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能力”作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主要任務之一。這樣鄭重地強調社會和諧，把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問題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這一任務的確定，預示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必將取得戰略性推進，也為包括社會學在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的健康發展和發揮作用開辟了廣闊的天地。

社會學，作為研究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學科，與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有著內在的關系。社會學及其各個分支學科，都能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自己的貢獻。

從理論上說，和諧社會就是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社會，用社會學的術語來表達就是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對于當代中國來說，和諧社會就是經濟和社會、城市和鄉村、東中西部不同區域、人和自然、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等關系良性互動和協調發展的社會。從這一視角看，也可以說社會學是研究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的條件和機制的綜合性學科。這是從正向說的。從反向來說，社會學則是研究如何減少不和諧因素，把不和諧因素限制在最小的范圍和限度之內的學問。

從實踐上說，構建和諧社會，需要從人際關系、資源配置、社會結構，即個人、群體、社會等方面來研究具體的條件和機制。就人際關系方面看，要形成融洽和諧的人際環境，就必須加速和諧社會的主體培育。這主要是通過人的社會化機制，把社會成員培養成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的“四有”新人；通過不斷的繼續社會化，使社會成員能夠恰當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以自己的合法勞動從社會獲取應得的一份利益，從而能夠各盡所能、各得其所；通過社會化的主要手段，把社會成員培養成不斷學習、終身學習的學習型人員，以適應現代學習型社會的要求。就資源配置方面看，主要是通過社會階層體系這一社會激勵機制的建立，在合理的社會差別的基礎上，激發社會活力，把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盡可能公平地分配給每一個社會成員；通過社會流動機制，使社會成員都有機會通過自己的努力，從較低的階層上升為較高的階層。所有這些，都是為了使社會成員能夠多贏互利，使社會利益關系得到協調處理。就社會結構方面看，合理的社會結構是社會和諧的基礎。例如，構建現代職業體系，使至今尚游離在現代職業體系之外的農民逐步進入現代職業體系，是解決農民問題的根本途徑。

從由來上說，社會和諧的提出與社會學的重建，都植根于現代性從舊式向新型的轉變。這里，所謂舊式現代性，就是那種以控制自然資源、爭奪自然資源為中心，社會和自然不和諧，使自然和社會都付出代價的現代性。上世紀與本世紀的轉折之際，舊式現代性已經進入明顯的危機時期。所謂新型現代性，是指那種以人為本，人與自然雙贏、人與社會雙贏，兩者關系協調和諧，并把自然代價和社會代價減少到最低限度的現代性。當代世界的一系列深刻變化，進一步推動了對舊式現代性的質疑、批判和反省。探索新型現代性成為一種勢在必行的潮流和趨向。社會和諧或和諧社會目標和任務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新型現代性的日益自覺。社會學直接產生于現代性。現代性面臨重大轉折之日，必定也是社會重構、個人重塑、個人與社會的關系重建發生之時，社會學將不可避免地經歷一個視野調整、理論重建的過程。在這樣一個歷史時期，中國社會學必須適應時代的要求，在理論研究和具體運用上不斷開拓新的空間、探索新的途徑，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發揮自己應有的作用。

摘要：婚外戀事件發生在幾乎所有的人、所有的階層中，絕對意義上的一夫一妻從來都不曾有過，婚外情的存在一直都非常普遍。對于這個普遍存在與我們身邊的這個社會現象，有必要從相對科學、客觀的角度進行理解和研究。針對現代社會上許多學者對婚外戀的研究作了一個述評。

關鍵詞：婚外戀；離婚；道德；感情；經濟；發展

近年來電視熱播情感劇《蝸居》、《婚姻保衛戰》、《青春期撞上更年期》等，引發了社會各界對婚姻問題的激烈爭論。外電評論說：“富裕起來的中國人似乎比任何時候都大膽表露敢情。”

