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視現實的教育教學過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品德的形成總是落后于知識的掌握，甚至學習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未能使學生隨之產生相應的行為。

教師的苦心仿佛已付諸東流，這種現象動搖著教師的信心，甚至使教師放棄應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滯后性，對于加強德育是很有意義的。

一、品德形成滯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過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過程是：主體的認知系統、情意系統和行為系統相互作用，和諧發展，達于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穩定的統一。只要三系統的相互作用導致三系統的和諧發展，最終導致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統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這個意義上說，品德形成過程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內容。

從三個系統考察，學生獲得知識，即使是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不等于學生的思想，只有當學生用知識表明自己的態度、觀點、主張時，知識才融入學生的思想，或曰轉變為學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們思考問題時產生的，問題本身和主體的價值關系不是純然單一的，正價關系和負價關系同時存在，使主體產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雙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和思想相聯系的情感、意志和行為也同樣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然而正是這種分散的、不穩定的思想、情意和行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主體獲得不同體驗，通過自我評價和外部評價的比較和對認知與行為的調節，逐步走向集中和穩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別的什么，信念就是堅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穩定性，和信念相聯系的情意和行為同樣具有穩定性和集中性，這樣主體的主觀特征和自身的行為系統穩定地統一起來，主體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透視現實的教育教學過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品德的形成總是落后于知識的掌握，甚至學習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未能使學生隨之產生相應的行為。

教師的苦心仿佛已付諸東流，這種現象動搖著教師的信心，甚至使教師放棄應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滯后性，對于加強德育是很有意義的。

一、品德形成滯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過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過程是：主體的認知系統、情意系統和行為系統相互作用，和諧發展，達于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穩定的統一。只要三系統的相互作用導致三系統的和諧發展，最終導致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統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這個意義上說，品德形成過程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內容。

從三個系統考察，學生獲得知識，即使是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不等于學生的思想，只有當學生用知識表明自己的態度、觀點、主張時，知識才融入學生的思想，或曰轉變為學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們思考問題時產生的，問題本身和主體的價值關系不是純然單一的，正價關系和負價關系同時存在，使主體產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雙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和思想相聯系的情感、意志和行為也同樣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然而正是這種分散的、不穩定的思想、情意和行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主體獲得不同體驗，通過自我評價和外部評價的比較和對認知與行為的調節，逐步走向集中和穩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別的什么，信念就是堅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穩定性，和信念相聯系的情意和行為同樣具有穩定性和集中性，這樣主體的主觀特征和自身的行為系統穩定地統一起來，主體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摘要:近年來,構建服務型政府早已成為我國各地政府改革提出的目標和口號。但在每個目標實現的背后,肯定會有因地制宜的實際考慮和各地政府的相關支持。通過對比東北這個欠發達地區與國內其他發達地區在構建服務型政府方面的具體狀況,并以東北地區的制度環境、激勵機制、制約因素等為分析參照,解釋了東北地區構建服務型政府滯后的癥結所在,在此基礎上,提出東北地區要突破構建服務型政府的瓶頸就必須要注重其自身的獨特性與適用性。

關鍵詞:服務型政府;東北地區;滯后性

Abstract:Inrecentyears,totransform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hasbeenbecomingapoliticalgoalofreformevenacommonplace,behindwhichthegovernmentsatdifferentlevelstookdifferentlocalconditionsintoaccountwithrelevantsupportgivenforeachotherComparingtheactualityoftheNortheastChinawithotherdevelopedregionsinrespecttothetransformationmentionedaboveandanalyzingtheinstitutionalcircumstances,incentivemechanismandrestrictionfactors,intheregionitwasfoundthatthetransformationintheregionlaggedbehindotherplacesTherootcausesarethereforediscussedwithsomesuggestionsgivenAsaconclusion,thelocaldistinctivenessandappropriatenessshallbeemphasizedsoastobreakthroughthebottleneckformedintransformingthegovernmentalfunctionsintoservicetype

