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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新變化，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本文提出：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正確區分根本觀點和具體論斷；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三、在社會學學科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是要搞清楚社會學的兩種形態，進行有中國特色社會學的理論創新。

【關鍵詞】根本觀點/具體論斷/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革命批判型社會學/維護建設型社會學中國特色社會學

【正文】

20年前，為紀念馬克思逝世100周年，我從英國寄回一篇題為《從倫敦幾處紀念地看馬克思和他的學說》的長文，1983年3月5日，光明日報用整整一版加以發表。18年前，我從英國回來后，撰寫的第一篇社會學方面的學術文章，就是關于馬克思主義與社會學的，題為《論馬克思主義社會學的兩種形態》，發表在1985年7月29日的光明日報上。在紀念馬克思逝世120周年和誕辰185周年的今天，國際國內的大背景、大環境都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新問題。其中，如何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問題，如何在實踐中、在本學科中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問題，又一次更尖銳地擺在面前，要我們有針對性地加以回答。同時，這么多年過去了，作為學者也有必要對自己過去發表的觀點進行回顧和審視。我想用這種方式紀念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科學巨匠”馬克思。

一、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正確區分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

近些年來，我一直論證這樣一個觀點：要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必須分清它的根本觀點與具體論斷。所謂“根本觀點”，就是那種今后的實踐只能進一步證明它而不能推翻它的一般原理。這主要涉及世界觀和方法論層次上的基本原理，如作為辯證唯物論精髓的“實事求是”和唯物辯證法活的靈魂的“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等；各個學科所涉及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個人與社會、國家與社會、經濟與社會、文化與社會、權利與社會的關系等基本原理。所謂“具體論斷”是對特定時間、地點、條件下，針對特定對象、事物、現象、過程作出的判斷。

就根本觀點說，馬克思仍然是“活著”的思想家，馬克思主義仍然是科學的理論寶庫。當代的各種思潮、社會學說，都這樣那樣地受到馬克思的影響。就具體論斷來說，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當年提出的許多命題，同樣要接受實踐的檢驗，必須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得到校正。這就是人們常說的一切以時間地點條件為轉移、“與時俱進”。我們怎么能夠要求150多年前的思想家的每一個具體論斷都適合現今的情況呢?假若這樣，那還要我們這些后人干什么呢?我們看到，《共產黨宣言》發表150多年來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對執政黨、對我們理論工作者提出了嚴峻挑戰和嶄新課題，不與時俱進顯然不行。同時，我們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提出的具體論斷，還有一個作用是要理解他們是針對何種具體情況、根據何種具體條件得出來的，從中學習他們的立場觀點方法。這一點也同樣重要。

根本觀點要堅持和豐富，具體論斷要校正和前進。“過時論”以及從“過時論”中引申出來的“無用論”和“教條論”這兩種來自兩個極端的態度，都是對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不利的。這種兩極思維方式，都是妨礙理論創新的。如果我們把眼光放得寬一點，那么就會發現，當今世界上的各種思潮、各種學派，實際上都在不斷研究新情況從而與時俱進，我們當然更應該在社會轉型加速期這樣急劇的社會變化中，以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為指導，自覺研究新情況、新問題，吸取國外研究中的合理的東西，為我所用，不斷得出與客觀實際相符的具體論斷，并以與時俱進的具體論斷不斷豐富馬克思主義的根本觀點。這才是真正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思想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發展，鄧小平理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的發展，“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對馬列主義思想鄧小平理論的發展，就是這種豐富發展的典范和馬克思主義發展的新階段。這里，根本觀點，強調的是一般性、普遍性和它們的“同”，具體論斷說明的是特殊性、差異性和它們的“異”。正因為有一般性、普遍性和“同”，它們才有統一性，才構成統一的發展過程；而因為有特殊性、差異性和“異”，它們又有多樣性，顯示出統一發展過程中不同階段的特色。

二、在具體實踐中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關鍵：搞清楚善于破壞舊世界與善于建設新世界的關系

正確處理破壞舊世界與建設新世界、推翻舊制度與建構新制度的關系，十分重要。建國后的歷史表明，我們取得的成績，都與正確處理兩者的關系緊密聯系，而我們的失誤則與沒有正確處理這個問題有關。上述破壞與建設的關系，集中表現在“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以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激勵機制、從“斗爭哲學”到“社會和諧”等問題上。

