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朝代都有主流學術思潮。由于思潮是有時代性的，就有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過程。要研究這個過程，首先要弄清楚這個過程的歷史事實，歷史事實之間的前因后果，其次對這些變化進行理論說明，闡明其中的邏輯性，并用它去解釋其它歷史時期的同類現象。這樣，我們得到的結論就能達到歷史與邏輯的統一。

用以上思維來研究經學發展的歷史，可以得到什么結論呢?

一、經學的產生過程

經書典籍先秦就存在，至少從孔子就已經開始傳授經書的知識和思想。我們說那是古籍傳授，不能算經學思潮。經學成為社會思潮應是漢代的事情。

經學思潮可以說直接產生于獨尊儒術。儒家獨尊以后，儒家的教科書才成為有權威性的經典。儒家學說為什么會升到獨尊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復雜的歷史過程。

春秋時期，周天子衰微，各諸侯國自行其是，不太尊重周天子。這時出現霸主，來維持天下局勢。開始都是以尊周天子為號令，以誠信作為結盟的基礎，實際上實力是關鍵。后來，實力成為唯一的根據，講誠信，被認為是蠢豬式的幼稚天真。韓非子說得好，這時是“爭于氣力”。在“爭于氣力”的時代，什么仁義道德都束之高閣。因此，孔子周游列國，宣傳仁義，沒有諸侯王愿意接受。戰國時代的孟子也是這樣，曲高和寡。他們都只好著書立說，將自己的理論通過文字流傳下來。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中，有許多思想家研究社會的動亂，探討治理的方案，企圖救庶民于水火。這些思想家治理社會的方案，都有一些擁護者，形成各自的學派。各學派之間進行爭論，形成百家爭鳴的活躍局面。許多學者認為那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學術思想的春天。有人懷疑說：亂世還是春天嗎?我認為亂世雖然在許多方面是不好的，比如人民生活很艱難。但是，壞不是絕對的壞。由于亂，統治者難于控制思想，思想就比較自由。另外，現實的苦難逼著人們思考。許多思想家就在憂患中產生出來。憤怒出詩人，憂患出哲學家。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亂世逼著人們去思考天下治理的問題，它提供了廣闊的空間，任憑各種思想自由馳騁。這對于造就思想家來說是有好處的。但是，亂世時間長了，各種思想任意自由發展，各派自是而相非，社會沒有統一的價值觀、是非觀，使百姓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思想混亂與社會混亂互動，安定不下來。因此，亂世時間一長，不論百姓還是思想家，都希望有統一的思想觀念。這是社會的需要。戰國中后期，許多思想家開始提出統一思想的要求。莊子認為以一家思想作為天下人的是非標準是片面的，要以道作為公共的標準。荀子寫了《非十二子》，認為各個學派的思想都不行，只有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才是正確的。實際上他是想用孔子、子弓一派的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呂不韋主編《呂氏春秋》，也是為了將正確的思想匯編在一起，形成能流傳千古的巨著。在政治沒有統一的時候，想統一思想是不可能的。在“春秋無義戰”的情況下，戰爭的勝負決定于實力，因此“爭于氣力”成為各國努力追求的目標。秦國采納商鞅的變法，以獎勵耕戰作為富國強兵的國策，最后吞并山東六國，統一天下。秦政府實行從商鞅到韓非子的法家思想取得成功，故秦朝以法家思想來統一天下的思想，是很自然的事，因為前期有成功的經驗。但是，時代變了，形勢變了，政策也應該有所變化，否則，就不能適應新社會。固守老規矩，是刻舟求劍。要與時俱進，逆取與順守應該有別。逆取須憑實力，有時可以暫時不顧道義。而取得政權以后，就要馬上改變方針，采取順守的政策對待人民。攻守的形勢變了，在守的時候仍然不施仁義，是秦政權敗亡的根本原因。法家思想有利于發展實力，卻不能維持社會的長久安定。雖適用于亂世，卻非治世長治久安的法寶。很明顯，法家思想在亂世，有快刀斬亂麻迅速解決問題的效用，而儒家思想維護穩定的社會秩序作用大。二者各有利弊，可以互補?？傊?，在亂世，需要用實力平定天下；在治世，需要用道義穩定人心。法家理論適合于發展實力，儒家理論有利于維護道義。

(一)教學目的

要求學生掌握的基礎知識有：天寶危機、安史之亂、藩鎮割鋸、宦官專權、唐末農民戰爭。

要求學生認識：安史之亂、藩鎮割鋸和宦官專權，大大削弱衛唐朝的統治力量，加深了唐朝后期政治的腐敗和國勢的衰落;唐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地主階級，瓦解了唐朝的統治。

要求培養學生的能力有：引導學生思考安史之亂爆發的原因，從而培養學生分析和總結歷史經驗的能力。

(二)教學過程

1.復習提問:

