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為了了解和掌握黨內民主發展情況，本文通過座談和問卷調查，充分地肯定了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取得的主要成績及其表現，深刻地分析了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及其原因，系統地闡述了健全和完善黨內民主的對策。

關鍵詞：黨內民主/發展情況/調查與思考

發展黨內民主，不僅關系到黨的生命，是黨的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保證，而且也對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帶動作用，是推動人民民主的根本動力和基本保障。為了了解目前黨內民主發展情況的現狀，找出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并分析其存在的原因，提出改進的意見和對策。2002年暑假期間，我們查閱了近年來探討這方面問題的理論成果，設計了60個細節問題，向北京、山東、遼寧、黑龍江、甘肅、上海、江蘇、廣東等地各行各業基層黨組織的黨員群眾，發放了4000份調查問卷，共收回有效調查問卷2510份，其中，黨政機關（含黨校學員）624份，事業單位215份，企業單位1087份（含私營企業4份，中外合資企業8份），農村373份，大中學生178份，解放軍33份。2003年寒假期間，根據研究需要，我們又重新設計了60個細節問題，共發放調查問卷1000份，對山東部分地區的黨員又進行了補充調查，共收回有效問卷713份，其中企業610份，黨政機關91份，學校12份。通過認真統計和分析收回的有效調查問卷，我們認為，目前黨內民主發展的基本情況如下：

一、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取得的主要成績及其表現

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擁有6500多萬黨員、340多萬個基層組織的大黨，通過民主集中制實現思想和意志的高度統一，是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優勢。發展黨內民主問題，是建黨以來中國共產黨一直非常重視的一個重大問題，也是黨的事業能否興旺發達的重要條件。改革開放以來的20多年，不僅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黨內民主發展情況最好的時期。特別是近幾年來，黨內民主與社會民主和人民民主互相促進，加之我們黨對黨內民主宣傳教育的日益加強，使黨員的思想普遍活躍，具有較強的獨立思考問題的能力，敢于大膽發表意見，黨內民主意識比較強。尤其是通過黨內民主制度的建設，黨員的權益比過去有了更多的保障，黨員參與黨內事務，對領導機關和領導干部實行監督的渠道越來越寬，黨內決策的民主化程度逐步提高，為健全和深化黨內民主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概言之，發展黨內民主過程中取得的成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一）黨內民主的思想認識不斷深化

一、中國社會傳統的行政集權體制。

（一）行政集權體制的存續

以同志為核心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流血犧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新中國從法律上確定了勞動者的民主權，并建立了初級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在政治體制層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現實中國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與行政集權體制之間的矛盾。行政集權體制，是舊的集權官僚制的體制在新社會的保留，也是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實現形式，當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委領導和掌控下運行的。它在原則上是民主的，但實行民主的方式和機制，卻延續了舊的行政集權。在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時，所能實行和運用的體制，只能是對舊制度的行政集權體制在改造中的保留。兩千余年的集權大一統，雖經制度變革，但在社會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續性，新政權只能在利用舊體制的同時對其加以改造，這種改造主要體現于各級官員的變換，并體現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行政層次和級別，以及運行機制等，基本上保留了舊的框架，即中央、省、市、縣、鄉的自上而下的統屬關系。

（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行政集權體制中，也將自身行政化了。

政黨作為民主權中結社權的集合，其內部的基本關系是黨員個人權利的平等。雖然也會有上下級的區分，但這主要是在組織行為上的，黨員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初期是很明確的，黨的章程上也有明確規定。但是為了適應對行政集權體制的領導，黨組織不能不按行政級別來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執法、司法機構、甚至人民代表大會都要設立相應級別的黨委或黨組，其中負責人也要有行政級別，并據此領取工資。而行政、立法、司法、執行等機構的負責人，不僅要由黨委來提名候選，當選后還要擔任同級黨委或黨組中的副職。由此，黨就在領導和掌控行政集權體制的同時，將自己納入該體制，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發展至今，問題百出，某些黨員從個人利益，小集團利益出發，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拋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駕群眾之上，逐漸脫離群眾，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民主權利。

