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在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的進程中，不斷擴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的發展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對外直接投資在宏觀經濟發展中的表現主要有經濟增長效應、就業效應、產業結構效應和貿易效應。其中貿易效應是指FDI與貿易的關系是一種替代還是互補關系也即FDI對于一國或地區的貿易發展是阻礙作用還是促進作用，國內學者對此進行了較多的研究。項本武基于引力模型，對我國1999～2001年間的FDI與貿易數據進行合成回歸，得出了中國對東道國的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對該國的出口，但對該國的進口有替代效應的結論。陳發平對我國FDI與進出口貿易之間的關系采用ADF檢驗法和協整分析法，得出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進出口之間有長期穩定的關系，加快FDI能夠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更快發展。王喜平基于1982～2003年FDI與貿易數據采用VAR模型法，實證分析得出我國的FDI與出口貿易呈正相關關系，但兩者的Granger因果關系不顯著。從上述各研究結果可以看出，大多數學者都是基于我國對全球領域或發展中國家的FDI與貿易來考察貿易效應的，而對于我國對西方發達國家的FDI的貿易效應研究較少。因此，這種區域差異化的對外直接投資貿易效應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中國與歐盟作為東西方的兩大世界經濟主體，雙邊的貿易和投資發展無論對于雙邊經貿關系的提升還是世界經濟的發展都是至關重要的。隨著中國加入WTO，中歐雙邊的貿易和雙向投資發展更加的迅速。根據商務部的統計資料顯示，2004年中國成為歐盟第二大貿易伙伴，歐盟成為中國第一大貿易伙伴，第一大技術來源地和第四大外資來源地。同時根據《2009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截至2009年底，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流量為29．66億美元，同比增長535．1％，占流量總額的5．3％，較上年增長5．35陪，直接投資存量62．77億美元，占對歐洲直接投資存量的72．3％。基于中歐雙邊投資與貿易發展趨勢，本文對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作了一次實證檢驗。

2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實證分析

2．1實證分析模型

在以往研究對外直接投與貿易關系的模型中，有進出口估計模型、協整檢驗模型等，本文借用引力模型，對其加以適當的變動來研究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因此在變量的選取中，我們選擇中國對歐盟的進口和出口總額作為因變量，用T加以表示，而對于自變量，我們選取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歷年存量與流量，分別用fc和fl來代表。除此之外，由于距離也是影響兩國或兩地區之間貿易流量的一個因素，但同時它也受到諸如政治、文化、心理等多種因素的影響，這些都是獨立于模型的恒定量，因此在對模型的變動中我們引入了一個虛擬變量Dij。該虛擬變量用來代替傳統模型中的距離變量和涵蓋了一些其他的影響因素，同時該國家虛擬變量衡量了母國與各東道國之間的貿易聯系強度。因此，引力模型變動為：Tij，t＝kflαij，tfcβij，t－1Dγij（1）對方程（1）取對數，將其轉換成多元線性模型，如下：lnTij，t＝lnK＋αlnflij，t＋βlnfcij，t－1＋γlnDij＋εij，t（2）其中：Tij，t為中國對歐盟的進口或出口；flij，t為t時期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流量；fcij，t－1為t－1時期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存量；Dij為中國與歐盟的貿易關系的虛擬變量；εij為隨機誤差項；K、α、β、γ為待估參數。由于本文研究的是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情況，所以距離可以看成是固定的，我們將其與K進行合并，再有i始終代表中國。同時從以往的經驗來看，雙邊的貿易流量也會受到兩國人均國民收入（PGNI）的影響，以往諸多研究也有證明這一點。因此，對于方程（2），我們再對其進行改變，得到新模型為：lnTj，t＝Cij＋αlnflj，t＋βlnfcj，t－1＋γlnDj＋θlnPGNIj，t＋εj，t（3）其中，PGNIj，t為t時期歐盟各國的人均國民收入；Cij＝K＋γDij。據以上推導的模型，若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和存量的系數α、β為正數，那么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是創造性的，系數越大，貿易創造效應越大。而如果系數為負值，那么說明中國對歐盟直接投資的貿易效應是替代性的，而且系數絕對值越大，替代性越強。

