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絲綢之路及絲綢之路中的中國藝術文化

1．絲綢之路

西漢年間，張騫出使西域，開辟了以洛陽、長安為起點，經甘肅、新疆到中亞、西亞，并聯結地中海各國的陸上通道。這條路運往西域的貨物中以絲綢制品的影響最大，因而被稱為“絲綢之路”。其基本走向定于兩漢時期，包括南道、中道、北道三條路線。自從張騫通西域以后，中國和中亞及歐洲的商業往來迅速增加。通過這條貫穿亞歐的大道，中國的絲、綢、綾、緞、絹等絲制品源源不斷地運向中亞和歐洲，因此，希臘、羅馬人稱中國為“賽里斯”國，稱中國人為“賽里斯”人，“賽里斯”即“絲綢”之意。

2．絲綢之路中的中國藝術文化

絲綢之路猶如一條彩帶，將亞洲、歐洲和非洲的古文明聯結在了一起，也大大展現了中國燦爛豐厚的藝術文化魅力。正是這些絲綢之路，將中國的養蠶絲織技術以及絢麗多彩的絲綢產品、茶葉、瓷器等傳送到了世界各國，對世界各國的社會經濟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同時，中外商人通過絲綢之路，將中亞的駿馬、葡萄，印度的佛教、音樂、熬糖法、醫藥，西亞的樂器、金銀器制作、天文學、數學，美洲的棉花、煙草、番薯輸入中國，使古老的中華文明得以不斷更新、發展。如果把中國的藝術文化比作是傳播過程中的傳播符號的話，那么絲綢之路就是一種重要的傳播手段將這些珍貴的傳播符號給傳播出去，發揚光大。綜上所述，無論是燦爛的中國藝術文化，還是西方的一些技術文化，要想實現兩者的相互借鑒，就始終離不開一條筋脈，這條筋脈便是傳播，傳播在其中發揮了不可小覷的作用。

二、絲綢之路上，中國藝術傳播是條筋脈

玻璃自誕生之時起就是受歡迎的商品，由于玻璃器華美、昂貴，制造技術相對神秘，因而在歷史上曾與黃金、白銀、寶石一樣，是重要的商品。至今，仍然難以斷定玻璃的起源是公元前20世紀的兩河流域，還是出自同時期的古埃及，這也可以說明早期玻璃貿易非常頻繁，羅馬帝國和伊斯蘭阿拉伯帝國時期的玻璃藝術遠銷到舊大陸的各個角落，中國、日本和朝鮮半島都出土了西亞的玻璃，這些都是貿易交流的證明，而聯系歐亞大陸的絲綢之路則是古代玻璃貿易的重要通道。“絲綢之路”這個名詞是由李希霍芬（FerdinardvonRichthofen）在19世紀末首次提出的，它是溝通歐亞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的大動脈的代名詞，在古代的中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明確了絲綢之路的通道包括：（1）北方（草原）絲綢之路；（2）西北（沙漠）絲綢之路；（3）西南（佛教）絲綢之路；（4）南方（海上）絲綢之路。沿絲綢之路出土的文物為我們展現了東西方的貿易和文化交流，在貿易項目中西方向東方輸出了古代玻璃器皿，并最終對中國的玻璃業產生重要影響。中國古代玻璃藝術的發展始終與世界玻璃業保持聯系，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玻璃就是最好的證明。