Keywords:servicetypegovernment;NortheastChina;lagging

近年來,有關服務型政府理論與實踐的探索具有前瞻性、科學性和可行性,并已成為政府改革實踐和理論研究的熱點之一。隨著十六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目標之后,總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也著重強調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重要性,而《行政許可法》的頒布和施行更是從法律層面上強化了建立服務型政府的傾向,這都說明建立服務型政府已成為中國各級政府的既定目標［1］。隨后,全國各地掀起了一輪又一輪的創建“服務型政府、服務型部門、服務型機關”的熱潮,取得了顯著的成績,但同時也出現了創建發展中的地區不均衡現象。我們注意到,服務型政府建設取得較好效果和較大影響的創建活動多集中于沿海地區和部分發達的中西部地區,與之相比的是東北地區各級政府在創建服務型政府活動方面表現出一種明顯的滯后性。為什么在中央的統一決策和號召之下,東北地區會出現這樣的反差呢?那么導致構建結果滯后的原因是什么呢?由于形成這個結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本文將研究的邏輯起點放在東北與發達地區構建服務型政府的差距比較方面,并在此基礎上,從制度環境、激勵機制、制約因素等方面探尋東北地區構建服務型政府的滯后癥結之所在。

一、東北與發達地區構建服務型

一、教育的保守性影響信息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

簡而言之，教育的保守性即是教育對人類文化遺產的傳承以及對人的本源的保持。信息技術（InformationTechnology，簡稱IT），指在信息科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的指導下擴展人類信息功能的技術。一般說，信息技術是以電子計算機和現代通信為主要手段實現信息的獲取、加工、傳遞和利用等功能的技術總和。其中，應用在教育領域中的信息技術主要包括電子音像技術、衛星電視廣播技術、多媒體計算機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網絡通信技術、仿真技術和虛擬現實技術等。如果將這些技術很好地應用于教育中，必能促進教育的快速發展。但由于教育理念的保守性，信息技術并沒有在教育發展中起到應有的作用，反觀之，它在教育中的應用明顯存在滯后性。

二、保守理念使信息技術在教育應用中滯后

受社會歷史條件和經濟條件的制約，應試教育理念一直根深蒂固地存在于國民的大腦中。實際上，應試教育的價值觀與我國傳統的教育價值觀是一脈相承的，就是古代的功名教育，現代的精英教育。它培養的是通過教師反復講授和高強度的題海戰術，強記現成知識的學生，這樣的學生缺乏自主學習、實踐與思維能力。教學方式因遵循應試教育思想，也必然違背學生獲取知識的科學規律，學生情感目標、技能目標的實現更無從談起。為了考試錄取率，教師往往棄先進的教學設備而不用，依然拿起粉筆，在黑板上書寫板書。許多學校投入大量資金購置的先進的多媒體設備僅僅是上級檢查時的道具、總結匯報中的政績，計算機輔助教學也只是偶爾出現在公開課上，當做學校信息化建設的談資而已。即便是有些教師認識到信息技術在教育應用中的優勢，受應試教育理念的影響，信息技術在實際教學中的應用也非常簡單，無非是將黑板替換成屏幕，粉筆替換成鼠標鍵盤，板書替換成課件。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優化了教學手段，豐富了教學信息量，信息技術作用根本沒有得到真正的發揮。當然，除了上述大背景下應試教育理念的影響，教師自身落后的理念也阻礙了信息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在一些學校推廣教育技術應用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以前師范院校畢業的教師沒有受過系統專業的教育技術課程的培訓，對信息技術在教育中的應用認識不夠，需要接受再教育的時候，又與積累多年的教學經驗和傳統的教學方式有違，教師從原先的得心應手到現在信息技術面前的弱者，難免會對信息技術學習產生畏難情緒，在教學中應用信息技術的積極性不高。也正因為這種畏難情緒的存在，相當一部分教師擔心在學生面前顯露弱勢，失去自己在學生心目中的權威性以及對班級的控制力，更加令教師們遠離信息技術。在教育技術的現實可行性上，一部分教師認為信息技術與傳統教學方法在教育理念、教育目標、教育過程、教育手段、教育裝備上有區別，并且對于教育技術對教育產生怎樣的變革心存疑慮，具有不確定性，何況當前應試任務又如此之重，怕影響教學質量，得不償失。同時，教育主管部門的推動力不強，學校內部條件不足，多數教師觀念未轉變，普遍存在觀望心理，也造成了目前信息技術在教育應用中的滯后。當然，信息技術在教育應用中存在滯后性，雖是事實，但并不代表我們一味求新、求快，追前沿，將最新的技術應用到教育中去這就是好的。我們期望達到教育與技術渾然天成的一種境界，而不是教育中硬性加入技術的尷尬。目前，很多教師在應用新技術于教育時存在誤區，總覺得視覺觀感上要美輪美奐，吸引觀眾的眼球，能用的教學媒介盡量用上，并認為技術含量越高越好，課堂越活躍越好，而對教學效果卻考慮得越來越少。長此以往，教師自身也會慢慢覺得，教育技術是比以前先進了，但教學效果卻不明顯，逐漸地對教育技術失去了熱情，陷入“技術幫不上教師，教師不愛技術”的惡性循環之中。另外，教育技術的初接觸者一般總會被信息技術所呈現的豐富教學形式、強大的技術功能所吸引，認為學習最新技術就是學習信息技術。但在實際學習中慢慢發現，你學習的速度永遠也跟不上信息技術日新月異的速度，最后漸漸地喪失了學習興趣。最后，教師出于功利性的目的，將本是人性化的教育活動演變為學生與機器的“人機互動”，從而盡可能地控制教學過程，監控學生的學習行為，違背了教育的本意。這種功利性使得信息技術在教育應用中大大滯后。

