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王維心態詩歌風格語文教學

論文摘要：本文從王維前后期心態的不同論析心態對其詩歌風格的影響。詩人前期樂觀向上、積極仕進極富盛唐之氣，其詩歌豪邁、壯逸；后期他參禪入佛，詩風也更加靜逸、恬淡、平和。

王維(公元701一761年)，字摩詰，祖籍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其父遷家蒲州(今山西永濟)，遂為蒲州人。父親早逝，母親篤信佛教，對王維影響很大。王維聰穎多才，21歲中進士，為大樂丞，因屬下伶人擅舞黃獅被貶為濟州司庫參軍；后得張九齡賞識，擢為右拾遺，后升至吏部郎中、給事中等，又受張罷相牽連被派往邊地慰軍，并留滯節度使幕為判官；安史之亂中陷賊并被迫做偽官，兩京收復時因此獲罪下獄，因其曾寫反亂思主之詩《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縉請消己官以贖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責授太子中允，后累遷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王維一生中最大的那次變故，成為他人生的分水嶺，形成了他前后迥異的心態特征。這兩種不同的心態特征又作用于其詩歌創作，使之在題材擇取、風格境界等方面呈現出差異。人們往往根據其心態變化所引發的題材、風格變異，將其詩歌創作以40歲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本文重點著重分析其兩種心態下詩歌的不同風格。

盛唐開元時期，由于國力強盛，整個社會意識呈現一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與想象，形成了宏大雄壯、慷慨激昂、積極進取、朝氣蓬勃的盛唐氣象，這種奮進的社會意識除了歸因于唐帝國繁盛的物質基礎外，還在于其深厚而富饒的文化、美學土壤。遠溯先秦兩漢悠久而優秀的文化積淀，近承魏晉南北朝充實自由的審美心靈滋養。遠古文明的積淀，華夏民族的融合，南北文化的交流，社會心理意識的互匯交融，培育成更為恢宏的盛唐氣質。這樣，文化傳統、民族心理、社會意識以至遠古記憶特別是那種欣欣向榮的時代情緒，必然會滲透在每一位藝術家、詩人的內心。作為開元詩壇的領軍人物，王維自然會受到整個時代風貌、社會意識的審美心靈啟迪，進而形成積極進取、昂揚向上的心態。這種心態影響到他的詩歌風格，在他的詩中，那種昂揚的精神風貌與壯闊的襟懷抱負在邊塞詩里表現得最為淋漓盡致，在他的筆下，我們可以感受到“少年十五二十時，步行奪得胡馬騎。射殺山中白額虎，肯數鄴下黃須兒。一身轉戰三千里，一劍曾當百萬師”（《老將行》）的壯懷激烈，“新豐美酒斗十千，咸陽游俠多少年。

與邊塞相關的前期送別詩也同樣極富盛唐氣。王維有送別詩70余首，占其現存全部詩作的五分之一。其送別的對象主要是兩種人：一是同鄉，一是同僚。送別事由多是友朋赴邊、遷謫、落第和歸隱之類，其詩中旨意往往跳出同情、祝愿的常規和常境，借機發表對時事的看法，開明政治的向往，表現出積極入世的建功理想。他的送別詩一般都能別開生面，境界奇高，表現出踔厲奇發、壯亢激昂的風格特征。

我們也能在王維早期的山水田園詩里感受到盛唐時代人們自信樂觀的氣概、浩然開闊的胸懷，這種氣概與胸懷投射到詩人筆下的風景物貌，掩抑不住一股強烈的壯逸之氣。如：

論文摘要：王維是山水詩大家。他的山水詩和婉清雅、意新理愜，超凡脫俗。本文試從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詩人的人生遣際和生存境遇、獨特的美感經驗和審美哲學三方面探討王維個性化的創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對王維山水詩風格的影響。