您是否見過在高空翱翔的鷹？它把向往與希望寫在天空，寫在展翅的瀟灑與自豪中，而我正是這群鷹，帶著一脈相承的對飛翔的渴望來到了醫院。

既然是鷹，就搏擊給天看；既然是阜醫人，就燦爛給看。十年前，當我懷著激動和興奮的心情真正踏上這片堅實的土地時，心便與零距離溝通。我有的是飛揚的激情，指點江山的壯志，有的是欲與天公試比高的豪情，更有的是做好阜醫人的信念。斗轉星移，十幾年匆匆而過，我從一名幼稚的學子走過春夏秋冬、走過酸甜苦辣、走向成長、走到今天；我們的醫院經歷了一次又一次變革，在風雨中不斷發展壯大。十幾年來，“院興我榮，院衰我恥”的宗旨牢記在我們心中。十幾年來，我詮釋自己，施展才華，綻放青春，燃燒生命，我們的心血終于沒有白費，我們的汗水沒有白流，當初醫院只有幾十名職工，兩層小樓，四周更是一片荒涼，如今已成長為有近200名職工，六層住院病房大樓，160張床位的一級甲等醫院，在我院發展的帶動下，醫院四周更是人來人往，車水馬龍，一派繁榮景象。所有這一切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我們赤誠的心，我們團結拼搏的集體精神！

我想起小時的一個故事：曹操給他的兒子們每人一根筷子，問他的兒子誰能折斷他？他的兒子們都很輕易的將筷子折斷了，這時他又拿出一把筷子問他的兒子，你們誰能一下折斷它？很久，沒有一個兒子能折斷它，這時，曹操告訴他的兒子們：你們明白了嗎？一根筷子你們能很容易的折斷它，可是如果筷子團結在一起就不能輕易的被折斷，這就像你們兄弟之間一樣，如果你們團結在一起，敵人想要打敗你們就會很難，但是如果你們不團結了，那么就像一根筷子一樣，很容易被敵人打敗。

十幾年來，我們風雨同舟，十幾年來，我們同舟共濟。2003年，一場人類的災難席卷我中華大地，從廣東到北京，非典迅速在全國蔓延，作為全國民工的源頭，檢測、控制疫情任務艱而又巨，我們醫院更是擔負著留觀站和幾條主要干線列車上巡診的繁重任務，面對SARS，每個人都會有過“黑暗”來臨的感受。擔憂，害怕……然而，面對“黑暗”，非但沒有人退卻，涌現的卻是主動請戰的動人場面，短暫的“黑暗”之后，大家變得更有信心，更有決心，更加團結。在這場考驗面前，每一個人都行動了起來，獻出自己的一分力量，共渡難關。向世人展示了我們白衣天使無私無畏的奉獻精神；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理性，一種自律，一種團結，一種博愛，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獻身精神。這就是我們阜醫人，我們阜醫精神！

醫院雖然年輕，卻已幾經風雨，在醫院“屬地化”的進程中，讓大家感受到了危機；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當年“旱澇保收”的鐵路醫院已不復存在，順利實現了轉軌，一個新的“市第四人民醫院”讓大家耳目一新，面對新的形勢，新的壓力，我們迎來了新的挑戰，新的發展機遇，為了醫院的發展我們集思廣益、開動腦筋；為擴大醫院的影響和知名度，吸引更多的病員，我們不斷學習，提高我們自身的業務水平，改善我們的服務態度。雖然我們每個人只是醫院微不足道的一個分子，但我們愿意伸出我們熱情的手，為醫院的生存與發展獻出我們微薄的力量，時刻以醫院發展為己任，牢記“醫院靠我發展，我靠醫院生存”的宗旨。平凡的工作崗位有辛酸、有疲憊、更有執著。激情如花，綻放我們青春的風采；激情似火，升華我們生命的價值，激情愈燃愈烈，于是我們有了更大收獲，收獲得是人格的升華、意志的磨練、情操的陶冶。為病痛之中的患者送上一個會意眼神，一個微笑，給他們以鼓舞，給他們以心靈的慰籍，讓他們痛苦而來，微笑而去，這才是我們生命的意義，我們生活的全部。

檢驗科是醫院的一部分，也許沒有人能體會我們檢驗工作的煩瑣，每天，當我們穿上白大衣走進工作間，面對各種各樣的患者，聽到的是痛苦的呻吟，看到的是哀愁的面容，聞到的是散發著各種異味的標本，而我們從未有過絲毫的懈怠和厭煩，牢記職責，一絲不茍，嚴格操作，認真核對，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筆下的每一個數字，每一個符號，都維系著一個人的健康，維系著一個家庭的幸福，更維系著我們醫院的聲譽與榮耀。我很慶幸我是這個集體的一員，我們是團結的，我們是向上的，我們是寬容的，我們是奉獻的，當我們這個集體與醫院利益沖突時，我們能為醫院著想，從大局出發，把一切委屈與不解放在心底下一頁，埋頭工作。雖然我們的崗位是平凡的，平凡得象小草一樣，小草雖小，也一樣鋪就綠色無垠的大草原！播下春種，就有秋實；灑下汗水，定有收成。