（三）官員選拔與晉升途徑中存在的問題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堅定不移地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必須如中共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那樣，把“發展基層民主”作為“基礎性工程重點推進”。基層民主包括基層人民民主和基層黨內民主兩大部分，其中基層黨內民主尤其重要，因為作為執政黨的黨內民主，對人民民主起著帶動、示范的作用，中國共產黨要以尊重黨員主體地位，來推動并實現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以保障黨員民主權利來推動并實現保障人民民主權利。如果執政黨的基層黨內民主沒有搞好，就會影響到基層人民民主的健康發展；或者說假使執政黨的基層黨內民主并沒有得到真正的發展，就會造成對基層人民民主的阻礙和傷害。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共產黨在黨內民主的制度建設和創新方面，已取得可喜的成就，現在的問題是，要重在貫徹、重在落實。在當前時機成熟、條件成熟的情況下，為了加快發展和落實基層黨內民主，應集中做好以下**件事項。

一、實行基層黨組織的黨務公開

發展基層黨內民主有一個基本要求，就是賦予黨員有了解黨內事務的權利。黨員既然擁有了解黨內事務的權利，就必然要促使黨務走向公開。《中國共產黨章程》規定，“黨的各級組織要按規定實行黨務公開，使黨員對黨內事務有更多的了解和參與。”所謂黨務公開，是指凡涉及黨的思想、組織、作風、制度、能力等方方面面的建設和發展的狀況以及財務開支賬目必須向全體黨員報告。在基層黨組織實行黨務公開，就是使基層黨組織的所有事務讓所有黨員都知曉。過去，基層黨組織的黨務往往只為少數黨員，主要是領導班子的成員知道。而需要將黨務傳達給基層黨組織全體黨員知道的，只是那些因為要求大家執行，而只有了解了組織上的意圖后才有利于貫徹的內容。這樣，就使基層黨務長期處于封閉、限制的狀態。現在，實行黨務公開必須打破這種狀態。

黨務公開應建立黨內情況通報制度，情況通報的內容既包括一般情況通報，也包括重大情況通報。要根據通報內容的不同性質和特點規定時限，一般性工作一個月或一個季度作一次情況通報，有重要性或緊急性的工作則要迅即通報。黨的各級組織要把黨內的工作和活動情況，尤其是重大情況，及時通報給全體黨員，使黨員對黨組織各方面的情況有所知曉，就能保持密切的聯系。黨內情況通報，可以采取黨的會議、文件、簡報、資料以及網站等形式進行。公開黨務公開到什么程度？往往會碰到“黨務機密”的困擾。其實，中國共產黨早已從革命黨變成執政黨了，對于基層黨務來說，已經不再涉及國家機密和軍事機密的問題，究其實質已沒有什么機密可言，不能再借口“機密”而拒不公開。應樹立“基層黨務必須透明”的理念，及時地將基層所有黨務公開。

二、實行基層黨內情況反映制度

如果說黨務公開主要是組織方面所采取的行為的話，那么黨內情況反映制度則可以包括黨員個人向黨組織的思想匯報和情況反映、黨內思想傾向的反映、各項工作落實情況的匯報反映、黨內作風方面的情況反映，以及黨外人士和群眾對黨員、干部、黨組織的意見、建議和要求方面的情況反映，還有社情民意的反映等。這一制度要保證基層黨員群眾在第一時間反映問題，提高情況反映的效率。反映的情況要及時向領導或上級組織匯報，不能截留。要規范情況反映的程序，一般問題逐級反映，重大事項可多級反映或越級反映，直至向中央反映。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內民主發展取得了重大進展。黨中央發揮表率作用，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匯報工作，中央的重大決策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征求意見，并且從制度層面推進黨內民主制度化建設，有力地指導和促進地方和基層組織的黨內民主創新試點。黨的基層和地方組織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積極主動進行黨內民主的試點改革，在競爭性選舉、黨代會常任制、黨的領導和決策體制改革方面進行大膽地探索，為黨內民主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提供了有益的經驗。全面考察和總結近年來黨內民主發展的情況，我們可以發現黨內民主發展的一些主要特征。

一、循序漸進，累積創新

黨內民主在基層的發展不是一步到位的，而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從村支部競爭性選舉到鄉鎮黨政領導公推公選，再到鄉鎮黨委書記和黨委班子公推直選，基層黨內競爭性選舉制度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累積創新的過程。公推公選建立了一種干部選拔的競爭機制，但仍然是干部選干部，于是產生了公推直選，公推直選作為對公推公選的一種改進性創新，既體現了競爭原則，又落實了黨員的民主權利。四川平昌縣鄉鎮黨委書記和黨委班子公推直選就是在經歷了鄉鎮領導班子公推公選的基礎上進一步創新而來的。公開選拔作為省、市、縣地方黨委和政府工作部門選拔領導干部的一種方式，由于筆試環節不利于選拔出真正能干的人才，而且缺乏民意的體現，于是公開選拔和民主推薦相結合，公開選拔向公推公選演變。例如，2006年4月至8月，江西省對公開選拔的方式進行改進，取消了筆試環節，完善民主推薦環節，通過公推公選產生9名正廳級領導干部。黨內民主創新是一個在原有制度基礎上擴大民主空間的過程，在創新的基礎上再創新，呈現出累積創新的態勢。