2．2模型數據與方法

摘要：20世紀40年代末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跨國公司獲得了空前迅猛的發展。1977年，美國跨國公司母公司數量為2826家，占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母公司數的26.3%，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更有明顯的增長。可以說美國企業在二戰后成為世界上第一輪國際化及國際貿易的最大贏家。但近年在與中國的貿易中，美國在資本、利潤、技術優勢及知識壁壘等方面對中國的掌控逐漸感到力不從心，這些既得利益的損失使得美國對華貿易政策發生了巨大的轉變。

關鍵詞：國際貿易；中美貿易；稅收

一、對母國國際收支的不利影響

1.最初資本轉移的不利影響：影響母國資本形成。由于與投資有關資本轉移規則的本質在于轉移方與被轉移方之間的自由化與管轄權的爭奪，因此，轉移方與被轉移方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而轉移方與被轉移方（即外來投資者與東道國）之間又存在明顯的南北分野，這就致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就這一問題形成代表各自利益的兩大集團。時至今日，兩大集團之間雖有合作，但始終無法就與投資有關資本轉移自由問題形成略具規模的多邊架構。美國企業作為中國的主要外來投資者，將主要在本國形成和累積的原始資本向中國進行投資獲取收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美國的資本形成，造成大量資本流失的“假象”。而國際上針對發展中國家的資本轉移自由利益需求保護又使美國在轉回投資收益上受到國際規則限制。比如，1985年6月擬定的《國際技術轉讓行動守則（草案）》之中，對資本轉移的規則是：跨國公司有權自由移轉法律上到期之所有支付，但這種自由權要遵守東道國立法要求之程序并服從東道國國際收支平衡困難之需要而采取的必要的限制。因此與中國的貿易中對美國資本形成上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不利影響。2.逃避稅收和稅收優惠。如果東道國對跨國公司收入的征稅水平比跨國公司母國國內收入征稅水平低，就會刺激跨國公司向國外投資。同時，跨國公司可通過操縱轉移定價、經營“皮包公司”及利用避稅港等措施來逃避母國稅收。跨國公司也可將東道國提供的免稅期和其他財政優惠當作逃避國內稅收的手段。中國一直以來針對外商的投資一直給予巨額的稅收優惠政策，因此吸引了以美國為主的大批外商到中國投資。此外，著名的愛爾蘭——荷蘭三明治現象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釋稅收優惠及寬松的稅收政策對跨國企業母國的吸引力。3.利潤及特許費等的匯回。2017年12月2日，美國參議院以51票對49票通過特朗普稅改法案。美國征稅體系由全球納稅制+遞延稅制變為屬地納稅制。在特朗普稅改前，美國企業要想將在中國的投資利潤回流，需要交東道國和母國兩道稅，但若將所得利潤留存在中國，根據中國的征稅政策則只需要遵從中國稅制納稅。兩相考慮之下，美國企業大多選擇不將投資利潤匯回。據瑞士銀行統計，微軟在境外持有的利潤高達1240億美元，蘋果緊隨其后，為1098億美元。特朗普稅改將匯回稅率從35%降至15.5%以下，實行屬地納稅制，使得美國企業稅更具競爭力，鼓勵美國公司將境外利潤帶回美國。稅改后，美國企業只需要在利潤產生的國家交稅，而無需向美國政府交稅，大幅降低了境外利潤回流成本。企業所得稅率的大幅降低，將增加企業盈利，促進美國國內投資，進而為美國創造就業，從而促進美國經濟增長。事實上特朗普的稅改也確實效果顯著。2018年1月，蘋果公司宣布一系列舉措，以迎接根據上年底通過的稅改法案即將到來的減稅。該公司還承諾，將創造2萬個新工作崗位，并建設一個新園區用于客戶支持。蘋果表示，計劃將囤積在海外的現金遣返回國，預計將為此繳納約380億美元的稅款。而美國后續考慮的問題是能否讓回流的巨額資金在美國本土高效流轉起來產生新的價值。