一、現狀

當下，“婚外戀”已經成為一種特殊而且又很普遍的社會現象。它的特殊性在于，現代主流社會普遍實行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制度，夫妻之間有對彼此忠誠的義務，而“婚外戀”恰恰破壞了這種彼此忠誠的契約，是與主流社會的文化、道德、法律相悖的。它的普遍性在于，歷史上所有存在婚姻制度的社會中，無不存在“婚外戀”，沒有任何社會的文化、道德、法律能杜絕“婚外戀”。我國著名的社會學家費孝通說：“婚前和婚外的兩性關系，即使在我們這種把貞操觀念看得特別嚴重的社會里，還是不能絕跡的，大觀園里只有那對石獅子是干凈的。”恩格斯也說過：“一夫一妻制從產生那天起便以通奸和為補充。”

不能回避的是，婚外情正在成為不少人情感世界的最大危機，其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離婚率增高。目前，雖然全國的離婚率在4年來總體持平，但一線城市“北上廣“的離婚率正逐年上升，并且在離婚的夫妻中，35歲以下的夫妻離婚的比例占一大半。因為婚外情的激增，上海的離婚率增加了20倍，已經成為中國離婚率最高的城市。

摘要：本文從社會學的發生學意義入手，對儒家學說中的社會思想能否被視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學”這一問題進行分析，梳理，認為儒學中雖然存在著豐富的社會學思想和社會學因素，但不能將其與近代學科分類意義上的社會學等量齊觀。

關鍵詞：儒學；社會思想：社會學

近年來社會各界普遍開始重新關注曾在中國占有顯學地位的儒家思想與學說。儒家學說代表人物眾多，內容紛繁蕪雜，很難用較為簡短的語言概括其全部內容及精神。從另一個角度而言，這昭示著儒學有著其他學說難以企及的巨大彈性，因此今人對其的評價亦可有廣闊的操作空間。

儒學包含豐富的社會思想，大陸學界對儒學的認識中，亦有從構建中國學術譜系的企劃出發，將儒學中某些因素，作為西方社會科學中某些學科的中國樣本這一趨勢。例如，將儒學中的統治技術和國家治理思想視為中國古代的政治學，將儒學中的社會思想與社會學說視為中國古代的社會學(彭立榮，2003)，等等。此中涉及的關鍵問題是如何看待東西方不同發展路徑條件下知識與學說的形成與性質。

一、關于社會學發生學意義的不同認識

社會學作為關于社會運行和發展的專門知識的理論體系出現在十九世紀的歐洲，種種社會問題促使社會思想家和哲學家進行深入思考：同時，社會學的出現更是人類對社會及其本質的認識逐步深化的結果。在其正式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之前，它的許多思想觀點一直被包含在歷史哲學、政治學、經濟學和空想社會主義等學說、理論之中，以社會哲學的形式存在(賈春增，2000)。

論文關鍵詞:法國社會學派涂爾干社會事實

論文摘要:當傳播主義盛行于德語國家時,法國則成了社會學思想的堡壘,涂爾干開創的法國社會學派因其理論思想和社會學方法上的貢獻而成為后來英國結構功能學派的當然先驅者之一。

Keywords:FrenchSociologySchool;EmileDurkheim;socialfacts

Abstract:WhilediffusionismwasverypopularinGerman-speakingcountries.Francebecamethestrongholdofsociologicalideas.EmileDurkheim,whofoundedFrenchsociologySchool,isinevitablyoneofthepioneeresofStructura-functionisminU.Kbecauseofhisachievementsinsociologicaltheoryandmethod.