一、玻璃藝術貿易的萌芽時期

鑲嵌玻璃珠俗稱“蜻蜓眼”，是指在單色玻璃珠母體上嵌進另外一種或幾種不同與母體顏色的玻璃，從而構成美麗的圖案。鑲嵌玻璃珠的制作工藝相當復雜，即使在今天，仿制古代的鑲嵌玻璃珠也很不容易，因此，在玻璃制造的初期階段是很難達到的。與鑲嵌玻璃珠的起源地西亞相比，中國鑲嵌玻璃珠的出現非常突然。在西亞，單色玻璃珠出現約1000年后，才有了彩色玻璃珠，而鑲嵌玻璃珠的出現則還需要幾百年，可以說，單色玻璃珠經過漫長歲月后才發展成鑲嵌玻璃珠。而在中國，鑲嵌玻璃珠和單色玻璃珠同時出現在春秋末期。鑲嵌玻璃珠的復雜工藝決定了它價格不菲，不僅擁有者將它視為稀世珍寶，而且擁有這些玻璃藝術品的人通常都是身份顯赫的貴族。這樣說來，鑲嵌玻璃珠只有可能是進口玻璃藝術，那么，它所依附的貿易通道在哪里呢？我國新疆地區位于東西方兩大文明的交匯點，也是古代游牧民族最活躍的地區，北方（草原）絲綢之路上的游牧民族生活遷徙無常、行蹤不定，對史前人們的往來起了很大作用。這一地區發現的鑲嵌玻璃珠為我們提供了關于早期玻璃貿易的證據，其中一件帶有梅花圖案的鑲嵌玻璃珠可以追溯到伊朗高原的史前時代。安吉爾（A•Engle）在《中國的玻璃制造》一文中提出，中國最初的玻璃制造可能和西亞的胡里安（Hurrian）民族有關，胡里安（Hurrian）民族的一支在亞述結束了烏拉爾圖王朝后，有可能到達中國，并帶來了鑲嵌玻璃珠的制造技術。與北方絲綢之路相比，南方的貿易通道與玻璃藝術的傳播更為密切，包括西南（佛教）絲綢之路和南方（海上）絲綢之路，即通過云南、兩廣等地或海路，經東南亞、南亞再通往西方。南道考古發現的古代玻璃藝術展現了早期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線索，盡管這種交流是輾轉式的，數量也很少，但它的存在與楚國玻璃業的發展密切相關。從公元前6世紀開始，希臘等地的玻璃制造開始成倍增長，參與貿易的玻璃藝術品也有相應的增加，絲綢之路南道沿線均有當時的玻璃制品出土，今長沙地區不僅是楚國玻璃生產最發達的地區，也是今天考古挖掘出土玻璃藝術品最多的地區。楚國在中國玻璃藝術發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為了制造出類似玉的材料，創造了我國獨有的鉛鋇玻璃；楚國人還將青銅的鑄造工藝運用到玻璃產業，發明了模壓工藝，生產出帶有中國特色的玻璃璧、玻璃劍首等；模壓工藝還為平板玻璃的出現創造了條件，在西漢早期的廣州南越王墓中發現多塊長方形的平板玻璃。春秋末戰國初期到戰國中晚期雖然時代相連，但鑲嵌玻璃珠在圖案紋飾和材料上有很大差別。初期，中原地區的鑲嵌玻璃珠可以在西亞找到相似物，尤其材料是一致的，屬于鈉鈣玻璃，戰國中晚期的鑲嵌玻璃珠則屬于鉛鋇玻璃。在紋飾上，戰國中晚期的鑲嵌玻璃珠豐富多彩，不僅有單純的同心圓，還出現了同心圓和幾何紋的組合，弦紋、菱形紋和三角紋作為底紋，同心圓均勻地分布在底紋上，或是用點連成線，形成網紋，將圖案分割成小的單元。伴隨著鑲嵌玻璃珠的演變，一些典型的中國風格的玻璃藝術品也開始出現，如玻璃壁、玻璃劍飾和玻璃印章。鑲嵌玻璃珠在古代中國的出現和演變，不僅證明了絲綢之路上玻璃藝術的貿易交流，而且還刺激了新興的玻璃業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融合。經過國產玻璃多年的發展以及對西方玻璃的引入，玻璃藝術具備了在中國發展的基礎。