黨內民主的演進和擴大也是一個先易后難，由低到高的過程。進行公開選拔和公推公選的領導崗位先是低職位的領導崗位，然后到較高級別領導崗位，先是副職崗位，然后再是正職崗位，先是黨委和政府工作部門的崗位，然后再是黨委和政府主要領導崗位。徐州市在進行公推公選黨委政府副職的基礎上，于2003年開始公推公選縣區長候選人推薦人選，江西省在公推公選副廳級領導干部的基礎上，于2006年公推公選正廳級領導干部。隨著公推公選和公推直選制度設計的改進和完善，公推公選和公推直選的成本也不斷降低。

二、解決問題導向，

而非理想導向

近20多年來，中國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在實踐中取得了許多重大進展。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國家民主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中國共產黨民主執政能力進一步提高，政府民主行政能力顯著增強，司法民主體制建設不斷推進，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初步形成。城鄉基層民主不斷擴大，公民的基本權利得到尊重和保障，國家在加強公民有序的政治參與，村民自治方面有了一些初步的設想，等等，這些是基本符合我國國情和社會發展規律的。然而不可否認的是，中國由于幾千年的封建專制制度所殘留下的與民主政治南轅北轍的問題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又有所轉化或抬頭，成為阻礙中國社會民主政治進程的主要障礙，表現為民主政治的脆弱性。如在集體與個人、多數人與少數人的關系問題上，對個人、少數人的正當權益和合理要求重視不夠；在確保民主政治鞏固與發展的程序方面也存在許多漏洞，等等。究其原因，這種脆弱性與中國社會行政集權體制的存續和中國民眾“官本位”文化、小農意識的繁衍密切相關。本文將就此展開分析，以期探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問題。

一、中國社會傳統的行政集權體制。

（一）行政集權體制的存續

以同志為核心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在流血犧牲中建立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新中國從法律上確定了勞動者的民主權，并建立了初級的民主制。但由于民主制尚不完善，以及小農經濟的普遍存在，在政治體制層面，不得不保留行政集權體制，現實中國政治的主要矛盾都集中于此——民主制與行政集權體制之間的矛盾。行政集權體制，是舊的集權官僚制的體制在新社會的保留，也是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的實現形式，當前，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黨委領導和掌控下運行的。它在原則上是民主的，但實行民主的方式和機制，卻延續了舊的行政集權。在初級公有制和民主制建立時，所能實行和運用的體制，只能是對舊制度的行政集權體制在改造中的保留。兩千余年的集權大一統，雖經制度變革，但在社會生活中仍然有其延續性，新政權只能在利用舊體制的同時對其加以改造，這種改造主要體現于各級官員的變換，并體現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但行政層次和級別，以及運行機制等，基本上保留了舊的框架，即中央、省、市、縣、鄉的自上而下的統屬關系。

（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行政集權體制中，也將自身行政化了。

政黨作為民主權中結社權的集合，其內部的基本關系是黨員個人權利的平等。雖然也會有上下級的區分，但這主要是在組織行為上的，黨員之間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在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初期是很明確的，黨的章程上也有明確規定。但是為了適應對行政集權體制的領導，黨組織不能不按行政級別來建制，而所有的行政及執法、司法機構、甚至人民代表大會都要設立相應級別的黨委或黨組，其中負責人也要有行政級別，并據此領取工資。而行政、立法、司法、執行等機構的負責人，不僅要由黨委來提名候選，當選后還要擔任同級黨委或黨組中的副職。由此，黨就在領導和掌控行政集權體制的同時，將自己納入該體制，成為其中重要的組成部分。發展至今，問題百出，某些黨員從個人利益，小集團利益出發，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拋到九霄云外，逐步凌駕群眾之上，逐漸脫離群眾，嚴重侵害了人民群眾的利益和民主權利。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以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為重點，著力發展社會事業、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完善社會管理、增強社會創造活力，推動社會建設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協調發展。民政部門作為政府管理有關社會行政事務的職能部門，所主管的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區建設、民間組織、優撫安置、區劃地名、婚姻、殯葬等20多項工作，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關，主要職責就是關注民生、發展民主和服務社會。可以說，民政工作是促進社會公平正義的基點，是實現社會安定有序的基石，是和諧社會建設的基礎。深入貫徹落實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必須切實履行民政部門的職責，更充分地發揮民政工作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中的重要基礎作用。