宋朝方回說王維山水詩有“一唱三嘆．不可窮之妙”。法國文藝理論家泰納說：“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并且人們知道如何去解釋它．那么我們在這部作品中找到的．會是一種人的心理”。山水濤最講究意境的營造。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特有的重要范疇，是一種主觀情意和客觀物境互相融合的藝術境界。客觀物境下，有什么樣的主觀情意是由個性化的創作心理決定的。王維山水詩的風格，空閑靜寂中見清新淡雅．“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胡應麟<詩藪》)．這種審美感受的產生就是包含了詩人主觀審美意識的獨特的創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對于王維山水詩的研究．多見于詩篇的藝術魅力、詩畫意境方面．本文想試從王維個性化的創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對王維山水詩風格的影響方面進行一些探討，以求對王維的山水詩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一、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

人是社會的產物，詩人也是。他總要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道德意識、社會時尚都會在詩人的內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響著詩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也深深作用于王維的心靈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王維的山水詩風格。

<莊子·善性>中講：“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不當命而大窮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這種達通窮退的做法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習慣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維的一種心理積淀。儒家的一貫主張是積極“入世”。但<論語·子路、冉有、曾皙、公西華侍座》卻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贊同的是“浴乎沂，風乎舞霓，詠而歸”的生活方式，這就又使中國文人的哲學觀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潤了一種“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隱逸．這種隱逸當然不是完全遺世，而是在求一種閑靜清幽的環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態。可見．對于生命，不論過程如何，在結果上．中國文人有大體一致的趨同：相忘于江湖。這種心理狀態．再與個人的的生活狀況相結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隱的流俗。所以雖然盛唐的最強音是建功立業，但王維的一生還是有了三度隱居。嵩山、終南山、輞川．卻始終沒有解印掛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這種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極大地影響了王維的山水詩的創作。王維的詩，虛實相間，空靈恬適，于空山古木、水盡云生的表層的美外，還有一種對生命方式的認知、探求和選擇的心理括動。如<自石灘>：“清淡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麗．清爽如畫．又富有生活氣息，讀者可以觸摸到詩人對自然、純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館》：“獨坐幽笪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卻另有一番空明澄凈、清幽絕俗的美．讓人頓生一塵不染、萬緣皆滅之心。

王維的絕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時期渡過的，安定的社會環境、統治階級的默許使佛學大興．王維的母親也是一個忠誠的佛信徒．這就使王維深受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南北禪宗的影響。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撣，樂往山林．志求寧靜”．足見詩人浸研佛學之深。王維還有“詩佛”的稱號．可以算是佛學影響其山水詩創作的明證。王世禎在<漁洋詩話>中評價王維的山水詩是“字字入禪”．確實．王維的大量山水詩中都呈現出偉樣的風貌。如<過香積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龍”。“毒龍”之典，出自<涅經>．指內心妄念。這是直接以禪語入詩；<歸輞川作)：“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云歸”。這里的牧童、釣者、遠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著；各得其所。這種美與佛家進入樣定時輕閑安悅、怡然自得的心理狀態相仿．這使詩里充滿了禪悅；《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近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寧靜中富有生機。且人與自然完全合為一件，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境界，這使詩中又有了撣的理趣。

王維是盛唐時期著名的山水田園詩人。他的詩作風格清新、質樸、自然，既繼承了陶淵明、謝靈運等山水田園派詩人的詩風，又以畫法入詩，使詩歌更加具有形象性、色彩性和生動性。王維創作的一百三十七首山水田園詩大多選用“白云”、“落日”、“流水”、“空山”、“明月”、“楊柳”等意象，其中“山”與“月（日）”意象交織融合在同一首詩歌的多達十首，這類詩歌意象組合意境清幽、情感微妙，別具特色。下面以王維“山”與“月（日）”意象交織的詩歌為視角，來賞析其詩歌所展現的深廣意蘊。

一、“山”與“月（日）”意象交織的意境美

王維的山水田園詩，以生動形象的意象來開拓詩境，形成淡泊悠遠、閑適自然的意境。明代的朱承爵在《存馀堂詩話》說：“作詩之妙，全在意境融徹，出音聲之外，乃得真味。”王維借自然景象，融入恬淡之情，使他的詩歌展現出韻味無窮的詩意空間。

