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燃燒女子的肖像》是一部劇情片，這部電影的導演、制片人、主創均為女性。影片從女性視角出發審視女性的情感發展和話語權的變化，通過蒙太奇的表現方式，刻畫女性的主體性和獨立性，簡練的人物對話和油畫般的畫面相互碰撞，增強了影片的感染力。

[關鍵詞]男性凝視；女權主義；平權思想；敘事；隱喻

法國電影《燃燒女子的肖像》是由瑟琳·席安瑪執導，阿黛拉·哈內爾和諾米·梅蘭特主演的影片。該影片在第72屆戛納電影節中榮獲最佳編劇獎，2019年獲得同志金棕櫚獎，在第45屆法國電影凱撒獎中榮獲最佳攝影獎等多個獎項。故事發生在法蘭西王國布列塔尼半島上，講述女畫家瑪麗安受富家小姐艾洛伊茲的母親所托，在艾洛伊茲不知情的情況下為她作畫，目的是把肖像寄給一位素未謀面，但要與艾洛伊茲結婚的富商男子。艾洛伊茲對這一安排極不情愿，畫家在為艾洛伊茲作畫中，兩人相互愛戀，最終無疾而終的故事。

一、平權思想的溯源

1.男性凝視的緣起在提到平權思想之前，需要先關注男性凝視。男性凝視指的是在男權社會下，女性被看作第二性，男性通過一些媒介和渠道觀看和凝視女性，他們被作為第一性。這是基于生理差異化區別來對待性別，社會發展中對男女的差別化對待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如社會價值觀念、制度規范和文化習俗等。英國學者約翰·伯杰在《觀看的方式》一書中提到，人們觀看的方式中“理想”的觀賞者通常為男人，而女人的形象常常是用來討好男人的。他研究歐洲古今的裸體畫像，發現女性模特常是面對觀眾或畫家的，或者通過一個鏡子，以畫家看她的方式來看自己。2.平權思想的論述平權思想就是對于男性凝視及女性凝視的平等對待，凝視與被凝視的轉換與突破，是思想精神的釋放，也是突破一些不平等的思想觀念，在束縛限制中解脫出來，敢于為自己發聲。女權主義是指女性爭取與男性平等，體現女性自我精神與能量的一種女性思想、社會言論及政治協助行為。男女平等是女權主義最基本的目標，在爭取與男性平等的同時，女性還要注重自我的價值表現，展示女性的獨特魅力，挖掘并發揮女性的社會力量，為社會各階層女性的思想與行為的解放而努力。

二、《燃燒女子的肖像》影片中的平權思想

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婦女的民主法制意識不斷增強，維護自身權益的要求日益強烈，我市婦女權益面臨的問題，既有人民群眾面臨的共同利益問題，如企業改制，征地拆遷、下崗就業等方面的問題，也有有別于男性的特殊權益問題，如婦女參與國家和社會事務管理的程度低，婦女就業結構不合理、婦女權益保障缺乏有效的執法主體等問題。因而，全面詳實了解我市婦女權益問題基本特征和發展趨勢，及時提出應對的思路和具體措施，才能切實解決婦女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

一、我市婦女權益保障現狀

1、婦女參政議政意識增強。近年來，我市各級黨組織逐步加大對婦女干部的選拔、培養和使用力度、保障婦女各項政治權利。目前，我市有婦女干部0.66萬人，占干部總數的43%。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女委員的比例分別達77.9%和27%。市人大代表中女性占代表總數的28.7％；市政協委員中女性占市政協委員總數29.2%。

2、婦女社會保障得到加強。2007年，全市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女職工6.52萬人，占參保人數的44%，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女職工5.59萬人，占參保人數40.1%，參加失業保險女職工3.45萬人，占參保人數47%，參加工傷保險女職工4.28萬人，占43.3%；參加生育保險女性1.4萬人，占44.4%。與此同時，我市出臺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暫行辦法和農村醫療保險，07年底，農村婦女有養老保障的覆蓋率達90%；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險婦女參保率達99%。

3、婦女兒童受教育水平提高。07年末，我市中小學女童入學率達到了100％，高中階段毛入學率到達95.6％，婦女平均受教育年限到達14年，女性專業技術人員有1.6萬人，占各類專業技術人員的33.8％。

4、婦女健康水平得到提升。2007年全市婦科病檢查率達91%，育齡婦女享有生殖健康服務率達90%以上，孕產婦住院分娩率達到99.9%，農村高危孕產婦住院分娩率分別為100%，孕產婦產前醫學檢查率達到95.1%。

菏澤市是農業大市，近日，我們通過發放問卷、走訪、實地調研和案例分析等方式對農村婦女權益保障問題進行調查，了解到農村婦女維權領域尚存在一些問題，現將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農村婦女發展狀況