幾乎在傳播學派誕生的同時,從19世紀末起,西歐大陸文化學中又出現另一個學派,即社會學派。法國社會學者涂爾干是這一學派的開創者,他的《社會學方法論》(1895)一書可說是該學派的宣傳書,涂爾干培養了一批門生,并于1896年創辦了《社會學年刊》,故此派也被稱為“涂爾干學派”或“社會學年刊”學派。

古典進化學派認為民族學的主要對象是人,傳播主義者認為是文化,而社會學派的代表,則把人類社會置于自己的注意中心。總體上說,法國社會學派是屬于進化論派的一個支派,他們并不反對摩爾根,同樣認為人類社會是由低級向高級發展,但他們卻反對進化論的心理學說,主張社會學是研究社會事實發展規律的科學,其哲學基礎是孔德的實證論。

【內容提要】通過文獻調研了解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現狀，初步總結和分析了體育與政治、體育與經濟、體育與媒體、體育與生態環境的關系及體育全球化、體育組織等現階段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熱點。提出了今后體育社會學研究的發展趨勢，即瞄準社會變化前沿；重視實證研究；加強方法學研究；重視休閑、娛樂體育和老年人、特殊群體體育的社會學研究；加強合作研究，尤其是跨國的合作研究。

【摘要題】國際體育博覽

【英文……

1前言

隨著全球經濟、科技、文化、教育的迅速發展，現代社會對體育的需求在不斷提高，由此帶來了世界體育運動的大繁榮。當今，無論是競技體育還是社會體育的規模都在不斷擴展，涉及的部門和人員不斷增多，體育與社會的關系日益密切，體育被認為是一種社會現象。[1]體育運動實踐中出現的許多問題，愈加需要靠體育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來解決。因此，體育社會學研究得到了各國的普遍重視。了解、學習和借鑒國外研究者的經驗，對提高我國體育社會學研究水平是很有必要的。

2國外體育社會學研究現狀

【內容提要】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本文提出：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正確區分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三、在社會學學科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社會學的兩種形態，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關鍵詞】根本觀點/具體論斷/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會學/維護建設型社會學中國特色社會學

【正文】

20年前，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從英國寄回一篇題為《從倫敦幾處紀念地看馬克思和他的學說》的長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報用整整一版加以發表。18年前，我從英國回來后，撰寫的第一篇社會學方面的學術文章，就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題為《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發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其中，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何在實踐中、在本學科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加以回答。同時，這么多年過去了，作為學者也有必要對自己過去發表的觀點進行回顧和審視。我想用這種方式紀念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科學巨匠”馬克思。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正確區分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

近些年來，我一直論證這樣一個觀點：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分清它的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所謂“根本觀點”，就是那種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這主要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層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為辯證唯物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和唯物辯證法活的靈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各個學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個人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與社會、權利與社會的關系等基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過程作出的判斷。

健康社會學作為醫學社會學發展的高級階段，其理論體系也包括醫學社會學的一些基本理論，如塔爾科特•帕森斯的健康和疾病理論、弗雷德森的標簽理論、福柯學派和埃利亞斯學派的理論等。本研究著重對健康社會學發展中新近出現的一些理論范式進行研究與闡釋，包括健康模式轉變理論、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健康的社會階層差異理論、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理論以及健康權與政府責任理論。這些理論雖不全是普通社會學的理論范式，但都包含了研究者對健康社會學的具體思考，同樣有著引導科學研究的先導典范作用。對于健康社會學的研究，這些理論也是一種提供典范性問題及解法的范式，至少是較低層次意義上的社會事實范式或社會界定范式。

