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歷史悠久、文字發達、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華文明數千年綿延流傳，而且從未間斷，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自豪。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商湯滅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紂滅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歷史學家將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簡稱為"三代"。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還清楚地記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兩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證實，說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懷疑的。

可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時期，它已處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說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編寫歷史時，只能按自己的認識去估算，常常寫上一個"約"字或在年代之后打個"？"號，表示有關年代的不確定性。這樣做是不得已的，當然也是不準確、不科學的。

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代，就有學者對三代的年代進行研究。以后，歷代的學者仍孜孜不倦地對三代年代進行探索。到了近代，還吸引一些國外的漢學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學研究的行列之中。他們在利用歷史文獻的同時，還嘗試引入天文學的方法對天象材料進行計算，試圖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中取得突破。不過，過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較單一，基本上是憑個人的力量進行研究，難度極大。雖也提出了各種結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備，缺乏必要的證據而不能形成共識，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決。

中國古代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與天文歷法及天象的資料，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這些材料進行年代學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后的幾十年間，中國考古學獲得飛速發展。對三代遺存的研究、特別是對三代物質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遺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雖然它們只說明遺存間的相對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從這個分期序列中采選含碳樣品進行碳14測年，就可得到與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這就使原本反映相對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個個年代數據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將考古學研究的成果與高精度測年相結合，為我們找到了另一條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徑，使三代年代學研究進入新階段。近20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改進，使精度大為提高；歷史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研究也取得長足進展。因此，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條件逐漸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為可能。

1995年秋，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請在京的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從事碳14測年的物理學家們一起座談，提出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問題。與會學者也認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學科學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備了進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條件。繼而就"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論證。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是中國第一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對重大學術課題進行聯合攻關的項目。它的目的在于發揮各學科的優勢，把200余位學者組織在"工程"設置的9個課題之中，用不同方法、從不同方面進行研究，將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來。"工程"的實施，改變了過去以單一學科或單一手段進行研究的狀況。采用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形式，以期對中國歷史上處于文明早期階段的三代年代學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一大段，為進一步開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歷史悠久、文字發達、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華文明數千年綿延流傳，而且從未間斷，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自豪。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商湯滅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紂滅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歷史學家將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簡稱為"三代"。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還清楚地記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兩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證實，說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懷疑的。

可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時期，它已處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說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編寫歷史時，只能按自己的認識去估算，常常寫上一個"約"字或在年代之后打個"？"號，表示有關年代的不確定性。這樣做是不得已的，當然也是不準確、不科學的。

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代，就有學者對三代的年代進行研究。以后，歷代的學者仍孜孜不倦地對三代年代進行探索。到了近代，還吸引一些國外的漢學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學研究的行列之中。他們在利用歷史文獻的同時，還嘗試引入天文學的方法對天象材料進行計算，試圖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中取得突破。不過，過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較單一，基本上是憑個人的力量進行研究，難度極大。雖也提出了各種結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備，缺乏必要的證據而不能形成共識，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決。

中國古代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與天文歷法及天象的資料，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這些材料進行年代學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后的幾十年間，中國考古學獲得飛速發展。對三代遺存的研究、特別是對三代物質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遺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雖然它們只說明遺存間的相對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從這個分期序列中采選含碳樣品進行碳14測年，就可得到與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這就使原本反映相對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個個年代數據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將考古學研究的成果與高精度測年相結合，為我們找到了另一條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徑，使三代年代學研究進入新階段。近20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改進，使精度大為提高；歷史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研究也取得長足進展。因此，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條件逐漸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為可能。

1995年秋，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請在京的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從事碳14測年的物理學家們一起座談，提出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問題。與會學者也認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學科學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備了進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條件。繼而就"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論證。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是中國第一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對重大學術課題進行聯合攻關的項目。它的目的在于發揮各學科的優勢，把200余位學者組織在"工程"設置的9個課題之中，用不同方法、從不同方面進行研究，將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來。"工程"的實施，改變了過去以單一學科或單一手段進行研究的狀況。采用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形式，以期對中國歷史上處于文明早期階段的三代年代學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一大段，為進一步開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夏商周斷代工程"的宗旨是什么？