在《輞川閑居贈裴秀才迪》一詩中，“寒山轉蒼翠，秋水日潺湲”，“渡頭馀落日，墟里上孤煙”。這幾句先是描寫山中秋景，山色蒼翠蔥綠，秋味正濃；秋水日日喧流不息，打破秋日的寧靜。然后視線轉向鄉村風情：在落日的余暉下渡頭一片寧謐，炊煙裊裊升上云天，給和諧的鄉村增添一分生氣。蒼翠的山、熔金的落日，營造出一番生機無限、秋意濃郁的意境美。山水田園詩的最高境界不在于簡單的描摹大自然的美景，而是在景物中融入一種情趣寄托，達到情景交融的詩意。這首詩又借與知己友人臨晚風、聽暮蟬、看落日、賞孤煙、醉飲狂歌，把自己和裴迪比作陶淵明和接輿，那份高潔脫俗、超然物外的品性和這幅秋日晚景圖渾然融合在一起，意蘊深遠。

王維的山水田園詩具有空曠、深遠的意境，這種意境美是在虛實相生的審美空間與想象視野中產生的。例如，《山中送別》：

山中相送罷，日暮掩柴扉。春草明年綠，王孫歸不歸？這首詩，不著一字朋友離別后的想念，卻在平白如話的平淡中給讀者留下余韻無窮的想象空間。詩歌的起首句打破常規，不細寫相送的情景、話別和心境，只以“山中相送罷”將這一難舍難分的場景一筆略過。山路高遠，難以再見朋友的身影，詩人悵然若失的心情，百無聊賴的時光及相見何時的嘆息，俱化作“日暮掩柴扉”的動作中。友人離別已經遠去，留給詩人的是漫漫長夜和獨守草舍的寂寞。“山中”和“日暮”，一個點名環境，一個說明時間，實寫了友人的離別。最后兩句化用《楚辭·招隱士》中的“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之句，感嘆王孫出游不歸。春草綠非眼前之景，是詩人設置的藝術聯想，綠草會隨春意如約而至，但與友人能否見面卻尚未可知。詩人拉遠時間和空間的鏡頭，將對友人的思念表現得更加真切。宗白華在《美學散步》中說，“中國的詩詞文章里都著重這空間的點染，摶虛成實的表現手法，使詩境里面有空間、有蕩漾，和中國畫具有同樣的意境結構”。王維借想象設置獨特的虛實相生的意境，寄情感于言外，令人神遠。

內容摘要：王維對于水墨山水畫的貢獻是將詩意融入畫中，體現獨特的文人氣質和詩人的情懷，并開創了與前人山水畫不同的“破墨”一體，將山水畫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高度。在探析詩人王維山水畫作的時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詩解讀山水畫的方法，借助王堆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讀其山水畫作的線索。

關鍵詞：王維山水詩山水畫詩品藝術精神

中國傳統繪畫的歷史長河中，文人畫時期涵蓋了唐以后直至明清一段漫長的歷史階段，就文人畫而言，究其源頭，唐代的詩人、畫家王維當屬其一。

溯源山水畫史，有將王維作為山水畫始祖之說，其實水墨山水畫的淵源可推到更早的年代。東漢墓室壁畫、初唐敦煌壁畫都有水墨山水畫的影跡。盛唐時的吳道子已將水墨山水畫的藝術形式確立起來了。王維對于水墨山水畫的貢獻是將詩意融入畫中，體現獨特的文人氣質和詩人的情懷，并開創了與前人山水畫不同的“破墨”一體，將山水畫藝術推向一個新的高度。

王維的畫作并非像詩作那樣傳世頗多，只有《雪溪圖》《江山雪霽圖》《輞川圖》和《濟南伏生像》等流傳至今，而山水畫作卻只有《雪溪圖》《江山雪霽圖》寥寥幾件。我們在解讀王維畫作的時候不得不想到他的山水田園詩，同時也是順其自然地借助其詩作來比對和思考。這樣在探析詩人王維山水畫作的時候就形成了用山水詩解讀山水畫的方法，借助王維的坎坷不平的仕途生平就可以找出一些解讀其山水畫作的線索。

