現象進行解析，并呈列出與傳統理念“相違而亦相仇”的對立語意，致使其處于對立拆解或顛覆狀態。在文學創作中，錢氏同樣運用悖論式思維，從語言人手，利用語言的多義性、表達的隱喻性和意義的可增生性，以及理解和闡釋的多重可能性特質，運用“反訓”之法，解構用語言構建起來的傳統文本的權威以及神圣的理念。

演講與辯論 悖論，是一種奇特的邏輯矛盾。悖論的奇特之處在于當人父按常規推理要肯定某件事或某種道理時，卻在不知不覺之間又把它們否定了。在論辯中，某些論敵的辯辭往往有意無意會含有悖論的因素，此時，論辯者如能慧眼明察，加以利用，并以此為突破口，巧妙地予以破解，必使論敵難以自圓其說而被擊敗。這就是論辯中的“悖論破解法”。“悖論破解法”，一般說來，有以下三種：

一、用自我涉及方法使對方作繭自縛

一般的悖論，如果不涉及對方自我，往往不易發現其悖謬。而一旦把對方牽涉進去，則悖論立現。用對方自我涉及的方法來使對方作繭自縛，是破解對方悖論絕妙方法。某評論家評論某作家的作品，武斷地說：“您怎么能這樣寫呢？您已是第三次在作品里作這樣的描寫了。難道您不知道‘第一個把女人比喻來花的人是天才，第二個是庸才，第三個是蠢才''''這句名言嗎？”第三個是蠢才‘這句名言嗎？”作家答道：“是的，您說得很對。不過您已經是第七次使用這句話了。”在這里，評論家引用名言來批評作家屢次在作品中作相同的描寫，作家及時抓住評論家多次用此名言去批評別人的把柄，讓對方自我涉及，如果對方所講的道理成立，那么，對方也就是名言中所說的“庸才”“蠢才”。如此，對方只好無言以對了。

二、用二難推理形式揭穿對方悖論的邏輯錯誤

凡是悖論，都隱含著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破解對方的悖論，可以運用邏輯中的二難推瑼形式揭穿對方悖論的自相矛盾，對方悖論構成夾擊鉗制之勢，使對方陷入進退兩難，難以自圓其說之境地。有些詭辯學者主張“辯無勝”。對此，一位哲學家反駁道：“你們既然和人辯論，又主張‘辯無勝''''之說，那么，請問，你們的‘辯無勝''''之說是對的呢，還是不對的呢？如果你們的說法是對的，那就是你們辯勝了；如果你們的說法是不對的，那就是你們辯敗了，而別人辯勝了。由此可見，不是你們辯勝，就是別人辯勝，怎么能說‘辯無勝''''呢？“在這里，哲學家慧眼識謬，機智地運用了邏輯中的二難推理形式，揭穿了對方“辯無勝”的矛盾，讓對方自己打自己的耳光。

三、用肯定其美言的方式，揭露對方言行相悖

一、問題的提出：國有商業銀行存在更為突出的“改革悖論”

中國國有商業銀行的制度性變革，是繼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之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大戰略選擇。一般來說，國有商業銀行與國有工商企業在產權制度、組織管理體系、資源配備方式、員工激勵與約束機制、風險控制體制等方面，具有基本的一致性，因而國有工商企業既有的改革經驗與教訓，對于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借鑒價值。中國國有工商企業改革的基本選擇路線，從“放權讓利”來獨立化工商企業自己的利益開始，到國家控股前提下產權結構多元化的改造，再到充分地運用中國的資本市場，運用現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形式，將國有工商企業變革為國有控股的上市企業，直到今天，國有工商企業改革仍然在繼續，未來大體的格局，是國有股份進一步減少（國有股減持暫停并不意味國有股不再通過其它的方式減少）⑴。國有工商企業這種改革的走向，基本是國有商業銀行制度變革的基本路線。從時下一些改革的理論討論和運作考慮來看，建設新型的國有控股的商業銀行，進而上市，已經成為相當普遍的認識⑵。

