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譯著的翻譯目前也存在問題，如果是普及性讀物，由于語言和內容較為簡單，可以考慮組織研究生集體翻譯，但是學術專著若由一撥學生每人分上一章一節翻譯，在短期內出籠，差錯較多，后患無窮。已出版的譯著中有一些翻譯質量過差，甚至到了無法讀懂的地步。

三，國人新聞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依然不多。盡管出版的新聞和傳播學方面的書籍越來越多，但是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浮躁使得可以列為研究性專著的書是有限的。相當多的書，包括一些教材，不要說學術結構，就是話語也是非學術的，或政治套話，或新聞報道式語言，用這樣的話語體系論證學術，可以想象是些什么東西：現象性的描述內容多于論證，擺出問題（有時很生動）但沒有能力說明問題；論證邏輯貧乏，諸如“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區分主要矛盾次要矛盾”之類。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由于第一次對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進行年度概述，這里先把我國新聞傳播學書籍的出版情況做一簡單回顧。

解放以后至，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出版的關于新聞工作的書籍只有百來本，而且沒有一本學術專著。1982年甘惜分的《新聞理論基礎》是我國解放后出版的第一本新聞學著作。在改革開放的背景下，此后我國出版的新聞傳播學著作日漸增多。1991年，各種關于新聞和傳播的書籍超過了1000本。最近的十年，出版的新聞和傳播方面的書籍，大約有1500本以上（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新聞所資料室和中國新聞年鑒的粗略估計）。如果說80年代是我國新聞傳播書籍出版的準備年代，那么90年代至新世紀初的兩年，無論這數量和質量方面，與自身相比都是最輝煌的年代。最近的十幾年，新聞和傳播方面書籍出版的特有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一，各類新聞傳播學的教材基本完善，形成了各自的體系。80年代，我國各高校流通的教材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和復旦大學新聞系為主，其他高校缺少自己的系統教材。90年代的情況大大改觀，各個高校的新聞傳播院系陸續組織寫作和出版具有自身特點的各種專業教材。到世紀之交，人民大學和復旦大學則全套更新和增補新的面向新世紀的系列教材，北京廣播學院也出版了自己的成套的專業教材。

現在的問題不是缺少教材了，而是有些教材的質量不高，甚至可以說是垃圾；內容重復現象較為普遍，相互抄，車轱轤話來回說。關于網絡的教材，顯然為了搶時間，更為粗糙，相當多的這類書籍停留在描述現象和想象的理論層面。如何提高教材的質量和在一定時期穩定教材，是目前教材寫作和出版的要務。

二，大量傳播學譯著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成批推出。這對于我國傳播學研究的深化是一件令人興奮的事情。這類譯著中有世界信息與傳播的綜述性著作，也有傳播學研究的概述性著作，還有一些專題研究的著作，例如組織傳播、國際傳播、跨文化傳播、媒介形態、媒介與大眾文化、電視批評、媒介倫理等等。（參見我在《新聞與信息傳播》2001年夏季號的概述文章《直面當今傳播學研究----最近兩年我國傳播學譯著展示》）

可能出版者從贏利角度考慮較多，現在出版的傳播學書籍多數為教材，有的出版社選擇的層次更低，是一些普及性傳播學讀物。這給國內某些本來就對傳播學有“階級”成見的人留下印象：傳播學就是這么個層次和水平。傳播學的研究性專著，尤其是傳播學經典著作很少，最近幾年的新著更少。經典中唯有麥克盧漢的著作出版了好幾種，但他畢竟是上個世紀60年代的人物了。最新的傳播學研究的經典譯著可能需要再等一二年，正在組織翻譯出版中。

摘要

在信息傳播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席卷全球的今天，作為傳播學領域一大研究部類/范疇的媒介分析，正清楚地凸現出現實意義。世界范圍內，信息傳播新技術的作用和影響成為近年來傳播學界的熱門話題，由此帶動了整個媒介分析領域，使之贏得了國際上學術界的很大關注。在中國大陸學術界，媒介分析同樣受到了很多關注，近年來，學者們進行了許多有關媒介研究/媒介分析的探索，發表了大量的有關成果。本文試圖對中國大陸學術界這方面的成果，進行一番梳理，在此基礎上，分析其特點。限于資料、時間等方面的原因，本文的這種梳理，難以在對所有學術成果的總體進行通覽的基礎上進行。因此，筆者作了一些選擇，主要通過對若干新聞傳播學刊物1996－2000年的內容分析、對自1995年召開的全國第四屆傳播學研討會以來幾次全國和國際學術研討會內容作類似的分析、并對兩本近年來出版的集中論述信息傳播技術與媒介發展進程的關系等的媒介分析專著的研究，來從論文和著作這兩個層面，探討中國大陸傳播學術界的媒介分析的研究成果，透視其概況及特點。由于筆者所掌握的資料十分有限、所讀所知也十分有限，本文的局限性在所難免，其對研究成果的梳理,遺漏大約也在所難免，但卻絕非出于故意。拋磚引玉，唯期本文對我國大陸傳播學界有關媒介分析的研究之梳理，能引發對此的更全面的探討。