三、教學模式的傳統性使其發展滯后于信息技術的發展

教學模式是指在一定教學思想或教學理論指導下建立起來的較為穩定的教學活動結構框架和活動程序。原先的教師、學生、教室、講臺、課桌、書構成了傳統教學模式的基本要素。中國古代教學的典型模式就是傳授式，其結構是“講—聽—讀—記—練”，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大學、中小學以班級授課制為教學形式的教學模式依然沒有大的變化。其特點是教師灌輸知識，學生被動機械地接受知識，書中文字與教師的講解幾乎完全一致，學生對答與書本或教師的講解一致，學生是靠機械的重復進行學習。這種教學模式忽視了學生在學習中的主體性，片面強調灌輸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壓抑和阻礙了學生的個性發展，顯然與現代經濟社會的發展對人才的需求不相適應。雖然近代有很多有識之士提出了有建設性的教學形式，如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英國的貝爾•蘭開斯特制（也稱“導生制”）；19世紀末杜威的設計教學法；1920年美國的H-柏克赫斯特在馬薩諸塞州的道爾頓中學創建了一種新型的教學組織形式，人們通常稱之為道爾頓制；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發展起來的程序教學和機器教學。但是，受到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多因素的制約，并沒有改變以班級授課制為主要教學形式的教學模制。信息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它在教育中的廣泛應用極大地展示了教育的強大功能。不僅為教學模式的新變革提供了物質、技術的可能，也為建立起更加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求的教學體系提供了想象到現實的可行途徑。目前基于信息技術的教學模式有多媒體教學、計算機輔助教學、網絡教學、虛擬現實教學等。新的教學模式能夠滿足人們對教育的多樣化需求，網絡課程能夠讓學生實現選擇性學習，內容豐富的多媒體資源庫能夠實現人們對知識的無限挖掘。虛擬現實技術在教學中得到廣泛應用，學生不僅僅聽到或看到各種信息，而且可以進入到學習內容中去；地理課將身臨其境地感受世界風土人情；歷史課將走入時間隧道，重溫歷史事件；實驗課將真實再現遺傳變異、原子裂變……總之，教學中的感性知識和理性知識割裂，直接經驗與間接經驗脫節的情況，隨著虛擬技術在計算機輔助教學中的推廣運用一去不復返。雖然這些信息技術已經在教學中展示了其優越的一面，但是大多數學校還在沿用傳統教學模式開展教學，傳統教學模式依然是當今的主流。它阻礙了先進信息技術在教學中的大展神威，或降低其功效，基于信息技術的教學模式在現實中缺乏陽光和雨露，難以成長。沒有系統理論的指引，沒有實踐的指導，一些新技術遲遲得不到用武之地，教育中的技術應用明顯滯后于信息技術的發展。

［提要］環保型上市公司為保障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始終堅持對企業的研發投入。但企業的研發投入與其經營績效的關系，以及和經營績效之間的滯后性，還缺乏實證研究的支持。在查閱相關文獻后，使用解釋變量、被解釋變量的形式，并通過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分析三者關系，為其他環保型上市公司研發投入提供借鑒。