二、玻璃吹制技術的傳入

吹制技術的誕生源于玻璃吹管，何時采用玻璃吹管有不同的版本。一種說法是公元前40年，最早在敘利亞誕生，以后在羅馬帝國流傳；另一種說法是公元前1世紀，羅馬人發明了吹管。除了玻璃制造本身的發明，玻璃制造史上最有意義的發明就是吹制技術，這項先進技術使玻璃業發生了重大轉折，吹制技術的采用簡化了生產過程、降低了成本，使得玻璃制品進入一般市場，玻璃藝術也能夠進入尋常百姓家，而不再局限于上流社會的奢侈品。羅馬帝國征服了地中海沿岸，開始了一段和平時期，為玻璃吹制技術的廣泛傳播提供了有力的時機。西北（沙漠）絲綢之路是人們所熟知的漢通西域后中外交流的主要通道，其主要通行區域在新疆境內。可分為南、北和新道三條路線，其中的南路是從敦煌經鄯善（今新疆若羌東北）、于闐（今新疆和田）、莎車等地，越蔥嶺（今帕米爾），到大月氏（今阿姆河流域中部，主要在阿富汗境內）、安息（波斯，今伊朗），再往西，達條支（今波斯灣）、大秦（今地中海東部，即羅馬帝國）等國。沿沙漠絲綢之路的南路，古代玻璃的出土地點是連續的而且分部較密，同時，西方的玻璃制造技術也隨之傳入。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特殊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社會處于動蕩時期，戰爭不斷，分裂割據。另一方面，思想活躍，文化碰撞，民族融合，為隋代統一、唐代輝煌奠定了基礎。這個時期上流社會荒淫奢侈，彼此較量物質生活的高低。伴隨著上流社會對奢侈生活的追求，西方的玻璃藝術成為他們彼此“斗富”的寶物，進口的羅馬和薩珊玻璃開始增多。雖然吹制玻璃容器在公元2世紀即進口到我國，但技術的傳播還有賴于工匠的遷移，因此比商品流通要慢得多。在戰國兩漢時期流行的鉛鋇玻璃由于沒有固定的發展條件而逐漸衰落，受到西方玻璃制品和技術的影響，最晚在北魏時期，中國已經采用玻璃吹制技術。據《魏書•大月氏傳》記載大月氏國人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瑠璃，于是采礦山中，于京師鑄之，既成，光澤乃美于西方來者。世祖時西域商人不僅將玻璃吹制技術引入我國，而且在北魏京師平城（今大同）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玻璃吹制工廠。這是中國玻璃藝術史上的重要轉折，北魏以后的玻璃生產，廣泛采用了吹制技術，并開始了玻璃制造的中興。

三、玻璃制造的中興

活動目標要求學生通過這節課的學習能夠掌握識圖的基本技能，知道圖示法是學習歷史的一個重要方法;培養初步的學科滲透能力，即史地結合、文史結合等;培養學生查閱和收集相關資料的能力;情感與價值觀方面，培養學生集體協作的精神、吃苦耐勞的品質，激發對祖國和自然的熱愛。

〖設計思路〗

一、活動準備：

為了培養學生查閱、收集、甄別歷史資料的能力，我要求學生通過圖書館、上網等途徑，搜集與絲綢之路相關的各類資料，包括普及性歷史讀物、圖片、實物、音樂、詩歌等材料。之后，老師指導學生從所查找的資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剔除多余內容。

在歷史學習中，編演歷史劇是學生比較喜歡的一種形式，而且本課的部分內容適合用這種方式來處理，所以我安排一些同學自編、自導、自演歷史劇《絲路商隊》和《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可以調動學生的學習主動性，又可以鍛煉他們的文字、語言表達、表演等多方面的能力。教師在此過程中的任務是糾正劇本當中出現的史實性錯誤，其他基本不做改動，以保護學生的創作熱情。

二、課堂教學：

摘要：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時間早、涉及朝代眾多、類型豐富、數量多、保存好，具有獨特之處。在文化與旅游融合發展的大環境下，廣東省大力推進文化遺產，開發與海上絲綢之路相關的文化遺產線路，一是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游徑；二是海防史跡文化遺產游徑。當前，隨著信息化時代的到來，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如何發展旅游，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文章綜合探討基于智慧旅游的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旅游發展的對策。