我市現有農村婦女364.16萬人，占農村總人口49%，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進程中，農村婦女發展呈現出新的特點：

（一）經濟參與平臺不斷拓寬，在生產發展中挑重擔。隨著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原來農村傳統的“男耕女織”被現在的“男工女耕”所替代。我市農村婦女從事種植業988300人，從事養殖業108100人，從事加工業184300人，從事服務業573900人。農村婦女在種植、養殖、加工等各個領域大顯身手，成為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一支生力軍。

（二）求知求新求發展，在生活寬裕中閃亮點。通過學習和實踐，部分農村婦女不斷提高知識層次和技能，成為增收致富的先行群體，掌握實用技術的114萬人，獲綠色證書的3.7人，獲農民技術員職稱的2.1人，全市共有科技致富女能人2125名，“婦”字號龍頭項目和示范基地33個。如曹縣大力發展蘆筍種植業，面積12萬畝，從業婦女5萬人，人均年收入萬余元。

（三）生活方式日益改善，在鄉風文明中占主導。在基層婦聯組織的引導下，廣大農村婦女發揮自身性別優勢，踴躍參與五好文明家庭、和諧平安家庭創建活動，投身文明村鎮建設，成為農村精神文明傳播的主力軍。80%的婦女在家庭中發揮主導作用，重視提高婚姻家庭質量，尊老愛幼，夫妻和睦，勤儉持家，鄰里團結，積極倡導健康文明科學的生活方式。

西方女權主義思想也稱女性思想，它是西方婦女解放運動的產物，于20世紀六十年代末期，首先在歐洲大陸產生并迅速地發展起來。西方女權主義運動大體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女權階段、女性階段、女人階段。

第一階段帶有濃重的政治色彩，女權主義者提出與男人擁有同樣的政治權利、經濟地位、就業地位和思想解放。1968年以后女性主義者不再局限于同工同酬和職業的認可。1980年以后女性主義者提出了以強調兩性對立和女性提出了以強調"女人"為特征的新民族主義，不再強調兩性對立和女性和女性一元化，而是提出多元論，女性不再和男性對立，不再是準男性，從而消弭男性統治話語，使世界成為有新生意義的后現代世界。

女權主義思想的最初萌芽可以在29世紀形形色色的作家和社會評論家的著作中見到。同時一批個性鮮明、反抗意識強烈的女性形象出現在文學作品中，想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小仲馬的瑪格麗特,福樓拜的愛瑪,易卜生的娜拉等等在世界文庫中已成為不朽的藝術沒的典型.

現代舞蹈是在反對僵化的前提下產生的歷史現象,是現代舞之母依莎多拉.鄧肯對陳腐的芭蕾向世界大喊"芭蕾一點也不美"時開始的轟轟烈烈的舞蹈革命。但鄧肯從未想到要去建立一個什么新的學派，而只是想從芭蕾的清規戒律中獲得一種肢體與精神的自由，然后按照自己喜歡的方式跳舞。

隨著現代舞的發展，我們在上世紀六十年代目睹了美國人對舞蹈興趣的大副度增長--這種興趣很快就反映在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中，其中，有一種觀點認為舞蹈是一種女性的藝術，而我們的文明是父權家長制式的。事實上，在世界范圍內，男子與女子一樣頻繁的跳舞，有時甚至比女子跳得更多，甚至主導著舞蹈的走向，在很多女性跳的舞蹈中,他們詮釋的卻是男性的思想觀點,用大部分男人的審美決定著舞蹈的審美,用男人的眼光決定著舞蹈的角色.如根據莎士比亞名著改編的芭蕾舞劇《馴馬記》描述的就是一位具有自己思想和個性的女性在社會和家人的責備下被丈夫馴化的過程。在舞蹈中編創者使用諷刺和滑稽的舞蹈語言表現這位"悍婦"，用一種灑脫而尊重的舞蹈語言表現那位丈夫，并宣示順從男人是女性的最大美德，并認為這表現了人類靈魂中真正女性的方面。

女權主義思想真正影響舞蹈這門特殊藝術的是在于它提供了一種女性觀點。正如中國女權主義批評家戴鏡華所說："真正的女權主義文學和藝術批評，重要的在于提供一種女性視點去解構文學中是男權主義文化中心的存在和整個男權社會的權利機構。"

漢代是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時期。在這一時期，高度集權的“大一統”的政治體制基本形成，并且經歷了多次社會動蕩的歷史考驗而更為完備。秦文化、楚文化和齊魯文化等有深厚歷史基礎的地域文化在這時實現了歷史性的融合，形成了以統一的漢文化為標志的文化共同體。這一時期我們民族對于世界文明進步的貢獻，有光榮的歷史記錄。在漢代，婦女的地位，婦女的作用，婦女的權利保障，與其他若干歷史時期，特別是與一些人以為可以較典型地體現出中國傳統文化特色的宋明時代，在某些方面有明顯的不同。