(一)從“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

中國共產黨是以武裝斗爭和急風暴雨式的革命奪取政權的。在舊中國，不推翻阻礙生產力發展的“三座大山”——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不用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戰勝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不打倒壓迫剝削工農大眾、侵犯他們利益的買辦階級和封建階級，就不能忠實代表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黨這樣做了，領導人民翻身得解放，贏得了人民的衷心擁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唱出了我們黨“革命為民”的豐功偉績。

革命勝利后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如何從“革命為民”到“執政為民”的轉變問題。“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在“為民”、在堅持“三個代表”這個根本點上是相通的。“為民”講的是立場問題，只有站在“為民”的立場上，才能革好命，執好政。但是革命的條件往往是十分艱苦的，而執政的條件卻一般是相對舒適的。這時一些執政黨的黨員容易忘記為人民服務，容易忽視堅持“三個代表”。只有那些牢記“執政為民”，并且身體力行的黨員，才能真正經得起考驗，為黨爭光。我們黨旗幟鮮明地提出“執政為民”，既繼承發揚了我們黨“革命為民”中“為民”的一貫優良傳統，又在我們黨執政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賦予“為民”以嶄新的內容。這對于保持我們黨的先進性，從而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順利推進，也即對“增促社會進步，減縮社會代價”，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在“為民”上是相通和相同的。但是革命和執政的主客觀條件畢竟是有重大區別的，體現在如何為民上同樣是有區別的。忽視或混淆這種區別，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執政的問題——我們稱之為“革命慣性”，就會造成嚴重的后果，新中國建立到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既使我們看到了“執政為民”的經驗，也使我們嘗到了“革命慣性”的惡果。鄧小平的撥亂反正，在某種程度上說，也是撥“用革命的辦法來解決執政問題”之亂，而返“執政為民”之正。正式提出“執政為民”，并把它作為貫徹“三個代表”要求的“本質”，既是對鄧小平理論的繼承，同時又是對它的發展和創新。

在“革命為民”與“執政為民”之間，存在著一系列重要差別。這些差別包括：從目標上說，革命的目標是破壞和推翻舊的制度，并奪取政權；執政的目標則是建立新的制度，維護自己的執政地位，并利用政權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形成社會良性運行的機制，最大限度地滿足人民的物質文化需要。從手段上講，革命必然強調斗爭，奉行“斗爭哲學”，凡有利于奪取政權和破壞舊的社會秩序的一切矛盾和斗爭，總是全力擴大、激化；執政則主張安定和社會和諧，凡不利于鞏固政權和經濟建設的一切矛盾，總是全力去緩和化解，通過協調、對話、妥協來平衡社會不同群體的利益。從要解決的難點上說，革命主要是軍事上的難，是如何以弱小的革命力量逐步戰勝強大的反動力量的難；執政則是建設的難，是如何協調社會利益的難。從黨的社會基礎上說，革命多半扎根于特定的社會不滿階層，代表一個特定的階級，體現他們的意志，實現他們的理想；執政則力求平衡全社會各階層民眾的利益，反映和實現最廣大人民的愿望和要求。

可以講，如果我們黨再不自覺地意識到自己的執政黨地位，堅持“執政為民”，仍然采用“革命”的辦法進行建設，則黨的事業必將毀于自己手中。因為，革命本身并不是我黨的最終目的。社會改造，不僅是要摧毀一個舊的社會結構與制度，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個新的社會結構與制度。“執政為民”的提出，表明我們黨對革命不同的執政地位的自覺，對探索共產黨執政規律的自覺，對執政條件下如何為民和貫徹“三個代表”的自覺，是突破“革命慣性”的一種創新。

(二)從階級階層作為甄別機制到激勵機制

現在仍然存在一種誤解：好像一提階層就是否定階級，用一種非此即彼的兩極思維把階層與階級兩者截然對立起來。事實上，階層與階級既有聯系又有區別。這里的關鍵是要理解，社會階層的核心內容是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分配方式或配置方式的差異。這就是社會學領域中社會分層研究的主要視角。抓住了這一點，我們就能夠看清楚階層與階級的本質聯系了。因為兩者都是從社會資源和社會機會在不同社會群體中的配置的角度出發的。階級概念著重強調社會分工、生產資料的占有、財產所有制，特別是生產資料的占有的決定性意義。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它們的包含關系不同。一種理解是——過去我們都這樣理解：階級是個大概念，階層是個下屬概念，即每個階級下面按照不同的標準再分若干個階層。這當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我們在理論上更一貫的話，也可以這樣理解：階層(stratum)是個大概念，而階級(class)則是一種特殊的分層。為什么這樣說?因為階層是按一般的概念“社會資源和社

