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民主政黨的社會學思考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在任何形式的社會生活中，領導（leadership）是一種必要的現象。科學的任務不是研究這種現象的好與壞，或者哪一種占主流。事實上，任何形式的領導體制與民主的最基本要件之間都是不相容的，對這種不相容性的揭示本身就有著巨大的科學價值。如今我們已經認識到，寡頭政治之所以有其歷史必然性，正是立基于一系列經驗事實。與所有其他科學規律一樣，社會學規律來源于經驗觀察。然而，為了剝除我們的原理中那種純粹的描述性特征，使該原理具有一種可以將公式轉變為規律的分析性解釋地位，僅僅從某一單一的視角考察那些取自經驗的現象是不夠的；我們還必須研究造成這些現象的決定性因素。這始終是我們所要承擔的任務。

如果我們先不考慮領袖總是傾向于組織起來并積極維護他們的利益這一事實，也暫時不考慮被領導者對領袖心存感激，以及大眾在總體上表現出的缺乏活力、消極被動，我們便會得出如下結論：民主政黨中之所以會出現寡頭統治，最重要原因在于領袖在技術上的不可或缺性。

在這一過程中，由于政黨組織內部的功能分化，領袖日益從大眾中脫離出來，這使得他們具有了許多特殊的質素。起初，領導人是自發產生的；他們的作用僅僅是附屬性的，也不領取薪給。然而很快他們便成了職業領袖，正是在這一階段，領袖群體變得穩定而且不可動搖。

看來，對寡頭現象的解釋在一定程度上是心理學意義上的；也就是說，寡頭統治起源于政黨領袖在他們生活經歷過程中的心理變化；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寡頭統治還建基于我們可以稱之為組織本身的心理的東西，即它以某些策略上和技術上的必要性為基礎。這是每一個組織嚴密的政治聯合為實現自身團結所帶來的必然結果。要而言之，政治黨派（這里的“政治”一詞是在其最寬泛的意義上使用的）的基本社會學規律可以用下面一段話來概括：“正是組織使當選者獲得了對于選民、受委托者對于委托者、代表對于被代表者的統治地位。組織處處意味著寡頭統治！”

任何政黨組織都代表了一種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寡頭化權力。選舉人和被選舉人的存在是一種普遍現象。而且，我們總是發現當選領袖具有對于選舉他們的大眾幾乎不受限制的權力。這一寡頭結構窒息了民主的基本原則。真可謂受壓迫者正是應該接受壓迫的。對大眾來說，現實與理想之間的這種本質差別始終是一個謎。社會主義者經常真誠地相信，新上臺的政治精英比起原來的政治精英將能夠更好地堅持他們的信仰。大多數民主派人士特別是德語世界的工人階級始終不渝地認為，領袖是大眾利益的忠實代表。然而這一觀念實際上是一種由虛假的解釋所制造的幻覺，它不過是一種海市蜃樓罷了。阿爾豐斯·道德特（AlphonseDaudet）對這種現代的堂吉珂德主義者做了極為精彩的分析，他描述了堅守Tarascon勇敢的指揮官（brav`commandant）布拉維達（Bravida）在看到南方天空中那輪火紅的太陽時如何逐步使自己相信，自己已經到過上海，并經歷了各種各樣充滿英雄色彩的冒險活動。[1]無獨有偶，現代無產階級由于長期受到智識上優于大眾的那些能言善辯的人的影響，最終使自己相信，通過蜂擁去投票站投票，將自己的社會和經濟事務委托給代表，就可以保證自己直接參與的權利。

民主體制中寡頭統治的產生是機構上的必然結果，它反過來也對組織產生影響，無論這種組織是社會主義者組織甚或無政府主義者組織。哈勒（Haller）早就指出，社會生活中的支配與服從關系是大自然本身所造就的。[2]民主和革命政黨中領袖至高無上的地位必須放在現在和未來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雖然只有少數特殊人物才能夠充分意識到這種現象的存在。除非在抽象的意義上（inabstracto），大眾決不可能進行統治。所以，我們這里所要討論的問題并不是理想的民主是否具有實現的可能，而毋寧是要討論民主在何種意義上以及在何種程度上是可欲的、可能的、以及在特定的時刻是可以實現的。只有以這樣的方式提出問題，我們才能認識到政治作為一門科學所面臨的基本問題。正如松巴特（Sombart）所說的，要么是由于視而不見和盲信以致于看不到民主的潮流每天都在不可否認地向前推進，要么是由于幼稚和缺乏批判眼光以致于無法理解任何秩序和文明都必然表現出貴族統治的某些特征這一事實。[3]由于缺乏足夠的心理學知識，導致社會主義者犯了一個最為嚴重的錯誤：他們將自己對現實的悲觀主義與對未來帶有玫瑰色的樂觀主義和過分自信混為一談。從現實主義角度審視大眾的智識狀況必然使我們認識到，即便我們并不否認提高人類道德境界的可能性，但我們無法對政治領袖和哲學家賴以推行他們社會重建計劃的人類現實條件持過分的樂觀態度。在人類能力所允許的時間范圍內，樂觀主義只是烏托邦思想家們的專有特權。