說到漢代的女權，可能有人首先會想到曾經家喻戶曉的呂后專政故事。呂后多謀而果斷，漢并天下后，曾經努力協助劉邦翦除異姓諸侯王。她處死韓信，力促劉邦夷滅彭越宗族。漢惠帝死后，呂后臨朝稱制8年，擅權用事。其實，漢代這種所謂“母黨專政”，“權在外家”[1]的情形屢有發生。例如東漢時期，“多女主臨朝，不得不用其父兄子弟，以寄腹心，于是權勢太盛。”[2]

漢武帝是武功卓越的帝王，而衛青以皇后衛子夫同母弟的身份被任命為大將軍，霍去病以衛子夫姊子的身份被任命為驃騎將軍，李廣利以漢武帝所寵幸李夫人兄的身份被任命為貳師將軍。漢武帝時代的3位名將都由女寵擢升，也是可以反映漢代婦女對政治生活有重要影響的跡象。

世系從母系方面來確定，是遠古時代的婚姻關系所決定的。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曾經指出，直到三代以后，“姓之字多從女，如姬、姜、嬴、姒、嬀、姞、妘、婤、姶、嫪是也。”其實，在漢代，仍然可以看到承認女系這一古老文化現象的遺存。漢景帝長子劉榮因母為栗姬，于是被稱為“栗太子”。漢武帝子劉據立為太子，因其生母為衛皇后衛子夫，又被稱為“衛太子”。劉據的兒子劉進，因生母為史良娣，所以又稱作“史皇孫”。平陽公主也隨母姓，號“孫公主”。漢靈帝的兒子劉協，也就是后來的漢獻帝，因為由董太后親自撫養，稱“董侯”。淮南國太子有稱為“蓼太子”者，據說“蓼”也是“外家姓”。[3]這一現象不僅表現在皇族。高祖功臣夏侯嬰的曾孫夏侯頗娶了被稱為“孫公主”的平陽公主，以致后世“子孫更為孫氏”。[4]

姓氏從母，是保留古風的文明程度較為落后的民族的習俗。匈奴人據說“其俗貴者皆從母姓”。[5]漢代上層社會可以看到同樣的現象，是令人驚異的。

關于女性祖先“妣”，除了通常“祖妣”的說法而外，也有“妣祖”稱謂。也就是說，女性祖先被置于男性祖先之前。“妣祖”之說由來尚早，如《詩·小雅·斯干》：“似續妣祖，筑室百堵。”這樣的說法在漢代文獻中仍然可以看到。例如王粲《太廟頌》：“昭大孝，衎妣祖。”《漢書·郊祀志下》記載王莽宣布的禮祀制度，說到“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祭山川，享先妣先祖”。按照顏師古的解釋，這是《周禮·春官》規定的“大司樂”的職能，先妣，是指周人始祖姜嫄，先祖，是指周部族的早期領袖先王先公。《周禮·春官·大司樂》中“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先。漢代學者鄭玄的解釋，確實是“先妣，姜嫄也”，“先祖謂先王先公”。傳說周人世系最早始于姜嫄踩了巨人的腳印于是懷孕而生后稷[6]，以此來解釋“享先妣”先于“享先祖”現象的說法，當然是可以成立的，但是王粲“衎妣祖”之說卻與周人祭祀秩序沒有直接關系。可能對于漢代一般人來說，“先妣”較“先祖”占據著更尊貴的地位，在祭祀禮俗中也應當更為優先的意識依然存在。

20世紀30年代，上海是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得社會風氣之先，成為西方思潮與中國封建遺毒的聚集地。舊上海的腐朽社會風氣、小資產階級的庸俗生活方式和審美趣味對海派文學的創作都有影響。施蟄存(以下簡稱“施老”)是出色的作家、翻譯家、教育家和古典文學理論家，享有“中國現代派文學的鼻祖”美譽，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典范。其眾多作品以上海為主要生活場景，反映大城市的病態生活，并對上海小城鎮的平民生活作了深描。施老作品下的人物脈絡多是植根于都市底層，在文學作品中不僅對舞女、小販等諸多小人物寄予了密切關注，而且也以酣暢淋漓的筆觸抒寫底層百姓的慘苦生存境遇，同時，施老用相當多的筆墨對女權主義加以關注。其作品中更多的是把女性的衣食住行作為其描寫視角的一個切片，進而加工和修正。如在作品《蝴蝶夫人》中，主人翁蝴蝶夫人僅僅是一個性別符號，其在婚前被奉為愛神，婚后則被視為唯美蝴蝶，通過不懈的努力，爭取到女性主體地位。施老小說中所展現出來的女權思想清晰地表明了古代傳統文化與現代都市文明矛盾、沖撞的雙重性。施老作品對女權思想的研究涉及文學理論、文化研究、第三世界研究乃至政治學研究等。