[摘要]作為歐洲、西亞、北非之間的一個超大型湖泊，地中海在古代的西方世界的各個方面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經濟方面，它一直是東西方商貿聯系以及其延安個民族經濟聯系的紐帶。古羅馬統一進程結束后，由于它成了帝國的“內湖”，地位更加重要，它成了帝國經濟發展的大動脈。但當歷史進入中世紀，蠻族入侵顛覆了西羅馬帝國之后，地中海似乎也觸摸到了西歐發生變化的脈息，以其為載體的貿易發生了一系列的變化。本文就試圖以當時整個歐洲政治經濟的大環境為背景宏觀地分析中世紀地中海貿易興衰變化的原因。

[關鍵詞]地中海貿易中世紀西歐經濟

我們首先簡述一下在中世紀地中海貿易變遷的情況。476年西羅馬帝國滅亡后，整個歐洲進入中世紀。在整個中世紀，地中海貿易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一下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為從5世紀后期到8世紀，地中海上商貿仍舊比較活躍，但整體上呈衰落趨勢，并且越到后期衰落的趨勢越加劇，這種衰落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第二個階段從8世紀開始，這種貿易基本上處于沉默即不活躍狀態，銷聲匿跡的狀態持續到11世紀。第三個階段是從11世紀開始直到近代，地中海的商貿則又活躍起來，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第一個階段，即58世紀地中海商貿情況的研究收到文字及考古資料匱乏的局限。但還是有很多證據可以利用。其中一個重要的證據就是當時敘利亞人的航海業活躍于西方各港與埃及、小亞細亞各港之間；另一個間接的證據是這個時期各日耳曼王國繼續使用羅馬金幣孛里達[1]p1。這些證據都說明了盡管歐洲歷史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但地中海商貿并不是一下子就停頓了下來，在中世紀前期以地中海為載體的貿易仍具有相當程度的活躍性。但這里要考慮的是這種貿易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是加強了，還是減弱了？

這個問題雖然沒有明確的數字作為佐證，但我們若想到這個時期歐洲發生多次多次蠻族入侵以及戰亂，其對整個歐洲經濟及商貿帶來的必然是相當消極的結果。因此這個時期地中海商貿的發展與羅馬帝國時期相比，應該是總體下降的，所以說這一時期地中海貿易從整體上呈衰落趨勢。

下面結合當時的政治經濟大環境來詳盡地分析第一個階段地中海商貿情況的變遷。從5世紀初蘇維匯人、汪達爾人和阿蘭人組成的松散聯盟大舉入侵羅馬帝國開始，日耳曼人入侵羅馬帝國的浪潮一直持續到8世紀初。這一浪潮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是西哥特人、勃艮第人與汪達爾人，他們都建立了自己的王國。這一階段的入侵是式的、史詩式的。遠距離的征服活動使他們各自所建王國距出發地過于遙遠，另外再加上他們人數較少（相對于占領地臣民），因此他們往往在征服地實行“客戶”制度和相對聚居的形式。“客戶”制度其實是一種與當地拉丁奴隸主階級的妥協。例如勃艮第人“客戶”接受大地產種植面積的三分之二、奴隸的三分之一，而西哥特人在西班牙也只占有既有農場地產的二分之一和租借地的三分之二[2]p113。而相對聚居的形式也削弱了他們對既有經濟制度的破壞力。在第一次遷移過程到6世紀中葉基本結束時，在整個西歐，原有的拉丁奴隸主和新來的日耳曼首領共同組成了一個消費人群，這個消費人群的數量及消費能力都有所下降，但卻依然存在。而當時的東南歐仍為東羅馬帝國統治，其經濟規模雖比不上羅馬帝國鼎盛時期，但也能大致維持。這也就是5世紀到6世紀中葉地中海商貿仍然保持活躍的最根本原因。從6世紀中葉到8世紀初，則是法蘭克墨洛溫王朝以及倫巴第人對意大利的征服以及盎格魯、撒克遜人對英格蘭的入侵時期。這屬于日耳曼人的第二次入侵浪潮，這一時期，法蘭克人先聲奪人，完成了對整個法蘭西和現代德國一部分的征服，倫巴第人、盎格魯人、撒克遜人則用相同的侵略模式完成了對意大利和英格蘭的征服。這一階段入侵的特點是蠶食式的、滲透式的。這種擴張使蠻族王國的統治基礎從一開始就相當穩固，這也導致了他們在第二次遷徙浪潮中在土地政策上對第一次遷徙者所采取的妥協式方法－－“客戶法”制度的否定。這一次他們對舊的經濟制度作了顛覆性的變革，他們幾乎接收了原有統治階級的全部地產，并對之按自己民族的傳統進行再分配。正是在這一時期，自給自足的農村公社在法蘭西廣泛而牢固的建立起來了。隨之到8世紀初倫巴第人和盎格魯撒克遜人都逐漸完成了征服和農村公社化的過程，而曾經實行妥協政策的占領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也被阿拉伯人消滅，使得這一農村公社化運動在除去東羅馬帝國所統治的一小片區域在幾乎整個歐洲被完成。再加上阿拉伯人還占領了整個北非以及西亞，這就造成了原來地中海貿易所仰賴的消費人群幾乎完全萎縮。與這一階段的歐洲及地中海沿岸其他地區政治經濟大環境的變遷相對應，地中海貿易經歷了從6世紀后半期開始表現為持續的加速的衰落過程，到8世紀初則基本陷入停頓。