關鍵詞：環保型上市公司；滯后性；研發投入；經營績效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規模和總量在不斷擴大，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之伴隨的是環境問題日趨尖銳。目前，我國生態環境，呈現整治速度遠趕不上毀壞速度的場面。生態環境指標的惡化已經十分明顯地影響著當前經濟指標和預期經濟趨向。在報告中，明確指出建設現代化就是要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這意味著必須要推進綠色產品和生態服務的資產化，使生態優勢變為經濟優勢。為了響應國家號召，堅持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同步可持續發展戰略，增加環保產業研發投入。從社會發展的規律來看，技術的提高能夠促使產業結構的完善與升級，而研發投入又是可以推進技術進步的關鍵要素。因此，有效合理的研發投入也變為企業競爭的關鍵。本文在對研發投入與環保型上市公司財務績效影響的研究中，也對企業的研發投入需要多久才會對企業的經營績效發生作用，進行了論證。以環保型上市企業為研究對象，樣本選取的是滬市板塊中的環保型企業37家。通過查閱這些公司2014～2017年的財務報表，搜集一系列數據，并對數據進行了演繹、處置和剖析。采用多元線性回歸模型、研發投入滯后性的多元線性回歸、線性回歸模型的檢驗等研究方法。結合樣本企業的經營現狀、我國經濟發展的各種推力，深入調查，在國家經濟轉型升級的今天，在已有的研究結論基礎上，做出突破性研究，填補相關理論的不足之處。

二、文獻回顧

通過對國內外文獻的整理發現，相較國內學者來說，國外學者較早對企業研發投入與經營績效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理論分析和實證研究，Sougiannis（1994）將研發支出作為自變量，繼而將市場價值作為因變量。研究結果顯示：每增加1%的研發支出，則將引起市場價值增加5%，且該影響是具有明顯滯后性的。以Narin為代表的學者（1999）探究了研發投入與企業成長能力之間的關系，研究得出研發投入對企業的未來發展呈現明顯的促進作用。Jeffer-son等人（2008）研究發現，研發投入能明顯促進企業盈利能力的提高。國內學者梁萊歆和張煥鳳（2005）以中國高科技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探索研發投入和經營績效的關系得出了研發收益具有明顯滯后性的結論。王燁等人（2009）把R＆D人員與資金投入作為指標來衡量研發投入，以及選取EPS和ROE等財務指標來衡量企業績效，經分析實證表明：研發投入與績效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相關性。郭丹丹、馮國忠（2015）采用線性回歸等方法進行研究，經各方比較發現研發人員、政府資助占比對企業研發投入有比較強烈的影響。上述文獻表明，大多數的國外學者以企業作為直接的研究對象進行分析和實證，而大多數國內學者則更傾向于通過分行業從而進行研究。企業在研發投入與綜合績效關系的衡量指標選取方面，許多公司選擇了沒能全面地反映出企業經營狀況的盈利能力作為衡量企業經營績效的指標；而且發現研發投入的收益具有些許滯后效應。為進一步實證研究，本文擬以我國滬市37家環保型上市公司作為樣本，選取企業的償債能力、盈利能力和營運能力這三項指標進行因子分析以獲得企業綜合績效，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多元線性回歸模型對研發投入與經營績效的關系進行實證研究。

透視現實的教育教學過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品德的形成總是落后于知識的掌握，甚至學習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未能使學生隨之產生相應的行為。

教師的苦心仿佛已付諸東流，這種現象動搖著教師的信心，甚至使教師放棄應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滯后性，對于加強德育是很有意義的。

一、品德形成滯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過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過程是：主體的認知系統、情意系統和行為系統相互作用，和諧發展，達于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穩定的統一。只要三系統的相互作用導致三系統的和諧發展，最終導致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統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這個意義上說，品德形成過程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內容。