中國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一。她歷史悠久、文字發達、文化面貌多采多姿。中華文明數千年綿延流傳，而且從未間斷，為海內外炎黃子孫所自豪。古代文獻中清楚地記錄了夏、商、周三個朝代。其中，夏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王朝時代；商湯滅夏之后建立了商代；武王伐紂滅了商朝，又建立了周代。歷史學家將夏、商、周這三個朝代，簡稱為"三代"。古代偉大的歷史學家司馬遷在《史記》一書中還清楚地記下了夏商周三代君王的世系，其中商周兩代的君王世系，已被地下出土的甲骨文和金文所證實，說明三代的存在是肯定的、不容懷疑的。

可是有關中國的歷史年代只能上溯到西周的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在西周時期，它已處于西周晚期。在此之前的西周早期和中期的年代、更早的商代和夏代的年代就說不清楚了。很多人在編寫歷史時，只能按自己的認識去估算，常常寫上一個"約"字或在年代之后打個"？"號，表示有關年代的不確定性。這樣做是不得已的，當然也是不準確、不科學的。

早在兩千年前的西漢時代，就有學者對三代的年代進行研究。以后，歷代的學者仍孜孜不倦地對三代年代進行探索。到了近代，還吸引一些國外的漢學家也投身到三代年代學研究的行列之中。他們在利用歷史文獻的同時，還嘗試引入天文學的方法對天象材料進行計算，試圖在三代的年代學研究中取得突破。不過，過去的研究者所用的手段比較單一，基本上是憑個人的力量進行研究，難度極大。雖也提出了各種結果，但受材料的局限和方法的不完備，缺乏必要的證據而不能形成共識，致使三代的年代一直未能解決。

中國古代留下了極為豐富的文獻資料，包括不少涉及三代年代與天文歷法及天象的資料，這是研究三代年代的重要素材。以往的研究，主要靠這些材料進行年代學研究。二十世紀二十年代以來，近代考古學傳入中國。以后的幾十年間，中國考古學獲得飛速發展。對三代遺存的研究、特別是對三代物質文化的分期研究中，取得了重要成果，建立起代表遺存早晚的文化分期序列。雖然它們只說明遺存間的相對早晚，但它包含有重要的年代信息。從這個分期序列中采選含碳樣品進行碳14測年，就可得到與分期序列一致的年代序列。這就使原本反映相對早晚的分期序列，形成有一個個年代數據支持的年代框架。因此，將考古學研究的成果與高精度測年相結合，為我們找到了另一條研究夏商周年代的途徑，使三代年代學研究進入新階段。近20年來，隨著考古材料的不斷積累，分期研究的成果在實踐中得到檢驗；碳14測年技術的不斷改進，使精度大為提高；歷史學、古文字學、天文學等學科的研究也取得長足進展。因此，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條件逐漸成熟，建立三代年代框架已成為可能。

1995年秋，時任國務委員、國家科委主任的宋健邀請在京的歷史學、考古學、天文學和從事碳14測年的物理學家們一起座談，提出用多學科協作、聯合攻關的形式，研究三代年代的問題。與會學者也認為研究三代年代、制定夏商周年表，是各學科學者的共同愿望，已具備了進行三代研究的基本條件。繼而就"夏商周斷代工程(以下簡稱"工程")"的可行性進行研究論證。1996年5月16日，李鐵映、宋健代表國務院宣布國家"九五"重大科研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這是中國第一個由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對重大學術課題進行聯合攻關的項目。它的目的在于發揮各學科的優勢，把200余位學者組織在"工程"設置的9個課題之中，用不同方法、從不同方面進行研究，將夏代、商代和西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年代框架建立起來。"工程"的實施，改變了過去以單一學科或單一手段進行研究的狀況。采用多學科交叉、聯合攻關的形式，以期對中國歷史上處于文明早期階段的三代年代學研究有所突破，使中國的歷史紀年向前推進一大段，為進一步開展文明探源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礎。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時代,當時玉器處在原始文化狀態,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時間,分為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紅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內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種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豬龍兩種.勾云形器有玉龜.玉鵲,豬龍有C形墨玉玉豬龍.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蘇的吳縣,武進,浙江的佘反山,瑤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鐲.佩.環,還有蟬.鳥等動物.

