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也稱為經理人)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在市場經濟的諸多要素市場中，“經理人市場”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市場。在市場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做為“經理人市場”的主體，無論是經理、廠長、總裁，還是執行局主席，都可以稱為企業家。它的生存及發揮作用的條件，是充分的市場化。但“經理人市場”這一概念不符合中國國情。

1.我國目前擁有千千萬萬的廠長、經理，但企業家卻相對稀少。企業家和企業經營管理者是一個概念的兩個層次。企業家是經營管理者，但經營管理者不全是企業家。企業家是市場經濟的產物，它擁有經營和管理資產的專門知識，以資產的經營和管理為職業，以企業資產增殖為目標并據以獲得相應收入、聲譽和社會地位的專門人才。顯然只有專吃使企業資產增值這碗飯的人，才能被稱作企業家。

按照上述標準，我國的廠長、經理，尤其是國企的經營管理者，大多數不合格。原因不是他們擁有的專業知識或業績如何，而在于他們吃的是“官”飯，他們的收入、聲譽、社會地位與所經營企業資產的增殖沒有直接的數量關系。

企業經營管理者主體功能發育不全，市場化不充分，導致了我國目前企業家資源的稀缺，這同樣說明了整個市場經濟機制的發育不良。那么，在當前我們有無數個廠長、經理，而缺乏企業家的情況下，時代呼喚企業家也就成為歷史發展的一個必然要求。

2.人事任命制度約束了企業家市場化程度的發展。杜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已近九年時問，兩權分離使國企獲得法人資格是政府市場化取向的目標選擇。國企的市場化改造在勞動、分配、股份制、金融資本優化配置等方面都積累了一些經驗。然而，不合邏輯的是，做為國企經營管理核心和靈魂的廠長、經理，卻遲遲得不到“市場化”。經濟權力的下放和人事任命權的剛性約束，造成了邏輯上的悖謬，使經營管理者主體異化.功能扭曲，經濟行為能力弱化。一方面，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一支龐大的企業家隊伍;另一方面，是政府死死抓住人事任免權不放，造成企業家有市無場的格局。

令人窘迫的是，我們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跨入新世紀們檻的。加入WTO的臨近、新經濟時代的興起、整個經濟制度的變革，都需要加快企業家隊伍建設，解決企業家市場化問題，尤其是為企業家市場的生成，發育提供法律和政策的支持，這是我們當前面對的重大課題。

發端于農村的改革開放，使我國農村勞動力市場從無到有，逐步發展起來。30年來，我國經濟社會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深刻變化。那么，如今的農村勞動力市場發育程度如何呢？這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考察。

自主擇業程度。以前，我國經濟是典型的二元結構，農村勞動力不僅在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能流動，而且在農村內部

也不能隨意流動。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和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大量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如今，農村勞動力不僅可以在農村務農或從事非農產業，也可以在城鎮務工經商。非農就業人數占農村勞動力總數的比重，既能反映我國二元經濟結構的變化程度，也能反映農村勞動力擇業的自主程度。統計顯示，*年到*年這一比重由6.37%提高到20.65%，到2005年已超過四成。可見，農村勞動力自主擇業已達到較高程度，而且還在提高。

工資自主決定程度。工資反映的是勞動力的價格，工資的決定機制是勞動力市場的核心機制。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工資具有配置勞動力資源的作用，是影響勞動力流動的一個重要因素。工資的自主決定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農民工的談判能力與工會的作用。雖然農民工的談判能力還不是很強，但在不斷進步，尤其是近幾年進步更快。*年開始在全國范圍解決農民工工資拖欠問題；*年國務院頒布《關于解決農民工問題的若干意見》，提出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同時，我國勞動力供求關系正在發生變化，農民工的談判能力明顯提高。以前，農民工與工會無緣，而目前越來越多的農民工加入工會，他們正在從遇到困難找老鄉變成遇到困難找工會。從定量的角度看，可以用農民純收入中非農收入所占的比重來間接反映農民工工資的自主決定程度。統計顯示，這一比重由1983年的31.35%提高到*年的54.85%。