關鍵詞：海上絲綢之路；文化旅游；智慧旅游

海上絲綢之路是古代中國與外國貿易和文化交流的海上道路，粵港澳大灣區是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的發祥地，擁有豐富的海上絲綢之路遺產。但是，從智慧旅游的角度來開發海上絲綢之路遺產，值得探討與研究。關于智慧旅游的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智慧旅游概念研究，利用計算機技術來研究旅游行業，利用智慧旅游來進行旅游景區提升等方面。也有一些關于海上絲綢之路旅游的研究。上述研究成果為本文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同時也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理論保障。從內容層面進行分析，與本研究相關的研究成果比較多，但是對于如何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景點景區開展智慧旅游，以及如何通過智慧旅游將各個景區串聯起來，與此相關的研究內容卻并不多。本文在研究過程中，主要考察分析了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線路，經過一系列研究后，基于智慧旅游為依托，推動景區的高質量發展，并以此作為切入點，在區域內打造出獨特的海上絲綢之路品牌。

一、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景區建設背景介紹

縱觀我國海上絲綢之路的發展歷程來看，粵港澳大灣區作為重要的發祥地，起到了關鍵作用，從整體上來看，可以將其劃分為以下幾類史跡景點，其中可包括港航遺存、文化交流遺存、外銷品生產基地、海防設施以及海神信仰建筑等，累計數量多達438處，傳承了數千年大灣區深厚的歷史文化。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點的精華主要集中在廣州、汕頭、陽江、江門、汕頭、潮州、梅州7個城市的19個景區，也是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景區建設中的重點景區。2019年4月，總書記指出，海上絲綢之路對于國家發展具有重要意義。自從開展申遺工作之后，政府主動承擔責任，讓海上絲綢之路文化保護工作有了很大的成果。除此之外，政府機關也促進了相關的旅游開發事業，增設相應的旅游線路。在2020年6月，廣東省文化和旅游廳正式提出，要大力開發建設兩條相關的文化遺產路線。第一條線路即為海上絲綢之路文化遺產游徑，遍布在廣州、江門以及佛山地帶；第二條線路即為海防史跡文化遺產游徑，遍布在深圳、東莞以及虎門地帶。

二、粵港澳大灣區海上絲綢之路遺產景區智慧旅游建設的必要性

教學目標

知識與能力：

1、知識目標

西域;張騫;張騫通西域的背景、目的和意義;中央政府對西域實行管轄;絲綢之路名稱的由來、路線、作用等基本史實。

2、能力目標

(1)能夠正確識讀“張騫通西域路線圖”、“漢朝疆域圖”和“絲綢之路示意圖”等，初步掌握識別和使用歷史地圖的基本技能。

［摘要］“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思想由國家主席在2013年提出，陜西省是我國絲綢之路的旅游新高地。文章簡要闡述了“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理論背景以及當下陜西小鎮旅游業的現狀，并對陜西省旅游小鎮的定位展開研究，希望陜西省能夠憑借得天獨厚的旅游優勢，不斷開發小鎮旅游產業的創新路徑。

［關鍵詞］絲綢之路;陜西省;旅游小鎮

1引言

憑借著文化傳播的優勢，絲綢之路經濟帶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已經將文化遺產旅游模式逐漸深入實施。但是，由于陜西省文化遺產分布空間跨度較大，旅游小鎮難以完成單獨保護與開發，需要遵循創新驅動新發展模式，對旅游小鎮的功能進行定位研究，應用小鎮旅游業帶動陜西省的經濟發展。