一、立足于改善民生，切實保障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和優撫群體的基本權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

維護和實現社會公平正義，關鍵在于協調和妥善處理各種利益關系，在全社會形成合理的利益格局，充分體現和保障不同社會群體特別是困難群體的基本權益。這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要求。民政工作面向全體社會成員，著重保障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和優撫群體等三類特定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對社會公平正義具有直接促進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絕大多數人民群眾過上了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但由于種種原因，還存在一定數量需要國家和社會扶助、救濟和優待的對象，其中主要是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和優撫群體。困難群體包括城鄉貧困戶、農村五保戶、流浪乞討人員、受災群眾和其他困難人群。全國現有農村貧困人口數量還很大，仍然達到2100多萬，低收入人口3550多萬，五保供養對象570多萬，城鎮低保對象2200多萬，每年需要救助的受災群眾近億人次。特殊群體包括需要得到救助與關愛的老年人、孤兒、殘疾人。目前，全國有1.43億老年人，8296萬殘疾人，57.3萬孤兒。同時，還有大量需要國家扶助的優撫對象。解決好“三個群體”的實際困難，維護好他們的切身利益，保障好他們的基本生活，讓他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是政府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我們黨執政為民的具體體現，更是民政部門的基本職責，是平衡不同群體利益關系、維護社會公平、促進不同收入階層和諧共處、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民心工程。

十六屆六中全會從維護社會公平出發，高度關注困難群體、特殊群體和優撫群體的生活權益，確定了逐步建立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慈善事業相銜接的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的目標。落實十六屆六中全會精神，民政工作將本著“以民為本、為民解困、為民服務”的理念，從調節收入分配、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社會和諧出發，把解決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放在首位，以健全體系、完善制度、搞好銜接、狠抓落實為著力點，以創新管理方式和增強財力支撐為推進手段，切實保障“三個群體”的基本權益。

一是進一步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制度健全、相互銜接的新型社會救助體系，有效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權益，在保障民生方面發揮“兜底”作用。實施國家災害應急救援重點工程，健全災害應急救助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進一步提高災害應急救助能力。繼續完善城市低保制度，加快農村低保制度建設步伐，努力建設惠及全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實施面向農村五保對象的“農村五保供養服務設施建設霞光計劃”，妥善解決五保老人的住房、醫療問題。切實加強對流浪乞討人員的救助管理，注重救助保護流浪未成年人。完善臨時救助制度，發展就業救助服務，幫助低保邊緣人口等低收入群體解決特殊困難。進一步規范農村醫療救助，加快推進城市醫療救助。積極推進生活、醫療、教育、住房、司法等項救助制度之間的銜接配套，逐步提高救助水平，努力滿足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需求。

省委十屆三次全會作出的關于爭當實踐科學發展觀排頭兵的決定,對備受人們關注的民主發展問題作了明確的闡述,強調民主法制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保障,要重視人民群眾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中的主體作用,并提出了一系列推動民主發展的新舉措,為廣東科學發展增添內生動力。

《決定》對推動廣東民主發展提出系列創新舉措

《決定》抓住當前影響我省政治發展與穩定的主要因素,有針對性地提出推動民主發展的新舉措。

一是在經濟和社會方面,針對分配不公和弱勢群體的保障問題,強調進一步深化財政體制改革,財政支出重點向公共服務、公共產品、民生保障等傾斜,完善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更加注重以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領域立法等。

二是在政治方面,針對法制不張、對公共權力的制約監督不力、對權力腐敗治理失效、政績工程豆腐渣工程傷害民眾利益、民眾政治參與途徑窄小、決策忽略民眾利益等問題,強調重大決策、決定要聽取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派、人民團體及社會各界的意見,并通過報刊、廣播、電視、網絡和民意調查等多種形式廣泛征求意見；堅持科學立法、民主立法、開門立法,建立法規多元起草機制；強化行政執法評議考核,推進“陽光用權”；強化考核結果運用機制,把考核評價結果作為領導班子調整和領導干部選拔、獎懲、培訓的重要依據；編制和公布各地區的科學發展指數；要從黨代表、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黨外人士中聘請科學發展監督員,對各地落實科學發展觀的評價考核情況進行監督等。

