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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末政局動蕩不安、革命風起云涌的背景下，出現了一股以“研究國學，保存國粹”為宗旨的社會思潮。1905年“國學保存會”的成立以及《國粹學報》創刊是這股國粹主義思潮出現的標志。國粹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章太炎、劉師培、鄧實、黃節、陳去病、黃侃、馬敘倫等，他們大多是國學根底較深的革命黨人，其中章太炎、鄧實、劉師培為國粹主義思潮的舉旗人。國粹派認為，“國粹”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注：章太炎：《演說錄》，原載《民報》1906年7月第6期，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上冊，446～455頁，三聯書店，1977。）”。他們提倡國粹的目的，一是“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鼓吹“革命光復”；二是從古代“良意美法”中尋找克服和避免資本主義弊端的對策，反對“醉心歐化”。

一

國粹主義思潮產生在20世紀初，乃是西方文化輸入中國并與傳統文化發生碰撞的結果。在中西、古今文化沖突融會的過程中，如何清理傳統文化的精華與糟粕，把保存發揚傳統文化與吸收西方文化結合起來，建立有中國特色的近代民族文化，是亟待解決的歷史課題。對此，國粹派提出了明確主張。

首先，國粹派認為，隨著帝國主義對中國政治、經濟、軍事侵略而來的西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帝國主義文化；而當時中國思想界卻對此不作分辨，推崇備至；甚至妄自菲薄，宣傳中國文化落后，鼓吹“全盤歐化”。對這種錯誤傾向，國粹派堅決予以批判。

鴉片戰爭后，西方資本主義勢力滲透中國，其中包括以傳教、辦學、開報館為名的文化侵略。中國思想界由于長期封閉，對西方文明因缺乏深入了解而表現出極大興趣，一股學習西方的熱情勃然興起。19世紀60年代開始，沿海各城市譯風大盛，時人舉凡西書皆讀。19世紀末，了解和傳播西學、“大購西書以歸”蔚然成風。20世紀初，大批知識分子留學域外，學習西方之風愈熾。此時西方諸國已由自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帝國主義，在資本輸出過程中加緊掠奪弱小民族，并污蔑東方民族愚昧和野蠻。對此，國粹派指出，這種西方文化輸入，實質是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章太炎說：“外人所jì＠①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姓，必先廢其國學。”（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其時，西方列強。在中國辦學堂，竟使山西等地士子“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注：章太炎：《清美同盟之利病》，參見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75頁，中華書局，1977。）。為抵制帝國主義文化入侵，國粹派高揚起“國學”旗幟：“不自主其國，而奴隸于人之國，謂之國奴；不自主其學，而奴隸于人之學，謂之學奴。奴于外族之專制謂之國奴，奴于東西之學，亦何得而非奴也。同人痛國之不立而學之日亡，于是瞻天與火，類族辨物，創為《國粹學報》，以告海內。”（注：章太炎：《國粹學報發刊詞》，《國粹學報》1期，光緒三十一年正月廿日。）同時，針對帝國主義分子濫用“進化論”，散布“先進民族應統治落后民族”、“西方應統治東方”等謬論，國粹派亦撰文批判。章太炎斥責基督教是侵略武器，認為當時流傳于中國的基督教義是帝國主義侵略思想，并非宗教信條，人們所信奉的并非真正的基督，不過是“西帝”罷了（注：章太炎：《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73頁。）。

與帝國主義文化入侵相呼應，此時國內出現了宣揚中國文化落后，“黃種注定被剿滅”的思想傾向。對這種崇洋媚外的民族虛無主義，魯迅批判說：“時勢既遷，活身之術隨變……制維新之良，用蔽其自私之體……倘其游行歐土，遍學制女子束腰道具之術以歸，則再拜貞蟲而謂之文明，且昌言不束腰者為野蠻矣。見中國式微，則雖一石一華（花）亦加輕薄，于是吹索挑剔，以動物之定理，斷神農為必無。”（注：魯迅：《破惡聲論》，原載《河南》第8期，1908年12月；參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370～374頁，三聯書店，1977。）馬敘倫批判說：“國有學而不能明，而轉掇拾異域之學，使代統而為尸，此其罪儔于賣國。”（注：馬敘倫：《＠②天廬古政通志·申意》，《國粹學報》7期，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值得注意的是，國粹派主張“保存國學”，反對“學奴”，并非全盤否定西方文化，他們把“新學”視為資產階級新思想的組成部分，提出“真新學者，未有不能與國學相挈合者也”（注：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上冊，216頁，中華書局，1977。），主張“學無論中西，只要適宜且可行于國中者，皆當保存之”（注：黃維熙：《國粹保存主義》，《政藝通報》壬寅22期。）。