3.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隨葬用品,另外還有小部分是辟邪.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一.初期玉器,新石器時代,當時玉器處在原始文化狀態,距今有5000一6000年的時間,分為北方的紅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

1.北方的紅山文化,距今5500年到6000年,在今內蒙的赤峰市,出土的玉器多種造型,最重要的有勾云形器和玉豬龍兩種.勾云形器有玉龜.玉鵲,豬龍有C形墨玉玉豬龍.

2.南方的良渚文化,距今4300年到5000年,在今江蘇的吳縣,武進,浙江的佘反山,瑤山等地,主要的玉器有,琮.壁.符.鐲.佩.環,還有蟬.鳥等動物.

3.中國新石器時代的玉器,大部分是祭祀天地和隨葬用品,另外還有小部分是辟邪.財富和地位的象征等物品

早期玉器,夏商周三代.

公元前2070年.

摘要: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城郭的初建時期，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衛君主和民眾的安全并抵御外族的入侵。在選擇城址時，注重居址周圍生態環境的優化，以便于人們的生產和生活。建造城郭時，一般會選擇夏天、秋天收獲之后和初冬時節。夏商時期城郭規模有限，至周代則猛增，尤其是春秋戰國時期，諸侯國的都城面積遠遠大于周王城，甚至數倍于后者。

關鍵詞:夏商周時期;城郭;城址選擇

我國在夏代甚或更早時期已經出現了城郭。《吳越春秋》載:“鯀筑城以衛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又《淮南子•原道訓》:“夏鯀作三仞之城。”考城郭之起源，當始于原始社會氏族部落中的聚落。如陜西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遺址，其聚落已建有半地穴式住房、窖穴及“大房子”，外圍再周以防衛性深溝。①浙江余姚河姆渡遺址，聚落由立于水際的干闌式建筑組成。②山東日照縣半城山龍山文化遺址，在聚落之外已筑有夯土之圍垣。③以后聚落由小而大，建筑數量及類別也逐漸增加，最終發展成為人口眾多、體制完備的城郭。夏商周時期是中國古代城郭的初建時期，當時在城郭筑造中遵循什么樣的原則?何時修建城池?城郭的規模如何?本文擬通過文獻和考古材料進行詳細的考察。

一、夏商周時期城郭筑造的原則

1.“城以衛君，郭以守民”

為什么要筑造城郭呢?一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守君衛民，防止外敵的入侵。關于此一問題的研究論著比較豐富④，篇幅所限不再贅述。質言之，“城以衛君，郭以守民”已經成為夏商周時期城郭筑造的原則和思想。至少從商代起，已逐漸形成了構筑內外兩重城垣的制度，并且成為以后中國古代建筑的重要與不移原則。⑤

一、新石器時代的彩陶裝飾紋樣

在新石器時代，人類一個劃時代的發明就是彩陶，它的出現與使用使人類的生活豐富多彩起來。先民們將他們對自然界和世界的觀察、愛好和心理活動等作為裝飾紋樣運用到彩陶中，充分顯示了他們對美的向往和智慧。新石器時代的紋樣以簡潔、概括、充滿活力為特征，總體來說，彩陶紋樣多以動物紋、人物紋、植物紋、旋渦紋、幾何紋為代表。我們從現有資料上習見的動物紋主要有魚紋、蛙紋、烏紋。這一時期的紋樣與當時人們農業勞動生活和漁獵生活有緊密的聯系。有許多動物紋樣是彩陶上的主要紋樣，也有少數是輔助紋樣。植物紋樣以寫實手法無骨法構成，隨意刻畫，有的像樹葉，有的像小草，還有的像花瓣。人物紋樣動態優美，形象概括。幾何紋樣既是早期陶器中編織物紋印以及漁網、水渦、樹葉等圖案的延續和變化，也是原始人內心音樂涌動和對視覺美感的精神文化追求的表現。原始社會的人們把自然中的日月星辰、山川河流等可視對象表現在陶器上面或者刻畫在山巖上面，形成了新石器時代莊重大方、自然協調的傳統紋樣。

