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國史學界比較通行的說法，從19世紀40年代至20世紀40年代，中國史學經歷了前所未有的巨大變革：從傳統模式向近代模式的演變。這是一個艱難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充滿生機和激情的過程。其間，史學家們經過深沉的思考，譜寫出了中國史學史上嶄新的一頁。

大致說來，在這100年左右的史學變革中，19世紀后半期的史學家們還保留著較多的傳統史學的氣質，而20世紀前半期的史學家們則具有比較鮮明的近代史學的氣質。20世紀初年的梁啟超、章太炎的史學活動及其史學思想，恰處于上述兩種史學氣質的“銜接點”上，從而在中國史學從傳統走向近代的行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所要著重論述的，是關于章太炎史學思想的時代意義。

一、歷史環境與史學背景

1840年中英鴉片戰爭的爆發及其嚴重后果，以及接踵而來的類似事件的連連發生，《南京條約》、《天津條約》、《北京條約》、《馬關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清皇朝不斷喪失國家的主權和利益，古老的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機。與此同時，中國國內的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清朝統治日趨腐敗，更加重了這種民族危機。19世紀后半期的中國在其歷史行程中面臨著空前的難關。西方國家的進步和中國的滯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是當時中國難以逾越的界限。在這種歷史形勢下，先進的中國人不能不感到深深的憂慮，不能不進行深沉的思考，不能不努力尋求救亡圖強之路。當時的中國史學家們，確如龔自珍所說，多是懷著“以良史之憂憂天下”的神圣的責任感，在史學領域進行著艱苦的探索，尋求著新的認識和新的路徑。他們為此所作的卓有成效的努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中英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由此而引起的中國歷史進程與中外關系之重大變化，像是一陣陣驚雷和一串串惡夢，使中國人為之震驚和不安。因此，史學家們極其自然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投向了關于鴉片戰爭的前因后果、始末原委的研究。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撫記》、梁廷{圖}的《夷氛聞記》以及夏燮的《中西紀事》，是這方面有較大影響的幾部著作。魏著重在用歷史事實說明要想求得自強御侮的途徑，其后論強調必須“購洋炮洋艘”，“練水戰火戰”，“盡轉外國之長技為中國之長技”，并應盡快作出抉擇。在魏源看來，作戰武器的先進、落后，是個關鍵。梁著重在從經濟上揭示英國殖民主義者發動鴉片戰爭的深層原因，駁斥了中國主和派、投降派的種種謬論，歌頌了主戰派和人民群眾的抗英斗爭。夏著記述了兩次鴉片戰爭的史實，以備“異日史家之采擇”，并指出“自通商以來，中西交征利矣。利之所在，不得不爭，爭則奸商、猾吏交構其間，是則邊釁之相尋而無已也”，著眼于反映“中西爭競之關鍵”。(注：《中西紀事》原敘、次敘。)通觀他們的撰述和思想，中心是圍繞鴉片戰爭的史實，從不同的層面進行了分析和評論。而分析和評論的重點，或在于此，或在于彼，或在于雙方接觸之間，對人們都有一定的啟示，從而有助于人們認識整個事件的真相。

其次是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鴉片戰爭及其結局，以及其后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引起了政治家們對中國邊疆事務的關注，同時也引起了史學家們對邊疆史地的關注。19世紀四五十年代，中國史學家把關于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推向了一個新的高潮。張穆所著《蒙古游牧記》、何秋濤所著《朔方備乘》、姚瑩所著《康yóu@①紀行》等幾部書，是這方面的杰作。它們的宗旨都是留心世務，或“稽史籍，明邊防”，(注：《蒙古游牧記》自序。)或“兼方志外紀之體，攬地利戎機之要”，(注：《朔方備乘·凡例》。)或“就藏人訪西事”(注：《康yóu@①紀行》自敘。)以應付外國侵略者覬覦中國西藏的種種圖謀。如果說關于鴉片戰爭史的研究和撰述，使史學家們感到痛定思痛的話，那末關于中國邊疆史地的考察與撰述，則使史學家們感到無比的憂慮，他們對于國家領土和疆域的關注已經達到了無法自安的地步了。

摘要：章太炎在詮釋老子學術時援佛入老，致力于老子詮釋的近代化。在研究中善于將老子置于先秦諸子的大背景下，注重老子與其他諸子學說的比較、聯系。由于其革命家的身份，使老子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關懷。