論國有企業的興與衰中國的國有企業，不乏成功的倒子。四川長虹，青島海爾，是中國國有企業最為成功的代表和典型。然而更多的國有企業卻是效益低下，產品積壓，連年虧損，職工下崗。為什么同樣的國有企業，卻有興有衰呢？我們進行國有企業改革，解決國有企業虧損的問題，不能不對此有所深思。中國國有企業的興與衰，說到底，社會制度、公有制、黨的正確領導、人民群眾當家作主等等這些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所謂的社會主義優越性其實并沒有發揮什么作用。無論成功的國有企業，還是虧損的國有企業，長期以來教科書灌輸給我們的這些東西對國有企業的興與衰并沒有起決定性的作用。事實證明，國有企業并沒有因為這些因素而普遍生機勃勃，充滿活力，具有競爭力。同樣國有企業也并不是因為這些因素而普遍虧損。相反地，我們應看到，在目前的國有企業中，企業領導個人的素質、能力、品德往往發揮著極為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企業領導個人吃苦耐勞、任勞任怨，一心為公，視職工為兄弟，關心職工勝過關心自己，嚴格管理，正直做人，帶動職工團結一心，刻苦鉆研，勤于思考，企業就能夠發展、興盛起來，甚至還可以使虧損企業起死回生、扭虧為盈。如果企業領導個人道德敗壞，損公肥私，爭權奪利，欺下瞞上，肆意揮霍，貪污腐化，不懂業務，不善管理，任人唯親，漠視職工生活，那么再有發展前途的國有企業也會敗在這些敗家子的手中。于是就可能出現富了方丈窮了廟現象，企業倒閉，職工下崗。由此可見，目前決定我國國有企業興與衰的關鍵仍在于人治而不在于體制（或者說是法制）。就拿四川長虹和青島海爾來說吧。據說，八十年代中期四川長虹的品牌可能還不如西安黃河的彩電品牌影響大，四川長虹也不如西安黃河的實力強。然而，四川長虹正因為有了倪潤峰，今天才發展成為中國的第一彩電品牌。而西安黃河，沒有了倪潤峰，今天卻在虧損的國有企業隊伍中徘徊。假如當初西安黃河有了倪潤峰，那么完全有可能今天的中國第一彩電品牌是西安黃河而不是四川長虹。同樣，假如海爾集團沒有了張瑞敏，那么海爾也絕不會是現在的海爾！假如當初張瑞敏到了其他的國有企業，那么完全有可能崛起另外一座海爾式的國有企業。又假如讓瓊民源、紅光實業這樣的股份公司的那些敗家子們老總去經營四川長虹、青島海爾，那么四川長虹、青島海爾恐怕也在劫難逃。中國的國有企業之所以很少能象長虹、海爾一樣發展壯大起來，其原因之一，還在于國有企業還較多地存在一種摘桃子現象。所謂摘桃子現象就是當某一國有企業的領導人經過辛勤工作，苦心經營，使國有企業出現生機或取得極大的成績時，往往便可能由于不遂其上級領導之意或者其他種種原因而被免職或調離，其多年來辛苦工作、苦心經營的果實輕而易舉地被領導委派的其他企業負責人輕意摘取。而一個新的、平庸、無能、唯上甚至腐敗的企業領導往往又會把一個優秀的國有企業旦夕之間搞垮。這樣的企業敗類卻沒有任何體制或制約措施阻止他再調到另一個國有企業繼續當領導，甚至還會平步青云。所以摘桃子的現象愈多，能夠發展、興盛起來的國有企業就愈少，而虧損企業卻愈來愈多。幸運的是，四川長虹、青島海爾沒有被人摘桃子，所以才有今天的長虹和海爾。這種種的事實說明，今天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與壯大，還過份地依賴"能人"。然而，即使是在國有企業中培養和成長起來的一些"能人"，也很少有能夠善始善終者。據報載，1987年國家有關部門評出的全國首批"金球獎"國企優秀企業家，十多年后的今天，碩果僅存只剩三人還在職。除調離崗位的外，有的人還走上犯罪的道路，典型的如于志安。象倪潤峰、張瑞敏這樣的"能人"對國有企業的發展與壯大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但我們并不能完全依賴"能人"。"能人"什么時候、什么社會制度都有。"能人"無論在國有企業，還是私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都可能成功。所以這并不是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作為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國有企業，我們應建立制度優勢，體制優勢。這種制度優勢、體制優勢應在于：（1）能夠把最優秀最出色的企業家吸引并推選到國有企業的領導崗位上，使形形色色的"能人"愿意并能夠為國有企業貢獻力量；（2）能夠必然地調動起職工的積極性、主動性、主人翁意識，使職工關心企業，努力工作；（3）有完善的監督、制約機制，及時避免和制止損害國有企業利益的行為；（4）保證企業的決策行為有序、高效、科學；（5）那些平庸、無能、唯上、腐敗的國有企業領導能夠及時被淘汰。只有建立起這樣的國有企業制度或體制，才能使更多的國有企業發展和壯大，也才能減少國有企業的虧損與衰落，最終建立起真正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有企業制度。缺乏這樣的體制或制度，那么個別國有企業的發展與壯大只能是幸運，更多的國有企業虧損和衰落則不可避免。