二、夏商周時期的青銅器裝飾紋樣

夏商周時期，又被稱為青銅器時期。夏商周時期的傳統紋樣主要表現在青銅器上面，并以商周青銅藝術作為中國古代青銅藝術的代表。商周青銅器藝術是繼新石器時代彩陶藝術之后美術史上出現的第二個高潮，這一時期的裝飾紋樣不再是新石器時代那種淳樸、快樂的風格，而是走向了具有宗教性質和神話色彩的世界，變得恐怖兇猛、威嚴肅穆。青銅器時期的紋樣內容以動物紋樣和幾何紋樣較為常見。這段時間通過人們對自然界中一些動物的認識和主觀加工，產生了一種神秘的、幻想的、恐怖的動物紋樣。其中青銅器比較典型的裝飾紋樣有饕餮紋、夔龍紋、鳳鳥紋。幾何紋樣比較典型的有方格紋、雷紋、云紋、旋渦紋。在早期，這些裝飾紋樣和圖案顯示出一種神秘、肅穆、威嚴的氣氛，凸顯和映射出這一時代的精神面貌與文化背景，反映了這一時期古人對圖騰的崇拜與信仰。

三、春秋戰國時期的裝飾紋樣

春秋戰國時期是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交替時期，奴隸體制已日趨瓦解，人文思想活躍，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社會思潮與文化也達到了空前繁榮的地步。政治體制的變更帶動了社會經濟的發展，手工業分工越來越細，工藝制作、器物造型、裝飾造型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發展，生活方式也隨之得到了改進。這個時期的裝飾紋樣不再像夏商周青銅器裝飾紋樣那樣具有神秘色彩和宗教性質，不再具有恐怖兇猛、威嚴肅穆的藝術風格，裝飾風格日漸活躍起來；裝飾內容不再是兇狠、神秘的怪獸，從描寫“神”轉向人，反映現實生活場景，越來越親近自然和生活，并且把自然中的動物和生活中的場景運用于不同的裝飾中，開始將敘事畫作為裝飾；構圖方式也改變了原來嚴肅對稱的結構，變得活潑。

（一）教學目的

基礎知識：

夏商時期我國歷法的形成。夏朝時我國最早記錄了流星雨和日食。商周時我國已有了醫學分科。甲骨文和金文。我國古代青銅藝術的特點及在中外文化史上的地位。夏、商、周時期我國音樂、舞蹈的發展。

思想認識：

1．通過講述使學生認識到甲骨文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這是值得我們驕傲的；我國有文字可考的歷史從商朝開始。

2．我國的青銅藝術，在我國和世界藝術史上歷史悠久，占有重要地位。

一、中國古代巡視制度的歷史沿革

中國古代巡視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漫長的封建專制歷程，其萌芽于夏商周，形成于秦漢，逐步完善于隋唐宋，強化于明清，代代相傳，久盛不衰，自古以來是封建統治階級鞏固強化其統治地位的有效監察手段。

早在四千多年前，古代天子堯舜，每過五年都要率領百官和侍從們去巡狩四方，考察地方諸侯的政績和公德，這就是天子“巡狩制”，從舜的時候起形成了“五載一巡狩”制度。此制度成為后世巡視制度的淵源。

夏商周除天子巡狩外，還設有“方伯”并“受命于王”，對稱臣納貢的異姓諸侯和分封的同姓諸侯進行監察。史書所載夏商周三代的巡視并不是專職巡視，在此時期沒有獨立的巡視機構和體系，沒有專職的巡視使臣和法規，國君監察和巡視活動比較簡單，僅僅是巡視制度的萌芽階段。

春秋戰國時期，仍以國君巡視為主，國王有“巡縣之制”，國君、相國、郡守都可以巡視地方。此時巡狩的目的在于管理農業生產，祭祀名岳山川，整頓吏制，糾察不法行為以及選拔人才，但是沒有形成制度，巡視偶然性大。

秦漢是古代巡視制度的形成期。這時的巡視制度的顯著特征是分層與分部巡視相結合，職權分明，各司其職，形成了多維的行政巡視體系，即刺史巡視制度，用制度監督地方要員。中央設監察機關——御史臺負責監察地方行政，刺史分部巡視郡級行政工作，郡以下行政由郡國守相、縣令長、鄉長逐級巡視，并設督郵、廷掾等專職官吏舉劾貪贓枉法的官吏。中央根據需要隨時派遣使者對州郡縣行政工作進行巡視，既有行政組織內部的巡視，又有獨立于行政系統之外的監察官和臨時派遣的大使的巡視。秦漢時期出現專職的監察刺史，它標志著古代巡視制度的最終形成。