與工會組織一樣，社會主義政黨組織是社會生活的現實形式。它強烈反對任何對自己的結構或性質進行分析的企圖，似乎這種分析無異于一種活體解剖。當科學發展到與他們所抱持那種先驗主義意識形態發生沖突時，他們就會不遺余力地予以反擊。不過他們的這種自我防護實在軟弱無力。在這些社會主義政黨組織中，雖然那些具有科學精神和真誠信念的人無法否認各種形式的民主體制中寡頭化傾向這一顯見的事實，但他們仍竭力將這種傾向解釋為大眾精神上的一種返祖現象（atavism）所導致的結果，是工人運動還未走向成熟的標志。他們以肯定的口吻向我們宣稱，大眾仍受到寡頭統治的毒害，因為在長達數百年的奴隸體制下，他們始終是被壓迫的對象，從未享受到個人的自主。然而，社會主義制度將會使大眾擺脫這種毒害，使他們具有實現自治所需要的所有能力。他們認為，只要社會主義者取得政權，就能夠保證大眾對他們的領袖進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從而確保那些領袖的利益與大眾的利益完全耦合。再沒有比這種看法更違反科學的了。這種觀點可以與尤·蓋達（JulesGuesde）的觀點相匹敵，蓋達認為，既然基督教把上帝變成人，社會主義者將把人變成上帝。[4]這不僅是反馬克思主義的（盡管Guesde聲稱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且是反科學的，

大眾的這種事實上的不成熟狀態并不是一種將隨著未來社會主義（aulendemaindusocialisme）的民主化進程而逐步趨于消失的暫時現象。相反，它導源于大眾之所以成為大眾的本質特性。正因為如此，即使將大眾組織起來，他們仍然會在那些急待解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上手足無措——因為大眾本身（perse）總是缺乏確定的目標，所以就需要勞動分工、專業化和必要的引導。1850年，蒲魯東在獄中寫道：“人類需要被統治，這是肯定的。我為我的同類感到羞愧。”[5]從本性上說，人作為個體注定要被領導，而且隨著社會生活的功能分化和再分化，這種要求會進一步得到強化。在相當程度上說，社會群體不能沒有領導。

沿著這一思路和以上科學判斷，如果由此而推論說我們應該放棄一切旨在限制寡頭集團（如國家、統治階級、政黨、等等）對個人所行使權力的范圍的努力，那將是大錯而特錯的了。人類為發現一種社會秩序以圖將人民主權觀念真正付諸實踐而不懈努力，如今放棄這種努力肯定是不明智的。正如筆者在本書開始時所說的，本書的目的并非要指出新的路徑。對歷史經驗的考察使我們不得不對民主產生一種悲觀的看法，所以更多地強調這一方面似乎是必要的。我們必須考察的是，民主是否和在怎樣的程度上應當保持其純粹的理想狀態，它將道德價值作為自身唯一的評判標準，從而使其能夠辨別一切社會體制中普遍存在的形形色色的寡頭統治。也就是說，我們應當考察民主是否和在何種程度上是一種我們永遠無法實現的理想。本書更進一步的目標在于：除去某些表面化的而且流于膚淺的有關民主的空想，這一空想始終困擾著科學的前進步伐，并將大眾引入歧途。最后，筆者希望能夠揭示出某些與民主（在更大程度上與社會主義）背道而馳的社會學趨勢。