關鍵詞：章太炎；援佛入老；近代化；比較研究；現實關懷

章太炎是近代著名的“有學問的革命家”，這種特殊的身份使他在近代環境下闡述先秦諸子的思想理論價值，具有其獨到之處。就老子而論，章氏的研究在近代老學史上具有不可磨滅的地位，學界對此也有研究[1]。但對章氏研究老子所顯現的學術特點則似著墨不多。以下試簡論之。

一、援佛入老

章氏早年雖對宗教作過批判，但對佛教情有獨衷。在他思想中，佛教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他認為，先秦諸子“惟以師說為宗，小有異同，便不相附，非如后人之忌狹隘、喜寬容、惡門戶、矜曠觀也”。佛教與之不同。又引用《成唯識論》中的話說：“佛家有言，何等名為所熏，若法平等，無所違逆，能容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善染，勢力強盛，無所容納，故非所熏。若法自在性，非堅密能受習氣，乃是所熏。此遮心所。及無為法，依他堅密，故非所熏。此可見古學之獨立者，由其持論強盛，義證堅密，故不受外熏也。”[2]這里以佛教標準評論中國先秦諸子。佛教思想已經滲入到他學術思想的各個方面。在很多著作中將先秦諸子學說和佛學互相比附解析。

有人評價章氏“先是由儒入佛，次則以佛反儒、以佛解莊，最后是儒釋道互補”[3]。他不但以佛解莊，而且還援佛解老。他說：“《大乘入楞伽經》喚作菩薩一闡提，經中明說：‘菩薩一闡提，知一切法本來涅盤，畢竟不入。’像印度的文殊、普賢、維摩詰，中國的老聃、莊周，無一不是菩薩一闡提。”[4]因此把老子思想、佛學互融。他表示：“所以老子的話，一方是治天下，一方是無政府，只看當時人情所好，無論是專制，是立憲，是無政府，無不可為。仿佛佛法中有三乘的話，應機說法。老子在政治上也是三乘的話，并不執著一定的方針，強去配合。……這是老莊的第一高見。就使維摩詰生在今日，必定也主張這種議論，發起這種志愿，斷不是只說幾句慈善事業的話，就以為夠用了。”[5]

在清末政局動蕩不安、革命風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現了一股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社會思潮。1905年“國學保存會”的成立以及《國粹學報》創刊是這股國粹主義思潮出現的標志。國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他們大多是國學根底較深的革命黨人，其中章太炎、鄧實、劉師培為國粹主義思潮的舉旗人。國粹派認為，“國粹”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注：章太炎：《演說錄》，原載《民報》1906年7月第6期，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446～455頁，三聯書店，1977。）”。他們提倡國粹的目的，一是“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革命光復”；二是從古代“良意美法”中尋找克服和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

一

國粹主義思潮產生在20世紀初，乃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并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撞的結果。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融會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與吸收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對此，國粹派提出了明確主張。

首先，國粹派認為，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侵略而來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帝國主義文化；而當時中國思想界卻對此不作分辨，推崇備至；甚至妄自菲薄，宣傳中國文化落后，鼓吹“全盤歐化”。對這種錯誤傾向，國粹派堅決予以批判。

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滲透中國，其中包括以傳教、辦學、開報館為名的文化侵略。中國思想界由于長期封閉，對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現出極大興趣，一股學習西方的熱情勃然興起。19世紀60年代開始，沿海各城市譯風大盛，時人舉凡西書皆讀。19世紀末，了解和傳播西學、“大購西書以歸”蔚然成風。20世紀初，大批知識分子留學域外，學習西方之風愈熾。此時西方諸國已由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在資本輸出過程中加緊掠奪弱小民族，并污蔑東方民族愚昧和野蠻。對此，國粹派指出，這種西方文化輸入，實質是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章太炎說：“外人所jì＠①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姓，必先廢其國學。”（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辦學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國粹派高揚起“國學”旗幟：“不自主其國，而奴隸于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謂之學奴。奴于外族之專制謂之國奴，奴于東西之學，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于是瞻天與火，類族辨物，創為《國粹學報》，以告海內。”（注：章太炎：《國粹學報發刊詞》，《國粹學報》1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時，針對帝國主義分子濫用“進化論”，散布“先進民族應統治落后民族”、“西方應統治東方”等謬論，國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責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認為當時流傳于中國的基督教義是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條，人們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過是“西帝”罷了（注：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73頁。）。