“不踐前人舊行跡，獨驚斯世擅風流”兩句詩是北宋詩人張耒評述黃庭堅詩歌成就時所作。當我們縱觀河南博物院考古專家許順湛先生考古著述軌跡時，用這兩句詩評述許先生的理論體系時，再恰當不過了。許先生雖然已78歲的高齡，但仍著述不掇，思維敏捷，站在歷史考古的學術前沿，捕捉學術熱點，提出新的觀點，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

從上世紀五十年代至今，他出版了《燦爛的鄭州商代文化》、《商代社會經濟基礎初探》、《鄧縣彩色畫像磚墓》（合著）、《河南出土空心磚拓片集》（合著）、《中國奴隸社會》、《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許順湛考古論集》、《五帝時代研究》，其中以《中原遠古文化》、《黃河文明的曙光》和《五帝時代研究》最能反映其學術思想。

早在上個世紀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許先生根據我國史前考古新發現及其研究成果，針對當時學術界普遍認為仰韶文化“母系說”的觀點，提出與眾不同的“父系說”新觀點，之后，立即引起學術界的爭論。這場學術辯論經歷20多年，直到1986年，在河南澠池縣召開的紀念仰韶文化發現65周年學術研討會上，“父系說”才被人們所認同。許先生的仰韶文化“父系說”，揭開了探討中國文明起源的序幕。

仰韶文化“父系說”是許先生研究生涯的切入點，他務真求實，謙虛謹慎，順著歷史脈搏去探索文明起源的源頭，幾十年過去了，他付出的辛勤勞動終于結出碩果。

關于文明的標志，許先生在《黃河文明的曙光》中作了清晰地、與眾不同的界定，提出了五條標志：①農業生產社會化；②手工業生產專門化；③腦力勞動階層化；④部落酋邦化；⑤禮制規范化。許先生的五條標志與傳統的“三大件”（青銅、古城、文字）不同，它更深刻地反映了社會發展的真實面貌。許先生認為，世界上任何文明中心的形成，盡管其內容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但都不可或缺這五條，這就是人們稱之為的“文明起源新論”。眾所周知，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文明是在東亞獨立發展起來的原生文明。考古學研究證實，中國的遠古文明起源，可上溯8000年前的裴李崗文化，下至夏商的二里頭文化和二里崗文化，是一部完整的文明史，外來文化始終不占主要成份。因此，人們研究和探討中國文明起源，對認識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借鑒歷史之經驗，是非常有價值的。正因為如此，十多年來，才迅速興起了探討中華文明起源的熱潮。在這個過程中，有的學者以文字出現作為主要標志，認定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陶器上的符號為原始文字，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6000年前的大汶口文化和仰韶文化。有的學者認為紅山文化發現有宗教禮儀性質的建筑，如女神廟、祭壇、積石冢等，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5000多年前的紅山文化。有的學者依據龍山文化發現許多古城，認為中華文明誕生在4000多年前的龍山文化。有的學者綜合文字、古城、青銅和禮儀性建筑，認為中華文明起源于3600多年前的二里頭文化。此外，一些中外學者認為中華文明由商代二里崗文化開始。由此可見，由于立論依據不同，分歧極大，競使中華文明之開始相差兩三千年。因此，最近有的學者有意避開物質文化因素，把文明的標志視為私有制、階級和國家是否出現上，顯然，這條路似亦走不通。國家不是文明的同義詞。在原始社會，文明促使了國家的出現和發展，一旦國家出現之后，國家的職能又促使文明的發展。由于人們對“國家”的含意理解不同，仍使這個問題莫衷一是。因此，許先生的文明起源新論，為我們探討遠古文明開辟了一個新的天地。實質上，許先生的文明新論，不僅拋棄了十九世紀摩爾根等人的社會發展模式，而且，亦拋棄了文字、古城、青銅為文明起源的“三大件”的模式。這是許先生治遠古文化史的一個重要學術思想基礎。

關于中華文明起源標志的探討，必然引出關于國家起源形成理論的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