【內容提要】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市場機制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中國的職業教育卻在市場化的道路上經歷了先盛后衰的過程。本文作者力圖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我國職業教育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的“市場化”的制度變遷過程予以考察。

【摘要題】職教史

【關鍵詞】職業教育/興衰/制度分析/市場化

職業教育是以培養能夠適應社會需要的、具有專門職業技能的人才為目標的。因此，職業教育是整個教育體系中，最容易與社會、市場相聯系的教育種類。但是，回顧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我們卻發現這一原本能夠最好適應市場的教育種類卻沒有得到興旺的發展，筆者以為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我們把興辦和從事職業教育的院校作為一個組織群落進行研究，揭示我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歷程，并分析其制度學含義。職業教育具有內容多元化、結構多層次、城鄉發展不均衡等特點，因此，我們只能擇其具有代表性的部分進行研究。我們以中等職業教育為主要研究對象，分析過程中也會涉及少量的高等職業教育發展的內容。

在考察中國職業教育發展歷程的基礎上，利用新制度主義的分析視角對其市場化取向的興衰加以分析，我們發現，中國職業教育之所以會走出這樣的軌跡，是外部力量和內部力量相互作用的結果。外部力量包括：政府的作用、高等教育“市場化”制度變遷的影響以及市場的作用；內部力量則表現為職業教育組織內部一些重要條件的缺失。

論文關鍵詞：柏拉圖；城邦；正義

論文摘要：正義問題是柏拉圖研究城邦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柏拉圖認為城邦的衰敗是由于未能把握正義真正的內涵，導致個人生活的失范和城邦的失序，城邦的復興取決于人們正確把握正義的內涵并以此來規范和約束自己的行為。正義的真正內涵在于個人心靈的三個組成部分和城邦的三個等級各安其位，各盡其職。正義是個人和城邦的福趾所在。

正義問題是柏拉圖研究城邦政治問題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柏拉圖認為，城邦的衰敗是由于人們行為的失范，而行為失范的原因是由于人們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義。柏拉圖的任務便是正本清源，還正義以本來面目。通過對當時流行的正義觀的批判以及對個人和城邦正義內涵的揭示，探討導致城邦衰敗的原因以及城邦復興的路徑，進而提出比較系統的政治正義思想。

一、正義不是什么——對幾種流行正義觀的批判

(一)對“正義是欠債還錢”的批判

在《理想國》的一開始，柏拉圖通過向對話人之一的克洛法斯請教老年人的生活境況，引出了時下流行的第一種關于正義的觀點，這就是“有話實說，欠債照還”。對于這種正義觀，柏拉圖舉例說，假如有位朋友頭腦清醒時將軍械存于我處，而他在瘋了之后，前來索取其所存放的東西，這時，我該不該把軍械歸還給他?顯然不能!因為在他不清醒的時候將軍械還給他，既對他自己不利，也對他人和社會不利。如此，“有話實說，欠債還錢”就不是絕對正確的，將它視為“正義”的內涵也是不合適的，不能用一個似是而非的定義來作為正義的內涵。克洛法斯因獻祭而離去，其子玻勒馬霍斯接著討論。

