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亞當·斯密認為，資本現象的產生，反映出人類從狩獵、游牧和農業社會中，自然地過渡到商業社會的過程。在商業社會中，通過彼此依存、專業分工和貿易交流，人類可以大規模提高生產力。資本是一種“魔力”，它可以提高生產力，創造剩余價值。亞當·斯密給予的啟示是，資本不是積累下的財產，而是蘊藏在財產中的一種潛能，它能夠衍生新的生產過程。

資本的根本屬性是一種帶來價值增殖的價值。資本的這種特有屬性，促使溫州民間資本極其活躍。保守估計，溫州民間資本至少有6000億之多，投向可分為兩類，一類投進了實體經濟，從實業到實業，比如從制鞋、制革、打火機、電器等，已在全國投資3萬家工業企業，總額達3000億元，并建立了300多個專業市場，目前通過因勢利導，在國家擴大內需政策的背景下，這部分資金正投向新產業、新項目；另一類則進入了流動性很強的領域，不少溫州商人雖然做制造業，但并不滿意制造業5%-8%的毛利率，普遍希望可以獲取更多更快的財富效應，集資款轉化為“投機資金”，到處炒煤、炒房、炒股等，這部分資本流動性比較高，需要引導和規范，因為它的盲目性強，運作中很容易造成風險。

二、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路徑與風險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房地產投資與風險分析

1998-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大量投入當地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蘇州、廈門、武漢等地置業，這就有了“溫州購房團”。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區及樂清、永嘉等縣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業界廣泛認同的是，溫州有10萬人在炒樓，動用的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元。商鋪、公寓、別墅是溫州人炒房的首選。

摘要：一場由溫州發源的、正席卷全國的、最終影響整個中國民間資本的大變局拉開了序幕。隱藏在背后的經濟規律是民間資本的戰略轉移遭遇了瓶頸。研究今天的溫商之繁榮，應參照中國古代的徽商之歷史鏡像，必須認真分析徽商的興衰成敗之軌跡。過度炒房的危險之處在于可能淪落為不思進取的食利階層，喪失中國入世之后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機會。作為一種市場化取向的行為，炒房熱也會出現市場失靈，應引導它向正常方向發展，用有形之手去彌補無形之手的失靈。

關鍵詞：市場失靈；中國民間資本；炒房熱；溫商；徽商；適度干預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資料：炒房熱現象亟待學術研究

近年來，溫州商人在中國民間資本市場上掀起了又一股沖天大浪，突出表現為“溫州炒房熱”的一再升溫，溫州炒房團成為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萬眾焦點。從學術的視角，我們不得不關注如下問題：

民間資本投資是保持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重要保證。針對民間資本進入金融領域特別是微型金融領域的實踐探索及國家最新金融改革政策，筆者建議健全和完善民間資本進入微型金融領域的市場機制和政策扶持。

細化市場準入。我國有關微型金融領域民間資本準入的法律制度主要是行業管理性文件，亟須細化與完善。一是要提高微型金融市場準入制度的立法層級，加強準入監管行為的法律建設，明確監管部門審查批準的權力范圍、具體時限以及有關申請人對審查無果或審查拒絕提出異議的監督程序。二是細化并合理調整微型金融領域的市場準入標準。在主體資信審查方面，法律應明確規定禁止成為發起人或控股股東的各種情況，并審查微型金融組織經營管理者的信用程度和金融從業資格，防止動機不純資質不足的投資人進入這一領域。金融控股股東以及具有實質影響力股東的資本總額、資本充足率、資本流動性必須達到合理標準，能夠較好地實現產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的風險隔離。在最低注冊資本調控方面，鑒于我國地區經濟發展差別十分明顯，應當建立起差異化的最低注冊資本調控機制，允許微型金融組織的注冊資本根據各地經濟發展程度而有所區別，在填補落后地區金融服務空白的同時也防止發達地區的金融過度競爭。