從三個系統考察，學生獲得知識，即使是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不等于學生的思想，只有當學生用知識表明自己的態度、觀點、主張時，知識才融入學生的思想，或曰轉變為學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們思考問題時產生的，問題本身和主體的價值關系不是純然單一的，正價關系和負價關系同時存在，使主體產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雙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和思想相聯系的情感、意志和行為也同樣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然而正是這種分散的、不穩定的思想、情意和行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主體獲得不同體驗，通過自我評價和外部評價的比較和對認知與行為的調節，逐步走向集中和穩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別的什么，信念就是堅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穩定性，和信念相聯系的情意和行為同樣具有穩定性和集中性，這樣主體的主觀特征和自身的行為系統穩定地統一起來，主體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透視現實的教育教學過程，我們不難得出一個結論：品德的形成總是落后于知識的掌握，甚至學習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未能使學生隨之產生相應的行為。教師的苦心仿佛已付諸東流，這種現象動搖著教師的信心，甚至使教師放棄應有的努力，因此研究品德形成的滯后性，對于加強德育是很有意義的。

一、品德形成滯后的原因

1．品德形成的過程性

品德形成的基本過程是：主體的認知系統、情意系統和行為系統相互作用，和諧發展，達于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穩定的統一。只要三系統的相互作用導致三系統的和諧發展，最終導致主觀特征和行為的統一，品德就必然形成。在這個意義上說，品德形成過程是一個具有規律性的內容。

從三個系統考察，學生獲得知識，即使是極富于教育性的知識，也不等于學生的思想，只有當學生用知識表明自己的態度、觀點、主張時，知識才融入學生的思想，或曰轉變為學生的思想。思想是在人們思考問題時產生的，問題本身和主體的價值關系不是純然單一的，正價關系和負價關系同時存在，使主體產生肯定性的、否定性的雙重思想，因而思想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和思想相聯系的情感、意志和行為也同樣具有分散性和不穩定性。然而正是這種分散的、不穩定的思想、情意和行為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主體獲得不同體驗，通過自我評價和外部評價的比較和對認知與行為的調節，逐步走向集中和穩定形成信念。信念不是別的什么，信念就是堅信不疑的思想。信念具有集中性和穩定性，和信念相聯系的情意和行為同樣具有穩定性和集中性，這樣主體的主觀特征和自身的行為系統穩定地統一起來，主體便形成了特定的品德。

品德形成的過程性決定了品德的形成落后于知識的掌握，使品德形成具有滯后性。這是產生品德形成的滯后性的內部原因，即根本原因。

在世紀之交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國務院提出了西部大開發的偉大戰略。一時間，關于西部大開發的討論和新聞報道充滿了中國媒體。筆者作為南國早報記者，參加了部分西部省市組織的一系列采訪活動

，通過對西部地區的風土人情進行廣泛的考察采訪后，對如何做好西部大開發的新聞報道引發了較深層次的思考。

筆者認為，針對西部地區的封閉性、落后性、民族性等特點，必須進一步加強輿論引導，加強西部地區的改革成就性報道與現實滯后性報道。使西部地區人民既能清醒地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和西部大開

發的希望，又能正視所存在的艱難性問題，從而鼓舞信心、正視現實，促進西部大開發戰略的勝利實施。

加強改革的成就性報道

改革開放以來，西部地區不斷取得改革開放的成果，作為新聞宣傳媒體，必須加大力度宣傳這些成果，堅定人們對西部大開發的信心。

以高校教育為主要載體的高等教育是指在完成高級中學教育基礎上實施的專業教育，其主要目的是培養專業性的特定人才。建國60周年以來，我國高校教育體制進行了數次改革，然而我國現代大學制度建設的滯后性始終是我國高等教育可持續發展的"瓶頸"。（《高等教育學》）結合我國近年來高校應屆畢業生就業形勢分析，我國高校教育體制的滯后性體現在以下三點：一是高校招生培養體制的"滯后性"，二是高校管理體制的滯后性，三是學科設置的滯后性。

這些"滯后性"因素導致高校學生培養、行政管理、教學科研等對應部門無法順暢地執行相應功能，更不能很好地實現最優化協同。

近年來，以復旦大學為前瞻的上海市部分高校大力試行大類招生制度，2011年起上海大學也將實行重大改革：高考后按大類招生，學生進校時無"專業身份"，入讀一年后才確定專業志愿，學校則發揮"經濟杠桿"作用統一調控，這一引入"市場機制"的招生培養制度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高校招生培養體制的"滯后性"，吹響了高校教育體制改革的號角，高校教育逐步實現向"嵌入式"教育的過渡。