1健康模式轉變理論

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健康狀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生率降低、死亡率降低、期望壽命增加、人口老齡化導致慢性病的作者簡介：馮顯威，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醫學社會學。發病率和死亡率增加，這種變化稱為健康模式轉變。1964年，Stolnitz在“人口模式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一文中，全面概括了人口模式變化對人類健康狀況的影響，指出世界所有國家在其現代化進程中都會經歷這樣一種轉變過程。1971年，Omran提出“流行病模式轉變”這一術語，把人們對健康狀況影響因素的認識，從生物學因素擴展到社會、經濟及心理學方面，并建立了一套較為完整的理論體系。1973年，Lemer提出“健康模式轉變”的概念，進一步強調了社會和行為因素對人類健康狀況的影響。健康模式轉變是由人口轉變和流行病學轉變共同作用的結果。健康模式轉變還會引起不同地區和不同社會經濟階層健康問題的差異和變化等。健康模式轉變包括人口模式轉變、流行病學模式轉變和健康危險因素的變化3個方面的內容。人口模式的轉變與人口老齡化。近十幾年來，我國生育率水平逐步實現了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模式的轉變。人口構成趨向老年化，醫學敏感人群占勞動人口的比例將從40％上升到60％，將嚴重影響人群健康模式和衛生服務需求的變化。流行病學模式轉變。伴隨著人口模式的轉變，人群死亡年齡構成變化導致了死因譜的變化，被稱為“流行病學模式的轉變”。導致流行病學模式轉變的原因主要有兩點：①感染性疾病的下降導致疾病之間的相對重要性發生了轉變；②由疾病危險因素改變引起某些疾病死亡率的絕對上升。調查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與70年代相比，我國城鄉居民傳染病死亡率下降70％，而慢性非傳染性疾病死亡率明顯上升。此外，職業危險因素等的發生，也導致了許多與行為有關的非傳染性疾病發病和死亡率的上升。健康危險因素的變化。工業化、城市化和生態破壞引起的環境污染，城市化進程和人口遷移加速，不良生活方式和行為流行，導致不同疾病的危險因素發生改變。

2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從馬克斯•韋伯(Max•Weber)到威廉•科克漢姆(Wmiam．C．Cockerham)

健康生活方式是人們根據自己的生活機會所選擇的與健康相關的行為的集合。健康生活方式的問題，要從德國社會學家MaxWeber的理論說起。在(EconomyandSociety)這本著作中，Weber在論述“共同體內部的權力分配：階級、等級、政黨”時，引入了生活方式的概念，他對生活方式的看法有助于我們對健康生活方式的理解。我們知道，生活方式是人們長期受一定社會文化、經濟、風俗、家庭影響而形成的一系列的生活習慣、生活制度和生活意識，是不同階層人群在其生活圈、文化圈內所表現出的行為方式。Weber將他的分析主要集中在階層和地位之間的差異上，他指出，階級是基于經濟的劃分，“等級是根據其貨物消費的原則來劃分的，表現為生活方式’的特殊形式”、“任何等級的社會都是靠慣例即生活方式的規則維持其制度的，因此在經濟上制造著不合理的消費條件”引。Weber認為，階層是社會生活的客觀維度，以一個人擁有多少金錢和資產作為象征；而地位是主觀維度，包括別人對其的尊重程度。一般來說，一個人的職業和受教育程度是其受他人尊重的基礎。地位群體之間的差別取決于人與消費資料的關系，社會經濟地位高的群體的生活方式，顯然與社會底層群體及中產階層群體的生活方式不同，在同一地位群體當中的成員享有相似的生活方式。Weber還注意到社會經濟狀況是決定人們特定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他用“生活機會”來解釋獲得特定生活方式的可能性，即一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生活方式，必須有資金、地位、權利和社會關系的支持。社會經濟地位處于上層及中層的群體擁有充分的資源支持他們所選擇的生活方式，由此實現健康生活方式的機會更大。但Weber也認為，雖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把不同社會階層的人相互分隔，但生活方式也可以跨越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階層。Featherstone的研究證據表明，在當今的西方社會中，原先產生于中上階層的強調鍛煉和運動、合理飲食、避免吸煙等不健康行為的健康生活方式，已經開始傳播到所有社會階層中。美國著名醫學社會學家wili啪．C．Cockerham指出，Weber生活方式的概念也適用于健康生活方式，因為追求健康生活方式時，就是這個人在嘗試按照自己的動機、努力和能力水平產生良好的健康狀態。Cockerham概括了Weber的觀點對健康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并進一步總結了Weber以后的研究進展。從Weber到Cockerham逐步發展起來的健康生活方式理論，其基本概念框架可進一步概括如下6點。@Weber發展了社會學中“社會經濟地位”的概念，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人社會階層地位的根本反映。Weber認為一個人在社會等級中的定位不僅僅取決于其收入水平，而是收入水平、受教育程度及職業地位3個因素的綜合作用。②生活方式反映了一個人的社會地位。Weber認為，生活方式基于人在消費什么而不是生產什么，當選擇的生活方式是為了獲得健康時，人們的活動目標最終就是一種消費性活動，即人們努力獲得健康來達到延長壽命、享受生活和繼續工作等目的。③生活方式是以選擇為基礎的，但是這些選擇取決于個體實現某種生活方式的可能性，而這種可能性又取決于這個人的社會經濟環境。④特定的生活方式是特定的社會經濟群體的特點。健康生活方式似乎是上層及中層的特點，但它具有超越社會階層界限影響到全社會的潛力。⑤社會經濟地位對生活方式的選擇固然非常重要，但它不是決定生活方式的唯一因素。除了社會階層因素外，還應該重視年齡和性別等其它因素對健康生活方式的選擇。⑥一個現代文明社會的明顯標志，是無論屬于哪個社會經濟階層，人們都會在環境和機會允許的條件下接受健康生活方式。