流動自由度。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反映勞動力在流動中是否遇到阻礙及阻礙的程度，可以衡量統一勞動力市場建立和完善的程度。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農村勞動力可以進城務工經商，但由于種種原因，他們在城市受到不少歧視，包括一些制度性歧視。近年來，這種狀況發生了顯著改變。各地清理了對農民工帶有歧視性的政策法規，并著力推進體制改革和制度創新，逐步建立城鄉統一的勞動力市場和公平競爭的就業制度，建立保障農民工合法權益的政策體系和執法監督機制，建立惠及農民工的城鄉公共服務體制和制度。在定量方面，可以用外出農民工占農村勞動力比重的變化來反映。統計顯示，*年這一比重是15.53%，年達到24.75%。可見，農村勞動力流動的自由度在不斷提高。

企業用工自由度。農民工一般在非公有制企業或新型部門就業，這些單位是按照市場供求關系及企業利益最大化原則來聘用員工的。即使在公有制單位就業，農民工也不是正式工，這些單位也是按市場原則招聘或解雇農民工的。可見，企業對農民工的使用完全市場化，或者說企業對農民工的用工是完全自由的。

目前，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中，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均在1000億元左右，而通過債券融資僅有幾百億元。1999年我國共s行企業債券420億元，這僅占當年GDP總值8.2萬億元的0.5l％，而同年美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達到25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企業債券的發行量為同期股票發行量的5.8倍。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給企業債券市場以準確定位，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其發展，對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企業實力增強，甚至對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3、企業債券償付風險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使一些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財務管理不善、資金運作效率不高、效益達不到要求的企業發行債券，以至干到期不能償還。有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債券到期不能償還的約占需兌付余額的11％。一些企業只能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其它渠道拆借資金償還到期債券，這不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給企業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埋下了隱患。2000年，新《企業債券上市規則》雖提高了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實行上市推薦人制度，強化了債券發行人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上市債券的質量，但這也只能把住上市關，未能把住發行關。

目前，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中，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均在1000億元左右，而通過債券融資僅有幾百億元。1999年我國共s行企業債券420億元，這僅占當年GDP總值8.2萬億元的0.5l％，而同年美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達到25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企業債券的發行量為同期股票發行量的5.8倍。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給企業債券市場以準確定位，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其發展，對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企業實力增強，甚至對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3、企業債券償付風險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使一些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財務管理不善、資金運作效率不高、效益達不到要求的企業發行債券，以至干到期不能償還。有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債券到期不能償還的約占需兌付余額的11％。一些企業只能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其它渠道拆借資金償還到期債券，這不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給企業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埋下了隱患。2000年，新《企業債券上市規則》雖提高了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實行上市推薦人制度，強化了債券發行人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上市債券的質量，但這也只能把住上市關，未能把住發行關。

文化產品是一種凝結了精神勞動、供人們精神消費和享受的特殊產品，主要包括書籍字畫、報紙雜志、各類藏品、戲劇電影、音樂舞蹈、廣播電視、音像制品等。文化產品產生后，就進入了流通和消費的市場領域，與社會生活發生密切聯系。稿費，是由報紙、雜志、出版機構在文稿、畫稿、書稿等采用以后付給著作人的報酬。稿費制度的實行，使得文稿、畫稿、書稿成為文化商品，進入市場經濟體系。

文化市場的存在與城市的聯系最為密切。傳統時代的文化產品只有書籍、字畫、藏品、戲劇、音樂、舞蹈、雜技等，有能力得到和消費這些產品的必須是有一定文化和財力的人。當時城市和農村的下層多數為文盲，能夠用于精神消費的財力也很有限，他們所消費的主要是一些簡單的讀物、自娛自樂的民間音樂、與祭祀有關的社戲和走村串巷的江湖雜耍等。作為文化消費主體的中上層人士大多居住在城鎮，他們所具有的文化程度和財力，使他們能夠購買、閱讀和收藏絕大部分書籍字畫藝術品，能夠聘請戲班子唱戲，乃至購買、訓練、自養戲班子，因此傳統社會中城市對于文化產品的消費超過農村。近代時期，上述狀況得以延續，同時，伴隨城市的不斷擴張，出現了像上海這樣人口眾多、市場經濟特別發達的大城市，其文化市場的發展程度遠非傳統時代可比。本文主要研究晚清上海書籍和報紙雜志類產品的稿費問題，力圖從稿費制度的誕生這一角度切入，去了解近代上海文化市場發育成熟的歷史進程，文化市場的運作方式，以及在這一進程中稿費制度對于傳統文人向新型文化人轉變所起的作用等。