其次，國粹派認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存在種種弊端，西方的道路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最好選擇，主張到中國古代傳統中尋找解救時弊的“靈丹妙藥”。

20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的猙獰面目日益暴露。正如列寧所言：“那里的資產階級已腐朽透頂，從頭到腳都沾滿了臟污和鮮血——不是皇帝的鮮血，而是為了進步和文明在罷工中被槍殺的工人們的鮮血。”（注：列寧：《中國的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列寧全集》第18卷，151～157頁，人民出版社，1959。）資本主義弊端的暴露，引起國粹派的深刻反思。鄧實在《帝國主義》一文中指出：“十九世紀為民族主義之時代，二十世紀為民族帝國主義之時代。”（注：鄧實：《帝國主義》，《政藝通報》壬寅3期。）帝國主義時代是只有強權而毫無平等可言的世界，經濟割據、軍事擴張以及犧牲弱小國家利益是帝國主義的生存原則，資本主義社會并非樂土，其勞資對立、少數人以多數人的統治、資產者之橫暴、武人之跋扈，已成為資本主義社會積重難返的弊病。進行資產階級革命，建立資產階級國家，發展資本主義，是近代中國民主革命的方向。但是目睹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現狀，不能不引起人們的疑惑。鄧實就談到：“二十世紀之歐洲有不可避者兩大革命。一曰女權革命，一曰生計革命。此兩大革命不行，則世界之進化仍未達于極點，何也？蓋現今世界上唯男子對于女子，資本家對于勞工猶占莫大之勢力。使二者不變，則人類全體之幸福猶不可期，而世界之前途，終將復黑暗可也。”（注：鄧實：《論社會主義》，《政藝通報》癸卯2期。）國粹派將批判的矛頭直接對準資本主義制度，認為它是造成各種社會弊端的根源。那么，如何修補這些弊端呢？國粹派主張：“方今華夏凋瘁，國故滄胥，西來殊學，蕩滅舊貫，懷古君子，徒用舊傷，尋其＠③殘，豈誠無故。老聘有言，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然則持老不衰者，當復丁壯矣。”（注：章絳：《國故論衡三卷》，《國粹學報》66期，宣統二年四月廿日。）其言表明，國粹派寄希望于中國古代文明，從中國古老的文化傳統中尋找救時的藥方。

第三，國粹派主張“復興古學”，宣傳國學，提倡國粹。

20世紀初，國粹派成員紛紛撰文，宣傳“復興古學”的重要意義。他們引經據典，從論述意大利文藝復興入手，鼓吹學習其成功經驗，把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精華發揚光大。鄧實指出：“昔歐洲十字軍東征，載東方文物以歸，意大利古學復興，建泰氏以國文著述。日本維新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三宅雄次郎，倡國粹保全主義。顧東西人士，無不知愛其國者，愛其國者無不知愛其學者。”（注：鄧實：《國學保存論》，《政藝通報》甲辰3期。）章太炎宣稱：“彼意大利之中興，且以文學復古為之前導，漢學亦然，其于種族，固有益無損已。”（注：章太炎：《革命之道德》，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310頁。）國粹派極力強調“古學”的重要性，指出“今日歐洲文明，由中世紀倡古學之復興”（注：許守微：《論國粹無阻于歐化》，《國粹學報》7期，光緒三十一年七月廿日。），從而將“復興古學”與救亡圖存、建立民族國家聯系起來，表達了他們投身資產階級革命的熱切愿望和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推崇之情。國粹派的“復興古學”，不是僅復興孔學，而是“復興諸子學”，即重新宣傳先秦諸子思想。誠如章太炎所言：“春秋以上，學說未興，漢武以后，定一尊于孔子，雖欲放言高論，猶必以無礙孔氏為宗。強相援引，妄為皮傅，愈調和愈失其本真，愈附會者愈違其解固。”（注：章太炎：《諸子學略說》，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285頁。）故復興“古學”，首先便是還歷史“本真”，恢復諸子百家應有的學術地位，把孔學從“至尊”寶座上拉下來。國粹派批判和否定孔學獨尊的用意有二：一是指出孔學是專制積弊、國家落后的根源，為反對封建專制、建立資產階級國家清除思想障礙；二是通過對孔子“至尊”地位的否定，使諸子百家獲得平等學術地位，由此全面挖掘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精華，達到對“古學”的全面復興。