"嵌入式"這一新的現代名詞源于一種執行獨立功能的專用計算機系統，其核心是系統軟件和應用軟件，因為有限的存儲空間及市場需求產生的軟硬件協同的codesign設計方法，隨著IT技術的發展和完善，所有帶數字接口的設備都涉入其中，包括電子芯片、器件、存儲器中的軟件等，軟件代碼緊湊化。（《嵌入式應用與開發》吳延昌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高校教育時間上的有限性與空間上的局域性要求高校教育在堅持畢業生為國家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需要服務的就業體制基本策略下，強調"軟硬件協同"進行改革，進入"嵌入式"教育的時代，這一教育時代的特點就是以經濟建設社會需求為導向，平衡高校硬件管理體制與軟件管理體制之間的關系，使其既相對執行獨立功能又達到相互協同，從而實現高校教育系統的最優化。

高校實行大類招生，以市場需求為導向，通過學校"經濟杠桿"與"市場機制"的雙重作用進行"嵌入式"教育，大類招生既體現了專業的市場化，又滿足了學生的專業需求，實現招生體制的最優化。學生不受專業局限的視野，第一年全部接受通識教育，充分了解各專業特點，尋找適合自己發展的方向；學校則根據專業水平、師資力量等測算出各院系可以保證教學質量的招生人數極限，當申請某專業的學生人數高于這一極限時，進行擇優錄取。當申請某專業的學生人數低于極限人數即全部錄取，若選擇人數過低，該專業甚至可能面臨淘汰。對一些較為冷門需加"保護"的基礎學科，學校則啟動"經濟杠桿"，通過全額獎學金等方式鼓勵更多優秀學生入讀。

在招生體制進行大刀闊斧改革的同時，高校學生培養模式的改革一觸即發。在社會市場經濟的背景下，大學生思想道德觀念強調利己主義和主體意識；受西方文化與道德觀念影響，心理生理仍處于發展期的大學生容易受到負面信息的沖擊和偏激價值觀的同化。在新形勢下德育工作必須具備人本性與開放性兩大特點，對傳統培養模式的"滯后性"進行改革和創新。大學生個性的發展包括能力、氣質與性格三個主要方面，"嵌入式"教育模式改革就是要結合時代特征，以人為本，從指導思想、方法、結構等方面進行改革。首先，從教育的指導思想上，要推行以學生為本，廢止傳統的家長式和保姆式；從教育方法上，要推行因材施教，形式多樣化教育，廢止傳統的居高臨下式的說教；從教育方法的結構上，從說理傳授為主指導學生逐漸形成學生的自我概念、自我評價與自我監督管理，從而指導學生進行職業人生規劃。

