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國企業對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因素

(一)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差異

二戰后形成的美國、蘇聯兩強并立的雅爾塔體系雖然結束20年了，世界已經全面進入了全球化時代，但是國家間的競爭和利益沖突依然存在。西方發達國家為了繼續保持在國際政治經濟體系中的主導地位，長期以冷戰思維來處理國家間關系，尤其是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共產黨執政的中國，更是千方百計地予以遏制。由于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不同，西方始終視中國為價值觀上的異己，并慣于用“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維定勢來看待中國。盡管中國不厭其煩地對外解釋其和平發展道路，但西方對中國崛起的戰略不信任仍難消除。由于受西方國家長期負面宣傳的影響，“中國威脅論”不管在西方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2005年中海油競購美國優尼科石油公司時，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民意測驗顯示，有73%的美國民眾反對這次并購，理由是“中國投資的目的是獲取技術、擴大影響力、腐蝕美國的政治制度”。中國國有企業現在到美國投資，美國政府一律以國家安全為由拒絕。即便是由私人經營的中國企業，在對國外較為敏感的行業如金融、通信、能源等領域進行投資時也會面對來自監管的壓力。2010年4月，民生銀行對瀕臨破產的美聯銀提出全面收購，被美國的外國投資委員會迅速回絕，理由就是對民生銀行是否受到“足夠的監管”有疑慮。2010年，中國天津鑫茂集團試圖收購全球第三大電纜巨頭德拉卡、中國吉利收購瑞典沃爾沃、中遠集團獲得希臘比雷埃夫斯港35年特許經營權等針對歐洲敏感工業的海外并購案，也引發了歐盟的不安。歐盟工業專員塔亞尼表示，中國企業投資歐洲敏感技術領域是中國當局的政治戰略。中國購買歐洲債券被部分歐盟國家認為是在歐洲施加自己的政治影響。2010年中國企業并購日本企業的數額首次超過美國，而且大量購置土地和不動產，引起了日本政界的注意。2011年1月，日本國會議員召開首次有關“外國人取得日本土地的管制”研討會，意在限制中國人收購日本土地。在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企業也會遇到同樣的情況。2011年1月，中國和塔吉克斯坦兩國政府簽署協議，塔國將2000公頃土地租給中國農民種植水稻，水稻將在塔國內出售。一些對中國懷有戒心的民眾就認為，這是中國的一種和平擴張手段。

(二)國際資源的競爭

由于中國的快速發展，所需的很多資源都得不到充足的供應。因此，資源領域成為近年來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熱點。2004年至2006年，石油和天然氣是中國的投資熱點;而在2007年至2009年，中國的投資重點轉向了金屬及采礦業。中國企業在澳大利亞的投資大部分是鐵礦、煤礦等戰略資產，引起澳方對中國企業控制澳洲資源的焦慮。2009年，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查委員會拒絕中國有色礦業集團有限公司買入Lynas多數股權的計劃，理由就是中國已經擁有了全球超過90%的稀土資源(其廣泛應用于各種技術設備的生產制造)以及澳大利亞民眾對中國投資該國資源的高度敏感。值得注意的是，對戰略性資源的關注具有全球性。在美國，只要是涉及能源、礦產、港口等具備戰略意義的資產，就容易引起美國人在政治和國土安全方面的焦慮，從而啟動嚴格的投資安全審查。在剛果(金)，反政府的圖西族武裝恩孔達部在2008年11月公開威脅，要“阻止中國政府和金沙薩當局聯手掠奪基伍省資源”。尼日爾的沙漠部族“FARS”在2008年6月9日公然對尼政府和中石油簽署的50億美圓石油勘探合同發出挑戰，并警告中石油“小心可能遇到的炸彈”。由于世界重要資源的分布不均衡，各國為了爭奪資源而發生的沖突也越來越多，甚至出現第三國針對東道國的戰爭、禁運等行為，來干預其他國家的投資活動。石油、天然氣豐富的國家能夠以此吸引外資來發展經濟，還可以作為政治籌碼與發達國家討價還價，來維持自己的發展和尊嚴。發達國家為保持優勢，通過對外投資方式獲取利益，甚至不惜發動戰爭(如兩次伊拉克戰爭)。中國在能源開發領域的投資幾乎都集中在非洲、拉美、中東和中亞地區，這些地區的部分國家存在政治集團之間利益的爭奪、種族之間的斗爭和宗教派系爭斗。如2010年12月，科特迪瓦大選結束后，出現了“一國兩主”的僵局，導致國內暴力沖突頻發，嚴重影響了中國在該國投資項目的正常運行。自2011年2月中旬開始，利比亞安全局勢出現動蕩，并迅速演變為反對卡扎菲獨裁統治的內戰。由于利比亞擁有巨大的石油資源，而歐美國家極不滿意目前利比亞石油的分配。以法國、美國、英國為首的北約組織國家對其進行了軍事干預。還有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朝鮮半島的沖突等威脅國際安全的因素，嚴重破壞了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環境。