一、以詩意入畫，以畫義入詩

有唐一代燦若星漢的詩人群體，奏響了中國詩歌發展史上的最強音，在華彩與激情組編的交響樂章里，也有“詩佛”王維“百囀流鶯，宮商迭奏”（《史鑒類編》）的佛唱。這位山水田園詩段的第一高手譜就的詩章，歷百代而傳誦不衰，令后人反顧睇視，流連不已。其所具有的趣味澄xiòng＠①、自然渾成的藝術風格，成為后世詩學的模范，流風所被，深遠流長。王維詩風的形成，除了政治、經濟、社會風潮、個人秉賦等原因外，佛教、東土佛教〔1〕所加被的影響乃一重要因素，至今惜未引起足夠的注意，尚未進行全面系統的研究。本文主要就東土佛教和王維詩創作，詩風形成的諸多關涉進行梳理探索，力求給予科學的詮釋，尋繹合乎邏輯的聯系和有違規律的迷失，以為當代詩歌創作提供借鑒。

一、詩的新使命和王維的最初嘗試

隋末農民大起義之后建立的唐王朝，經過“貞觀”“開元”之治，使中國封建社會達到了繁榮昌盛的高峰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強大的唐王朝作為一個統一的王朝，始終沒有建立起強有力的單一的思想統治。儒家思想雖也得到公認，但卻沒有獲得統治性地位，釋、道兩家無論在統治階級內部抑或整個社會，受重視的程度均不亞于儒家。在某些年代，由于最高統治者的提倡、偏愛，或道或佛往往置于儒之上，加之，唐代社會的政治、民族、文化等總體上都具有多元化的特點，思想學說的多元并存恰好與之相適應，因而，定于一尊的思想統治缺乏必要的社會基礎。

王維生活的年代，佛教的中國化已極近完成，但也正如湯用彤先生所指出的那樣：“隋唐佛學有如戲劇的特點，是高潮的一刻，也正是下落的一刻”〔2〕。所謂佛教“下落”趨衰的“因子”〔3〕主要涉及中國佛教和印度佛教（亦是南宗禪和北宗禪）的分歧問題。前者重“知解”主“頓悟”，后者重“實行”仰“漸修”，也可以說，隨著中國化佛教南宗禪地位的確立，“漸修”、以事佛為務的“實行”精神就趨衰微了。中國化的佛教之特點，一是重理性的知解，二是對解除生死問題的關注，三是通過詩文來傳達佛教思想。所謂“至隋唐大盛”只是到隋唐，佛教已不必借助皇帝和士大夫的提倡，便可流行，佛教的組織，自成體系，佛教勢力集中于寺院，和尚成為一般人信仰的中心，此間的佛教理論闡發因閉關于寺廟便行之不遠，而生死問題的解決甚或變為迷信，只有在文學方面尚可作為詩文的材料來傳達、溝通兩種世界的聯系。誠如元好問詩云：“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元遺山詩集》卷十《答俊書記學詩》）。詩與佛禪結緣日深，本來以“言志”、“抒情”、表現個性、再現生活為己任的詩歌，從此又被賦予傳達佛理，表現悟境的新使命，詩為佛教留下了無限的空間，佛禪為美學開辟了巨大的疆域。