重視可持續發展。逐步放開微型金融領域的資金價格管制，修改相關法律規定賦予其利率水平的自由決定權，以保證其收益覆蓋成本，吸引民間資本不斷進入微型金融領域。加強關聯貸款的法律控制，防范微型金融組織的經營風險，申請報批的微型金融組織應主動做出不進行關聯貸款的承諾，建立貸款的股東回避與特別審查制度。拓寬微型金融組織的后續資金來源，保障其健康可持續發展。在加強宏觀調控的前提下適當放寬金融同業拆借限制，對微型金融組織的銀行借款給予利率優惠，允許其從多家金融機構獲得后續資金，并提高其資本金與融資額的比例。同時，還可通過在國家層面設立專門的資金供應機構、允許微型金融組織公開發行股票及債券、放開私募股權基金限制等方式，全方位突破微型金融發展的資金瓶頸。健全市場退出機制。鑒于微型金融組織的規模特點和節約監管成本的需要，我國應根據組織類型的差異決定具體退出模式。對于吸收存款的銀行類微型金融組織適合采用行政機關主導型退出模式，適用關于銀行的特別法;對于不吸收存款的非銀行類微型金融組織則宜采用法院主導型退出模式，一般適用普通的破產法即可。建立微型金融組織的市場化退出規則，完善金融風險預警制度，合理確定并定期考核民營金融組織的資本充足率、逾期貸款率等風險預警指標，強化微型金融組織日常運營的總體監督；盡快制定“存款保險法”，建立科學合理的存款保險制度；健全微型金融組織的重組、接管、救助和終止的法律規范，實現金融市場良性競爭下的優勝劣汰。

創新金融管理模式。我國需構建中央牽頭監管、地方協同監管、行業自律監管的金融監管格局，避免單一主體監管下的利益重合、監管真空、監管過度等問題，保障微型金融的規范經營與健康發展。科學把握監管力度，對微型金融組織實行統一監管框架下的差別化分類監管。村鎮銀行等吸收存款的微型金融組織，涉及存款人等社會公眾利益，具有一定的外部性，應當通過相應法律法規所確定的資本充足率、不良貸款率、流動性風險比率、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及風險集中度等一系列審慎性指標進行嚴格監管，從而積極有效地控制、分散、規避及防范運營風險。就其監管力度而言，雖然較非審慎性監管更為嚴格，但又應普遍低于對大中型金融機構的監管標準，以避免增加不必要的政府干預和監管成本，造成資源配置效率與金融監管效率的雙重損失。對非吸儲類微型金融組織只需采用非審慎性監管。

小額貸款公司等不吸收存款或僅吸納借款人擔保性儲蓄的微型金融組織，雖然從事融通資金的金融業務卻多半沒有金融牌照并堅持“只貸不存”，不涉及社會公眾，也沒有太大的外部性，可以交給地方政府對其進行非審慎性監管。完善配套扶持制度。強化針對微型金融組織的財政稅收支持，充分發揮財政的杠桿作用，加大對弱勢群體、貧困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為微型金融服務的擴展創造必要的條件。有條件地減征營業稅、免征所得稅、給予稅前撥備優惠、實行梯次性稅收減免等政策，為微型金融組織創造公平合理的稅收環境，促進其突破瓶頸繁榮發展。同時，建立健全征信法律制度，完善社會信用擔保體系。應當盡快出臺“征信管理條例”及相關操作細則，明確微型金融組織的基本信息,提供全面、真實、準確、及時的登記與查詢服務，實現由非市場化的縱向信用秩序向市場化的橫向信用秩序的實質性轉變。

摘要：本文通過對溫州民間資本的現有投資路徑以及風險分析，提出了如何規范與引導民間資本路徑和風險控制問題，從民間投資市場開放、壟斷行業開放、建立創投引導基金以及政府職能作用，提出了對策建議。