一、描寫對象由主我到現世的逆轉:女權對男權的依附與擯棄

施老小說中的描寫主體都是以男性為注腳，其作品筆下敘事中的女性亦成為男性覬覦的對象。《蝴蝶夫人》收錄了施老不少經典短篇小說，如《上元燈》、《將軍的頭》、《薄暮的舞女》等。施老早期的小說對男女情愛和兩性關系的描寫帶有詩意的論調，但經常把傳統的文化心理訴諸筆端。如《將軍的頭》在單純表現情欲的基礎上糅合了情欲和種族的雙重推力。《石秀之戀》有極其濃烈的弗氏學說味道，文中認為石秀的行為是情欲和倫理之間的不可調和的矛盾斗爭，斗爭的極限導致性變態甚至性虐待。在其作品中，女主角也偶爾會偷窺男性。對施老而言，其作品也認為西方生活方式屬于“新潮”和“時髦”的代名詞，同時也暗示了一種走在時代尖端、更為“新潮”的生活。誠然，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是具體生活的實踐者，二者之間的關系也并非虛構。在這個陰陽合一的世界中，男性與女性不僅是對立的而且也是統一的。在傳統的價值理念中，女性是天然的弱者。在遠古時代，女人屬于天然被保護的對象，男人在外狩獵，女人在家生育，這猶如現代的男耕女織。但男性與女性的交融不僅體現在生活本身，更多的是為了將每個生活事件的線索捋順，都必須從一項計劃中勾勒出，就必須將神秘的東西統統地拋棄。波伏娃曾說過，宗教、詩歌等文藝形式中推演出來的從來不是來自女人本身，因為男人把女人弱化了。如《薄暮的舞女》的主人公素雯本是一屆舞女，但其非常厭惡現實社會給予她的舞女生活，為了擺脫生活的窘境，素雯把脫離苦海的念想寄托于交往的情人。正因為如此，在男性視界中，女性時常成為被欲望化和色情化了的尤物。再如《蝴蝶夫人》中，耐不住寂寞的李老太總是習慣性地撅起嘴:“九點一刻，我要回來睡覺了，她聳聳肩膀走了。”其實，老太太非常希望得到丈夫的陪伴，她撅起的嘴和延后回家的時間都是其對寂寞的表露。而施老在其作品中正是通過無拘無束的蝴蝶來完成女性對男性的心理依賴。石秀殺嫂的故事(《石秀之戀》)中，雖然經過了施老的精心安排，但潘巧云在小說中仍然扮演著一個喜歡勾引男人的淫婦角色。《花夢》、《梅雨之夕》和《閔行秋日記事》這幾篇作品大多是在刻畫男子的獵艷心理。在人類文化史上，蝴蝶更多的是詮釋了女性的魅力。在施老作品中構造的愛情神話中，女性在構建主人角色的同時，也賦予男性更多的責任與關照。男性卻在維持固有現狀的同時，也不得不逐漸放棄自己的主體地位。

二、女權符號的外化標簽:異性互引的倫理界限

蝴蝶在中國傳統文化的歷史語境中，具有浪漫的寓意。中國文人都會將翩翩起舞的蝴蝶視為自由的象征。無論是莊子《齊物論》中的蝴蝶夢還是《梁祝》中的化繭成蝶、比翼雙飛，以及在弗洛伊德西方意識流小說的性文化鏡像中都清晰可鑒。不難看出，施老是有自己獨到見解的，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說為范式來研究性別的互引還比較鮮見。弗洛伊德認為，性和欲一脈相承，情和欲的爭辯也時常跨越時空的距離。在中國，“女人禍水”論是妖婦形象產生的心理基礎。但是，在老的小說中，男性文本中女性形象的勾勒常常被異化為“天使”與“妖婦”兩個極端。施老通過妖婦的描寫直入人心，給“妖婦”以平凡，從而解構了傳統意義上妖婦的本源意義。在施老作品中，《扇》和《上元燈》這兩篇寫得婉約優雅，隱約讓人感到沁人心脾，完全勾勒出了生活中真實的女性。尤其在《上元燈》中，女主人公如同《浮生六記》里的陳小姐———曾經被林語堂大師認為是中國歷史長河中最可愛的妙齡女子。施老作品《將軍的頭》中對“溪邊的青春少女”，“凱旋而歸的無頭將軍”，有點類似聊齋中對正義的內心指向，男和女都是互相吸引，互相利用，其倫理界限不僅在于性別的對等性，而且也在于對女性更多的期望與重視。波伏娃曾說過，男人使神話合法化了，且自然地接受了書本中對“女妖”的認知與解讀。《蝴蝶夫人》相應地被闡釋為像蝴蝶一樣的夫人，與有著愛神之稱的彩蝶翅膀的暗合。蝴蝶在外表上都是美麗的，但在作品中蝴蝶不僅是“美人”，也是浪漫、自由與和諧的象征。作為愛情指向的尤物，對具有蠱惑力的女性，施老寧愿將她夸張美化，使其變成具有特征描述的象征符號，于是憑著蝴蝶的美，她便以神的身份成為受眾加以褒揚的另一半。這樣一來，女人和蝴蝶一樣，成為施老作品中不可缺少的對象。施老作品把蝴蝶的化身藏在自己的靈魂深處，時時處處頂禮膜拜。在筆者看來，所謂神，在唯物世界里也僅僅是供人玩賞的翩翩蝴蝶標本。施老作品對蝴蝶的研究與對女性自由權利相互耦合，正是通過無拘無束的蝴蝶，來剝奪女性的主體地位。在作家的心中，只知道妖婦“可敬”與“可畏”，但并不知道妖婦為什么“可敬”與“可畏”。在施老作品中女權作為一種符號來詮釋，通過女權彰顯出男女性別互引的倫理界限。