3健康的社會階層差異理論：社會階層與健康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正確區分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

近些年來，我一直論證這樣一個觀點：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分清它的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所謂“根本觀點”，就是那種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這主要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層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為辯證唯物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和唯物辯證法活的靈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各個學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個人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與社會、權利與社會的關系等基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過程作出的判斷。

就根本觀點說，馬克思仍然是“活著”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科學的理論寶庫。當代的各種思潮、社會學說，都這樣那樣地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就具體論斷來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年提出的許多命題，同樣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校正。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與時俱進”。我們怎么能夠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個具體論斷都適合現今的情況呢?假若這樣，那還要我們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來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執政黨、對我們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嚴峻挑戰和嶄新課題，不與時俱進顯然不行。同時，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提出的具體論斷，還有一個作用是要理解他們是針對何種具體情況、根據何種具體條件得出來的，從中學習他們的立場觀點方法。這一點也同樣重要。

根本觀點要堅持和豐富，具體論斷要校正和前進。“過時論”以及從“過時論”中引申出來的“無用論”和“教條論”這兩種來自兩個極端的態度，都是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利的。這種兩極思維方式，都是妨礙理論創新的。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寬一點，那么就會發現，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思潮、各種學派，實際上都在不斷研究新情況從而與時俱進，我們當然更應該在社會轉型加速期這樣急劇的社會變化中，以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為指導，自覺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吸取國外研究中的合理的東西，為我所用，不斷得出與客觀實際相符的具體論斷，并以與時俱進的具體論斷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才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就是這種豐富發展的典范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里，根本觀點，強調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們的“同”，具體論斷說明的是特殊性、差異性和它們的“異”。正因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們才有統一性，才構成統一的發展過程；而因為有特殊性、差異性和“異”，它們又有多樣性，顯示出統一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特色。

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

正確處理破壞舊世界與建設新世界、推翻舊制度與建構新制度的關系，十分重要。建國后的歷史表明，我們取得的成績，都與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緊密聯系，而我們的失誤則與沒有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有關。上述破壞與建設的關系，集中表現在“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以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激勵機制、從“斗爭哲學