二、母國高端制造優勢的減弱

高端制造業的顯著特征是高技術、高附加值、低污染、低排放，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在以往較高的生產率不能抵消高工資的情況下，發達國家通過產業轉移，旨在利用國外廉價勞動力降低生產成本獲得高額利潤，用以發展高利甚至暴利的國家高端制造行業及服務業。但技術進步是國際分工及產業轉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變量，會不斷重塑這種分工邊界。例如，早在20世紀80年代，美國服裝工業的典型分工模式是：面料產自美國，危地馬拉切割縫紉。這是因為紡織環節高度機械化，但布料切割還嚴重依賴人工。20世紀90年代這個分工變成了“美國紡織切割，危地馬拉縫紉”：因為在此期間，美國成功開發了激光切割技術，從而實現了布料切割的精準自動化。整個行業的分工邊界因此得以重塑。奧巴馬上臺后的“再工業化”意在利用美國在高端制造領域的技術積累，采用新的、先進設計，通過生產率優勢抵消工資劣勢，以招徠部分制造能力向美國本土的回流。但美國沒能考慮到的是，中國擁有龐大的產業鏈上游。“四三方案”解決了農村生產要素；“一五”計劃蘇聯援建150余個項目；還有建立的可以大體量供應工業人才的高等教育體系（高校建設重視理工科），使得中國雖然在20世紀90年代依靠勞動密集型的工業特點承接了大量發達國家的低端制造業，但在基礎化工領域并不處于絕對劣勢，反而通過向西方學習和借鑒逐步縮小了差距。與此同時，美國越來越意識到第二產業才是一個國家強大的支柱，沒有哪個國家因為服務業而成為發達國家。因為工業貢獻了更多的技術進步，所創造的實際價值也更高，而服務業只是從工業中分支而出，過去能夠產生暴利依靠的是信息不對稱。中國經濟以制造業為主，美國經濟集中在以服務業為主的工業化上，中國經濟以制造業為主的經濟結構正好適應美國國內市場需求，而中國對高端制造業的重視卻又正與日俱增。《中國制造2025》這一文件在美國發起貿易戰時多次被美國官方引用，被其作為中國在制造行業崛起的標志。根據文件，中國要在2025年從“制造大國”邁入“制造強國”，2035年邁入制造強國中等水平。美國給出的停止貿易戰的四個條件之一就是中國終止該計劃，足以見得在高端制領域優勢的逐漸喪失是美國發動此次貿易戰的一個重要原因。

一、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當今世界經濟格局的一個重要特征是經濟全球化。一國的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終究要突破國界走向世界，經濟發展已無邊界。經濟全球化也并非始于今日，早在19世紀中葉就已經開始了。現在不過是“在更高層次回到1941年以前時代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從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是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結果，也是科學技術達到了高發達水平的結果：人類發展到今天，在世界范圍內選擇低成本生產和低成本交易已經成為可能。”[1]

早在100多年前，馬克思就對國際貿易、國際分工和國際投資作過描述。“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大工業脫離了本國基地，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2]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和恩格斯進一步強調了生產社會化必然要求國際分工、合作、交流的思想。“隨著資產階級的發展，隨著自由貿易和世界市場的確定，隨著工業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生活方式的一致化，各國人民之間的民族孤立性和對立性日益消失下去。”[3]

在經濟全球化和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今天，國際分工和國際協作日益活躍，資本、技術、人力、信息等生產要素愈益跨越國家、民族的界限，在全球范圍內自由、全面、大量、綜合地流動和配置，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覆蓋面日益擴大，已使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規模出現空前的擴散效應和乘數效應。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結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進行海外投資是為了促進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等，具體請詳見。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生產要素移動技術進步效應