一

稿費制度的出現，有賴于一定規模的流通與消費市場的形成。傳統時代文化產品的生產、流通和消費的規模和范圍比較狹小，也就難以產生與之相適應的稿酬制度和版權制度。古代書籍字畫和戲劇音樂的作品，主要出自有文化的讀書人之手，無論是貧寒的還是作了官發了財的大多數讀書人，寫書作畫是為了吐露心聲，展示成果，揮灑才華，寄托情趣，然后在友朋間相互傳閱饋贈、進行交流，滿足個人的某種精神需求，或得到所屬階層的贊賞和承認。這類作品非但沒有報酬，反要貼上刻書作畫的工本。所以一些貧寒士人雖有著作，卻往往無力出版，少數幸運者的著作靠著朋友的資助才得以問世。能夠靠字畫著作得到收入的，只有少數人，主要有以下幾類人物：一些文人成名后，社會上慕名而來求文求書求畫者絡繹不絕，于是可以通過收取書畫文章的潤筆獲取酬金。宋人王楙、清人顧炎武認為潤筆始于漢朝，宋朝洪邁《容齋隨筆》中提到“作文受謝，自晉宋以來有之，自唐始盛”。受謝的文章多數是墓志銘，死者家屬希望借名家之筆揄揚死者，垂名后世。文壇名家必須是寫那些不能直接換取稿酬的文章出名后，才會有人上門以高額報酬換取諛墓之文，所以對作文者而言，能夠得到稿酬的文章范圍很小，稿酬只是不穩定的外快。同時輿論也會按照儒家觀念，褒揚那些珍惜自己的名聲和筆墨、不隨意出賣人格以換取錢財的作家。名氣大的作家，其文集影響也大，一些專門的出版商會很樂意出版他們的暢銷文集，特別是已故作家的作品，但不必付報酬給作家或他們的家屬。這可能是因為刻書本非易事，流通市場有限，書商營利有風險，士夫們也就滿足于自己得名而讓書商得利的互惠原則。《儒林外史》中，馬二先生編八股文選本，出版商只付選家報酬，卻不必給作者。可以得到相應報酬的，還有一些文人為戲班或藝人創作的作品；以及一些文人迫于生活，賣文賣字賣畫，得一些收入，以此糊口，這些純屬市場行為的做法，一方面并不普遍，另一方面對作者而言往往只是謀生的權宜之計，一有可能，他們就會重新回到“學而優則仕”的道路上去。由此可見，傳統時代文化產品的生產者，很少與市場發生聯系，書籍文章等產品生產中雇傭關系不明顯，寫作者主要不是為市場寫作，得不到相應的報酬，某些書籍作品之所以成為商品，主要通過書商的中介，但書商并不需要為此付出稿酬和版稅。

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商品經濟發達，江寧、蘇州、杭州、常州、無錫、揚州、常熟、松江及福建、安徽、江西某些城市中，文化市場發展較快，市場需求推動商業性書坊繁盛一時，它們以大量刻印科舉參考書、時文和通俗小說謀求利潤，出現了文人賣文為生、文學作品漸趨商品化的傾向，由此在上述城市形成書籍寫作、刻版、印刷和銷售中心。一些文人的通俗小說十分暢銷，書商為了營利，情愿出錢請文人為市場寫作，以便獲得更大的利潤，作者可從中獲取稿酬，其作品成為流通極廣的商品，因此也不乏愿意以此牟利者。凌蒙初就是聽說馮夢龍的《三言》銷路很好，才去寫小說的。大量創作才子佳人小說的作家，如“天花藏主人”、“煙水散人”等，有的自己兼出版商，有的則是出版商約請作家，自然是要付稿酬的。出版商程偉之約請高鶚續《紅樓夢》，料想是要付稿酬的。這種做法已具近代色彩，但只限于小說出版商，付的只是小說的稿酬，而小說在中國傳統文學觀念中，是被排斥于文學之外的，不過，恰恰在處于非主流地位的文學作品——小說領域中產生了稿酬制度最初的萌芽，給江南文化市場經濟發展一個有力的刺激。然而，近代五口通商、太平軍戰爭造成古城的敗落和商路的轉移，使上述古老城市中文化市場的自然發展進程受到挫折，孕育中的文化市場的某些新制度、新傳統、新因素向上海這一新興城市轉移。