與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相呼應，此時國內出現了宣揚中國文化落后，“黃種注定被剿滅”的思想傾向。對這種崇洋媚外的民族虛無主義，魯迅批判說：“時勢既遷，活身之術隨變……制維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體……倘其游行歐土，遍學制女子束腰道具之術以歸，則再拜貞蟲而謂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為野蠻矣。見中國式微，則雖一石一華（花）亦加輕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動物之定理，斷神農為必無。”（注：魯迅：《破惡聲論》，原載《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370～374頁，三聯書店，1977。）馬敘倫批判說：“國有學而不能明，而轉掇拾異域之學，使代統而為尸，此其罪儔于賣國。”（注：馬敘倫：《＠②天廬古政通志·申意》，《國粹學報》7期，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國粹派主張“保存國學”，反對“學奴”，并非全盤否定西方文化，他們把“新學”視為資產階級新思想的組成部分，提出“真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挈合者也”（注：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216頁，中華書局，1977。），主張“學無論中西，只要適宜且可行于國中者，皆當保存之”（注：黃維熙：《國粹保存主義》，《政藝通報》壬寅22期。）。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自章學誠《文史通義》有專篇論述“浙東學術”以來，梁啟超、錢穆、何炳松、陳訓慈、金毓黻、劉節、杜維運、朱仲玉、葉建華等學者對浙東學術的精華“浙東史學”都有論及。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至今尚未有大致統一的認識。上述學者的論述，或偏重于某一個時期，或著眼于浙東的某一個地區，或研究一二個重要學人。本文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礎上，試把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在一定區域內不斷發展的史學流派進行研究，并概括其史學學術特點，以期說明它在中國史學史上的地位。

一、浙東學派與浙東史學

在浙東這個地域范圍內，自宋代以來出現了諸如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以陳亮為代表的“永康學派”、以呂祖謙為代表的“金華學派”、以楊簡為代表的“四明學派”、以王守仁為代表的“姚江學派”、以及黃宗羲開其先，萬斯同、全祖望繼其后的史學流派，這些派別歷來被稱作“浙學”、“浙東學派”、“浙東史學”。

各種名稱的出現是與一定的歷史時期相聯系的。最早提出“浙學”的是朱熹。朱熹說：“江西之學只是禪。浙學卻專是功利”。當時的永嘉學派、永康學派、金華學派在思想上相通，都講求功利，與朱熹有較大的分歧，朱熹將它們統稱為“浙學”。至明末清初，浙西顧炎武異軍突起，與黃宗羲并稱為開國儒宗。“浙東貴專家，浙西尚博雅”(注：章學誠：《文史通義》內篇二《浙東學術》。)，浙學遂有“浙東”、“浙西”之分。首倡“浙東學派”的是黃宗羲(注：《移史館論不宜立理學傳書》，見楊向奎：《清儒學案新編》第一卷，齊魯書社，1985年版，第177頁。)，及至有清一代，史學領域為浙東學派所獨擅，如梁啟超所言：“浙東學風，自梨洲(黃宗羲)、季野(萬斯同)、謝山(全祖望)以至章實齋(學誠)，厘然自成一系統，而其貢獻最大者實在史學。”(注：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故這一學派又被稱之為“浙東史學”亦順理成章。

誠然，“浙東學術”和“浙東史學”還是有差別的，“學術”的范圍比史學大，并包含了史學。但浙東學術的精髓在于史學，這已是歷代學者所公認的。朱熹所說的“浙學”，就是偏重在史學上說的。他說：“浙間學者推尊《史記》，以為先黃老，后《六經》，此自是太史談之學”(注：《朱子語類》卷122。)。又說：“伯恭(呂祖謙)之學大概尊《史記》，不然則與陳同甫(陳亮)說不合。同甫之學正是如此”(注：《宋元學案》卷52)。章學誠說：“浙東之學，言性命者，必究于史”。又說：“南宋以來，浙東儒者，講性命者，多攻史學，歷有師承。宋明兩朝，記載皆稿薈于浙東，史館取為依據。”因此可以這樣說，對浙東學派的研究離不開對浙東史學的研究，而浙東史學，又是有特定的學術思想所指導的史學。

從陳訓慈1931年《清代浙東之史學》一文問世以來，“浙東史學”作為一個學術范疇進行研究，已被后來的學者所認同和接受，不少史學著作對浙東史學有專題介紹，一些學者開始注意它的源流。