文獻回顧:貨幣對產出的相關經驗研究

(一)圣路易斯方程的提出和發展研究貨幣與實際產出之間關系的最直接的辦法，就是對貨幣和實際產出進行回歸檢驗。最早也是最簡明的貨幣—產量回歸模型，是由美國圣路易斯聯邦儲備局的Anderson和Jordan于1968年完成的。因此，產量對貨幣的這一回歸方程在宏觀經濟學中就被稱為圣路易斯方程。最初的圣路易斯方程，Anderson和Jordan(1968)最初選擇基礎貨幣作為貨幣行為變量，用名義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由于方程不能直接確定由貨幣引起的名義收入的變化是實際收入的變化還是價格水平的變化，所以就不能準確判定貨幣與實際產出之間的相互影響關系。［2］Leeuw和Kalchbrenner(1969)認為，美聯儲無法控制基礎貨幣中成員銀行的借入儲備和流通中的通貨存量。同時，基礎貨幣相對方程因變量名義GNP的變化不具有外生性;［3］而Davis(1969)堅持認為貨幣通過利率而非通過基礎貨幣或貨幣存量影響產出，因此選擇基礎貨幣作為貨幣政策行為變量是不合適的。［4］Batten和Hafer(1983)將圣路易斯方程用來做跨國比較檢驗，該方程可以解釋6個不同國家的貨幣政策對名義收入的影響，為該方程更廣范圍的使用打下基礎。［5］(二)關于中國圣路易斯方程的實證檢驗國內學者對貨幣的產出效應認識基本一致。多數學者認為，貨幣供應量波動與產出波動在長期以來存在著穩定的相互影響。孫立(2003)根據圣路易斯模型構建包含貨幣政策變量和財政政策變量的基本方程，運用多項分布滯后模型，檢驗兩種政策對名義產出的影響效應。他認為適度貨幣政策對國民經濟的推動作用并不次于積極財政政策的促進作用，甚至效用更加明顯。［6］鄭超愚與張燕(2005)運用圣路易斯方程來建立中國財政赤字缺口與產出缺口的政策響應函數，同時描述中國經濟波動與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互動過程。結果表明，中國的貨幣政策或者具有適應自然經濟波動的被動調整傾向，或者構成導致和維持經濟波動的基本政策因素。在包含貨幣政策效應時，中國財政政策的經濟穩定效應有所增強，然而其反周期操作的超前干預能力減弱。［7］劉霞輝(2004)認為在中國市場發育水平較低的情況下，頻繁的貨幣供給量波動是經濟波動的主要原因。［8］國內對貨幣供應量變動影響產出變動的傳導機制研究。戰明華與李生校(2005)利用1995－2003年的季度數據，通過構建多項分布滯后模型和VAR模型，來檢驗不同口徑貨幣對產出的影響，分析結果認為由于M2中城鄉居民儲蓄存款變化不僅影響總需求，而且還通過投資影響總供給。因此作為廣義貨幣供應量的M2對產出變化具有實質性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具有持久性。［9］張茵與萬廣華(2005)發現貨幣波動只是被動適應產出和價格的變化。價格波動的主要原因是價格預期的變動。預期變動不單強烈地影響真實產出，并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解釋貨幣波動。［10］本文認為應當重新估計和檢驗中國圣路易斯方程，利用季度數據和多項分布滯后模型來探究貨幣與實際產出之間的相互關系和貨幣產出效應的滯后長度。