在“復興古學”口號下，國粹派熱情從事國粹主義宣傳。“國學保存會”編緝的《國粹學報》發表了大量宣傳國粹的論文，并匯集當時國學權威著作六七百種，明末遺民和乾嘉以來諸儒遺文四五百篇，刊錄名人畫像圖片六百余張。此外“國學保存會”還大規模從事古籍校勘整理，編輯出版《國粹叢書》、《國粹叢編》、《神州國光集》、《國學教科書》等著作，在上海設藏書樓、印刷所，并擬設國粹學堂。同時，開辦國學講習會，由劉師培主講，并編寫《倫理教科書》、《經學教科書》等。后又成立章太炎任社長的國學振起社，“振起國學，發揚國學”，廣泛開展國粹主義宣傳。與此同時，亦有一些其他報刊宣傳國粹，使國粹主義成為當時頗有影響的社會思潮。

在宣傳國粹、整理國故的同時，國粹派對中西文化進行對比研究，提出“西政出于中國”、“中西文化相合”、“民主中西相合”等觀點。“西政出于中國”論的代表性作品是王仁俊的《格致古微》。該書從儒家典籍、史書及諸子著作中，輯出近200則史料，分別從自然科學、商、工、政俗等21個方面說明“西學、西法、西政皆出于中國”。晚清著名學者孫詒讓所著《周禮政要》一書系統闡發“西政暗合《周禮》”的觀點。他把周代三詢之法與近代議院制，周代三刺之制與陪審制度，周代司布之官與商部，周代的國學、效學、鄉遂之學與近代大中小學進行比照，認為都有相合之處，據此提出西政符合“圣人之道”。劉師培的《中國民約精義》則論述“民主中西相合”說。該書從歷代名人著述中輯錄180余條體現反專制精神的言論，并用盧梭《民約論》中的觀點與之比附，說明古圣與西哲的相通之處和相異之點，并據此得出結論：西人引以自豪的近代民主思想，在中國古代典籍中都可以找到。

二

國粹派關于中西文化問題的主張，深刻反映出在半個世紀的“西學東漸”過程中，國人對中西文化的對比思考。先是提出“西學中源”，繼而出現“中體西用”，19世紀末有“全盤歐化”，時則提出“復興古學”。這表明，如何對待中西文化，如何會通中西文化以建立新的近代民族文化，是近代中國必然遇到也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但國粹派卻沒有能夠解決這一課題。

首先，在“復興古學”口號下，國粹派表現出一種對中國古代文化學術不加分析，不作批判，不分優劣地一律大加贊賞，甚至把封建糟粕也當做精華進行吹捧的過分崇古傾向。譬如，他們一面倡導掙脫家族束縛、爭取人性解放，一面又提出“家族倫理不可驟廢，若以家族倫理為可廢，于一群不能和睦，又安望其能合群”（注：劉師培：《倫理教科書》，《劉申叔先生遺書》65冊。）；一面宣傳“合眾共和不可已”，一面又揚言“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注：章太炎：《代議然否論》，參見《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469頁～470頁。），造成人們思想認識混亂，也削弱了國粹派反封建的鋒芒。為攻擊西方政治制度的弊端，國粹派盲目崇信、無限抬高中國傳統文化，犯了“泥古不化”的錯誤。譬如在宣傳民主共和思想的同時，不倫不類地把中國古代典籍中的“明堂之制”、“詢民之法”比附于西方民主制度（注：馬敘倫：《＠②天廬政學通義》次六、次三，《國粹學報》9期，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并認為中國本已有“君”，實無必要再設“總統”，“是國不可以廢君，廢君，是廢群也”（注：馬敘倫：《＠②天廬政學通義》次六、次三，《國粹學報》9期，光緒三十一年九月廿日。）。對“凡事古已有之”的宣揚，極易將人們思想導入誤區，似乎只要回復古代，現實一切弊端都可迎刃而解。國粹派中許多人都是剛從封建士大夫營壘中決裂出來的，他們雖已投身資產階級革命，但頭腦中還有太多的封建意識。在建設近代民族文化問題上，他們雖然主觀上想創造新文化，但又過分推崇古代學術思想，這在一定意義上助長了封建復古主義逆流，阻礙了資產階級文化傳播，妨礙了近代新文化的建設。