史學經世與求真，是史學研究中由來已久的命題。延至近代，因社會的急劇變遷及中國社會的近代化發展進程，這一命題不斷改變著其形態。在20世紀初新史學思潮中，關于史學經世功能的認識，是其十分重要的內容之一。考察這一時期新史家的史學理論與實踐，剖析其內涵、特點及在學術思想上的表現形式，衡估其得失，對于當代的史學建設依然有著重要的意義。

一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面臨著帝國主義豆剖瓜分空前的民族危機，出現了一個波瀾壯闊的愛國主義救亡高潮，先后登臺的有資產階級維新派和革命派，并相繼發動了和辛亥革命。與此相適應，在史界形成了一股富有生氣的新史學思潮。梁啟超作為中國近代倡導新史學的第一人，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號，革命派或進步學者也相繼發出“史界革命”和“史學革新”的吶喊，由此中國近代史學發生了激變，關于史學經世功能的認識也產生了新的飛躍。

康有為作為“公車上書”的主角，后來成為維新派的領袖。據《康南海自編年譜》說，他二十七歲時就已確認救世的深沉使命，“日日以救世為心，刻刻以救世為事”，“以是為道術，以是為行己”[1](p.118)，顯示其早年的學術取向主要是經世致用。他以今文經學的“通經致用”，作為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撰寫了《新學偽經考》和《孔子改制考》，舉起“孔子改制立教”的旗幟，號召摧毀傳統的“偽經”“新學”，在思想、學術界刮起了一股大颶風。作為中國近代新史學的開創者，梁啟超于1901—1902年先后發表《中國史序論》和《新史學》，在這兩篇具有綱領性的史學理論文章中，猛烈抨擊封建史學，倡導“史學革命”，較系統地闡述了有關史學功用、歷史哲學、史學方法等主張。梁啟超說：“史學者，學問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國民之明鏡也，愛國心之源泉也。今日歐洲民族主義所以發達，列國所以日進文明，史學之功居其半焉。”[2](p.1)認為著書貴有宗旨，史著既不是為若干陳死人作紀念碑，也不是為過去的事實作歌舞劇，“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2](p.3)并大聲疾呼：“史界革命不起，則吾國遂不可救。悠悠萬事，惟此為大。”[2](p.7)他從理論上將史學的社會功能進一步擴大，“史乎史乎，其責任至重”，把史學的作用提高到了無以復加的地位。他認為，史家的職責在于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著重說明歷史演變的因果關系，以求得其“公理公例”，而“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為理論之美觀而已，將以施諸實用焉，將以貽諸將來者焉。”[2](p.11)在理論上為新史學闡明了方向，其中貫徹著鮮明的資產階級史學功用觀。

繼起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同樣十分強調史學的重要性及其經世致用的功能。以革命家而兼學者的章太炎，他自述“遭世衰微，不忘經國，尋求政術，歷覽前史。”[3]認為史學的興廢，直接關系到國家民族的盛衰存亡，提出：“研究一國文化，當以歷史學為最重要。”[4](p.757)“歷史的用處，不專在辦事。只在看了歷史，就發出許多愛國心來，是最大的用處。”[5]并主張“以歷史民族之義提倡光復”[6](p.557)，為反帝反清斗爭服務。留日學生曾鯤化在所撰《中國歷史》中指出：“歷史學者，為學界最宏富最遠大最切要之學科，社會上之龜鑒，文明開化之原理，國民愛國心之主動力也”[7]。認為史家之職，即在記錄人群所表現于社會之生活運動，及其起源、發達、變遷之大勢，“使后人龜鑒之，圭臬之，而損益、而調劑、而破壞、而改造、而進化者也。”[8]辛亥時期的國粹派史家，受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思想的影響，主張經世與學術、義理與考據并重，而以經世應務、“明體達用”為旨歸。如陳黻宸在《獨史》中指出：“國而無史，是謂廢國；人而棄史，是為痿人。”[9]還提出了“史之獨權”說，主張賦以史家以獨立之權。鄧實說：“無史則無學矣，無學則何以有國也。”[10]馬敘倫認為：“歷史一門，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學矣。”[11]又說：“推史之體，大以經緯宇宙，小以綱紀一人一物一事一藝，達史之用，可以促開化，可以進文明。”甚至認為：“史者，群籍之君也。”[12]把史學提到了學術中獨尊無二的地位。