[論文摘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歷史車輪。盡管國際貿易的起源先于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卻是國際貿易更大的加速推動力量。現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時代，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業已構成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認真解讀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和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等三個層面，對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本文作者：吳姍姍工作單位：北京國網能源研究院

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

與古典國際貿易理論不同，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將生產要素的種類進行了拓展。這種拓展主要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19年Heckscher提出要素稟賦的觀點，1930年由Ohlin進行補充論證后形成完整的H-O理論。其核心觀點是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提出只有當國家間存在要素充裕度差異并且在產品間存在使用要素密集度差異才能給形成貿易。第二階段是H-O理論的拓展階段。Samuelson在H-O模型框架下指出國際貿易通過對貿易各國收入的影響從而使得不同國家間生產要素相對價格和絕對價格均等化，強調國際貿易可以使資源在各國間進行有效配置，即H-O-S定理；Viner將理論擴展為三種生產要素和兩種產品，并且其中一種生產要素為“特定要素”，在行業間不能自由流動，即H-O-V理論，拓展了H-O理論的短期應用。Tobey（1990）基于H-O-V模型，利用三位SITC的污染行業貿易數據以及兩種量化環境規制的方法對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19世紀60—70年代間環境規制對于發達國家的貿易模式沒有影響。Xu（2000）采用時間序列數據分析環境規制對環境密集型產品競爭力的影響，結果發現環境規制并非新的貿易壁壘。Beers和Bergh（2000）結合Tobey（1990,1993）與Beers和Bergh（1997）的研究指出該研究領域結論不明確的原因是：環境規制量化手段、所用數據以及研究方法的多樣性。結合眾多研究，作者改進了研究方法并發現：國家會出臺補貼政策以償付企業增加的成本，是造成貿易總量隨環境規制升高而增加這一有悖于常理判斷的原因。Harris，Konya和Matyas（2002）、Lahiri（2007）、McLaughlin（2008）、Kehoe（2009）、Cole，Elliott和Okubo（2010）、陸旸（2009）、Feix和Miranda（2010）等人都通過改進環境規制量化手段研究不同國家環境規制對某一或多個行業的貿易效應，結論盡管由于數據的不同而有所差別，但本質上都得到了環境規制能夠對貿易產生效應的結果。新古典國際貿易理論與古典國際貿易理論的根本區別在于強調生產要素在貿易中的重要性。以上所列研究無一例外地將環境規制作為一種新的要素稟賦或能夠影響一國要素稟賦的關鍵變量進行相關研究，其中涉及到環境規制對不同行業的影響效應時，主要是從要素角度進行分析，認為環境規制從根本上講是直接作用于某一種或某幾種生產要素，進而通過部門間產能的變化而產生貿易效應的。