許多學者和方內大師都意識到了這一點，詩僧齊己《戒小師詩》云：“不肯吟詩不聽經，禪宗異岳懶游行。它年白首當人問，將底言談對后生”。意謂倘“不肯吟詩”“不聽經”，又懶于行腳，怎能證悟，何以憑信，將來以何“言談”面對后來者！白居易也稱：“如來說偈贊，菩薩著議論。是故宗律師，以詩為佛事。欲使第一流，皆知不二義。從容恣語言，縹渺離文字。旁延邦國彥，上達王公貴。先以詩句牽，后令入佛智。人多愛詩句，我獨知師意。不似休上人，空多碧云思。”（《題宗上人十韻》）他以詩為“佛事”，其藝術傳達亦自認為能“獨知師意”。姑蘇景德寺云法禪師所撰寫的《務學十門》其六門曰：“不學詩無以言”〔4〕。中國化了的佛教如此看重“詩”是十分合乎邏輯的，對于他們來說，真如在語言中發生著，語言從根本上來說就是詩，真如之境，妙悟的剎那，只有詩才能準確、形象地傳遞出來。

王維生活的年代，也是中國佛教變革的重要時期，經過迅烈的宗尊之爭，南宗禪，亦即中國化的佛教始以正統煥發于世。頗有意趣的是王維與南北宗及其重要人物都有過從甚密的交往，中國禪學史上，前期禪宗承續，當以慧可為源〔5〕，依次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等五家。五家所本，凡有三系，慧可、僧璨一系，為楞伽禪；道信、弘忍一系，為起信禪；慧能自是一系，稱般若禪。王維在遇神會禪師之前，所接受的影響，也還是前期禪宗的思想風范。這期間的詩歌創作，多是佛道禪理的平行傳達，如“法向空林說，心隨寶地平”（《游方丈寺》），“猛虎同三逕，秋猿學四禪”（《游悟真寺》），“蓮花法藏心懸悟，貝葉經文手自書”（《贈施舍》），“身逐因緣法，心過次第禪，不須愁日暮，自有一燈然（燃）”（《盧員外看飯僧并題》），“共仰頭陀行，能忘世諦情”（《期游方丈》），等等，從中可以看到佛禪術語多，用典亦多，考其詩句中的“四禪”、“次第禪”、“頭陀行”等則均屬前期禪宗的典型術語。

羅丹曾說："所謂大師，就是這樣的人：他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別人見過的東西，在別人司空見慣的東西上能夠發現出美來。"①我國盛唐的山水詩人王維就是這樣一位善于發現美、創造美的大師。由于詩人前后期世界觀的差異和生活環境的不同，給詩作帶來的思想內容和藝術風格也都大不一樣。但縱觀王維一生的創作不難發現，有一個統攝他詩歌創作的不變精神，這精神正是"美"這一靈魂。美在他所反映的客觀世界本身；美在他詩中的社會內容上；美也在他詩中獨特的情緒色彩和趨靜求閑的優美韻律里。

一

就審美主體而言，審美標準具有主觀性和相對性。詩人王維是審美主體的個體意識者，其審美標準的客觀性和絕對性之所以能獲得很大程度上的確立，我認為，除了滋生他美學思想的詩作在中國文化史的長期積淀中扎下了根，得到人們的公認外，詩人選擇的表現對象，即他的審美客體自身的美學因素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方面。

社會斗爭的生活是美的，但它的斗爭美會因審美者的階級性不同而不同。一種習慣或民風在其生長的民族里被看作是美的，但在另一個民族看來也可能是不美的。歷史上曾經被認為是美的一些社會現象，在今天看來可能是非常丑陋的（如中國古代婦女的小腳）。所有這些都說明，社會生活的美具有審美標準上的極大差異性，也有社會美自身存在的歷史性、可變性。為了把握審美主體的差異性和認識審美客體的可變性，不同歷史條件下的不同審美者都在勞動中自覺或不自覺地發現美、創造美；自覺或不自覺地摒棄在發現美、創造美的過程中表現出來的丑，從而使美的偶然性和相對性不斷導向其必然性和絕對性。王維對他所反映的社會美要進行美的提煉，美學家對王詩這一藝術美中的美學思想也要進行美的提煉，這都是出于同一個道理：尋找必然的，絕對的美。