上述情況表明，無論是維新派還是革命派，都把史學置于極其重要的位置，極端強調史學的社會作用。這一時期史學的重要特征，便是強調史學的重要性和功利性，乃至夸大其辭，走向極端。如梁啟超所說“悠悠萬事，惟此為大”，馬敘倫所說“史者，群籍之群也”，都典型地表明了過分夸大史學作用的特點。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史學一直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歷來有重視經世致用的史學傳統。但是，把史學的重要性及其功能提到這樣的高度，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

一定的學術是一定社會發展的產物，總是要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而變化。的失敗，反映到學術領域就是“采西學新說”以建構中國學術史的新體系，出現了象梁啟超著的《論中國學術史變遷之大勢》，劉師培的《周末學術史序》，章太炎的《清儒》、《學隱》、《學變》等用新觀點、新方法寫成的學術史著作，開創了學術史研究的新境界。

一、章節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學術史肇始于戰國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系；三是，采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實出發，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傳承的關系，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系的考證。它所開創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凡其例草創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學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學史。該書以明學的發展和演變為線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兼容并包，不以王學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學案》由黃宗羲發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一引言

中國近現代思想中的科學問題并不是全新的問題，但現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利用科學主義概念來檢討現代思想中的科學觀念。論題本身限制了研究者的視野，問題的出發點也缺少理論的原創性。我的研究以科學觀念的起源、展開和分化為線索，分析中國現代世界觀的形成及其與現代社會的制度性實踐的關系，目的是揭示中國現代道德觀念、政治觀念是如何鑲嵌在現代科學觀的框架之中，并為“現代社會”的創制和實踐提供理論依據的。

本文描述的歷史時段是中國社會在思想和制度上發生現代性轉變的時期，主要是1890～1930年以前新文化運動退潮之后的教育改制時期。正是在19世紀的最后10年里，由于改良運動的出現和一批植根于傳統思想而又廣泛接觸西學的年輕人的參與，終于形成了一場真正的思想運動。

首先，晚清國家正通過改革把自己從一個天朝帝國轉為適應新的世界體系的現代國家。科學世界觀的支配地位不僅建立在國家對于知識、技術和工業發展的依賴之上，而且也建立在社會的基層結構的轉變之上。傳統國家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它的“主權就是在全國范圍內集中的土地所有權”。這種土地所有權可能表現為傳統國家土地國有制形態（通過屯田、營田、墾田、草田、公田、官田、占田、均田、露田對勞動力進行軍事的和政治的編制），也可能表現為豪族或庶族的地主所有制；這些土地占有關系的政治或社會形式就是宗法、鄉約、保甲制等。現代國家的主權則是一種世界政治體系和經濟關系的產物（它與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擴張具有密切的關系），即使它在土地或其他所有權方面保留了一些傳統因素，但在法律形式上它以民族國家作為主權單位，以公民個人作為法律主體。無論土地制度采取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形式，還是采取公社性質的公有形式，作為現代國家的公民都必須被看作是一種非身份性的個體。換言之，現代國家在貿易、軍事和外交等方面形成國家主權的同時，也力圖通過土地、財產權和政治權利的改革，把個人從民族的、地域的和宗法的關系中以法的形式分離出來，建構成為國家公民。公民的非身份性是在原子論基礎上的一種法律抽象，它并不說明實質的平等。晚清以降，以原子論為核心的科學實證主義風行一時，它瓦解了王朝政治和宗法、地緣關系得以確立的理學世界觀；在“五四”時代，科學世界觀的中心任務就是反對家族制度及其倫理關系，為原子論式的個人主義及其在婚姻和社會事務方面的合理性提供論證。這都表明：實證主義的科學世界觀不僅是一種文化運動的旗幟，而且也是現代國家的合法性基礎。

其次，上述變化直接地表現為教育體制和知識譜系上的變化：維持了1300年的科舉制及其知識譜系逐漸瓦解（1906），新式教育制度及其科學知識譜系的合法性得以建立，普通教育和大學教育迅速擴張。民國建立以后，1912年、1915年和1923年分別頒布了以日本、歐洲和美國為典范的學制，這些學制的制定與晚清以來的留學生政策以及官員、士大夫的出國考察有著密切的關系。1915年學制還得到了外國人的指點。正如現代國家的建立是形成現代世界體系的一個有機部分一樣，中國的教育制度逐漸成為大學系統在全球范圍內擴張的一部分，它制定著知識的分類標準。在這個學制內部，知識的生產逐漸地轉變為專業行為，即使有些知識分子以啟蒙者自任，他也必須是以大學為基地的專業化的學者。學制改革和科學共同體的建立為一種新的知識權力提供了前提，它在知識權威的保障下重新審定“常識”，剔除不合規范的知識，決定知識的分類標準。傳統世界觀沒有被徹底清除，但它只能作為新學教育的某些組成部分（如道德課程）和因素，而不再具有“世界觀”的特性。