關鍵詞：媒介分析、信息傳播新技術

Abstract

Atpresent,aswavesof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surgeforwardthroughouttheword,mediaanalysisasanimportantcategoryofcommunicationresearchisdemonstratingitssignificance.Worldwide,usesandimpactofthenewinformationtechnologieshavebecomeahottopicfordiscussion,thuspushingforwardresearchinthewholeareaofmediaanalysis,attractingmuchacademicattentiontothearea.InthemainlandofChina,mediaanalysishasalsoreceivedalotofattention.Inrecentyears,scholarsinthemainlandofChinahaveexploredmanyissuesinthearea,resultinginmanypublications.Thispaperattemptstomakeasurveyoftheirresearchachievementsand,onthebasisofthat,analyzethefeaturesoftheseachievements.Owingtothelimitationoftimeandtolimitedmaterialsavailable,thewritercannotpossiblymakeathoroughlycomprehensivestudyofall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Therefore,thewriterchoosestocarryoutthestudymainlythroughacontentanalysisofthearticlespublishedinfour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journalsinthecountryfrom1996to2000,asimilaranalysisofthepaperssubmittedtoseveral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ferencessince1995,andadiscussionoftworecentbooksonmediaanalysis.Asthewriter’sknowledgeofandreadingintheliteratureofthisareaofresearchareverylimited,andthematerialsavailablearealsoverylimited,thispaperisboundtohavesomelimitations.Omissionsmayalsobeunavoidable,butcertainlynotintentional.ThewriteroffersthispaperjustinthehopeofinvitingmorecomprehensivestudiesofthemediaanalysisachievementsinthemainlandofChina.

KeyWords:mediaanalysis;newinformationtechnology

第一篇

1教學有效性的界定

教學一詞在我國最早出現于《尚書•兌命》中，其中提到“教學半”。明確指出教學一詞指教師的教與學生的學的雙邊活動是從陶行知開始的[2]。《現代漢語詞典》中對教學的解釋是：“教師把知識、技能傳授給學生的過程。”目前，對于教學一詞尚無公認的統一定義。王策三教授認為：“所謂教學，乃是教師教、學生學的統一的活動；在這個活動中，學生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同時，身心獲得一定的發展，形成一定的思想品德。”[3]根據師生是否處于同一空間可以把教學活動分為面對面的教學活動和遠程教學活動。因為目前面對面的教學活動仍占大多數，所以本文中的教學即指面對面的教和學的活動。在《現代漢語詞典》里，“有效”被釋義為“能實現預期目的；有效果”；“效果”是指“由某種力量、做法或因素產生的結果（多指好的）”。教學有效性是指師生能否遵循教學活動的客觀規律，在教學中投入時間、精力和物力與所產生教學效果的比例程度[4]。

2影響教學有效性的因素

作為人類傳播活動中一種形式的教育傳播，必然遵循人類傳播活動的一般規律。因此，可以借助一般傳播模式來解釋教育傳播過程。又根據王策三教授對教學的定義，教學既包括教的活動又包括學的活動。所以，以下采用貝羅（D.Berlo）的S—M—C—R模式分別從教的角度和學的角度來分析影響教學有效性的因素。貝羅的傳播模式把傳播過程分解為信源（Source）、信息（Message）、通道（Channel）和受傳者（Receiver）4個基本要素，所以簡稱為S—M—C—R模式。每個要素又各含有幾個因素[5]，如圖1所示。用此模式來觀察教學活動，可以看出影響教學有效性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教學活動中的信源和編碼者即教師1）教師的傳播技能即教師對教學內容的編碼方式。教師的語言是否清晰、說話方式、書寫技能、思維邏輯、身體語言等都會影響教學信息的傳播。2）教師的工作態度，包括教師是否熱愛自己的教學工作，是否有明確的教學目標，對學生是否有足夠的了解，是否尊重學生，能否激勵學生的學習動機等。3）教師的知識水平和文化背景，包括教師對于所要講授的內容是否足夠熟悉，是否擁有豐富的知識以及教師的學歷等。4）教師的社會背景。教師在社會中的影響、地位等會影響到教師對教學價值的認識。教學信息1）教學內容是教師為達到教學目標而選取的教學材料，不僅包括教學“成分”，還包括教學內容的組織結構。出于對教學目標的不同理解，教師對于教學材料的選擇和再加工可能不同。2）教學符號指教師選擇的呈現教學內容的方式，包括語言、文字、音頻、視頻等。通道教學信息的傳播通道就是傳播信息的各種工具，包括各種感覺器官，以及書、圖畫、圖表、電影、電視等信息載體和光、溫度、噪音、設備等環境變量。受傳者和譯碼者即學生學生的表達技能、對于學習的態度、先前知識水平、社會背景、家庭背景、先前學習經歷均會影響傳播的效果。實際上，雖然傳播過程中的教師（受傳者）與學生（信源）位于傳播過程的兩端，但是在傳播過程中，教師和學生都可以是傳播者和受傳者，所以，影響傳播者的因素與影響受傳者的因素本質相同。而且當學生變成傳播者，教師變成受傳者時，其實是教師在接受學生的反饋。

3提高教學有效性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