"笳悲馬嘶亂，爭渡金河水。"（《從軍行》）這是斗爭生活的美；"清風明月苦相思，蕩子從戎十載余。"（《失題》）這是閨人在憂怨的思情苦痛中表現出的守潔負重之美。在這里，投入戰爭和為戰爭拋灑痛苦的相思熱淚無疑都成了社會生活美的內容。但由于人類的最終愿望是反戰的，是不愿離別相思的，所以，戰爭的美從人的本質意義上說往往又因其功利性而無美可言。當然，如果我們用直觀人類文明進步過程的眼光來看待過去具體時代的具體戰爭，直觀人類斗爭史上的痛苦歷程，這時，居于這一認識意義上的特殊社會現象--戰爭，不又是一種美了嗎？因此，人只有勇敢地走向社會，認識社會，用人類創造的全部知識來豐富自己，這樣才能充分認識社會美的本質所在。"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酬張少府》）和"世事浮云何足問，不如高臥且加餐。"（《酌酒與裴迪》）的態度都是不利于對社會美的認識的。當然，這種消極避世的思想只是王維世界觀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因為他也有許多正面反映社會生活的優秀之作。描寫邊塞戰爭的《隴西行》與《從軍行》就是例子。前者氣勢豪邁，噴噴薄薄，用急雪襯急情，一實一虛，很有氣勢，運動感強。而后者則有聲有色，大刀闊斧，不僅有戰斗中鏗鏘的悅耳聲，而且也有邊陲一幅幅神秘多變的形象圖。這些詩主題明確，洋溢著作者積極向上的精神。至于他早年的一些抒懷之作又另是一番風貌，展示給我們的往往是人的情感素質，比起邊塞游俠類來感情細膩，主題思想含蓄淺近。如《相思》、《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等就是。這類作品給人以清新之感，在社會生活中一些司空見慣的事件中抒發人們普遍存在的思想感情：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論文關鍵詞：王維；心態特征；詩歌創作

論文摘要：大唐時代及個人經歷使王維的思想心態呈現出前后兩種特征，這兩種心態特征又作用于其詩歌創作，使之在題材擇取、風格境界等方面產生差異。從前期的多游俠邊塞，呈陽剛之氣，到后期的多山水田園，富陰柔之美，題材風格的變化，無不受其心態特征的影響，而其獨特的心態特征又受其時代、經歷等客觀存在的制約。

王維(公元701—761年)，字摩詰，祖籍太原祁縣(今山西祁縣)，其父遷家蒲州(今山西永濟)，遂為蒲州人。父親早逝，母親篤信佛教，對王維影響很大。王維聰穎多才，21歲中進士，為大樂丞，因屬下伶人擅舞黃獅被貶為濟州司庫參軍；后得張九齡賞識，擢為右拾遺，后升至吏部郎中、給事中等，又受張罷相牽連被派往邊地慰軍，并留滯節度使幕為判官；安史之亂中陷賊并被迫做偽官，兩京收復時因此獲罪下獄，因其曾寫反亂思主之詩《凝碧池》及平叛功高的其弟王縉請消己官以贖兄罪之力保，被赦罪降官，責授太子中允，后累遷復拜給事中，轉尚書右丞，世稱王右丞。

王維的一生，基本上與盛唐相始終。盛唐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風尚及時代精神對其思想、仕宦、生活等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形成了他前后迥異的心態特征。這兩種不同的心態特征又作用于其詩歌創作，使之在題材擇取、風格境界等方面呈現出差異。人們往往根據其心態變化所引發的題材、風格變異，將其詩歌創作以40歲為界分為前后兩個時期。

一

在大唐帝國如日中天、政治開明、社會安定、經濟繁榮、國民心理蓬勃進取的時代環境中，前期的王維受儒家思想影響較大，對社會、人生、功業充滿了積極進取的精神，呈現出朝氣蓬勃、樂觀向上、積極仕進、自豪自信的心態。《塞上曲》有“平生多志氣，箭底覓封侯”。這是他前期人生理想的宣言，也是此期心態特征的真實寫照。由此而來，他在詩歌題材的選擇上往往以游俠、邊塞為主，兼有政治感遇等，風格上呈現出雄放豪邁的陽剛之氣。如游俠邊塞詩《少年行》、《使至塞上》等。其他邊塞詩如《燕支行》、《老將行》、《隴西行》等，描寫邊塞戰爭的雄偉場面，歌頌將士浴血疆場，以身報國的雄心壯志和颯颯英姿，豪氣干云，神采飛揚，與高岑同調。