2“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理論背景

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別提出“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構想，為“一帶一路”上的各國打造“利益共同體”，以實現共同發展與繁榮。因此，“一帶一路”指的就是“新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下陜西旅游經濟的定位為，在新的發展機遇下，陜西需要重新審視自身的資源，確定旅游經濟發展定位。陜西作為旅游發展大省，需要契合“一帶一路”的發展機遇，將旅游經濟確定為經濟發展的首要突破口，統籌陜西城鄉一體化旅游，打造國際旅游文化交流中心，彰顯陜西華夏文明，讓陜西能夠成為旅游強省，中華文化旅游的經典之地，聞名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在“一帶一路”戰略背景下，陜西旅游將會產生更多的新業態、新品牌，智慧旅游將被大力推進，以促進陜西旅游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陜西旅游注重將歷史文化全程化滲透，旅游景點實現生態全場化覆蓋，更加注重旅游產品的用戶個性化的體驗設計、旅游方面的基礎設施特色化建設，進一步推動市場旅游產品品牌化推廣，最終實現陜西旅游產業復合化拓展，為陜西經濟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摘要：要想促使我國的西北地區實現跨越式的經濟發展，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便是一條切實可行的發展思路。本文通過對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進行成本分析和收益分析，指明了目前其所存在的經濟壁壘、區域內的經濟不平衡、產業結構亟需調整、缺乏協調機制等現狀問題，并基于此提出了明確經濟發展的目標與方向、推動政府職能轉變、明確經濟發展環保原則和互利共贏發展原則等建議措施。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一體化；成本；收益

在“絲綢之路經濟帶”當中由于存在有巨大的地理環境差異，以及不同國家間的經濟差異也相對較大，因此無論是地緣環境還是人緣關系均較為復雜，但是同時也正是基于區域中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差異性，導致在產業結構、社會發展、國際合作等方面均存在有巨大的合作空間。而要想實施好這一戰略規劃，開展相關的成本與收益研究便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與價值，應當引起人們的重視與思考，據此下文將主要就相關的成本與收益展開具體的分析，并就其中所存在的問題提出一些具體的建議措施。

1成本分析

1.1基礎設施建設成本

實施“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程，做好相關的基礎性設施項目是核心關鍵。相對于我國的其他地區，西北地區基礎建設工作長期以來落后于全國的平均水平，截止目前為止依然未能夠建立起同我國東部沿海以及中亞各國的物流網絡體系，然而近幾年來伴隨著國家對于開發西部的日益重視，也使得我國西北地區的經濟發展潛能巨大。通過實施以一體化的區域經濟發展模式，能夠促使我國廣大西北地區的陸路、鐵路以及航空運輸等基礎設計與東部沿海以及中亞各國建立一體化的物流網絡體系，從而形成能夠服務于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高效物流體系，并促使絲綢之路經濟帶區域的發展成本得以顯著降低。

摘要：本研究基于國家層面提出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情境下，通過對寧夏文化發展現狀的分析和研究，探析寧夏文化發展前景和創新，總結分析古絲綢之路歷史文化藝術資源帶給我們的啟示，以及寧夏地區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的優勢，進而提出寧夏文化藝術發展的幾點建議，即“走出去”戰略、重視文化交流和文化產業發展。