開埠以后，特別是太平軍戰爭以后，上海依靠其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使城市不斷壯大，居民人口迅速增長，市場經濟在較短時間內躍上一個新的臺階，開始程度不同地侵入到人們社會生活、特別是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領域中去，使文化產品的需求和供應越來越多地被納入市場經濟的運作范圍，江南文化和西方文化資源同時注入，為原本十分狹小的文化市場的發育成長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塑造了它特殊的面目。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市場失靈”的表現及對策；“政府失靈”的表現及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市場并非是萬能的，是有一定的條件性、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不能使社會資源達到最優或有效配置、“市場失靈”的表現、市場競爭失效或失靈、市場價格失效或失靈、市場供給失效或失靈、對總量調節的市場作用失效或失靈、“市場失靈”的對策、維護市場秩序，保護競爭，抑制壟斷、界定和維護財產權利、調節收入和分配，促進社會公平的實現、“政府失靈”的表、政府政策失效或失靈、政府職能失效或失靈、和尋租行為有關的政府失效、市場機制發揮著自動的調節和協調作用，是市場運行存在著自動趨向均衡的秩序性、“政府失靈”的對策、清除阻礙市場競爭的不必要的限制因素、企業必須成為真正的市場的主體，能夠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等，具體請詳見。

市場并非是萬能的，是有一定的條件性；政府干預經濟也并非是萬能的，也有一定的條件性。剖析“市場適失靈”與“政府失靈”，弘揚自由市場經濟與國家干預經濟機制的優點，避免各自的缺點，有助于我國目前的社會主義市場化建設。

一、“市場失靈”的表現及對策

20世紀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發生的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不僅給資本主義制度以沉重打擊，而且也引起了市場機制自行調節市場論的危機。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不能使社會資源達到最優或有效配置，這時就會發生市場失效，市場失靈的問題。根據許多經濟學家的分析可以把“市場失效”與“市場失靈”的情況概括為以下幾種：

(一)“市場失靈”的表現

1、市場競爭失效或失靈。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原因及建議

目前，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中，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均在1000億元左右，而通過債券融資僅有幾百億元。1999年我國共s行企業債券420億元，這僅占當年GDP總值8.2萬億元的0.5l％，而同年美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達到25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企業債券的發行量為同期股票發行量的5.8倍。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給企業債券市場以準確定位，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其發展，對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企業實力增強，甚至對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目前,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中,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均在1000億元左右,而通過債券融資僅有幾百億元。1999年我國共s行企業債券420億元,這僅占當年GDP總值8.2萬億元的0.5l%,而同年美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達到25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企業債券的發行量為同期股票發行量的5.8倍。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給企業債券市場以準確定位,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其發展,對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企業實力增強,甚至對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3、企業債券償付風險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使一些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財務管理不善、資金運作效率不高、效益達不到要求的企業發行債券,以至干到期不能償還。有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債券到期不能償還的約占需兌付余額的11%。一些企業只能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其它渠道拆借資金償還到期債券,這不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給企業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埋下了隱患。2000年,新《企業債券上市規則》雖提高了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實行上市推薦人制度,強化了債券發行人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上市債券的質量,但這也只能把住上市關,未能把住發行關。

目前，我國企業的外部融資主要來自銀行貸款和股票市場，1997年到1999年的三年中，企業通過股票市場融資均在1000億元左右，而通過債券融資僅有幾百億元。1999年我國共s行企業債券420億元，這僅占當年GDP總值8.2萬億元的0.5l％，而同年美國的企業債券發行額達到2500億美元，占當年GDP的3％，企業債券的發行量為同期股票發行量的5.8倍。在當前的經濟情況下，給企業債券市場以準確定位，采取相應的措施促進其發展，對拓寬企業融資渠道、促進企業實力增強，甚至對保證國民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都有重要意義。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3、企業債券償付風險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使一些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財務管理不善、資金運作效率不高、效益達不到要求的企業發行債券，以至干到期不能償還。有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債券到期不能償還的約占需兌付余額的11％。一些企業只能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其它渠道拆借資金償還到期債券，這不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給企業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埋下了隱患。2000年，新《企業債券上市規則》雖提高了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實行上市推薦人制度，強化了債券發行人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上市債券的質量，但這也只能把住上市關，未能把住發行關。