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經過五、六年的仔細觀察和認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頭寫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學者，把他們的新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1994；以下簡稱《奇跡》；凡引自該書的只注頁碼）獻給讀者。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獲益匪淺。這是一部頗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跡》提出和討論的是有關經濟發展、國家興衰的重大論題。特別是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各國和很多大的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中國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所謂“中國模式”。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東方文明大國再次走上興盛和發展之途，其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傳奇色彩。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并且有所發現和有所創新，作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解釋，其意義可想而知：不僅在學術理論上是一個前進，而且在政策實踐上也有重要的價值；不僅對中國本身的改革和發展有明顯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其次，《奇跡》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歷史和現實。由于作者明確提出和緊緊抓住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是由于選擇和實行這一戰略的要求而內生地決定的，其已經進行和將要進行的改革也緊緊圍繞著發展戰略的轉變，并在全書中把自己的理論邏輯貫徹到底，因而，不僅做到了歷史和邏輯的有機統一，而且實現了改革和發展的巧妙結合。充分顯示了作者札實的理論功底和分析能力。這一點是目前國內出版的同類著作不曾達到的。與《奇跡》的分析比較起來，那些就事論事地描述改革和發展的進程，空泛地、一般地討論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相互關系，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再次，理論并不深奧，它是簡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論的簡潔性、權威性和真理性是統一的，“只有既能解釋許多不同種類的事實而又簡明扼要的理論才是令人滿意的理論”（奧爾森，1982），《奇跡》一書就具有這樣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論是比較簡潔的，其基本結構是，作為外生變量的“趕超戰略”是由政府主動選擇的；作為內生變量的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是適應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逐漸形成的；作為參照系的比較優勢戰略，是實行戰略轉型的方向和體制轉軌的目標。已經出現的增長奇跡，是由于在調整微觀經營機制和放松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而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過去受壓抑的部門的增長創造了資源條件；而改革的問題和困難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現，是由于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相對滯后；進一步的選擇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為中心，完全拋棄“趕超戰略”，加快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奇跡》的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連續十多年高速增長奇跡的發生，而且也說明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不僅解釋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失敗，而且也說明了亞洲、美洲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經濟陷入發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跡》的成功，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學規范和方法的力量。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為假定或最大化行為假定。作者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和企業、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經濟理性行為的經濟當事人，把傳統體制的形成和實踐，改革措施的實行和結果，都看作是理性的當事人共同選擇和相互博弈的必然產物。由此出發，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假說和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然后用規范的經濟學語言、嚴密的理論邏輯以及大量的經驗材料和歷史數據加以實證，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矛盾運動過程，說明了改革和發展中的很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其實，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并不是告訴人們某些經濟問題的現成結論和一般知識，而是要教給人們正確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學習經濟學主要是為了獲得一種進行經濟思維的方法論。讀了《奇跡》，讀者在這方面一定會有所收獲。

［摘要］保甲法律制度是清王朝維護廣大鄉村社會秩序的一項基本制度，是政府職能在州縣以下廣大鄉村地區的延伸和補充。它經過初期不斷發展完善，在清代中期達到巔峰后開始衰落。該制度能夠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適應不斷變化的基層社會現實，形成一個遍布各地的治安網絡，對清代延續二百六十余年的全國統治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關鍵詞］清代;保甲制度;興衰

清代繼承和發展了秦漢、唐宋、元明制度文明的主要成就，集中國封建制度之大成，形成了中國古代最為系統和完善的政治法律制度，適用于廣大鄉村基層的保甲法律制度即是其中之一。“?！薄凹住倍衷诠糯墨I中曾多次出現。“?！弊挚衫斫鉃槭?，可作保護、保衛及保守等解釋;“甲”字則多與馬、兵、胃、舍、第等字組詞，甲馬、甲胄及甲兵皆是自我防衛過程中的常用器械，甲舍及甲第是指門戶高低。若將“?！薄凹住倍诌B結成詞，則可合譯為編串甲第序號，組織兵甲，以護居民安樂。保甲法律制度就是以保甲法令為核心，以保甲組織為機構管理監督人民，以維護治安為主要職能，確保中央政權統治和地方基層社會秩序穩定的一系列規則制度。在學界，普遍認為保甲法律制度確定于北宋神宗時期，但是如果不以字面意義為準而以其實質內涵根究，該制度早在西周時期已初露端倪，經過歷朝的不斷發展完善，在清代達到頂峰。該制度的實施為確保地方安寧、延續王朝長久統治提供了強有力的政治保障。正如學者聞鈞天所言:“歷代應用保甲之旨，或重于教，或重于刑，或重于兵役，或重于捕盜，或重于戶口，或重于課賦，或重于詰奸，或重于勸農，綜其目的之所歸宿，要皆在于謀安定社會之一端。”［1］(P1)清朝統治者進入中原以后，對明朝中后期因政治腐敗、經濟秩序混亂引起的人口失控和社會動蕩深以為戒，從一開始就借鑒明朝地方官員推行的保甲制度，從起初的逐步強化保甲到中期的全面推廣保甲，使得保甲制度在基層社會中的作用得到全面加強。其職能除了維護地方治安外，還要兼顧統計戶口、催征錢糧、處理賑濟相關事務，參與地方司法及其他官府交辦的地方雜項公務，形成了在地方上“唯保甲是賴”的局面。雖然該制度在明朝就出現過，但只是有些地方官為了地方自衛鄉里治安的需要而設立，并沒有得到皇帝重視而通行全國。而清朝的保甲制度從朝廷內外的重視程度、對基層的可控性、制度條款的嚴謹性以及推廣范圍來講，遠遠大于明代。因此通過對清朝各個時期的保甲法律制度進行逐一梳理和詳述，我們可以從中窺探出保甲制度一步步從初創發展到巔峰到最后衰落的原因所在。