關鍵詞：資本風險控制調研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投資路徑與風險分析

（一）溫州民間資本的房地產投資與風險分析

1998-2001年，溫州的民間資本大量投入當地房地產，促使當地房地產價格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從2000年開始，溫州人開始在上海、杭州、北京、蘇州、廈門、武漢等地置業，這就有了“溫州購房團”。據不完全統計，溫州市區及樂清、永嘉等縣約有8萬多人在全國購置房產，其中至少90%以上是炒樓，業界廣泛認同的是，溫州有10萬人在炒樓，動用的民間資金高達1000億元。商鋪、公寓、別墅是溫州人炒房的首選。

方興未艾的房地產業正好給溫州的閑資提供了一個出路，表面看起來的確如此，但深究起來，卻是誤入歧途。炒樓畢竟是短期的獲利行為，一旦政策波動，或炒樓資金鏈斷裂，其風險可想而之。姑且不論大量游資涌入房地產市場所帶來的負面作用，單以溫州經濟發展利益衡量，如此本該在產業推進中發揮作用的資金大量流失，對溫州經濟發展后勁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1民間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現狀

1.1股權投資是民營企業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首選

大多民營企業無論是擴大原有的企業經營規模還是投資另一家科技型企業，更傾向股權投資。對10家大型民營企業調查顯示，9家表示股權投資是其對外投資首要考慮的因素，還有1家企業表示，鄞州區政府積極推動該企業上市，由于不愿意股權被引進的風險投資稀釋，且擔心上市后失去公司控制權，政府推了三年上市計劃，但該公司仍沒進行上市籌備。有83．2%的中型企業表示，股權投資是其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重要考慮。小型企業和微小企業更要求對公司保持絕對的控制權。同時課題組通過天使引導基金了解到，一些天使投資人很樂意投資的科技項目，由于創業者考慮到天使投資的介入會稀釋股權，而放棄了天使投資的融資計劃。

1.2民間借貸是個人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主要方式

居民個人可以通過購買上市公司股票和債券進入科技創新領域，但由于前幾年股市低迷，居民購買股票的熱情降到谷低;可以通過將資金存入銀行進入科技創新領域，但由于銀行更多地將資金貸給了國有企業和大型民營企業，以致很少有資金進入科技型中小企業;居民可參股企業進入科技領域，但由于對科技領域的不熟悉及高風險的恐懼，創業及參股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較少。而我國民間金融市場發達，依靠地緣、血緣、親緣、業緣關系，形成了各種形式的合會、私人錢莊、民間集資等，民間借貸成了居民一種重要的理財工具，科技型中小企業對民間資本也很依賴，進而導致民間借貸是個人資本進入科技創新領域的主要方式。

1.3民間資本投資科技創新領域意愿下降

摘要：一場由溫州發源的、正席卷全國的、最終影響整個中國民間資本的大變局拉開了序幕。隱藏在背后的經濟規律是民間資本的戰略轉移遭遇了瓶頸。研究今天的溫商之繁榮，應參照中國古代的徽商之歷史鏡像，必須認真分析徽商的興衰成敗之軌跡。過度炒房的危險之處在于可能淪落為不思進取的食利階層，喪失中國入世之后進行產業調整和升級的機會。作為一種市場化取向的行為，炒房熱也會出現市場失靈，應引導它向正常方向發展，用有形之手去彌補無形之手的失靈。

關鍵詞：市場失靈；中國民間資本；炒房熱；溫商；徽商；適度干預

Abstract:AoriginatedfromWenzhou,issweepingacrossthecountry,theultimateimpactofallofChina’sbigprivatecapitalstartedchanging.Hiddenbehindtheeconomiclawisstrategiesforthetransferofprivatecapitalexperiencedabottleneck.Today’sstudyoftemperatureandprosperityofthebusiness,referenceismadetothemerchantsofancientChinesehistoryandimage,merchantsmustbeacarefulanalysisofthesuccessorfailureofthetrack.Realestateoverthedangeristhatwemightbereducedtonothingfreshprofitsectors,China’saccessiontotheWTOafterthelossofindustrialrestructuringandupgrading.Asamarket-oriented,willalsobehotrealestatemarketfailure,itshouldleadtothenormaldirection,withthevisiblehandtomakeupforthefailureoftheinvisiblehand.