關鍵詞：絲綢之路經濟帶；寧夏；文化藝術

一絲路文化的歷史啟示

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在中央層面被正式提出和確立，全國各個地方開始挖掘自身區位優勢，試圖積極融入”一帶一路”的國家建設。［1］寧夏作為一個區域概念，無論從政治、經濟角度，還是從文化、藝術的角度，都應承接這一歷史機遇，這既能充分發展自己又能有所擔當，為國家發展戰略提供助力。但如何發揮自身優勢，真正走出自己鮮明而又有特色的接入“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方式并不是一個簡單而不言自明的道理，許多地方的做法可以說是簡單粗暴，別人怎么做，我們就怎么做，口頭上說發揮自身優勢，手底下卻是大干快干。上馬項目，最終結果是千篇一律、毫無新意。真正能夠做到發揮自身優勢、取長補短，而又不重復建設，關鍵要看能否在較深層面真正理解絲綢之路的價值，真正挖掘出絲綢之路的歷史資源和現實意義，尤其是挖掘文化藝術發展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我們首先應該著眼的是，文化藝術的古絲綢之路對于形成我們今日之絲綢之路上的一顆顆如寧夏般的“明珠”起到了什么作用，留下了哪些文化和思想資源？我們以須彌山石窟等寧夏境內的古絲綢之路藝術載體為例，初步探究絲綢之路的文化內涵。絲綢之路的形成不僅僅基于通商需求，文化的傳播從來不可避免，宗教文化尤其如此，佛教文化的形象載體如石窟、佛像如繁星點點，散落在絲綢之路沿線，見證了沿線文化的交流與交融。研究這些石窟、佛像，可以深入了解所在區域的歷史事件、文化背景和產生的思想資源。寧夏須彌山東麓的須彌山石窟對絲綢之路佛教文化藝術的發展影響深遠，它不僅對中國境內石窟造像藝術影響深遠，同時佛教東傳日本這一歷史事件也能看到須彌山文化的影子。須彌山石窟位于絲綢之路石窟藝術的過渡帶上，云崗、龍門石窟的造像手法與須彌山石窟極為相似。日本佛教信徒多有前往須彌山尋根之舉，不斷見證著須彌山對日本佛教文化的影響。須彌山石窟在20世紀80年代才被列為全國文物保護單位，在此之前長期缺乏重視，如果不是后期學者的不斷考證和發掘，領域之外的人很難理解須彌山對后期幾大石窟的影響以及作為日本佛教文化源頭這一事實。［2］這讓我們管窺一豹，了解到寧夏作為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歷史節點，在文化藝術領域發揮了如何重要的作用，更讓我們了解到，伴隨著絲綢之路上的駝隊與貿易，文化藝術的交流與傳播實實在在改變和塑造了后來以及今天的人們。作為文化歷史研究者眼中的絲綢之路是人類文化歷史研究領域的一顆明珠，從這一角度來講，不論是古絲綢之路還是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都說明跨文化交流有著極為重要、難以替代的現實作用。曾經的絲綢之路文化交流歷史帶來的巨大影響喚醒了我們今天對于文化交流的價值認知，讓我們重新審視文化交流的意義，從而對今天的“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文化藝術交流的價值方向進行反思。涉及的所有國家、所有民族和個人共同面對著如何把握人類進入新時代后精神文化的走向問題。“絲綢之路經濟帶”構想的提出不僅是對沿途人們在政治、經濟領域帶來的一次重大機遇和變革，也是在文化藝術領域為我們帶來的一次契機與革新。絲綢之路文化的價值走向有機會改變西方社會“中心—邊緣”這種二元認知的藩籬，建立具備共有、融合、交叉、沖突、互利共贏等等精神內涵的思想理念。絲綢之路文化在這種大背景下必須堅定走文化共通、藝術融通的理念，發揮自身獨特優勢，融入國家戰略的偉大實踐之中。