那么，國有商業銀行目前處于何種階段呢？它大體處于產權結構多元化的準備階段，以及運用現代公司治理制度形式進行內部構造的改造階段。在這個階段上，國有商業銀行所面對的內部治理體系改革，以及產權結構多元化準備，均是由國有商業銀行自身來承擔的。它遭遇到了國有工商企業改革過程中都涉及過的“改革悖論”問題。所謂“改革悖論”，簡單地說，就是指國有商業銀行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體或經濟組織，它既是改革主體又是改革對象之間明顯的“內在矛盾”⑶。如果將國有商業銀行“人格化”，國有商業銀行這個“人”現在進行的改革或改革準備，也就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顯而易見，當國有商業銀行的改革不觸及到“自己”的利益時，“悖論”是不存在的。問題在于，如此的改革必定涉及到商業銀行自身特殊的利益和員工（包括管理者，下文若無特別區分或說明均同此義）的利益，這種改革意味著銀行自身和員工利益的某種犧牲或放棄，“改革悖論”也就生成了。

由于國有商業銀行經營的產品是貨幣資金及相關的金融服務，牽涉到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又與財政政策的操作密切相關，而且資產規模龐大，制度體系復雜，組織機構縱橫交錯，層級多樣化，員工數量多且依附性強，其原有體制的頑固性和改革的艱巨性更大，“改革悖論”所體現出來的深度與復雜性，更為突出。在國有工商企業的改革中，鑒于產權結構變革安排的相對迅速與上市公司形式的強烈約束，特別是工商企業受行業、產品特殊性的限制，容易受市場力量的沖擊（如產品沒有銷路、全行業虧損嚴重等）而被迫較快進入重組進程，大量規模及結構遠不如國有商業銀行復雜的國有工商企業，也就很快轉換了存在方式，“改革悖論”隨即就消失或至少表面消失在變革的過程之中，問題并不怎么突出。對于國有商業銀行來說，這個“改革悖論”就遠沒有那么容易輕松地淡漠化或消失，它是當下一個回避不掉的“真實問題”，也是一個確定改革下一步制度安排的主要問題，它將深刻地影響到整個中國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全部過程。從理論的角度來看，理解這種“改革悖論”并關注這種“悖論”的演化前景或走向，對于現代企業理論具有重大的價值。當然，在改革類似于國有商業銀行的國有超大型工商企業集團中，“改革悖論”的理解亦是價值連城的。

二、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悖論”的主要內容及其邏輯后果

在市場經濟體系下，國有商業銀行作為經營貨幣資金和提供金融服務的機構，其企業組織形式的規定，決定了它必定有自身獨立或相對獨立的經濟利益；在其內部，每個員工則有既獨立于國家，又獨立于銀行本身的經濟利益；至于作為“出資人”的國家，天然地具有自己資本保值和增殖的要求，它的利益是不可侵犯的。因此，國有商業銀行實際上是集中“國家、企業和個人”三方相對獨立或對立經濟利益的集合體，它與所謂的現代企業組織形式中的“股東、公司及員工”三方利益共存并無二致。

從比較法學的角度來看，中國的審判制度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定位具有非常鮮明的特征。