Keywords:marketfailure;Chineseprivatecapital;hotrealestate;Wenbusiness;merchants;appropriateintervention

背景資料：炒房熱現象亟待學術研究

近年來，溫州商人在中國民間資本市場上掀起了又一股沖天大浪，突出表現為“溫州炒房熱”的一再升溫，溫州炒房團成為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的萬眾焦點。從學術的視角，我們不得不關注如下問題：

伴隨我國銀行業體系的逐步完善，近年來民營資本入股銀行業步伐加快，方式多樣，呈現出一些新特點和新趨勢。

近十年民間資本入股銀行業情況掃描

國有控股銀行民間資本占比較低。以財政部、中央匯金、養老金、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持有的國家股在五大行中占比巨大，處于絕對控股地位。據bankscope數據庫資料顯示，農業銀行在2011年上市后，國家股份占比最高，達到80%以上；其次是工商銀行，2006-2015年這十年來，國家股占比基本在70%左右，近年來有小幅下降；中國銀行國家股占比在60%-70%浮動；建設銀行國家股占比十年來一直維持在57%左右；交通銀行國家股占比較少，也在40%左右浮動。本文的民間資本數據采用排除計算法，即總股份減去國家股、央企股、地方國資股、外資股后剩余為民間資本股份，根據bankscope數據庫的基礎資料再按上述統計方法研究顯示，民間資本在五大行占比較低，其中最低的為農業銀行，占比在5%-10%；工商銀行和建設銀行占比在10%-20%，工商銀行近兩年占比呈增加態勢；中國銀行民間資本十年間占比變化幅度最大，在5%-30%波動，從2011年后，民間資本增速由10%以下逐步上升為10%以上，再至20%以上；交通銀行股份制改造較為充分，民間資本10年間基本維持在30%-40%。總體來看，民間資本在五大行中近年來呈現上升趨勢，但上升幅度較小。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民間資本參與充分，呈現多樣性。總體來看，民間資本在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中參與較為充分，呈現多樣性。按上述排除計算法研究可以發現，民間資本占比最高的是平安銀行，十年來占比基本達70%以上，近年來占比高達90%以上；其次是民生銀行，十年來占比在70%-90%波動；招商銀行占比在50%-60%；興業銀行民間資本占比波動較大，從早期較高的60%左右降到40%后，近年升至60%左右；浦發銀行民間資本占比也具有一定波動性，早期民間資本占比較高，達到60%-70%，近年來，隨著央企和地方國資企業占比的增加，其民間資本有所下降，大約在30%-50%；中信銀行、光大銀行、華夏銀行民間資本占比較低，為10%-30%，其中光大銀行國家持股較高，在50%左右，中信銀行和華夏銀行央企持股較高，在30%-60%。地方國資除了在浦發銀行占比達20%左右外，在其他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中占比很低。可以說，全國性股份制商業銀行股份制改造較為成功，股權結構較國有大型控股銀行更加豐富，民間資本能夠充分參股，甚至個別控股，股份流動性較強。正是因為這些原因，全國性股份制銀行比國有銀行公司治理結構更加有效，在民間資本逐利性的驅動下，經營靈活，創新較強，競爭力較高，營利性較好。