二寧夏融入“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的優勢分析

1．區位優勢。自古以來，寧夏就是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驛站和節點。絲綢之路在寧夏，一條是漢唐時期從長安出發經由寧夏穿越河西走廊的沙漠絲綢之路，這是絲綢之路的主道。一條是草原絲綢之路，如西來佛教文化經由寧夏轉向蒙古、西伯利亞，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大量沿線出土的文物可以清晰展示這一地域傳播的文化脈絡。據此可以有力證明，寧夏在古絲綢之路上的重要節點作用，即由寧夏始，沙漠絲綢之路與草原絲綢之路分道揚鑣，南來北往的商隊以及隨行而來的各類人群在寧夏匯聚、擴散，文化藝術也得以在此集中，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寧夏在古絲綢之路上的區域繁榮，使得寧夏成為絲綢之路上的一顆明珠。寧夏境內的固原古城、開城遺址、固原北朝、隋唐墓地等體現了絲綢之路寧夏段的中西文化交流與商業貿易的繁榮，以上歷史資源的發掘，在學術界與考古界也產生了重大影響。寧夏是古絲綢之路上重要節點的區位優勢時至今日依然保有。一方面，交通區位優勢。“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依托高速鐵路的貫通。寧夏即位于這一大陸橋國內段的中部位置，直達歐洲的鐵路不會繞開寧夏。另一方面，經濟區位優勢。“絲綢之路經濟帶”的發展預示中亞及向西各沿線都將成為我國經濟發展腹地，在這種未來背景下，寧夏不再是西北邊陲，而將是對接這一經濟腹地的前沿。針對這兩點優勢，寧夏應以“絲綢之路經濟帶”戰略支點的理想定位自身，清晰應對未來經濟、文化各領域的布局。伴隨著經濟貿易的往來，在文化藝術領域的創造、交流、傳播上，寧夏同樣應找準自身文化戰略支點定位，立足自身資源、找準發展優勢、早做產業布局、促進文化交流，開創寧夏自身獨有的文化藝術發展新模式。2．促進中阿文化交流的人文基礎。寧夏在國內外文化交流認知度以及已有的文化交流成果上都具備其他地區無法比擬的優勢。從“絲綢之路經濟帶”構建的必要性上來說，中東—中亞地區既是極為重要的能源區域，也是巨大的消費市場，“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在逐漸完善和發展的基礎上將極大地盤活世界最大大陸的整體資源，為未來的世界發展注入無窮的活力。從文化藝術的角度來說，推進中阿文化交流，實現兩地民心相通，能夠極大的助力經濟帶各地區的政治、經濟的發展。因此，寧夏在促進中阿文化交流方面具備很大的優勢，無論是在政府層面還是民間層面都具備較好的共性文化基礎。

［內容提要］古“絲綢之路”已經成為歷史，但其在中國歷史上開始的中西文明的接觸碰撞，并在以后的歷次碰撞中相互激發、相互學習，互相從對方的體系中汲取本文化發展需要的養分，相互滋潤，使人類在征服與被征服中不斷向前發展。本文通過媒介分析、控制分析、內容分析、效果分析等，試圖澄示華夏文明沿著絲綢古路傳播的圖景，并進一步證明文明只有在交流中才能更加發展。在今天開發西部的熱潮中，古絲綢之路在傳播華夏文明（現代文明）中將煥發生機。

［關鍵詞］古絲綢之路華夏文明傳播

Abstract:AncientSilkRoadhasbecomeahistory,butthecollisionsoftheorientalcivilizationwithoccidentalcivilizationitkickedoffhavepromotedthedevelopmentofhumanhistorybylearningandabsorbingthenutrition,beneficialtotheirownculturaldevelopmentfromeachother.

Bymeansofmediaanalysis,controlanalysis,contentanalysisandeffectanalysis,thisarticletriestodemonstratethesplendidpicturethatancientChinesecivilizationwasdisseminateddownthroughtheSilkRoadandtheconclusiondrawnisthatcivilizationgrowsinthecourseofdisseminating.

Also,itisinferredfromthearticlethatmodernChinesecivilizationwillberevitalizedontheancientSilkRoadintheprocessofwesterndevelopment.

Keywords:ancientSilkRoad；Chinesecivilization；dissemination

摘要: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國中古時期曾多次成為古絲綢之路上的起點城市。10世紀后，西安沒有再成為古代王朝的都城。21世紀我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后，有關“一帶一路”歷史、考古、文學、教育、文化產業等多方面問題受到學界關注，“一帶一路”視角下的西安歷史文化研究呈現出活躍態勢，成為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