按照憲法和法院組織法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是國家的最高審判機關，1因而也是各種訴訟活動的終點；在最高法院做出判斷之后，原則上不應再留有繼續爭執的余地。但是，在現行體制下，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實際上仍然有權對最高法院的生效判決提出審判監督的抗訴并可能引起對終局裁判的重新審理，并且不受時效限制。2就這一意義而言，檢察權似乎仍然保留著蘇維埃式法律體系中“檢察優勢”的風格，歸根結底要高出審判權一頭，至少是還沒有完全確立審判權在法制運作方面的優越地位。3更有甚者，在辦理刑事案件時，必須堅持法院、檢察院以及公安機關互相分工和制衡的原則，4這公檢法三權（或者再加上司法部，稱為“公檢法司”四權）之間的關系似乎并不存在優先劣后的差異；有時還能發現作為專司犯罪搜查和社會治安的行政部門的公安機關反倒更有實力的某些跡象。以警察和檢察（實際上還要加上不同形式的監察）來共同防止審判活動的失察，這就是中國式司法公正保障的基本原理，不妨理解為通過權力對規范秩序進行一元化整合的傳統在當代的具體表現。也可以說，中國式法律秩序賴以協調一致的機制實際上是“行政審查（administrativereview）”，并非“司法審查（judicialreview）”。

另外，憲法所標榜的審判權獨立的概念涵義，僅限于法院審案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5并沒有約束立法權恣意的旨趣；恰恰相反，憲法明文規定了法院必須對產生它的國家權力機關負責，6地方人大組織法也肯定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乃至人民代表有權監督相應級別的法院，受理相關的申訴和意見。7最高法院本身還專門司法解釋，要求各級法院主動接受人民代表大會方面的監督。8這就為立法權堂而皇之干預審判權、代議機構對司法機構進行法外的“個案監督”打開了方便之門。9另外，法院組織法指出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的審判活動也擁有監督權。10不言而喻，最高法院則有權監督全國各級地方法院和專門法院11.因而審判權獨立是一種有限司法獨立，只意味著法院系統相對于外部除代議機構之外的其他部門或團體的整體自主性；在法院內部，個別審判權之間并不存在區隔或相克的關系。這里其實面臨某種很深刻的兩難處境：如果沒有法院系統的團結和最高法院的監督權，審判權往往很難抵御外來的干涉；但這樣的監督權，也有可能在特定條件下反戈一擊，轉變成法院系統內部壓制各個法官自主性的行政性手段。

還有必要指出一點，與法院對同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的制度安排相關聯，各地方法院的人事和財務基本上都取決于當地的國家權力機關和行政機關。12其結果，最高人民法院不能像日本最高裁判所那樣通過分配予奪、任免升遷等司法行政上的有力操作杠桿來影響所有法官和下級法院，13它對各級地方法院和專門法院的監督權難免受到相當程度的限制。以各級審判機關“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事態為前提條件，獨任法官或者合議庭實際上很難在涉及當地政界、財界利害關系的跨省或跨縣的訴訟中保持不偏不倚的公正立場，司法的地方保護主義的流弊也就難免漸趨嚴重、屢禁不止；最近甚至還出現了“全國性法院僅剩最高法院一家而已”這樣聳人聽聞的揶揄。14在“各自為陣”的背景下，如何避免最高法院的式微、維持審判的統一也就成為司法改革的“老大難”問題。

由此可見，沒有采取立法、審判、行政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但卻容許在司法機關內部實行公安、檢察、審判（或者再加上司法行政）之間的另類分權制衡；沒有采取聯邦主義的司法體制，但卻容許審判組織以地方為單位行事，在客觀上弛緩了審判機關內部的垂直監控；這些就是當代中國審判系統中最獨特的制度設計。在諸如此類的前提條件下，最高人民法院的活動方式和作用當然也會呈現出一些帶有悖論性的征狀。例如，人民代表大會至上的原則要求審判機關持司法消極主義的立場，只能嚴格適用法律、法規，但最高法院在對各類法院、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行使監督權、克服審判機關的地方本位主義傾向之際，勢必表現出某種司法積極主義的態度，否則不能有效地實施司法行政工作。為了在外界壓力較大的狀況下維護審判獨立，法院必須成為統一的整體，以集團的合力來抵制來自不同方面的干涉；但因為最高法院難以通過人事和財務來增強審判系統內部的向心力，所以不得不采取其他手段來形成和鞏固各級法院之間的有機聯系。然而這也很容易引起內部壓抑和上級干涉，使審判獨立在宏觀層面與微觀層面之間不能保持始終如一的連貫性。