城商行民間資本占比較大，呈現絕對優勢。城商行中，民間資本占比較大，銀監會主席尚福林在2015年全國城商行年會上的講話指出，“城商行積極引入民營資本，目前民營資本持股占城商行總股本的比重已達56%，為民營資本進入銀行業提供了經驗”。筆者研究發現，幾家已上市城商行當中，寧波銀行、哈爾濱銀行的民間資本比例在60%-75%；北京銀行、南京銀行在50%-60%；齊魯銀行近年來維持在45%左右，重慶銀行占比較低，也在30%-40%。此外，在城商行中，地方國有企業股份占比較多，股權主要被少數幾個地方國有企業持有，地方國有企業持股占比中，北京銀行和寧波銀行最低，為10%-20%；哈爾濱銀行在20%-30%；南京銀行、重慶銀行和齊魯銀行地方國有企業占比在30%-50%。雖然民間資本整體占比較大，但是股權分散在多個主體之間，單個民營企業持股較低，普遍在10%以下，沒達到控股地位。處于控股地位的是地方國有資產管理公司或地方財政局。民間資本入股銀行業方式多樣化。早期民營銀行入股銀行業方式主要為二級市場上受讓股權的方式，目前入股方式呈現多樣化，可以通過發起設立、認購新股、并購重組等方式。尤其是發起設立這一方式，是銀行體系從“資格準入”角度對民間資本的充分認可，目前剛剛起步，已發起設立了5家民營銀行。在認購新股方面，民營企業更為廣泛地被上市銀行所認可，近年來，上市銀行中有的也將民營企業作為戰略投資者引入，如2015年12月，重慶銀行引入深圳市國利投資發展有限公司作為戰略投資者。謀劃上市的郵儲銀行在2015年12月引入的10家戰略投資者中含有騰訊、螞蟻金服2家互聯網類民間資本，意圖在互聯網金融領域合作共贏。并購重組方式則主要在暫未上市的城商行中展開。而二級市場受讓股權方式入股，則顯得更為直接激烈，如2014年11月至2015年1月，安邦集團利用兩個月時間，連續11次舉牌增持民生銀行股份，比例從5%升至22.51%，成為民生銀行第一大股東。

未來應繼續完善頂層設計

盡管我國正在加快民間資本進入銀行業步伐，但是民間資本入股銀行業或發起設立民營銀行獲取新的金融牌照也并非易事。針對民間資本入股銀行業的新特征和問題，提出以下幾點建議：推進銀行業“混合所有制”改革。面對銀行國有資本占比較大，尚未建立充分的市場化、商業化的現代商業銀行運行機制的問題，有必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目前已經選取了交通銀行作為改革試點，拉起改革大幕，本次改革應該抓住核心——“推進有條件商業銀行實施混合所有制改革，擴大銀行資本補充渠道，激發市場發展活力。”擴大銀行資本補充渠道，主要是放開對民間資本的限制，增加民間資本股權比例。由此提升公司治理效率，經營決策去行政化，高管選撥市場化、透明化。但是應當堅持國家控股為前提，控股并不意味著要絕對控股，而是相對控股，通過引進多種民間投資者，使得股權多樣化、相對分散化。在國有資產管理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國家將國企分為商業性和公益性兩類，屬于商業類的銀行業，后期可以考慮管資本模式，借鑒新加坡淡馬錫模式，通過國有資本管理公司，實現對各大行股權投資，在保證控股的前提下，在二級市場上買賣銀行股權。賦予民間資本入股銀行業“國民待遇”。當下混合所有制改革要尊重市場化原則，賦予民間資本“國民待遇”，打破民間資本進入國有或國有控股銀行壁壘，實現“國退民進”，實現混合所有制的“形似”與“神似”。在上市國有控股銀行中，積極引進資金實力雄厚、經營良好、具有長遠投資合作意識的民營企業，在這一過程中要注意國有銀行股權合理定價，同時定向募集中引入民間資本，可以適當限定民間資本持股金禁售期，防范民間資本過于逐利與短期投機。積極引導民間資本對城商行、農村信用社的機構重組，建立起現代商業銀行治理結構，使其更好地服務小微企業、服務三農。