2004年4月,聯合國糧農組織(FAO)等10余家國際組織或機構以及一些地方政府,正式開始實施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項(GloballyImportantAgriculturalHeritageSystems,GIAHS)。根據FAO的定義,農業文化遺產在概念上等同于世界文化遺產,“是農村與其所處環境長期協同進化和動態適應下所形成的獨特的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這種系統與景觀具有豐富的生物多樣性,而且可以滿足當地社會經濟與文化發展的需要,有利于促進區域可持續發展”[1]。從旅游社會學的角度出發,農業文化遺產的特點可歸納為以下3點:①農業文化遺產是文化外延和內涵的總和。它不僅包括“土地利用系統和農業景觀”、農業知識和技術等文化外延,還包括由此衍生出的傳統農業價值觀和生態觀等文化內涵;②農業文化遺產是一種農民仍在使用并且賴以生存的“活”的農業生產系統和耕作方式[2]。它不是靜態的陳列物,而是生動無比的生活,參與的主體是使用傳統生產方式進行勞動的人;③農業文化遺產是在漫長的人類歷史上形成后延續至今的,具有可持續發展性和對現代農業的借鑒意義。它不僅是過去的存留,還是一種關乎未來的遺產。青田縣的稻魚共生系統是中國唯一一處世界農業文化遺產。稻魚共生,即在稻田里養魚,是一種典型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系統內水稻和魚類共生,魚類的糞便為水稻提供了養料,稻田里的有害生物又是魚類的佳肴。如此將植物、動物的自然生態協調系統組合在一起,就實現了共生系統功能的完善和強化。人們使用最少量的化肥、農藥,就能實現水稻產量增加、魚類質量優良的目標。以下,筆者將以這一農業文化遺產試點為例,從旅游社會學的角度展開論述。

1用發展旅游的方式保護農業文化遺產的原因

1.1農業文化遺產需要活態保護“活態遺產”指農業文化遺產是一種活的生產方式,整個農業系統中必須有農民的參與才是一個完整的系統[3]。農民是農業文化遺產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者。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快,現代農業的高產高效是農業的發展趨勢,農村工商業的繁榮令農民眼花繚亂。而農業文化遺產中傳統的生產方式雖具有生態、文化等多方效益,但這對于當地農民的生計需求來說,卻顯得層次過高。當地農民希望通過改變生產方式,提高生產水平,增加家庭收入。農民的發展需求與遺產保護所要求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之間產生了矛盾。只有協調好這一矛盾,農民才有可能作為遺產的參與者和保護者,保持并發展傳統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基于此,生態旅游這個字眼進入了遺產保護專家們的視野。

1.2生態旅游使遺產保護與農民生計統一起來生態旅游是一種能夠解決遺產保護和農民發展矛盾的模式。生態旅游的概念在1983年被首次提出,它并不是一個新事物。但人們將它與農業文化遺產的保護結合起來,便是一個創新之舉。與傳統旅游相比,生態旅游強調旅游規模的小型化,將游客人數限定在環境承受能力范圍之內;旅游者親自參與其中,領會生態旅游的奧秘;生態旅游是一種負責任的旅游[4]。一方面,生態旅游的特征與遺產地所要求的保護理念相吻合;另一方面,農戶能從旅游業的發展中獲益,又滿足了農戶生計和地區發展的需求。因此,生態旅游應該成為農業文化遺產地發展的方向[4]。從實施情況上看,成為世界農業文化遺產地后,青田的龍現村吸引了大批前來參觀的游客,旅游業年收入已達到200多萬元[2]。這是生態旅游模式給遺產地農民的饋贈。

1.3農業文化遺產的共享性和旅游價值《保護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公約》確定締約國責任包括“鑒定、保護、保存、展出和遺傳后代”等5項內容[2]。世界遺產是全人類的財富,應該為全人類所共知,它的價值體現在展示與傳承之中。因此,遺產保護組織和個人不應筑起高墻守衛遺產,而當開門迎客展示遺產,這是保護遺產的必要之舉。另外,農業文化遺產是一種獨特、珍貴的資源,本身具有豐富的旅游價值。例如,稻魚共生系統中蘊涵著多種旅游資源,如山水景觀、農耕文化源、田魚文化、華僑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傳統村落旅游資源[5]。依托這些文化資源,可以開發多種旅游產品,為遺產地的旅游開發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