本文試圖考察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在上述情境里如何逐步推動司法的體制性改革、改善審判權的地位和作用的制度性舉措和策略。一般而言，“攘外必先安內”――要抵制各方面的壓力維護司法公正，最高法院首先需要協調內部的步伐，實現法院系統自身的團結和統一，提高審判機構整體的效率和威信。為此不得不加強對地方法院的統率和監督，以司法行政為手段來確保審判獨立原則的落實。因而首先需要分析最高法院如何在資源有限的窘境中“借雞下蛋”，把不同的制度組件串聯在一起并借助改革運動的勢頭來強化對各級法院的內部監督機制、阻止司法地方主義的潮流。然后再考察最高法院與外部的各種國家機關的互動，側重討論審判權與檢察權、行政權以及立法權之間的外部權力關系，特別留意造成審判權強化以及最高法院重新定位的各種契機和舉措。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國有企業MBO在現實經濟環境中的可行性。基本結論是：在企業國有的背景下，MBO的實施會出現實施前提與實施目標同一的悖論。本文通過對MBO方案主體的行為限制、行為可能等進行分析，推導出國有條件下，MBO后經營者行為并不一定會符合標準企業理論的規定條件，從而產生悖論。而該悖論存在表明，在目前狀態，國有企業的MBO不宜過分提倡。國有企業的民營化應主要放在引進外部投資人身上。

關鍵字：MBO悖論國企改革民營化

從我國提出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提高國有企業經營效益的改革目標以來，如何選擇目標的實現途徑和模式，一直是個焦點問題。在眾多改革模式中，MBO（管理層融資收購）是近年來資本市場上倍受肯定的國企改革的方式之一。本文擬就MBO方案實施的可行解進行簡單探討，分析MBO實施的利弊得失。

一、前言

現實經濟環境中的企業經營都處于不確定狀態下，企業面臨的經濟、政治、社會等各種環境及其變化都具有不確定性。不確定性的存在意味著人們不得不預測未來的需要（奈特，1921），這就意味著不確定性使得經營或決策成為企業收益的決定性因素（張維迎，1998）。事實上，我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現在仍在探索的國有企業改革，正是認識到經營決策的重要性，所有的改革措施都是試圖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激勵企業經營者的經營決策，以期改善企業的經濟效益。在眾多旨在充分發揮經營者經營決策能力的制度設計中，MBO是上世紀90年代末才進入我國的，但卻在我國理論界和企業界很受推崇，甚至有人稱：2003年將成為中國國有企業、集體企業及公有制控股上市公司的“MBO年”。那么MBO到底是不是國有企業改革的良方或者說最佳方案呢？本文通過對MBO含義及其產生的理論基礎的分析，并結合我國國企改革面臨的現實環境進行探討，擬對上述問題提出初步回答。

二、MBO理論前提與中國國企現實

Wecan’tsolveproblemsbyusingthesamekindofthinkingweusedwhenwecreatedthem.--AlbertEinstein

寫下這個題目，不免有些驚心動魄，這些主題詞未免太大了，還好本文只是討論它們之間的這一“――”，即對這些主題詞的相關方面作一些初步的探討。

1．悖論

悖論自古有之。比較出名的是說謊者悖論：一個人說了一句話：“我現在在說謊”。我們來分析一下這句話是真話，還是謊話。假設這句話是真話，由它的內容所指，則這句話是謊話；反過來，假設這句話是謊話，那么“我現在在說謊”就是謊話，因此他說的是實話。

由這句話是真話，可以推導出這句話是謊言；由這句話是謊話，又可以推導出這句話是真話。這就稱為悖論。

更形式化的悖論定義是：“由A可以推導出┐A（A的否定的形式寫法），并且由┐A可以推導出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