其次，國粹派的“泥古不化”惡性膨脹，在否定西方文化問題上也走向極端。對于長期處于封建專制統治之下、目前正經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中國，西方資本主義思想文化中有很多可以涉取的營養，有很多值得借鑒的先進經驗。盡管進入帝國主義時代的資產階級思想文化和政治制度已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盡管許多原本閃爍著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光芒的理論、口號已失去光彩，成為虛偽的謊言，甚至成為帝國主義強權政治的借口。但是，完全否定西方文化的進步性，忽略資本主義比封建制度先進的地方，甚至不能理解資本主義取代封建制度的歷史必然性，卻是錯誤的。國粹派在對待西方文化問題上，將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學習西方混淆起來，將批判資本主義弊病與否定西方文化混淆起來，一方面表現出中國資產階級對西方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抗議，同時也是過分推崇“國粹”，受傳統封建文化束縛而無力自拔的結果。這種對西方文化的偏見，同樣不利于近代新文化的建設。

還有，在對中西文化進行比較時，國粹派缺乏科學態度，顯得牽強附會。國粹派在復興古學、宣傳國故時，多將中國古代文化學術，特別是上三代的制度法規與近代西方制度文化進行對比，認為中國文化優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中許多好東西中國古已有之，因此近代中國大可不必去西方人那里尋求救時良策，中國古代典籍中早就提供了解決社會弊端的“良法美意”。顯然，國粹派對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較帶有不成熟性，忽視了中西文化在不同發展階段以及代表不同階段利益的實質性差異，混淆了中國古代民本思想與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根本區別，從而使這種比較成了牽強附會的主觀臆斷。這是一種以我為中心、堅持“天朝上國”觀念、否認人類文化發展多元性的盲目驕傲自大心態的反映。

三

在20世紀初資產階級革命風潮中，國粹主義思潮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清朝專制統治，主張民主共和，宣傳研究民族文化，激勵民族精神，成為民主革命的一支“偏師”，具有不容否定的歷史功績。但是，國粹主義思潮從一開始就存在消極因素。它宣揚民族文化中的封建性糟粕，助長了復古主義逆流，放松了對封建主義的斗爭，阻礙資產階級新文化的傳播。尤其是1908年后明顯倒退，陷入整理國故的純學術圈子，封建性與復古傾向與日俱增，以致“國粹”成為封建文化向新文化進攻的代名詞，國粹主義也因此違背初衷，成為落后保守的勢力。國粹主義思潮留給我們的啟示是深刻的：如何正確對待中西文化，是近代中國在學習西方過程中必然碰到也必須做出回答的問題。由于近代西方文化是伴隨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侵略而來的，中國人首先是通過戰爭認識西方文明的。這種特殊的文化交流方式使“學習西方”成為格外沉重的話題，也使客觀冷靜地審視中西文化之差異，并在中西文化的沖突融合中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族新文化成為異常艱難的思想歷程。對這個問題的思考牽動了幾代人。但無論是“西學中源”說、“中體西用”說，還是“全盤西化”論，都和國粹派一樣，沒有找到正確方向。如果說“全盤西化”是無視文化的民族性、歷史性、傳承性而犯了民族虛無主義的錯誤，那么，國粹派則從另一方面啟示國人：人類社會發展到20世紀，各民族文化呈現出相互吸收、相互交融的趨勢。面對這一趨勢，民族虛無主義固然要不得，但是因為外來文化并非十全十美而一概拒之門外，同樣違背歷史潮流。在當代世界舞臺上，任何一個民族，只有既善于汲取他國先進文化，又勇于批判繼承自身文化傳統，才能真正創造出屬于世界的民族文化，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躋身于世界先進之列。探討清末國粹主義思潮，使我們深切感悟到，一個落后的民族要敢于在反抗外來侵略中學習敵人，在失敗與挫折中反省自我，在煉獄般的煎熬中追求新生，需要多么大的勇氣與忍辱負重。中華民族是偉大的民族，我們應當具有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海納百川的博大胸懷和睿智明達的思維特征，應當直面現實，在前人成功的旗幟和失敗的覆轍的引導下不斷地學習進步，并最終創造出充滿無限生機與博大容納性的民族新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