關鍵詞:“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文物保護;教育與文化產業

“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在新時期提出的宏偉戰略構想，旨在溝通世界經濟合作，促進世界和平發展。“一帶一路”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其原型來自中國古代與世界友好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陸地與海上絲綢之路。西安是古絲綢之路的起點，隨著“一帶一路”號角吹響，這座古老的城市正煥發出嶄新的青春活力，對“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展開深入研究已成為時代的迫切要求。11月8日至10日，2018年“一帶一路”西安歷史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西安賓館隆重召開。此次國際學術會議由西安市教育局、西安文理學院主辦，西安市絲綢之路經濟帶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學院歷史文化旅游學院、西安文理學院長安歷史文化研究中心、陜西歷史博物館、西安古都學會、《唐都學刊》編輯部承辦。來自海內外的120余位專家學者齊聚古都西安，研究西安在絲綢之路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展示古絲路起點城市西安的考古成果，尋找現代教育、文化交流途徑，商討加強西安文化資源保護與開發。西安文理學院黨委書記雷英杰，副校長耿占軍，西安市教育局副巡視員安廣浩，陜西歷史博物館黨委副書記、副館長王煒林，中國古都學會會長、陜西師范大學博士生導師蕭正洪，巴基斯坦學者阿里•格爾扎爾(AliGulzar)等出席會議開幕式并分別致辭。西安文理學院副校長王曉萍主持了開幕式。會議圍繞絲路歷史與考古、絲路文學藝術與思想文化、絲路教育交流與文化產業研究等議題，通過大會主題報告、分組討論、學術考察等方式，專家學者們進行了理性而熱烈的交流，深化了對“一帶一路”相關問題的研究。

一、“一帶一路”研究的理性思考

“一帶一路”概念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學術界經過了長期的醞釀過程。2013年9月，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演講，提出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后，關于“一帶一路”研究論著以幾何級數增長，呈現井噴態勢，隨著具體研究的開展，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深入思考，著力于理論探索。陜西省文史研究館黃留珠先生主張加強長安學研究，他認為西安是周秦漢唐等強盛王朝的故都，是西漢與大唐絲綢之路的起點城市，還是新時期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的重要節點城市，因此有必要加強對長安學的研究;同時認為，周秦漢唐治理國家的經驗，漢唐帝國對國際化大都市長安的管理，都可以給大西安建設提供歷史的啟示和借鑒，長安學研究的某些內容，可直接供大西安建設參考。西北大學趙叢蒼教授與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張朝合著的《碎片化研究的整合:絲綢之路研究的立足點》關注絲綢之路研究的整體性，認為作為歷史現象的絲綢之路，其本身是由諸多“碎片”構成的，與此相應，目前絲綢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的傾向，應對絲綢之路研究進行階段性總結，從而實現對絲綢之路的進一步認識。西北大學袁勘省教授和研究生祝明英等也關注到了絲綢之路整合研究問題，他們在《基于GIS絲綢之路遺址群區域合作發展的空間布局》一文中，首先從申遺的絲綢之路中國段22處遺址點出發，以縣域為單位，對絲綢之路沿途各縣的遺址、交通、經濟、人口數據進行采集和整理，分別計算各縣的遺址資源優勢度、交通優勢度、經濟和城鎮化水平，構建出遺址資源開發適宜性評價的指標體系;在此基礎上預測了絲路中國段遺址群區域發展的空間布局和趨勢，并據之將絲路沿線地區劃分為若干合作區，按照每個合作區的中心城市類型劃分為口岸經濟依托型、區域經濟依托型、政治經濟依托型、旅游經濟依托型、交通經濟依托型和旅游交通依托型，為絲綢之路沿線遺址資源開發提供了科學依據。西北政法大學李清霞教授在《絲綢之路研究的新理念、新視角》一文中，主張以全球化視野審視絲綢之路，把西域作為獨立的主體性存在，以新的研究理念和視角關注由于商貿、戰爭、自然災難、文化交流等原因而導致的絲綢之路上的人口流動，關注生存、活動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土著和移民人群，不但關注他們所起到的聯通、傳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還應關注他們創造的絲路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裴孟斐和西北大學徐衛民教授的《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的管理體制現狀研究》一文，根據SWOT分析法和漢長安城特區的實際情況，對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現狀展開研究，本質上是對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的內外部環境進行研究分析，全方位展示了漢長安城特區管理體制的優勢、機遇及存在的問題和面對的挑戰。

二、“一帶一路”歷史文化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