三、女性自我權利的張揚:角色塑造與權利彰顯

社會保障制度是國家的基本制度之一。從廣義來說，社會保障制度的受益對象是全體社會成員。從狹義而言，社會保障制度又以弱勢群體為主。國家通過實施各種社會保障措施，使包括廣大婦女在內的社會成員得以平等地分享文明社會成果，獲得生存和發展的基本物質條件，從而縮小社會成員的貧富差別，促進社會公平，推動社會進步。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以下簡稱《婦女權益保障法》），其宗旨在于促進婦女權益的實現，而在諸多客觀條件中，社會保障措施尤顯重要。近年來有關中國婦女權益的研究成果顯示，婦女在勞動就業、失業、生育、家庭生活等方面仍存在許多困難，其權益實現存在各種障礙，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夠完善。因此，修改《婦女權益保障法》，為完善針對婦女的各項社會保障制度提供了一個非常有利的機會。

一、《婦女權益保障法》規定社會保障措施的立法必要性

貫徹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以下簡稱《憲法》）規定的社會保障原則。對公民的社會保障制度，已莊嚴地載入《憲法》之中。《憲法》在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第44條和第45條明確規定：“國家依照法律規定實行企業事業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社會的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喪失勞動能力的情況下，有從國家和社會獲得物質幫助的權利。國家發展為公民享有這些權利所需要的社會保障、社會救濟和醫療衛生事業。國家和社會保障殘疾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待軍人家屬。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憲法》作為國家的根本大法，是其他一切法律的立法依據和最高準則。《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占人口半數的女性權益規定具體保護措施，必須不折不扣地貫徹落實《憲法》原則，從維護婦女權益的角度將社會保障原則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法律制度。

嚴格履行我國承諾的國際公約義務。早在**年聯合國就通過了《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并提出了對公民的社會保障權利。該公約自**年1月3日生效以來，已有100多個國家簽署了這個公約，我國也包括在內。該公約第11條規定：“本公約締約各國承認人人有權享受社會保障。”**年12月18日，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中國政府于**年9月29日批準參加該公約，該公約于**年9月3日生效。該公約第11條規定：締約各國應采取“一切適當措施，消除在就業方面對婦女的歧視，以保證她們在男女平等的基礎上享有相同權利，特別是：……(e)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特別是在退休、失業、疾病、殘疾和老年或其他喪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以及享有帶薪休假的權利；(f)在工作條件中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保障生育機能的權利。”①既然我國已簽署了上述國際公約并得到立法機關批準，就必須履行承諾的義務，采取包括立法行動在內的各種實際措施，保障包括婦女在內的全體公民享有社會保障權利。

充實豐富《婦女權益保障法》對婦女社會保障權利的原則規定。在**年該法制定之時，專家學者就提出應增加有關實現婦女權益的社會保障措施。但限于當時的立法背景和立法條件，公布實施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并沒有針對婦女社會保障權利的實現做出詳細、具體的立法規定，只是在第一章“總則”的第2條、第3條中原則性地規定了“國家保護婦女依法享有的特殊權益，逐步完善對婦女的社會保障制度”。“國家采取有效措施，為婦女依法行使權利提供必要的條件”。②經過10年的實踐，伴隨著國家的經濟發展和社會保障制度改革的不斷深化，已經有條件對《婦女權益保障法》關于婦女社會保障的原則規定加以充實和豐富，使《婦女權益保障法》的內容與該法的立法宗旨相一致。實現婦女權益與完善社會保障制度