在唐代詩壇上，王維是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在中國詩史上，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不僅如此，他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人們就認為他是“當代詩匠，又精禪上理。”〔1〕死后更得到“詩佛”的稱號。正因為他篤志信佛，所以他的詩歌創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響。歷代以來，對王維詩歌中的禪理禪趣論述頗多，近年來更是百家爭鳴，各有其說。王維的信佛和他詩歌中的禪意，是明顯的事實。但是王維詩中所寓的禪意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佛家境界，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卻少有人論及。本文試就王維詩歌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禪”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協調作一論述。

一

王維的詩歌，尤其是他的田園山水詩，的確寫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譽。在這些作品中，有許多詩也的確含有“禪”。這種“禪”的體現形式是怎樣一種情況呢？人們已有許多分析，但總其大端，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純粹的佛理教義的說教詩。也就是說，把詩當作宣揚佛教教義的工具。王維信佛，《舊唐書》本傳說“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榮”的時代，士大夫學佛佞佛風氣極盛，加之王維受虔誠佛教徒母親的影響，中年時便成為一個篤誠的學佛者。從他所留下來的詩文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研究頗深，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有一些純粹是宣揚佛教教義的，正如李夢陽所指出的“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空同子》）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詩歌就是禪理的說教詩。

如《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

論文摘要：王維是山水詩大家。他的山水詩和婉清雅、意新理愜，超凡脫俗。本文試從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詩人的人生遣際和生存境遇、獨特的美感經驗和審美哲學三方面探討王維個性化的創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對王維山水詩風格的影響。

宋朝方回說王維山水詩有“一唱三嘆．不可窮之妙”。法國文藝理論家泰納說：“如果一部文學作品內容豐富。并且人們知道如何去解釋它．那么我們在這部作品中找到的．會是一種人的心理”。山水濤最講究意境的營造。意境是中國古典美學特有的重要范疇，是一種主觀情意和客觀物境互相融合的藝術境界。客觀物境下，有什么樣的主觀情意是由個性化的創作心理決定的。王維山水詩的風格，空閑靜寂中見清新淡雅．“讀之身世兩忘．萬念皆寂”(胡應麟<詩藪》)．這種審美感受的產生就是包含了詩人主觀審美意識的獨特的創作心理的作用。前人對于王維山水詩的研究．多見于詩篇的藝術魅力、詩畫意境方面．本文想試從王維個性化的創作心理的形成及其對王維山水詩風格的影響方面進行一些探討，以求對王維的山水詩有一個更全面的認識。

一、一定社會歷史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

人是社會的產物，詩人也是。他總要生活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時期，這個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宗教。道德意識、社會時尚都會在詩人的內心打下深深的烙印，影響著詩人的性格及其作品。盛唐時期的社會心理定勢也深深作用于王維的心靈之上并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王維的山水詩風格。