三是在文化方面,針對傳統政治文化中“官本位”的舊觀念和做多錯多、不如不做的消極觀念,提出必須認清民主法制是落實科學發展觀最根本的保障,從不重視人民群眾主體作用的意識中解放出來,注意保護干部解放思想、改革創新的積極性,為在落實科學發展觀中想干事、敢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人提供堅強后盾,營造寬容、寬松、寬厚的社會氛圍等。

深入開展教育系統政風行風評議工作是進一步優化教育環境,推進教育事業健康發展，努力辦好人民滿意教育的重要舉措。認真貫徹福清市教工委精神，以樹立教育形象、辦人民滿意的教育為目的，以規范收費行為，加強師德教育為重點，堅持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糾建并舉、評建結合的原則，有組織、有重點、分步驟，規范管理，依法治教，切實開展了學校政風行風評議工作，樹立起學校新的形象。現匯報如下：

一、健全機構、領導重視、職責明確。

政風行風評議工作涉及到學校工作的方方面面，涉及到每一位教師。離開了廣大教職工的積極參與，評議工作就難以落到實處。為此，我校重點抓好以下工作。

1、召開動員大會，拉開序幕。在行風評議準備階段，校長親自組織召開動員大會，使全體教師明確開展此項工作的重要意義、具體內容和要求，理解良好的行風是由每一個教師的努力和形象匯集而成的，增強了全體教師加強行風建設的緊迫感。組織教師學習，突出重點。學習是為了進一步統一思想，是為了有的放矢地做好工作。基于這種認識，領導小組認真組織全體老師學習了上級有關文件精神，并將我校討論制訂的《*小學*年民主評議政風行風工作實施方案》，讓每位教師發表意見和建議，鼓勵大家獻計獻策，形成人人參與的良好氛圍。根據市教育局的統一部署，我校把政（行）風建設擺上行政班子的重要議事日程，積極聽取政風行風評議的匯報，研究、分析學校中行風民主評議政風行風的工作進展情況，協調解決學校工作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

2、建立健全學校民主評議政風行風工作領導機制，學校成立了以校長為組長、書記、副校長、工會主席為副組長、其他行政人員為組員的行風評議領導小組，具體負責落實民主評議行風工作安排、組織協調和監督檢查；將行風建設列入學校工作日程，班子成員明確分工，責任到人。

3、加強學校行風政風建設，聯系實際制訂詳細的工作計劃、行評方案和確實可行、有效的措施，使行風建設與行政、業務工作有機結合；與全體行政人員簽訂行風建設工作責任制，要求領導干部率先垂范，牢固樹立四種意識：“責任意識”、“服務意識”、“質量意識”和“安全意識”。

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既需要民主理念的進步，更需要民主體制制度和運作方法的創新。黨的十七大報告圍繞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的新要求，對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作出了全面部署，不僅科學規劃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基本路徑，而且在民主理念的進步和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上，有許多創新性的設計。

強調公民意識和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在民主權利及其行使保障體制制度上有新進展。

切實保證人民的民主權利，既需要公民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的形成和進步，也需要制度性保障。民主意識是民主發展的精神動力。公民意識和民主權利意識，是最基本的民主意識，民主權利的正確行使首先是對它的正確認知。為此，報告富有新意地提出了“加強公民意識教育，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同時從整個人民民主的層面提出了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障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等。這是人民民主權利的新認知，同樣也是民主權利意識上的新要求。

豐富發展了民主公開理念，提出了完善公開辦事制度的新要求。

報告根據民主政治的開放性和越來越走向公開透明的特征要求，立足我國民主實踐進程的進步和發展需要，豐富發展了民主公開理念。在原來政務公開、村務公開和廠務公開的基礎上，提出了黨務公開，作出了完善各類公開辦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和公信力，增強決策透明度和公眾參與度，提高選人用人的公信度等論斷。提出了制定與群眾利益密切相關的法律法規和公共政策原則上要公開聽取意見；在推進和完善各種公開辦事制度中實現政府行政管理與基層群眾自治有效銜接和良性互動；在干部的選用上，要完善公開選拔、競爭上崗、差額選舉辦法等。公眾參與、公開辦事、公開聽取、公開選拔、公信透明等，意味著民眾在政治生活中擁有更大的參與權、發言權，也使政府等組織的工作更加透明和反映民意。這不僅塑造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象，也反映了黨領導人民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民主的高度自信。