一、民間資本參與水土保持工程建設情況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九十年代，我縣依托山地資源優勢，提出了“希望在山，出路在電”，實施“興果富民”的發展戰略，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果業生產、造林綠化、小水電站、生態旅游等項目建設，開展“四荒”治理，逐步形成了以蜜桔、臍橙為主的特色支柱產業，對民間資金投入水土保持工程建設項目，在項目用地、稅費、用工、技術服務提供優質服務，出臺了《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積極參與水土保持工程建設實施辦法（試行）意見》(尋府辦發[2012]21號)，印發了《關于成立縣“四荒”治理工作領導小組的通知》（尋府發[2011]92號），通過十多年的努力，一任接著一任干，通過租賃、承包、股份合作等形式，“荒山”已變成“花果山”，民間資本參與水土保持生態建設成了不可缺少的主力軍，稀土尾沙再生利用，崩崗治理、紫色頁巖爆破種植三花梨等多種形式的治理，已初見成效。參與開發經營的有農民、干部職工、外商、企業老板等，主要采取分散治理，規模連片，投入形式主要有治理大戶、公司加農戶、果業專業合作社、獨立出資、股份合作等。據統計，自2000年以來民間資本參與治理水土流失面積10.6萬畝，累計投入資金68250萬元，參投數達1.2萬多戶，其中100畝以上經營戶526個。開發模式有林果產業型400個，循環經濟型124個，生態經濟型2個。通過民間資本參與水土保持工程建設，增加林草面積3.2萬畝，年均每畝增收1500元，當地受益50000人，人均增收2000元，增加就業崗位40000人，促進脫貧3000人。

二、主要措施和做法

第一、政府重視，規范引導。多年來，按照“誰投資，誰所有，誰管護”的原則，實行拍賣、租賃、承包經營、股份合作，制定“四荒”治理優先政策，做到產權明晰，責權明確，民間資本投入帶來巨大經濟、社會、生態效益。涌現了一批“水保大戶”，如稀土廢棄礦山種果大戶鐘新傳，礦山復綠大戶綠華林業發展公司，“荒灘”開墾治理劉加田等。

第二、示范帶動，創新多元化的投入機制。近年來，隨著山地資源減少，民間資本越來越注重水土保持治理項目的投入。一是注重發揮政府補助資金“藥引子”的作用，不干不補，大干大補，采取一事一議。建立多元化投入機制，實施社會辦水保。在水土流失區發動群眾集中連片治理，如，在南橋鎮高排、延嶺、黃壩等崩崗區規模治理，取得了較好成效。二是發揮治理大戶示范作用。我們引進了綠華林業發展有限公司開展稀土尾沙綜合治理，帶動產業發展，“沙漠”也可變“綠洲”。電視臺、新華網報道了項目治理成果，激發了社會各界參與礦山治理水土流失的熱情。

第三、部門協作，整合資金扶助。我們按照統一規劃，統一實施的原則，形成“各負其責，各報其賬”，整合農發辦、國土、扶貧、林業、水保等部門資金，合力引進金皇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開展經果林種植柑橘1萬余畝。荒山造林大戶綠華林業發展有限公司，開展水土流失區造林5000畝。

一、城市化進程介紹

自2001年中國成為WTO成員以來，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和經濟水平的提高，對公共基礎項目的投資力度與規模日益加大，因此對資金的需求也日益增大。上海“十五”期間，重大公共基礎項目投資占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即3000億元以上（金昊，2003）；據吳慶玲（2007）預測，本世紀的前20年，僅我國城市人口將增加到3.5億至5億，年均城市公共基礎項目投資需要1750至2500億元；王冬君等人（2006）認為特別是小城鎮基礎設施僅靠政府投入只能是杯水車薪，資金匱乏嚴重制約小城鎮的發展。而事實上，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的英、美、日等國的發展趨勢看，公共基礎項目融資及經營活動均由政府壟斷向企業、個人與社會機構開放，并引進私人資本到該建設領域，基本解決了資金匱乏和運營效率低下的問題（李心丹，2000）。但在資金匱乏的情況下，我國項目公司如何提升公共基礎項目融資管理水平仍是一個難題。