2用發展旅游的方式保護農業文化遺產可能存在的問題

在任何形式的社會生活中，領導（leadership）是一種必要的現象。科學的任務不是研究這種現象的好與壞，或者哪一種占主流。事實上，任何形式的領導體制與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間都是不相容的，對這種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科學價值。如今我們已經認識到，寡頭政治之所以有其歷史必然性，正是立基于一系列經驗事實。與所有其他科學規律一樣，社會學規律來源于經驗觀察。然而，為了剝除我們的原理中那種純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該原理具有一種可以將公式轉變為規律的分析性解釋地位，僅僅從某一單一的視角考察那些取自經驗的現象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決定性因素。這始終是我們所要承擔的任務。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領袖總是傾向于組織起來并積極維護他們的利益這一事實，也暫時不考慮被領導者對領袖心存感激，以及大眾在總體上表現出的缺乏活力、消極被動，我們便會得出如下結論：民主政黨中之所以會出現寡頭統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領袖在技術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政黨組織內部的功能分化，領袖日益從大眾中脫離出來，這使得他們具有了許多特殊的質素。起初，領導人是自發產生的；他們的作用僅僅是附屬性的，也不領取薪給。然而很快他們便成了職業領袖，正是在這一階段，領袖群體變得穩定而且不可動搖。

看來，對寡頭現象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寡頭統治起源于政黨領袖在他們生活經歷過程中的心理變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寡頭統治還建基于我們可以稱之為組織本身的心理的東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術上的必要性為基礎。這是每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聯合為實現自身團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要而言之，政治黨派（這里的“政治”一詞是在其最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的基本社會學規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話來概括：“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于選民、受委托者對于委托者、代表對于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

任何政黨組織都代表了一種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寡頭化權力。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且，我們總是發現當選領袖具有對于選舉他們的大眾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這一寡頭結構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則。真可謂受壓迫者正是應該接受壓迫的。對大眾來說，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這種本質差別始終是一個謎。社會主義者經常真誠地相信，新上臺的政治精英比起原來的政治精英將能夠更好地堅持他們的信仰。大多數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德語世界的工人階級始終不渝地認為，領袖是大眾利益的忠實代表。然而這一觀念實際上是一種由虛假的解釋所制造的幻覺，它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罷了。阿爾豐斯·道德特（AlphonseDaudet）對這種現代的堂吉珂德主義者做了極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堅守Tarascon勇敢的指揮官（brav`commandant）布拉維達（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輪火紅的太陽時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經到過上海，并經歷了各種各樣充滿英雄色彩的冒險活動。[1]無獨有偶，現代無產階級由于長期受到智識上優于大眾的那些能言善辯的人的影響，最終使自己相信，通過蜂擁去投票站投票，將自己的社會和經濟事務委托給代表，就可以保證自己直接參與的權利。

民主體制中寡頭統治的產生是機構上的必然結果，它反過來也對組織產生影響，無論這種組織是社會主義者組織甚或無政府主義者組織。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會生活中的支配與服從關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民主和革命政黨中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必須放在現在和未來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雖然只有少數特殊人物才能夠充分意識到這種現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義上（inabstracto），大眾決不可能進行統治。所以，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而毋寧是要討論民主在何種意義上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時刻是可以實現的。只有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我們才能認識到政治作為一門科學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說的，要么是由于視而不見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認地向前推進，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無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現出貴族統治的某些特征這一事實。[3]由于缺乏足夠的心理學知識，導致社會主義者犯了一個最為嚴重的錯誤：他們將自己對現實的悲觀主義與對未來帶有玫瑰色的樂觀主義和過分自信混為一談。從現實主義角度審視大眾的智識狀況必然使我們認識到，即便我們并不否認提高人類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們無法對政治領袖和哲學家賴以推行他們社會重建計劃的人類現實條件持過分的樂觀態度。在人類能力所允許的時間范圍內，樂觀主義只是烏托邦思想家們的專有特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