一、初創階段———順治康熙時期

1644年清軍入關后，由一個少數民族地方政權變成了一個全國性政權，如何在幅員遼闊的廣大中原地區強化社會治安，穩固其統治秩序，成為擺在清朝統治者面前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這時明朝維護地方社會治安的保甲組織得到了清朝統治者的重視，被初步應用于其征服區域。順治元年(1644)七月，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建議對于歸順的民眾，借鑒沿襲明朝編排保甲管理的做法，命令各鎮道府:凡帶領部下投降歸順之人，赦免其罪責;對于擒住首領來朝進獻之人，則論功行賞;為安撫歸順民眾，由州縣官來編制牌甲，使其安于本業;沒有固定產業之人，則設法為其安排。金之俊的該項建議得到朝廷認可，由此牌甲制度開始成為清朝統治者對基層民眾的管理方式，但是此時對牌甲的具體規定還不是很詳細。八月，為鎮壓反抗勢力和穩定社會秩序，攝政王多爾袞下令在各鄉村推行總甲制?！案鞲菘h衛所屬鄉村，十家置一甲長，百家置一總甲。凡遇盜賊、逃人、奸宄竊發事故，鄰佑即報知甲長，甲長報知總甲，總甲報知府州縣衛，府州縣衛核實，申解兵部。若一家隱匿，其鄰佑九家、甲長、總甲不行首告，俱治以重罪不貸?！保?］由此可以看出，總甲制度是清朝保甲制最初的形式，隸屬于兵部的“總甲法”，旨在通過這種稽查戶口的方式控制新近征服的土地和之上的民眾，讓他們安居樂業不要行違法之事，同時以連坐重罪的方式讓他們互相監督，及時發現不穩定因素。在當時的戰爭環境下，這種軍事管理性質的制度所起作用很大。從多爾袞的諭令可以看出，總甲制度適用范圍比較小，只限于在鄉村實行，把居住在當地鄉村的民眾編入保甲，以十家為基本單位互相監督，在甲長和總甲的帶領下，及時舉報盜賊、逃犯和其他不法行為，對于不及時舉報的周圍九戶、甲長和總甲實行連坐重罪懲罰。由此可見，保甲制度與連環互保是密切聯系的，該制度的嚴厲、殘酷程度可見一斑。不過通過此方式，極大地維護了鄉村社會治安。隨著總甲制度的推行，統治者發現由于戰事的不斷推進，很多農民為了躲避戰爭和災荒，逃離原籍和耕種的土地，到異地居住謀生，這些流動人口給所到之地的治安管理造成了隱患。于是在順治六年(1649)四月，順治皇帝諭令:“自兵興以來，地多荒蕪，民多逃亡，流離無告，深可憫惻。著戶部、都察院傳諭各撫按，轉行道府州縣有司，凡各處逃亡民人，不論原籍別籍，必廣加招徠編入保甲，俾之安居樂業。察本地方無主荒田，州縣官給以印信、執照，開墾耕種，永準為業?！保?］通過這種給予無主荒田耕種吸引定居的方式，把逃亡民人也納入了保甲管理，不但促進了當地人口的增加，農業的恢復發展，而且穩定了當地社會秩序。由于順治時期還未統一全中國，社會秩序尚不穩定，盡管清軍入關時便出臺了總甲這個有實際意義的制度，然而并未全面鋪開。此時的保甲制度還處于草創階段，內容相對比較單一，推行的保甲制主要是為了解決墾荒、個別少數民族、逃人以及海防等存在的現實困難。根據現存檔案資料中的文字記載，可知當時的保甲制在北方地區開展的比較廣泛一些。實行保甲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穩定已征服地區的治安，恢復鄉村經濟，為國家下一步開始征收賦稅打下基礎?？滴跤H臨朝政之后，便開始勵精圖治，自此全國走上了強盛、安定以及鞏固之路，階級矛盾以及民族矛盾也得到了緩和。但是各地基層仍然有些民眾不時打著反清復明的旗幟聚集作亂，威脅著清朝對廣大基層地區的統治，因此通過推行保甲制穩定秩序仍然刻不容緩。雖然各地都逐步在推行保甲制度，但是已實行多年的保甲制度在實踐運行過程中又發現了一些不足，面臨著如何進一步發展的問題。直隸巡撫于成龍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向康熙帝上言指出，順、河、永、保四府，旗人和漢人混居，時常發生偷盜事件，需推行保甲制度以平息事故。由于管轄各旗旗人的都統遠在京城，而在當地的撥什庫又無法約束旗人窩藏盜賊且從事不法行為，而地方又沒有對他們進行管轄稽查的先例，導致地方社會秩序混亂。因此于成龍建議有必要把旗人和漢人一體編入保甲，由撥什庫、保甲、鄉長互相稽察，一旦旗人和漢人違法亂紀，由地方官員向巡撫、都統一體申報進行糾察。此建議經過兵部等衙門共同復議后認為應該施行。但是因為旗民一體編甲與以前旗民分治政策對立，施行范圍又局限于直隸四府中聚居的旗人，各方面尚未做好準備，所以康熙帝多次考慮之后，決定暫不推行。直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認為保甲之法本是彌盜良法，但是由于地方官員奉行不力未達到預期效果，以致從順治開始實行總甲制到現在為止的六十五年里，該制度仍未有效地根植于基層社會發揮其應有作用，故需要進一步詳明和統一強化?？滴醯劢涍^慎重考慮，綜合意見后對外公布保甲法令:“弭盜良法，無如保甲，宜仿古法而用以變通。一州一縣城關各若干戶，四鄉村落各若干戶，戶給印信紙牌一張，書寫姓名、丁男口數于上，出則注明所往，入則稽其所來。面生可疑之人，非盤詰的確，不許容留，十戶立一牌頭，十牌立一甲頭，十甲立一保長。若村莊人少，戶不及數，即就其少數編之。無事遞相稽查，有可互相救應，保長、牌頭不得借端魚肉眾戶?？偷炅⒉净?，寺院亦給紙牌。月底令保長出具無事甘結，報官備查，違者罪之。”［4］與順治時期頒布實行的保甲法相比，此次規定更加詳細，主要體現在以下五個方面:第一，適用范圍擴大。由原來僅適用于各府州縣衛所屬鄉村擴大為一州一縣城關、四鄉村落各若干戶，意味著州縣也納入保甲范圍。第二，保甲組織形式變化。確立了牌、甲、保的三級編制管理架構，由原來的十戶、一百戶二個層級單位變為十戶、一百戶、一千戶三個層級單位，負責人也由甲長、總甲二個升級為牌頭、甲頭、保長三個，進一步強化了對基層民眾的控制。第三，管理手段明確。每戶必須在發放的印信紙牌上，書寫每個人的姓名、成年男性的人數，如有人外出，必須在紙牌上注明所去的地方;如有人入住，則查驗其從哪里來，對于面貌生疏可疑的人，必須盤問清楚，否則不許容留。第四，適當靈活變通。對于因村莊人少而不夠編入保甲規定的戶數的，可以按其實際戶數編排。第五，保長職責更加明確和加重。保長不但要稽查所負責的戶數里的人員變動情況，還要對范圍內的客店、寺廟里人員流動情況進行檢查，并出具無事保證書報官府備查，違反者將予以嚴懲。實行如此嚴厲的保甲法，意在進一步監督和控制鄉村民眾，擠壓基層反清活動的生存空間。康熙頒布保甲法令之后，各地督撫開始全面推行保甲制，但各地推進程度和力度不一。閩、粵、浙、蘇及其他沿海地區，由于經濟相對發達，貿易比較繁榮，不管是陸地還是水上都有大量的人口來回流動，盜賊也覬覦已久頻繁活動，社會治安較差，故當地推行保甲制度的力度比較強，治安風氣取得了較大好轉，其他地區如晉、魯、豫、鄂、贛等省也在一定程度上實行了保甲制，效果得以凸顯。