筆者并不想否認下列事實：即，一切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這些運動常常是由人們對民主的真誠信念而引發的），都在幫助削弱寡頭化趨勢方面發揮了某種積極作用。有這樣一個傳說，講的是一位農民臨終前告訴他的兒子們說，他的田里埋藏著一塊財寶。老人死后，他的兒子們為了找到財寶將那塊田挖了個底朝天，但他們還是沒有找到。然而，他們不知疲倦的勞作卻在客觀上改良了土壤，最終使來年的莊稼獲得了大豐收。這一傳說中所提到的財寶就如同民主一樣。民主并非一件人們如果刻意地去找就能找得到的財寶。而是在我們尋找它的過程中，在不懈地去尋找那些根本無法找到的東西的過程中，我們所付出的勞動將在民主的意義上取得豐碩的成果。實際上，我們會發現，正是在民主主義的工人階級政黨組織內部形成了某些與促使該政黨誕生時相反的趨勢。由于政黨組織中各種成分復雜多樣，并處于不對等的地位，這些趨勢經常是促使暴政形成的原動力。我們也會發現，用波拿巴主義爆發戶們的蠻橫統治取代傳統權力格局的墨守成規，并不能為這種寡頭化趨勢賦予任何道德上和倫理上的優越性。在歷史上，為阻止寡頭統治的產生，人們已經嘗試了各種各樣的措施。如果說曾經制定過限制領袖權力的法律，但逐漸式微的是這種法律，而不是領袖的權力。然而，有時民主原則雖然不能完全根除寡頭統治，但至少可以使其部分地得到抑制。維克多·康德拉（VictorConsidérant）在構建他的“民主—和平主義（democratico-pacificist）”的社會主義理論時就宣稱，社會主義并不意味著下層階級進行統治，而是以一個公民團體為中介，從所有人的利益出發組織和管理社會；他進一步指出，這一中介團體的數量規模須隨著社會的發展得到相應程度的增加。[6]后一點尤為引人注目。實際上，激發和強化個人用以批評和進行控制的知識能力，不僅是工人運動也是民主政治的一般特征。我們發現，民主肌體的日漸官僚化是怎樣使這種批評和控制失去效力的。不過，就勞工運動的諸多理論前提來看，它能夠促使某些具有自由精神的精英的誕生（這與領袖們的愿望恰恰相反），他們或為原則、或為個人本能、或兩者共同激發，渴望改變現有的權威基礎。在個人信念或氣質的促動下，他們時常就每一種人類制度不厭其煩地問“為什么？”如今，人們對自由的探究偏好（在其中我們不難發現文明社會最為重要的要素之一）將隨著大眾經濟地位的改善和趨于穩定、以及他們更有成效地享受文明的福祉而逐步得到強化。更廣泛的教育將提高人們進行控制的能力。在那些有著較好生活條件的人群當中，領導者對被領導者的權威盡管仍然相當廣泛，但它并不象在窮人當中那樣不受限制。難道我們連這一點也看不到嗎？作為大眾的一部分，窮人在他們的領袖面前只能是軟弱無力，束手就擒。他們在智識上和文化上的劣勢使他們不可能理解領導人的行蹤，或者提前把握他們行為可能帶來的后果。所以，社會教育承擔的重任就是：提高大眾的智識水平，以便他們能夠在可能的范圍內遏制工人階級運動中的寡頭化傾向。

鑒于大眾長期的無能狀態，我們必須認識到以下兩個調節性原理：

1、民主在意識形態上趨向于批評和控制；

2、與民主相反而且強有力的趨向則傾向于形成空前復雜的、高度分化的政黨組織，這種組織日益建立在少數人的統治基礎之上。

對當代各種形式的民主體制的分析，必然使那些理想主義者感到自己遭到欺騙和深深的失落。也許只有那些能夠對民主作出公正評判的人才能認識到，所有的科學和人類理想只有相對的意義，從而不致使自己陷入淺薄的感傷主義之中。如果我們想對民主的價值作出評價，我們就必須將民主與它的對立物，即純粹的貴族統治相比照。民主的內在缺陷是顯而易見的。不過，我們之所以選擇民主作為我們的社會生活形式，是因為它是最少邪惡的社會生活形式。理想的政府無疑是那種由少數德才兼備的人統治的貴族政府。然而，我們去哪里尋找這樣一種貴族統治呢？我們也許偶爾（盡管很少）可以通過自己的主觀選擇得到它；但在繼承原則仍在發揮作用的情況下，我們不要期待這一努力會取得成功。所以，純粹的君主制便成了這種貴族制的不完美的替代品，而君主制卻是各種統治形式中最壞的；從道德的角度來看，它甚至比由鹵莽的煽動家的獨裁統治更壞，因為在后一種腐敗的體制中至少還存在某種健康的原則，而且我們仍然可以將這一原則的實踐作為實現社會進步的基礎。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人們越是認識到民主制（盡管它并不完美）相對于即使最好的貴族制的種種優點，他們就越不會因看到民主的諸多缺陷而要求恢復貴族制。除了某些形式上的差異和那些只有通過良好的教育和遺傳得來的品質外（這些品質使貴族制總是取得了相對于民主制的優勢——而這些品質要么被民主制完全忽略，要么試圖去模仿，結果卻使這些品質變成了滑稽的諷刺），民主的缺陷還表現在它本身無法鏟除貴族制的殘余；另一方面，只有坦然而且真誠地面對民主體制中的寡頭化危險，我們才能夠將這種危險減少到最低限度，盡管這種危險永遠無法完全避免。

民主的歷史潮流滾滾向前。它總是在同一淺灘中斷，但總能得到更新。這種艱難跋涉的場景既讓人鼓舞，同時卻又令人沮喪。當民主發展到某一階段，它便逐步發生轉變，具有了某種貴族氣質，甚至在許多情況下采取了貴族統治形式，而后者正是民主制所極力反對的。如今，新的控訴者站出來揭露背叛者；在經歷了一場壯烈的斗爭和與陰險的統治者斗爭之后，他們最終與舊的統治階級同流合污；于是，又該輪到他們自己遭受同樣打著民主旗號的對手的攻擊。也許這種殘酷的游戲永遠不會有個完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