二、文獻研究與問題提出

為提升公共基礎項目融資管理水平，模式的選擇是一個重要方面。國外常見模式，諸如ABS、TOT、PPP、PFI、BOT等已進入我國公共基礎項目建設領域，并發揮了重要作用。馮鋒等人（2005）根據不同融資模式的運作特點，將我國引進的不同融資模式對號入座于非經營性、準經營性及經營性基礎項目，并提出了不同的路徑選擇；張偉等人（2008）在把握公共項目運行管理原則和政策精神的基礎上，將公共項目運行的具體做法歸納為六種類型，并解析其原理及優缺點，討論應采用怎樣的融資模式；黃友愛（2000）通過分析美國為代表的證券基礎融資模式和日本、德國為代表的銀行間接融資模式，結合中國的融資特點，研究了適合我國融資模式及要考慮的選擇要素。另外，于國安（2003）、黃如寶（2006年）等學者對我國公共基礎項目融資模式的創新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具有相當的實踐價值。

通過大量的文獻研究，筆者發現目前關于公共基礎項目融資模式選擇研究主要沿著以下幾個路徑展開:(1)直接引入一種國外成熟的融資模式，如TOT、PPP、BOT等;(2)將國外的融資模式引入到我國的某一子行業，如軌道交通;(3)從某一視角審視與討論融資模式，如小城鎮、城市的基礎項目、融資渠道、某地等;(4)在成熟融資模式的基礎上，結合具體情況，創造性的提出一種新型的融資模式;(5)根據融資模式的具體運作程序的特點，提供路徑選擇;(6)根據不同公共基礎項目的具體行業特點，選擇不同的融資模式。因此，筆者認為：上述研究多是從融資結構和運作的程序的角度開展各個方面的研究，很少從項目公司（在我國是多種主體）融資模式的績效，特別是在確定了具體融資模式之后，從影響融資模式績效的內在關鍵因素的互動關系的角度來展開對公共基礎項目的融資模式的研究。因此，本文擬從上海常見的BOT、TOT、PPP三種模式的比較中尋找影響從事公共基礎建設的項目公司績效的內在關鍵因素，然后將內在關鍵因素引入到平衡計分卡（BSC）體系之中，以圖利用BSC的戰略績效管理功能規范和發表公共基礎項目的融資活動；通過BSC的系統動力學分析，研究關鍵因素的互動關系，已達到提升上海公共基礎項目融資管理水平之目的。

三、三種融資模式的關鍵因素

各市、縣人民政府，省政府各部門、各直屬機構：

一、全面放寬民間投資領域

為民間投資開辟更廣領域。國有資本主要應布局于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領域。對于國有資本占明顯優勢地位，進一步調整優化國有資本布局。同時具備市場化條件的行業和領域，國有資本應有序退出，以吸引更多的民間資本進入；對于主要依靠市場配置資源，市場競爭充分、市場化程度較高的行業和領域，國有資本應加快退出，為民間資本創造更大市場空間；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通過參股、資產收購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重組。

確立民間投資平等的市場主體地位。凡是法律法規未明令禁止的投資領域，堅持“非禁即準、平等待遇”原則。全部向民間資本開放；凡是開放的領域，不得單對民間投資設置附加條件；凡是給予國有及外來投資的政策待遇，民間投資同樣享受。

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重點鼓勵民間資本進入以下領域和行業：

（一）農業農村基礎設施。鼓勵民間資本獨資、參股或租賃經營具有一定經濟效益的水利水電工程項目，積極支持投資小水電、城鎮水源建設、農村安全飲水、水資源綜合利用項目。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參與發展壯大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農村合作經濟組織，建設優勢農產品原料生產基地和標準化規模養殖場（區），參與高標準農田、農田林網建設和立體農林業經營，發展現代農業服務業。積極開展試點，探索民間資本參與農村土地整治、促進新農村建設的新路子；支持通過市場方式參與農村土地整理、復墾項目建設。推進民間資本參與農村集中居住區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