新國際貿易理論

繼新古典貿易理論后，里昂惕夫（Leontief）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悖論，對新古典貿易理論提出嚴峻挑戰，也為新國際貿易理論誕生提供了契機。隨著時代的發展，國際貿易出現了一系列新的變化，新國際貿易理論也就應運而生。它主要包括：新生產要素理論（Vanek和Jaroslav（1963）的自然資源理論；Keesing（1966）的人力資本論；研究與開發學說；信息要素學說）、偏好相似理論（Linder，1961）、動態貿易理論（Posner和Michael（1961）的技術差距論；Vernon（1966）產品生命周期理論；Arrow和Kenneth（1962）的技術溢出理論/干中學；林毅夫等人（1999）的動態比較優勢理論）、產業內貿易理論（Krugman（1979）的新張伯倫模型；Lancaster（1980）的蘭卡斯特模型；Falvey（1981）的新H-O模型；Brander和Krugman（1983）相互傾銷模型；垂直差異產業內貿易模型）和Porte（r1990）的國家競爭優勢模型等。Larson（2000）從環境政策及環境規制制定者的角度出發，通過構建一個微觀經濟模型來衡量環境規制的變化對貿易流量產生的具體影響，指出在短期內，被規制使用的投入品成本所占比重、產出品的供給彈性和投入品需求彈性決定了環境規制的貿易效應的大小；而長期內，除了上述三種因素外，環境規制貿易效應的大小還取決于投入品的使用效率。前者為環境規制的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較為明確的經濟分析框架，為他們估計政策實施的經濟效果提供一個參考標準；后者則將利益相關者———受環境規制影響較大的生產廠商的行為納入分析框架，使得政策制定者估計長期效應成為可能。Managi等人（2002）利用墨西哥灣外大陸架石油天然氣的生產數據，研究環境規制對于近海石油天然氣生產行業技術進步的影響。文章除了在方法方面有所創新，也分析了環境規制對行業內各種不同組合的全要素生產率所產生的影響。Cole和Elliott（2003）基于H-O-V模型和新貿易模型，分別研究環境規制對污染密集型產品凈出口的影響以及對貿易結構的影響。作者首先在Tobey（1990）的分析框架的基礎上考慮了數據、替代變量、行業特征以及內生性四個方面的問題，然后將環境規制異質性引入模型，對上述兩個問題進行拓展性研究。結果表明，新貿易模型證明了污染避難所效應的存在，并指出之所以H-O-V模型沒有得出環境規制與一國凈出口之間的明確關系②，是因為它沒有研究雙邊貿易數據，也沒能控制產業內貿易的影響因素。Yang（2006）首先構建完全競爭和壟斷競爭兩個模型分析生態標簽制度對于兩國消費者福利的影響，然后以美國一項關于木材造紙業的環境政策作為案例，研究該政策頒布對于整個行業生產率與貿易的影響。新國際貿易理論雖然紛繁復雜，較古典和新古典理論顯現出多樣化的特點，但通過相關文獻的研究內容可以發現，在環境規制的研究領域，新國際貿易理論主要聚焦于技術這一要素，其中新要素理論中的人力資本論和研究與開發學說都強調了技術進步這一重要環節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動態貿易理論中的技術差距論則從貿易雙方的初始靜態技術存量的差異解釋貿易產生的原因。

新新國際貿易理論

[論文關鍵詞]國際貿易國際投資生產要素移動技術進步效應

[論文摘要]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是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兩大歷史車輪。盡管國際貿易的起源先于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卻是國際貿易更大的加速推動力量。現在世界已步入金融時代，國際投資和國際貿易的互相支撐、互相促進，業已構成世界經濟發展的中流砥柱。認真解讀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從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國際投資促使國際貿易立體擴散和國際投資推進傳統貿易方式改變等三個層面，對國際投資的貿易效應做了分析研究。

一、引言

改革開放30年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面貌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其中有兩個重要支點：國際貿易和引進外資。逢此之際，有必要對已經走過的歷程作一階段性的總結，以求踏上更加光明的旅途。

對于國際經濟往來而言，無疑是先有國際貿易，爾后引發國際投資。國際貿易包括出口和進口，往返運輸需要增加交易成本、中介費用和時差間隔，由此引發資本輸出動機，即把資本直接投入到商品需求國家，就地生產就地銷售。資本輸出又引發生產要素的國際移動，由此出現跨國公司和國際金融。這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趨勢。

盡管是國際貿易引發國際投資，但國際投資作為一個后來者卻起來了主宰國際貿易的作用。21世紀是知識經濟世紀，也是金融世紀，資本運營已成為現代經濟活動的神經中樞。

一、國際投資引致生產要素跨國移動

單純的國際貿易，主要是商品的跨國移動，只有國際投資，才有可能形成生產要素直接的和大量的跨國移動。在土地、資本、勞動三種生產要素中，除土地之外，資本和勞動都能在國際之間自由流動。