提出了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目標及理念，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

1.當代世界民主化浪潮及對政治發展理論提出的新課題

發展中國家能否實現民主？或者說，現代民主的政治形式是否能夠成功地移植到非西方國家？許多政治學家曾對此持懷疑態度。在60～70年代，世界上的一些權威主義政權顯得穩定和強有力，而大批建立民主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卻充滿危機和混亂，紛紛倒向軍人獨裁政體，從而形成一股強勁的全球性非民主化浪潮。這種情況帶來政治學界對民主在發展中國家適用性的非常廣泛的悲觀主義情緒。在某種程度上，我國一些政治學者在80年代提出的“新權威主義”也是這種思潮的一種反映。

然而歷史的發展卻使這種悲觀主義理論不攻自破。自70年代中期起，一股巨大的民主化潮流從歐洲南部悄然興起，導致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軍人獨裁政權垮臺，西歐最后這三個權威主義政體完成了向民主的過渡。接著，民主化潮流漫卷拉丁美洲，軍人獨裁者紛紛交出政權，讓位給民選的文人政府。到80年代末，這片大陸已經基本上實現了民主化。80年代中期，民主化的潮流涌入東亞和南亞，菲律賓、韓國等實現了向民主的過渡。到80年代末，民主化潮流迅猛席卷“斯拉夫－東正教”地區，前蘇聯和東歐集團各國一個接一個轉向西方式的民主道路。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化潮流也回蕩于撒哈拉以南的黑非洲，沖擊著“中東－伊斯蘭教”地區。美國著名政治學家S.亨廷頓把這次民主化運動稱為“第三次民主化浪潮”。根據他的說法，從1974年到1990年，世界上有約30個國家由權威主義政治過渡到民主，另有20多個國家出現了強大的民主運動，或開始了朝向民主化的改革。⑴進入90年代，又有數以十計的國家完成或開始了向民主的轉變。正如L·達爾蒙德和M·波萊特耐爾所說：“當未來歷史學家回首20世紀時，他們可能把這個世紀的最后四分之一視為現代文明史上最重要的民主躁動時期。”有的學者樂觀地指出，“民主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20世紀是民主的世紀。”⑵這場民主化潮流使我們有可能重新審視傳統的政治發展理論，特別對發展中國家的民主化問題形成更明確更有根據的認識。在70年代以前，雖然有部分發展中國家走上了民主道路，但大多是受到西方政治文化沖擊而產生的暫時效應，或屬于某種特殊歷史條件的產物。這種沒有深厚根基的民主或者很快就垮掉，或者難以健康地運作。而在當前這場民主化浪潮中，有如此眾多的非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實現了向民主的轉變，其中多數國家向民主的轉變都是自身民主化條件發育成熟的結果。它表現為：這些國家向民主的過渡多都是以較為和平的方式實現的，很少暴力和流血；民主制度建立后，很少遇到強大的反抗，基本沒有反復；民主制度的運作較為順利，民主制度和民主價值為多數國民所認同。⑶這樣，它就為我們認識發展中國家民主化問提提供了可靠的材料。本文擬根據近20來來各國民主化的實踐，參考國外有關的研究成果，對發展中國家民主化的諸種前提作一個初步的分析。

2.經濟發展與政治民主化的定量聯系

經濟因素與政治民主的關系歷來為人們所強調。但是，關于兩者之間具體的聯系方式人們卻有著不同的認識。第三次民主化浪潮給我們的一個重要啟示在于，根據數十個國家的經驗，我們大致可以確定當展中國家向民主過渡的經濟閥值。

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美國著名政治學家李普塞特對經濟發展與民主之間正相關的聯系作出過精彩的論述。他引用一些數字證明：“民主較多國家的財富、工業化、城市化程度和教育水平的平均數要高得多。”依次而降，是“民主較少”的國家和“獨裁較少”的國家，而在“獨裁較多”的國家這些指標處于最低水平。⑷李普塞特以后，許多研究者沿著這個思路探尋民主化的原因，把民主化視為經濟現代化（工業化、城市化、國民收入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等）的一個必然產物，而把一個國家的GNP視為解釋民主的“關鍵的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