(三)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

摘要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時間不長，面對國際市場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規避政治風險成為首要而緊迫的任務。分析了中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并通過政治風險評估來研究政治風險的處理策略。

關鍵詞政治風險風險評估處理策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摘要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時間不長，面對國際市場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規避政治風險成為首要而緊迫的任務。分析了中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并通過政治風險評估來研究政治風險的處理策略。

關鍵詞政治風險風險評估處理策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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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政治風險風險評估處理策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關鍵詞：FDI；政治風險；評估；防范與對策

提要：東道國的政治風險是跨國公司在對外投資中所面臨的最大的環境風險。隨著全球化經濟的增強，強化跨國經營中東道國政治風險防范顯得尤為緊迫。本文講解了FDI的具體含義，并將政治風險做出不同的分類，介紹跨國投資中政治風險的評估問題，著重講解政治風險與FDI的關系，最后提出政治風險的防范對策。

一、導論

FDI指一國的投資者（自然人或法人）跨國境投入資本或其他生產要素以獲得或控制相應的企業經營管理權為核心，以獲得利潤或稀缺生產要素為目的的投資活動。FDI被認為是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跨國公司是FDI的主要形式。FDI為東道國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技術、管理方法、工作機會等，使其經濟在國際市場上具有更強的競爭力。尤其是面對流動性約束的發展中國家和過渡性國家，FDI帶來的資金被認為是取得穩定資金流和吸引到能夠提高本國勞動生產率的跨國公司的最好手段。

關于FDI的本質，專家學者的觀點是不一樣的。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經營資源”，特別是企業的無形資產。例如，日本學者小島清認為FDI是以經營管理上的技術專業知識為核心。一部分學者強調的是“控制權”。例如，A.G.肯伍德和A.L.洛赫德認為FDI是指一國的某公司在另一國設立分支機構或獲得該國某企業的控制權。相關的國際機構、政府部門與理論界，例如聯合跨國公司與投資公司、IMF、WTO、美國商務部等，認為國際直接投資與間接投資的根本區別在于是否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因為FDI所形成的無形資產處于核心地位，而貨幣資本則處于非常次要的地位，只能進行直接投資，所以FDI不僅直接參與經營管理，而其直接目標就是獲得被投資企業的控制權。

二、政治風險的種類

摘要如何對國際投資政治風險進行評估，是國際投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文章對政治風險評估眾多方法進行了闡述、比較，并對它們的實用性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政治風險評估方法分析

在國際投資與跨國經營過程中，由于跨國公司面臨的國際市場環境競爭激烈、復雜多變，故存在諸如政治風險、經營風險、文化風險等眾多的風險。其中因政治風險的極難預見性與損失巨大性等特點，已經逐漸被跨國公司所重視。所謂政治風險，是指政治因素對國際投資與跨國投資的盈利產生不利影響或實現其它關鍵經營目標的可能性。常見的政治風險主要包括：國有化風險、戰爭風險、政府干預風險及外匯風險。關于政治風險評估分析方法的研究已經開展了多年，對政治風險評估方法的分類有許多種，有從是否可以量化分為定性和定量分析；也有從所涉各方來分類的，即從東道國角度出發的宏觀分析法，從跨國公司角度出發的微觀分析法以及綜合兩大方面的宏微觀分析法。但不論分析方法如何，具體的評估方法是不會改變的，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方法有以下幾種類：

1政治制度穩定指數

政治制度穩定指數由丹·哈恩德爾（DanHaendel）、杰羅爾德·維斯特（Ger?鄄aldT.West）以及羅伯特·米都（RobertG.Meadow）提出，旨在為政治風險提供一個定量分析框架。它由三個分指數組成：國家的社會經濟特征指數、社會沖突指數和政府干預指數，其中社會沖突指數有三個分量：社會不安定指數、國內暴亂指數和統治危機指數。這些指數分別根據各類共15項指標測定，