二、完善階段———雍乾時期

摘要：本文結合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稅廢除前后英國的報業結構,通過對國內外自由主義報業理論框架中基本缺席的激進主義報業的報道內容,經濟運行方式，社會影響，政府壓制等幾方面,闡明了廢除知識稅所帶來的報刊商業化沖擊對激進主義報業所形成的毀滅性打擊，從而為認識知識稅的廢除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認識視角。

關鍵詞：報業史知識稅激進主義報業

Abstract:Through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pressstructureinthe19thcenturyBritainwithanemphasisontheriseandfalloftheradicalpress,its’content,economicstructure,socialimpactandthestiflingmeasurestakenbythegovernmenttosuppressit,thearticlemadeanattempttoprovideafullmaptounderstandTheRepealofPressTaxationinpresshistory.

Keywords:PressHistory;TaxesonKnowledge;RadicalNewspapers

一直以來，十九世紀中期知識稅的廢除都被認為是報刊爭取言論出版自由的一大勝利，然而，這一結論卻忽略了一度在英國影響廣泛的激進主義報業的興衰起伏。那么,廢除知識稅是否真的帶來了真正意義上的報業自由?本文試圖立足于英國報業結構的宏觀視野，通過對激進主義報業的生存環境、運營方式、社會影響、以及廢除知識稅對其造成的沖擊和毀滅性打擊等幾方面的分析，闡明廢除知識稅不僅帶來了自由主義報業史所盛贊的言論出版自由，同時也促使了報刊的進一步商業化，使市場力量在報業管理中發揮重要作用，從而為解讀知識稅的廢除提供了另一個嶄新的視角。

自由主義框架下報業史對廢除知識稅的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