國際投資，即國際間的資本轉移，指的是貨幣資本和貸款資金從一國流向他國。任何國家或地區要發展經濟，必須積累資本。積累資本一種方法是國內儲蓄，由儲蓄轉化為投資；另一種方法就是吸引外資，包括國際貸款和外商直接投資。在經濟不發達國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較低，儲蓄能力受到限制，資本積累緊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外來商品能形成入超現象，國內資本積累才有可能不減少當前消費。但是，入超國家又必須清償入超商品的資金。由于資本積累不足，只有依賴外國貸款。而能否得到外國貸款，又取決于兩國利率之間的差異，即債務國的利息必須高于債權國的利息。所以，國際投資的驅動因素是各國之間利率的差異。至于外商直接投資，則取決于生產成本、市場需求、預期回報率、投資環境和相關優惠政策等多種因素。

國際間的勞動要素的轉移，主要取決于勞動價格，即取決于平均工資水平，比如某種類型的勞動在美國的工資率高于墨西哥，就成為墨西哥人跨越國界的經濟動機。一般說來，發展中國家工資偏低，移民傾向尤甚。其次，勞動要素轉移還取決于勞動者擁有的數量。在一個勞動資源相對過剩的國家，很容易引發向勞動資源稀缺的國家移民的動因。當然，國際投資也會引起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的勞動要素轉移，但畢竟屬于少量，而且大多是伴隨著技術引進，隨同設備和資金的技術人員配套轉移。而且，這種轉移大多帶有臨時性質。一旦投資項目完成，隨行技術人員又會回歸本土。

國際投資實現生產要素轉移的微觀載體是跨國企業。投資的始初動機是以謀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生產和經營。建立跨國企業伊始是資本運營，購進設備和技術，又實現了物質生產要素的轉移，招聘經營人員和企業員工，又實現了勞動要素轉移。可見，國際投資是生產要素跨國移動的第一推動力，跨國企業的規模和數量是鑒定生產要素移動的基本尺度。

生產要素跨國移動有兩大效應：

摘要國內的一些學者一般是從被動方（出口國）來分析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利和弊，或者是它的貿易效應，涉及到主動方（進口國）的研究卻較少。基于此，從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簡稱“TBT”）的主動方著手，把TBT的發展周期劃分為成長期和成熟期兩個階段進行分析，并提出了我國政府和企業的作為。

關鍵詞技術性貿易壁壘MD-XS曲線成長期成熟期

1成長期和成熟期TBT的貿易模型分析

1.1成長期的TBT對國際貿易的阻礙作用

成長期的TBT可以認為是一種不穩定的狀態。當技術法規、標準和合格評定程序不是很完善的時候，它的表現之一就是TBT的隨意性、隱蔽性，往往會造成正常交易的復雜化，對出口國的影響會很大。在貿易實踐中，歐美等國的TBT的法制化建設正在逐步完善，正在從成長期向成熟期過度。

為了更好的分析成長期的TBT，我們引入國際需求曲線和國際供給曲線來分析這一問題。假定只有兩個國家，A是出口國（本國），設置TBT的B為進口國，XS代表A國的出口供給曲線，MD代表B國的進口需求曲線。在理想狀態下，兩國供求平衡點就是本國的出口供給曲線和進口需求曲線的交點，既XS與MD的交點E（如圖1），則Pe的價格就是國際價格，兩國的商品貿易處于平衡狀態。當實施TBT后，以前正常的貿易交往結束，取而代之的是貿易量的減少，進而是B國的國外需求減少了。此時A國就要付出超額的成本來跨越或者打破TBT，這樣A國的出口供給曲線XS就會向左上方傾斜，在B國的國外需求不變的情況下，兩國供求平衡點也會隨之上移，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人為的TBT的設置給A、B的消費者帶來的損失有多大，A國的產品要想出口到B國，就要付出更多的成本P1-Pe,而設置TBT以前的價格Pe，B國的消費者同樣也要多付出P1-Pe的價格，自然出口產品的數量也減少了Q1-Qe。當然，如果B國設置TBT的條件過于苛刻，以至于A國無法逾越，則對A國的貿易阻礙作用達到了極點，這是最極端的國際貿易，是不成熟的TBT。綜觀現代國際貿易交往，很多TBT的設置都是不合理的，處于一種摸索狀態，自然對出口國的傷害就很大，這種還未納入法制化軌道的TBT對國際貿易的阻礙作用大于促進作用，是一種成長狀態的TBT。