計算時可從年鑒、政府文件和政治資料等出版物中獲得。與其他方法相比，政治制度穩定性指數方法的優點是利用客觀數據而不是主觀判定資料作為衡量風險的指標，包含的因素也較全面。主要缺點是沒在政治制度穩定性指數與各個風險變量之間建立聯系，因而不能說明制度的穩定性或不穩定性與跨國經營或投資風險的關系。也就是沒有指出衡量了政治制度風險之后應該做什么以及投資決策者如何利用所評估的結論。

摘要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時間不長，面對國際市場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規避政治風險成為首要而緊迫的任務。分析了中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并通過政治風險評估來研究政治風險的處理策略。

關鍵詞政治風險風險評估處理策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摘要中國企業走出國門的時間不長，面對國際市場復雜多變的政治形勢，規避政治風險成為首要而緊迫的任務。分析了中國企業進行國際投資所面臨的政治風險，并通過政治風險評估來研究政治風險的處理策略。

關鍵詞政治風險風險評估處理策略

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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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已成為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各國經濟的相互依存度提高，國際企業間的競爭越演越烈，雙邊、多邊和區域層次的國際協調進一步加強，全球的宏觀經濟和微觀經濟都在發生著新的深刻的變化。在這種進程中，跨國公司發揮了經濟全球化的原動力和加速器的關鍵作用。

跨國公司為追逐最大利潤，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生產資源的最佳配置，通過國際投資建立起龐大的一體化國際生產網絡，把一個國家的生產和眾多國家的生產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同時，一體化的國際生產也帶動了貿易、資本、科技及其他領域的國際化。

跨國公司在跨越國界的生產經營活動中，必然受到三方面的約束：既要迎合母國的需要，又要兼顧東道國的利益，還要遵照國際慣例。跨國公司是在這樣的前提約束下追求企業利益最大化，而不是母國和東道國利益最大化。由此可見，跨國公司和主權國家是兩種不同的利益主體，由于追求目標的差異而導致兩者之間利益上的矛盾，乃至沖突是不可避免的，由此也引發了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

跨國公司的政治風險是指投資者因東道國政局結構與演變因素和政府控制與管理因素的影響，而遭受經濟損失的可能性。當一國政府、政黨、勞工團體或者激進團體的政策、行動，威脅到外國公司就會發生政治風險。跨國公司可能因當地國政府動蕩、社會不安,造成公司營運上的威脅，更為嚴重時可能被東道國征收或者因東道國局勢惡化而無法進行貨幣的匯兌等等。

隨著改革開放不斷深入，我國經濟迅速融入全球經濟，開始走向國際市場。從2003年到2008年，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以96%的年平均增長率增加，而全球同期對外直接投資年平均增長率僅為25%。但是自2008年的金融危機之后，我國企業明顯放慢了“走出去”、進軍海外投資的發展步伐。目前我國進軍海外投資的企業遭遇兩重挑戰，一是資金問題；二是恐懼心理。特別是國際經濟和政治局勢動蕩，以及2011年3月的利比亞大撤退所帶來的沉重教訓，都使我國企業不敢輕言“走出去”、進軍海外投資。因此，了解、關注、分析我國企業“走出去”、進軍海外投資面臨哪些政治風險，并且制定正確的應對、防范對策很有必要。

一、我國企業海外投資面臨的政治風險

所謂政治風險是指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發生的，在一定程度上由東道國政府控制的事件，或社會事件引起的給國外債權人應收賬款（出口商、銀行或投資者）造成損失的可能性。由于政治風險難以識別，影響力大，與東道國政府的政策變化等行為有關。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任何干預都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經營活動，所以是所有風險中最具威脅性的。冷戰過后，國際政局的動蕩和變化，政治風險的表現形式有了新的發展。

1.戰爭動亂風險。即東道國境內發生戰爭或動亂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當今世界整體是和平穩定的，但局部地區的國家關系惡化、政權爭奪、民族糾紛、宗教矛盾等因素引發戰爭或動亂此起彼伏，這對“走出去”、開展海外投資的我國企業造成很大的潛在危險。

2.恐怖襲擊風險。即恐怖分子在東道國活動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是非傳統的安全威脅。恐怖活動不僅破壞和平的企業生存環境，而且直接威脅到我國“走出去”、進入國際市場、開展海外投資的企業人員和機構安全。

3.政策變動風險。即東道國政府相關政策變更給外國投資企業造成的不利影響。這種變更可能是東道國政權的更替、社會經濟形勢出現了新情況而打破了政策的連續性，一般并不有意針對投資企業，但是更多的是東道國認為外國投資企業存在明顯或者潛在的不利于本國企業的動態，從而在政策上有意作出的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