切實消除我國婦女享受社會保障利益的現實障礙。新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始于上個世紀50年代初。1951年2月國家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保險條例》奠定了中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基礎，該條例對勞動婦女在工作過程中的社會保障作了相應的規定。此后，國家陸續頒布和實施了有關養老、醫療、工傷、扶貧、救災、社會福利和優扶安置等方面的規定，初步形成了與計劃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保障法律制度，顯示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利和國家對勞動者權益的保護，為實現男女平等制度提供了一定條件。在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不斷深化的過程中，原有的社會保障制度已遠遠不能適應社會發展和人民群眾生活水平提高的客觀要求了。近些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邁出了較大的步伐，已經形成了養老保險、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三條保障線”。在此基礎上，按照“逐步形成獨立于企事業單位之外、資金來源多渠道、管理服務社會化的有中國特色社會保障體系”的思路，進一步加大了對社會保障的投入和制度創新③。這些成就，對我國婦女享受社會保障無疑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須看到，我國婦女在享受保障方面的狀況還是令人憂慮的。具體表現為：第一，國家制定的社會保障立法雖然日益增多，但涉及針對婦女特殊權益的社會保障立法卻明顯不足。第二，國家制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具體實施方面仍存在很大缺陷，特別是針對婦女特殊權益實現的保障措施難以落實。第三，國家制定的社會保障制度其覆蓋面較窄，廣大農村婦女還不能享受到社會保障制度給她們帶來的諸多利益，如社會保險中的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方面的利益。

論文摘要：完善的婦女權益保障法律體系是婦女權益能夠得到切實保障的前提。本文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論述了我國《婦女權益保障法》亟待完善的方面。從宏觀方面看，制定反歧視法應該提上議事日程，它可以從反面約束人們歧視婦女的行為；從微觀方面看，修正現行的《婦女權益保障法》應該是一個最具可操作性的工作。而且《婦女權益保障法》經過十多年的使用已經逐漸露出了某些弊端，關于該法有哪些弊端以及如何校正這些弊端，筆者在本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觀點。

關鍵詞：婦女權益，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

2002年10月1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實施十周年的紀念日。各新聞媒體、相關機構就該法實施十周年以來的狀況展開了廣泛、熱烈的討論。如果對這種人聲鼎沸的討論聲進行一番理性的思考，我們即不難發現此種討論滲透著人們對婦女問題的人文關懷。質言之，婦女問題不僅是婦女的問題，它也是一個屬于男性的問題、一個社會問題。在現代社會中，婦女地位的提高是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

中國共產黨人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就形成了保障婦女權益的優良傳統——這是當時革命的需要，更是由共產黨這一政黨自身的屬性所決定的。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政府充分認識到了法律在保障婦女權益中的重要作用，并初步構建了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但是，2002年熱播的電視連續劇《不要和陌生人說話》曾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更有甚者，某些網絡媒體還將其中的女主人公、飽受家庭暴力之害的梅湘南評為2002年“最命苦”的中國婦女！此種現象一方面說明中國的婦女問題已經進入了大多數人的視野；另一方面也向人們揭示了這樣的一個問題：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的不斷深入，婦女問題體現出了多樣性、復雜性的特點。婦女問題的復雜性和多樣性亦要求我們作出法律上的回應。因此，完善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是切實保障婦女權益的前提；是建設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內在要求；也是調動婦女參加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之積極性、充分發揮婦女“半邊天”作用的根本途徑。就像沒有法律就不會有當今奴隸的解放一樣，沒有完善的法律，婦女的權益就不會得到有效的保障。

一、我國現行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及其社會效果

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注重并不斷加大創制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法規的力度。從當前的情況來看，我國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體系已初具規模，基本形成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2年）為根據，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1992年）為主體，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1979年制定，1997年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1980年制定，2001年修正）、《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1985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法》（199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母嬰保健法》（1994年）和《女職工勞動保護規定》（1988年）等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在內的一整套保障婦女權益和促進婦女發展的法律體系。2001年12月29日由九屆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口與計劃生育法》無疑對這個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完善又起到了錦上添花的作用。與《中國婦女發展綱要（2001——2010年）》設定的婦女宏觀發展目標相比照，現行保障婦女權益的法律法規涉及到婦女在參政、勞動傭工、教育、家庭、健康等諸多方面的權利。

摘要: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理論是當代西方一個較有影響力的社會思潮，它在發展與完善的過程中受到了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的深刻影響，并且對當代社會具有一定的價值導向作用，我們要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實踐，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思想，是對待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理論應有的科學態度。

關鍵詞:馬克思主義;女權主義;男女平等

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理論對西方女權運動和解決當代中國婦女權利問題都有著一定的貢獻，在現代社會生活中還發揮著一定的價值。我們應該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去科學的對待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理論。