會機會”來區分的，而階級則是一種按特殊的社會資源——生產資料來分層的結果。所以在社會學中，階級被納入分層或層化(stratification)的范圍之中，分層或層化是個大概念。筆者在1992年出版的《中國大百科全書社會學卷》中擔任社會學理論部分的主編，當時就提出了這一點，并且事實上就這么處理了，即把階級納入分層的范圍，只是沒有明確說分層或階層是個大概念。但不管哪一種理解，都表明階層和階級有這樣那樣的包含關系，階層范疇可以看作是一種適度淡化了的階級概念。

在現階段我國所處的內外環境中，用階層范疇來適度淡化階級概念不僅是必要的、及時的，而且是符合我國社會差異的實際的，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對待兩種社會應取不同態度的要求的。首先，由于“”中以“階級斗爭為綱”對階級概念的極度扭曲，階級成為一個火藥味很濃的概念，即使到現在，國內外還都存在一種顧慮，這就是擔心“以階級斗爭為綱”是否會在某個時候死灰復燃。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是適度淡化階級概念，而是不恰當地強化它，那就會引起新的社會動蕩，不利于我們的經濟建設和對外放，就會引發我國急需的國內外資金到不了位。這對我國的國家利益是不利的。這是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其次，由于在我國實際生活中出現了許多很難用階級概念來概括的社會群體，尋求更加合適的、更有概括力并又能包容階級概念內容的范疇已不可避免。只有用以職業為主要原則的、包括生產資料在內的、內容更廣泛的社會資源所構成的多元標準來加以劃分，才比較說得通。而這不是別的，正是社會學所說的階層或分層的范疇。再次，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強調階級概念、強化無產階級的自覺的階級意識，確實是有充分理由的。而在建立社會主義社會之后，總的說應該逐步淡化階級概念，才能逐步減緩社會張力，增加社會的整合力。總之，在中國社會適度淡化階級概念的責任，歷史地落在了階層范疇的身上。

與階級階層的核心內容和本質密切相關的問題，就是在社會政策上讓它們發揮何種社會功能。適度的社會分層是一種有效的社會激勵機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大鍋飯”所具有的種種痼疾。當然，不合理的社會分層也會損害社會激勵和社會團結。一個社會的社會分層是否合理，一是看它的開放性，二是看它的公正性。所謂開放性，是指社會上的任何職位，所有社會成員在理論上都可以憑借自己后天的努力而獲取，各種社會地位之間的轉換和流動是自由的。所謂公正性，是指各種社會資源在各種社會地位上的分布是公平的，地位之間的級差是合理的。

我國的階級劃分制度——一種直接體現社會結構的次級制度，是從革命戰爭年代演變而來的。在革命戰爭年代，階級分析和劃分主要是為了解決分清敵我這樣一個革命的首要問題。這是必要的。新中國建立后不久，即在全國農村實行的，按照占有生產資料的狀況、有無剝削及剝削的程度劃分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雇農等階級成分；1954—1956年，為適應社會主義革命和改造的需要，在城市也參照此標準及個人職業劃定了階級成分。這樣就分別形成了中國城鄉社會的政治與階級結構。這種階級成分(家庭出身)在上世紀60年代的城鄉“四清”運動與“”中被復查與再確認，并通過政審制度與人事檔案制度記錄在個人檔案中。可見，革命戰爭年代的思路和基本做法，在中國共產黨執政后的一個時期在很大程度上都繼續下來了，并在某種程度上強化了。改革開放前，上述階級劃分制度，從本質上說是一種社會甄別機制。即根據每個人的先賦身分，將他們歸入不同的社會群體，賦予他們不同的社會資源。在這種社會甄別機制中，各個社會地位之間是相對封閉的，從一種社會地位向另一種社會地位流動幾無可能。這樣一種身分性的社會甄別機制，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社會成員的工作積極性，損害了社會的動力機制；限制了社會交往，影響了社會整合；妨礙了社會資源的自由流動，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因此，為了適應執政為民的需要，必須將社會分層制度從社會甄別機制轉變為社會激勵機制。也就是說，社會分層的目的，不是賦予每個社會成員一個固定的身分，而是讓每個社會成員認清自己在整個社會中的位置，從而弄清自己努力和奮斗的方向；同時，讓國家和社會能夠及時掌握整個社會的動態，從而能夠利用社會分層機制來有效地推動社會的發展。這里應當強調指出，當前研究我國社會分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是要搞一次重新劃分階層的運動。研究我國社會分層，是為了實事求是地搞清楚階層結構變遷的客觀情況，為更好地將社會分層制度從社會甄別機制轉變為社會激勵機制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