<莊子·善性>中講：“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不當命而大窮乎天下．此存身之道也”。這種達通窮退的做法是中國文人士大夫習慣的生活方式，自然也是王維的一種心理積淀。儒家的一貫主張是積極“入世”。但<論語·子路、冉有、曾皙、公西華侍座》卻很明白地表示出孔子最贊同的是“浴乎沂，風乎舞霓，詠而歸”的生活方式，這就又使中國文人的哲學觀念、生命方式中又浸潤了一種“功成身退”的思想。退就是隱逸．這種隱逸當然不是完全遺世，而是在求一種閑靜清幽的環境和淡泊寡欲的心態。可見．對于生命，不論過程如何，在結果上．中國文人有大體一致的趨同：相忘于江湖。這種心理狀態．再與個人的的生活狀況相結合．就形成了文人亦官亦隱的流俗。所以雖然盛唐的最強音是建功立業，但王維的一生還是有了三度隱居。嵩山、終南山、輞川．卻始終沒有解印掛冠。即使在他晚年“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也是在退朝之后。這種生活方式的心理背景極大地影響了王維的山水詩的創作。王維的詩，虛實相間，空靈恬適，于空山古木、水盡云生的表層的美外，還有一種對生命方式的認知、探求和選擇的心理括動。如<自石灘>：“清淡白石灘．綠蒲向堪把。家住水東西，浣沙明月下”。色彩明麗．清爽如畫．又富有生活氣息，讀者可以觸摸到詩人對自然、純真的美的追求。又如《竹里館》：“獨坐幽笪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卻另有一番空明澄凈、清幽絕俗的美．讓人頓生一塵不染、萬緣皆滅之心。

王維的絕大部分生命是在盛唐時期渡過的，安定的社會環境、統治階級的默許使佛學大興．王維的母親也是一個忠誠的佛信徒．這就使王維深受佛學尤其是佛學中的南北禪宗的影響。王維在<請施莊為寺表>中自言，“褐衣疏食．持戒安撣，樂往山林．志求寧靜”．足見詩人浸研佛學之深。王維還有“詩佛”的稱號．可以算是佛學影響其山水詩創作的明證。王世禎在<漁洋詩話>中評價王維的山水詩是“字字入禪”．確實．王維的大量山水詩中都呈現出偉樣的風貌。如<過香積寺)“薄暮空潭曲．安排制毒龍”。“毒龍”之典，出自<涅經>．指內心妄念。這是直接以禪語入詩；<歸輞川作)：“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悠然遠山暮，獨向白云歸”。這里的牧童、釣者、遠山、自云．都是自由自在地生活著；各得其所。這種美與佛家進入樣定時輕閑安悅、怡然自得的心理狀態相仿．這使詩里充滿了禪悅；《鹿柴》：“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近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大自然的一切并非枯寂乏味的。而是寧靜中富有生機。且人與自然完全合為一件，這是佛家“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的境界，這使詩中又有了撣的理趣。

在唐代詩壇上，王維是一位具有獨特風格的大詩人；在中國詩史上，也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不僅如此，他又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在他生前，人們就認為他是“當代詩匠，又精禪上理。”〔1〕死后更得到“詩佛”的稱號。正因為他篤志信佛，所以他的詩歌創作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佛教思想的影響。歷代以來，對王維詩歌中的禪理禪趣論述頗多，近年來更是百家爭鳴，各有其說。王維的信佛和他詩歌中的禪意，是明顯的事實。但是王維詩中所寓的禪意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佛家境界，他究竟是不是一個真正的佛教徒，卻少有人論及。本文試就王維詩歌創作中所體現出來的“禪”和他所奉的“佛”的不協調作一論述。

一

王維的詩歌，尤其是他的田園山水詩，的確寫得很美，以至早就有“詩中有畫，畫中有詩”的美譽。在這些作品中，有許多詩也的確含有“禪”。這種“禪”的體現形式是怎樣一種情況呢？人們已有許多分析，但總其大端，可以分為兩大類。

第一類是純粹的佛理教義的說教詩。也就是說，把詩當作宣揚佛教教義的工具。王維信佛，《舊唐書》本傳說“維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唐代正是佛教高度“繁榮”的時代，士大夫學佛佞佛風氣極盛，加之王維受虔誠佛教徒母親的影響，中年時便成為一個篤誠的學佛者。從他所留下來的詩文可以看出，他對佛教研究頗深，因此，在他的詩歌中，有一些純粹是宣揚佛教教義的，正如李夢陽所指出的“王維詩高者似禪，卑者似僧”。（《空同子》）這一小部分“卑者似僧”的詩歌就是禪理的說教詩。

如《與胡居士皆病寄此詩兼示學人二首》其一：

一興微塵念，橫有朝露身。如是睹陰界，何方置我人。礙有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