一、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對西方女權主義的影響

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理論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由馬克思、恩格斯共同創立并在實踐中由馬克思主義者繼承并逐步發展的理論體系。馬克思和恩格斯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研究方法，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研究過程中，將婦女問題放在人類發展的宏觀背景下加以分析，指出了婦女受到壓迫和歧視的根源，并且指出了婦女解放的途徑和道路。馬克思主義認為，人類的解放在一定程度上是婦女解放，婦女解放的第一個先決條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事業中去。馬克思曾指出，“每個了解一點歷史的人也都知道，沒有婦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偉大的社會變革。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地衡量。”在社會歷史生活中，人類勞動的異化現象導致了男女兩性關系成為了從屬與支配的關系。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產生了私有制、階級和國家。私有制的出現使得女子的地位被貶低，女性被禁錮于家務料理的私人勞動中，脫離了社會生產，喪失了獨立的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西方女權主義思潮起源于19世紀中期，女權主義思潮既引起了女權運動的興起，又在女權運動中得以發展。隨著歷史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傳統的女權主義在實踐的檢驗過程中極為空泛、缺乏說服力。為使女權主義的理論能夠得到長足有效的發展，西方的女權主義者嘗試將馬克思主義與女權主義相結合。馬克思主義婦女理論是具有開放性的理論體系，對西方女權主義理論的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指出資本主義和父權制是婦女處于壓迫從屬地位的根源。女性得到解放就要使其從無償家務勞動中解放出來從事社會化勞動。還強調社會關系包括階級、性別、地域等各種形式的關系，而且認為各種社會關系相互聯系和制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也是對馬克思主義精神在性別平等領域的繼承和發揚，成為探討女性地位、作用和貢獻的重要理論工具，馬克思主義的女權主義在不斷地發展和完善中在當今西方社會有著較大的影響力。

二、西方馬克思主義女權理論的當代價值

摘要:新中國成立70周年，在社會主義制度的保護下，中國婦女比起傳統社會而言，婦女權益得到了保障，但在有些方面還有不完善不規范的地方，本文就是針對這種情況進行分析，以期能更好保護婦女有關權益，為建設富強文明和諧的社會主義強國做出應有的貢獻。

關鍵詞:婦女;國外經驗;權益保護

一、相關概述

有關對婦女權益的保護，可謂是常談常新的一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后規定了每年的三月八日為婦女的節日，從此中國婦女有了自己的專屬節日。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婦女這個群體貢獻了巨大力量，如今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助力，可現實中仍然有諸多損害婦女權益、婚姻關系的不利因素，需要進一步找尋問題所在，為更好保護婦女權益，并促進社會更好發展提供有力支撐。（一）保護婦女權益的必要性和婚姻制度的重要性。婦女一詞詞典中的解釋是泛指成年女性，《民法》規定作為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的自然人是從18周歲開始，根據我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女性占48.73%，達到六億多人，真正是“頂起了半邊天”，在人口數量上婦女是經濟建設、社會前進發展的重要動力和主要實施者，毋庸諱言，女性不同于男性，如何保護婦女相關權益這個問題，是消除對婦女歧視、保障婦女全面發展的有利武器。在社會發展中婚姻家庭是社會組成的最小細胞，細胞充滿活力健康，整個社會和國家才能積極向上的，家庭幸福安康，國家才更加繁榮昌盛，如果細胞肌體出現問題，那么國家層面上也終會受到不利影響。其中涉及到婦女權益，如何處理好這是一個雙贏的問題。（二）中國相關制度的變革和進程。中國有幾千年文明社會發展歷史，形成自己民族的獨有文化傳承，隨著經濟、文化的變化發展，關于婦女權益的體現在世俗、宗法、律法之中的規定，大致經歷了幾個大的階段，首先是在短暫的母系社會，婦女占有社會經濟文化各方面的主導地位，如今還從位于云南和四川的少數民族摩梭人的獨特婚姻方式所體現。由于整個封建社會是以父權為主的時期，婦女群體幾乎沒有政治地位的體現，作為男權社會的附庸婦女沒有被賦予獨立的人格權，事實上連自己的姓名權也會被剝奪或忽略。關于婦女權益和利益的規定多數是體現在家庭方面，從秦到清，婦女的地位由相對的平等到男尊女卑的不平等狀態，呈現越演越烈之勢，最初是從漢朝起，儒家思想開始成了封建王朝的正統思想，貢獻來自于西漢初時董仲舒，他是一位儒學大家，其提出規范封建倫理道德的“三綱五常”。三綱，是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常，指仁、義、禮、智、信。從倫常到律法各方面進行推行，從而規范整個社會的行為。時間上面一直到唐宋期時婦女都還是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和家庭地位，婦女在經濟上、婚姻生活上都有一定保障和自由，根據《史記》和《唐律疏議》等相關內容表述，婦女一般享有有限的繼承權，未嫁與喪夫女子都擁有份額少于男子的財產繼承權，宋代法律規定已婚婦女在一些情況下仍有享有部分繼承權；婚姻相對自由，唐律中亦規定了夫妻感情不好的“和離”制度，漢、宋朝亦有二婚婦女當上皇后的例子，對婦女管束嚴酷是從明時開始加強的，至清時到達了頂點，另外還有中國特有的婚姻制度中的“七出三不出”，七出是指：不順父母（此指公婆）；無子；淫；妒；有惡疾；多言；竊盜。婦女有這七種情況的，丈夫可以提出休妻，視為正當理由。三不出是指當妻子是以下三種情況：有所取（娶）無所歸；與更三年喪；前貧賤后富貴。丈夫不能提出休妻，某種程度上它是對婦女權利是一種限制同時也相當于一種最低程度的保護。這是正式出現在《唐律》之中，作為調整婚姻家庭制度，一直到民國初期，執行了上千年。（三）國外相關制度的做法。由于東西方文化、地域、宗教、氣候等等各方面的差異，古希臘羅馬和中世紀的歐洲，婦女的權利與中國不同，但經濟等原因的束縛，古代婦女的權益談不上有多大的保護問題。近現代以來，對婦女的保護問題涉及到政治、經濟、家庭、人身各個方面，由于資本的發展和擴張，婦女不再只是男子的陪襯，西方國家的女性率先掀起了爭取權利的“女權運動”，建立了維護婦女權益的保障機制，并且對其它國家的婦女維權事業產生重要的影響。1981年聯合國為保障婦女權利，通過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成為了保護婦女權益的國際法基礎，英國公布了《同工同酬法》《性別歧視法》，美國公布了《平等就業機會法》《懷孕歧視法》，以保證婦女的平等就業、消除男女不平等起到積極作用。北歐國家經濟發達，兩性平等的意識是深入人心，各國相繼有《男女工作平等法》《家庭法》的系列法律。改善婦女的受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20世紀，婦女的政治地位迅速提高，世界各地婦女擔任要職重職已經成為常事，為了保障職場婦女權益，各國也紛紛出臺相關法律和制度制裁職場歧視行為，其中包括美國1964年《民權法案》的相關內容，德國是以出臺相關法律條文的形式來規范這種職場行為的，并為此施行的“責任倒置”的舉證原則，在人身方面，著力于對家庭暴力的規范處理問題，許多國家都設置了專門審理家庭暴力的法庭，設立民事保護令制度和庇護所制度以保證婦女的權益[1]。