摘要:本文探究了美國對中國反傾銷的現時格局與貿易效應問題,研究發現:(1)WTO下美國對中國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最終措施都最為嚴重,并呈階段式提高。美國對中國反傾銷已不再僅僅是威脅作用,而是一種貿易保護工具。(2)1978-2009年美國對中國產品反傾銷主要分布在13個行業上,賤金屬及其制品、化學產品是美國對中國反傾銷最集中的兩個行業,也是貿易影響最大的兩個行業。(3)1995-2009年美國對中國產品反傾銷調查指數和反傾銷最終措施指數在波動中呈不斷上升態勢。除了個別年度外,二者都大于1,表明美國對中國反傾銷給美中貿易產生了顯著的破壞影響。

關鍵詞:反傾銷調查反傾銷最終措施反傾銷強度指數

對策是,中國行業企業應積極獲取行業市場經濟地位,以降低被反傾銷的風險;應構建行業協會傾銷與反傾銷信息平臺,加大統一應訴和起訴的力度;應拓展多元化的貿易格局,實施以進口促進出口的貿易政策。

1994年人民幣匯率改革以來,中國在保持對外貿易出口大幅增長的同時,卻遭受到來自主要貿易體的一系列反傾銷貿易摩擦。據WTO統計,1995-2008年涉及中國產品的反傾銷調查677起、最終措施479起,分別占到世界總數的19.8%和21.9%。無論從總體還是從單個年度來看,1995-2008年中國被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最終措施的數量都位居世界第一位。這其中,美國對中國產品共發起反傾銷調查87起、實施反傾銷最終措施66起,分別占到美國反傾銷調查的20.8%、美國反傾銷最終措施的24.6%,均位居美國對外反傾銷的第一位,且位居WTO成員方對華反傾銷的第二位。而美國又是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國,據中國海關統計,2008年中國對美商品出口為2775.2億美元,占到中國商品出口總額的17.7%,因而美國對中國產品頻繁反傾銷勢必對中美貿易產生嚴重的破壞影響。為此,本文擬探究美國對中國產品反傾銷現時的格局及產生的貿易影響效應。

一、WTO框架下美國對中國等主要貿易體反傾銷格局

據WTO統計,1995-2008年美國對世界共發起反傾銷調查418起,實施反傾銷最終措施268起。其中,被美國頻繁反傾銷調查排在前12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中國、日本、韓國、印度、中國臺北、德國、印尼、南非、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和巴西。同期,被美國實施反傾銷最終措施排在前12位的國家或地區有:中國、日本、中國臺北、韓國、印度、墨西哥、巴西、印尼、南非、泰國、意大利和俄羅斯。如表1:相比來看,WTO框架下被美國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最終措施最為嚴重的是東亞國家和地區,其中,美國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和實施反傾銷最終措施都最為嚴重,列在第一位,分別為87起和66起,占到美國反傾銷調查的20.8%,占到美國反傾銷最終措施的24.6%,遠遠高于美國對其他主要貿易體的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最終措施數量。如同期美國對第二大反傾銷對象日本的反傾銷調查33起、反傾銷最終措施21起,僅為美國對中國反傾銷最終措施數量的1/3。再考慮到美中雙邊巨額的貿易差額,因而美國對中國頻繁的反傾銷行動定會給中國對美出口產生非常不利的貿易影響。正如White和Jones(2000)指出,美國反傾銷稅指令對美中貿易施加了特別的負擔,目前,美國至少有42個反傾銷稅指令生效,涵蓋來自中國的各種進口產品,美國進口商和在華加工生產對美出口的企業越來越發現其經營遭受到美國反傾銷稅的破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