我國企業債券市場發育遲緩的原因

在西方，企業債券市場一直是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債券是企業直接融資的重要渠道之按我國目前企業債券發行的規定來說，“門檻”并不高。如：企業規模達到國家規定的要求（如股份有限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3000萬元，有限責任公司的凈資產不低于6000萬元）；企業財務會計制度符合國家規定；發債企業具有償債能力；企業發行企業債券的總面額不得大于該企業的自有資產凈值；企業經濟效益良好，發行企業債券前連續三年盈利；所籌資金用途符合國家產業政策等等。但我國企業債券的發行規模仍然很低，1999年底，我國通過債券融資總額也僅為3000億元左右，對企業融資所起的作用很有限。這其中的原因主要在于：

l、對企業債券的認識上存在偏差。我國政府和企業尚未能把企業債券當作資本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是當作項目資金不足的補充。政府在利率、利息稅等方面的限制使企業債券收益低，回收周期長，與國債、股票相比在各方面都有劣勢。在企業改革及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的情況下，銀企之間虛擬的債權債務關系使得銀行不能擺脫對企業的軟約束。而企業債券面對的是社會投資者，到期不能還本付息將面臨破產清償的訴訟，企業債券的約束力要遠大于銀行債權的約束力；按《公司法》的要求，發行股票也只承擔有限責任。所以，我國企業更愿意選擇貸款和發行股票的融資方式。

2、企業債券管理的市場化程度低。我國現行的《企業債券管理條例》是在1993年8月頒布實施的，其核心主要是發行計劃規模管理、募集資金投向納入固定資產投資計劃、具體發行采取審批制，即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會同中國人民銀行、財政部、國務院證券委員會擬訂全國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和規模內的各項指標，報國務院批準后，下達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計劃單列市人民政府和國務院有關部門執行。未經國務院同意，任何地方、部門不得擅自突破企業債券發行的年度規模，并不得擅自調整年度規模內的各項指標。這種管理方式已不適應當前的經濟環境。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發行債券籌資完全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根據自身發展確定所需要的資金量，然后選擇所偏愛的方式籌資。而我國的計劃額度管理發行體制，即企業向國家發展計劃委員會申請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度，經計委核準發行后，再向中國人民銀行報送債券發行的選擇申請材料。這種“配額制”使很多符合條件的企業（尤其是非公有制企業）沒有機會發行債券。同時，企業債券的定價采用行政定價方式，缺乏靈活性。由于企業債券所參照的儲蓄存款利率尚未實現市場化，這使企業債券有了較大的政策風險。我國企業債券的品種也十分有限，目前發行的多是期限在3年以下、到期一次還本付息的債券，而且利率單一。

3、企業債券償付風險大。由于認識上的偏差使一些自身管理存在缺陷、財務管理不善、資金運作效率不高、效益達不到要求的企業發行債券，以至干到期不能償還。有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債券到期不能償還的約占需兌付余額的11％。一些企業只能用“挖肉補瘡”的辦法從其它渠道拆借資金償還到期債券，這不但加劇了金融市場的風險，也給企業債券市場未來的發展埋下了隱患。2000年，新《企業債券上市規則》雖提高了企業債券的上市標準，實行上市推薦人制度，強化了債券發行人的信息披露，有利于提高上市債券的質量，但這也只能把住上市關，未能把住發行關。

4、企業債券的信用評級制度不記全。信用評級是投資者非常關注的信息，它反映了社會對企業的信任程度，西方國家都有很完善的信用評級制度。我國的信用評級制度尚不完善，全國沒有統一的評估體系和評估標準，評級機構對投資者也只有道義上的責任。企業債券在發行中采用自愿評級的辦法，實踐中真正去評級的企業也多是想盡各種辦法評出高等級，而且評級機構的跟蹤調查也很少，不能反映企業實際經營中的變化。這樣既使債券的信譽受到影響，也不利于投資者進行選擇以及政府部門的有效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