二、我國現代法律制度的相關內容

（一）對婦女的權益保護問題。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婦女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解放，煥發出了活力與動力，與新中國同齡于1949年成立的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簡稱“中國婦聯”，在其章程中開篇明義地說明是黨和政府聯系婦女群眾的橋梁和紐帶，是國家政權的重要社會支柱。擔負有組織引導、代表中國婦女參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和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重要職責。同時在國際社會中積極地履行大國義務，為全世界婦女兒童爭取更多的權益。有以下的一些數據顯示：2018年婦女住院分娩率達到99.9%，孕產婦死亡率18.3/10萬。中國孕產婦保健覆蓋率比之以前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根據世衛組織數據：中國排名第53位，婦女平均預期壽命為77.6歲，高于男性3歲。總體上中國婦女的健康狀況大大優于以前，政治權利方面：1954年的第一屆全國人大，女代表只有12%[2]，第十三屆全國人大2980名代表中，女代表742名，占代表總數的24.9%，在十三屆全國人大組成中有多個選舉單位女代表比例有呈現出普遍上升的趨勢。但距離聯合國確定的女性在權力機構中占比30%的目標，仍有差距。2019年中國女性就業率為49.08%，在亞洲國家中是居于首位，遠高于日本、韓國等等發達國家。并明確規定女性享有與男性同等受教育的權利，2018年我國學前教育女童所占比重為46.7%，九年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中女生所占比重為46.5%，普通高中在校生中的女生比重為50.8%。（二）婚姻家庭等制度的相關規定與實踐。隨著2011年10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建成，中國已經形成一系列維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的中國特色法律制度，199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權益保障法》頒布實施，并在時展，社會進步的情況下及時地在2005年對該法進行修改，為更好體現法律的作用，保護婦女的諸多權益，國家相應修改系列法律規章多達幾十件，2020年5月頒布的《民法典》，從物權、人格、婚姻家庭各方面全面規范，充分體現時代的特征。聯合國將每年的11月25日定為是“國際消除對婦女暴力日”，為保護婦女權益提供助力，中國方面也是加大對相關違法犯罪的處罰力度，數據顯示：2014年法院依法嚴懲侵害婦女、未成年人權益犯罪。各級法院審結拐賣婦女兒童、性侵未成年人犯罪案件1048件，2019年懲治針對婦女兒童的暴力、虐待、拐賣、性侵害等犯罪，審結相關案件2.7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