第三，與教育制度的改革相配合，在國家的支持下，專業性的科學研究體制逐漸形成。這個體制以英國皇家學會及其宗旨為基本楷模。科學共同體的組織原則與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大體相似，它的行為方式為國家及其公民提供了榜樣。科研制度促進著科學、工業與國家的結合，這種結合為工業生產力的成倍增長提供了條件，而這是國家在國際競爭中取得優勢地位的前提。在此前提下，國家把大學和科研體制當做知識（生產力）的生產基地，從而也給予這些體制以某種自由特權，允許它在知識分類方面遵循國際的通用標準。國家與教育和科研制度的關系是不穩定的，在特定政治條件下國家及其主導意識形態完全主導了教育和科研的方向。大學知識分子與國家的關系完全不同于科舉士大夫與朝廷的關系。通過科學共同體和大學的活動，“科學文化”成為社會生活中的特殊部分，現代社會制度因此以“兩種文化”作為自己的特征。

一、章節體學術史的溯源

中國傳統學術史肇始于戰國后期，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期的子學研究。其中，尤其以《莊子·天下篇》、《韓非子·顯學篇》、《荀子·非十二子篇》為代表作。它們對先秦學術的總結具有以下特點：一是，以歷史發展的觀點總結前人的思想；二是，注重辨章學術，考證學術流派的傳承關系；三是，采用概論體來總結前人的思想，重視對前人思想是非得失的評估。這種評估是從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現實出發，具有鮮明的經世性。但這些篇章記載都很簡略，且議論多，分析少，缺乏系統記載一代學術的變遷軌跡，學術內部的構成及其傳承情況，且無固定的體例，因此只能算是學術史的發軔期。

西漢中期至隋唐的學術史研究，以總結儒學和釋老之學為主要內容，以傳記體、書志體、類傳體為主要形式。司馬遷的《史記》首開正史為“儒林”立傳的先例，班固的《漢書》首開正史為“六藝”立志的先聲，它們的設立，旨在記儒家之流派，述經學之源流。從歷史編撰學的角度看，都具有獨創性。

北宋至明的學術史以總結理學為主要內容，以學案體為主要形式。朱熹的《伊洛淵源錄》是學案體的開山之作，全書以二程為綱，按道統傳承的歷史線索編修而成，通過輯錄二程及二宋間與程氏學術有師友淵源的諸多學者的傳記資料，注重理學源流的辨析以揭示道統傳承的關系，同時注重學術內部師承關系的考證。它所開創的學案體，以理學家“聞道早晚”為序，先記傳主行狀，次記傳主言論和著述，末附學者對傳主的評論，兼有傳記體和燈錄體二種體例的特點，使記言和記行渾然一體。

黃宗羲的《明儒學案》和由它發凡其例草創的《宋元學案》，是清初總結性學術史的集大成之作，代表了中國傳統學術史的最高成就。《明儒學案》凡62卷，17個學案，記載了明代202名學者的生平、學行和思想，實為一部明學史。該書以明學的發展和演變為線索，記述了明初朱學的統治地位，及其明中后期王學的崛起和內部的分合。黃宗羲著述此書兼容并包，不以王學定取舍，力求反映明代學術思想史的全貌。《宋元學案》由黃宗羲發凡其例，其子黃伯家續纂，至乾隆初全祖望重加編訂，厘為百卷。這部書對宋元理學史上有過重大影響的理學家和學術流派，都有論析。

從內容上來看，這二部《學案》系統地論述了宋明理學的全過程，系統清理了宋明理學家的思想脈絡，綜述了宋明理學史上的重大論爭，不愧為總結性學術史著作。就體例而言，《明儒學案》確立了總論、傳略、學術資料選編三段式的編纂結構，后經全祖望續修《宋元學案》加以發展，增加《附錄》一目，又于其后以學侶、同調、門人、私淑、續傳、別傳等目為類，用以表明附目中人與案主的學統師承關系，并以“序錄”說明學術傳授關系，起到全書總綱的作用。這樣，以理學家的傳、著述選輯為主體，又有附錄、序錄等相配合，構成一個整體，能夠更好地揭示每一案卷中各家各派的師承關系以及它們各自所處的地位，從而使學案體學術史臻于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