模型、數據選取和技術說明

(一)分布滯后模型說明本文貨幣產出回歸的計量基礎模型采用分布滯后模型(DistributiveLagModel)。分布滯后模型主要用來研究經濟變量作用的時間滯后效應，長期影響以及經濟變量之間的動態影響關系，用于評價經濟政策的中長期效果，屬于動態計量分析的范疇。一般的分布滯后模型:Yt=α+β0Xt+β1Xt－1++L+βmXt－m+μ模型形式上與一般多元線性回歸相似，但因為滯后變量和滯后期長度難以確定，兩者的參數估計有所不同。本文運用阿爾蒙多項式法來進行參數估計，在2階阿爾蒙多項式，將滯后期長度取到4期。考慮圣路易斯方程的一個例子:ΔlnYt=C+aΔlnMt+a1ΔlnMt－1+a2ΔlnMt－2+a3ΔlnMt－3+a4ΔlnMt－4+bT+c1D1t+c2D2t+c3D3t(2)其中:Yt，Mt分別代表t時刻實際總產出和貨幣供應量，是模型的主要被解釋變量和解釋變量;Mt－1，Mt－2，Mt－3，Mt－4分別代表t－1，t－2，t－3，t－4時的貨幣存量，以考慮貨幣對產出的滯后影響;C，T分別代表常數項和時間趨勢，以解釋實際產出增長中的長期趨勢;D代表季節虛擬變量，以控制變量中有規則的季節變動。由于研究數據是季度數據，所以本文設計三個虛擬變量，來區別一年中的四個季度。(二)數據選取本文所采用的主要變量是實際產出和貨幣供給量，用實際GDP來代表實際產出，而采用流通中的M1和M2來代表貨幣供給量。樣本時間區間為1994年1季度—2011年2季度，其中貨幣供給量的樣本值來自《中國人民銀行貨幣統計概覽》。根據說明，各口徑貨幣供應量的含義是:M0=流通中的現金;M1=M0+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儲蓄存款+其他存款。而GDP樣本值數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季度數據庫》。1994—2011年之間的名義國內生產總值通過計算，得出以1990年價格為不變價的實際GDP。在換算過程中，通過計算當年的GDP平減指數，在把各個季度的名義GDP，折算成實際GDP。關于貨幣供給量的選擇采用M2還是M1，國內外學者存在一定的爭議。當今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中央銀行相比M1更為重視M2。國內學者認為，中國的金融發達程度比較低，貨幣傳導機制不暢，M1比M2對經濟指標的解釋力更強，建議以M1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在本文的實際計量中，將兩者都納入研究范圍，尋找更合適的指標采用到模型中來解釋實際經濟波動。(三)計量技術說明圣路易斯方程變量的滯后期通常采用多項式分布滯后(PolinomialDistributiveLagModel)技術確定。在實際建立多項分布滯后模型時，最為關鍵的是多項式階數的確定，既可以采用最小二乘回歸也可以避免多重共線性。Charfi和Guermazi(2012)在多項式分布滯后模型基礎之上，采用月度數據使用似不相關回歸方法(SeeminglyUnrelatedRegression)來研究名義匯率傳遞對國內價格和貨幣政策的影響。［11］根據本文的實際情況多項式選擇2次，滯后的階數為4，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估計模型參數。(四)描述性統計分析描述性統計的優點在于可以直觀的揭示變量之間的相關關系與動態變化特征。從圖1可以看出，不同口徑貨幣供應量與GDP之間的相關關系呈現出不同的變化特征，M1與GDP的增長率波動方向基本一致，時間上也較為同步;M2與GDP的增長率波動方向不完全一致，且呈現出一定的滯后性。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經濟開始較快增長，在1994年GDP增長達到高峰值，繼而在1996年達到GDP相對水平高峰值后隨即進入收縮階段。然而，經濟收縮趨向并未終止。在1997年中國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后，從1998年起經濟增長減緩。從1999－2000年經濟有所回升，但是在2001年之后經濟增長仍然緩慢。從2002年后國內實際產出逐季加速，經濟重新進入擴張階段，延續了長達五年經濟高增長的態勢，直到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向全球蔓延之時。2009年中國實際產出增長速度達到谷底，目前正處在逐漸恢復之中。圖1實際產出和不同口徑貨幣增長率關系圖中國經濟波動的同時，不同口徑貨幣供應量變動也不一致。在1992年前后經濟出現過熱的狀況，自1993年下半年中國人民銀行開始整頓金融秩序，實行適度從緊的貨幣政策，于是1996年經濟成功實現軟著陸。在此之后央行在1996—1997年連續三次降息，在1998—1999年又連續四次降息，這期間進行了頻繁的貨幣政策操作。如果說1996－1997年三次降息是當時物價回落后的自然回歸，那么1998—1999年的四次降息完全是中央銀行為擴大貨幣供應量而主動采取的重大貨幣政策措施。1998年中央銀行取消貸款限額控制，擴大公開市場業務，標志著中國貨幣政策操作由直接調控轉變為間接調控。1998—2001年的貨幣政策順應當時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在緩解外部沖擊的同時促進內需增加，貨幣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起到了積極作用。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從此對外貿易進入了快速發展的新階段。中國憑借自身的勞動力優勢，迅速成為全球加工貿易順差大國。央行在2001年之后連續五年的貨幣政策操作主要內容就是反流動性過剩。而我國流動性過剩的主要原因是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雙高順差”，在強制結售匯制度下導致的由外匯占款的增加而引發的基礎貨幣供應量增加。［12］隨著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的爆發之后，全球經濟的萎靡，我國寬松的貨幣政策再次回歸。

檢驗結果

(一)數據平穩性檢驗時間序列數據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數據的平穩性。否則，兩個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回歸的結果很可能出現“偽回歸”現象，即在統計結果上表現良好，但是不能給實際經濟以有力的解釋。本文中所使用的季節數據，實際GDP和M1、M2在不經處理之前都是非平穩的時間序列數據。在通過對GDP和M1、M2對數變化，在求出一階差分值時，就變成了不含單位根過程的平穩時間序列數據。選擇這個對數差分即變量的增長率，不僅可以滿足時間序列的平穩性，而且可以充分反映經濟運行情況。(二)圣路易斯方程模型檢驗結果本文首先采用不同的口徑的貨幣供應量M1和M2作為解釋變量來與實際產出進行回歸，運用多項分布滯后技術來分別進行參數估計，方法采用最小二乘回歸。從表2的結果來看，檢驗的效果似乎并不夠理想。結果顯示，采用M2比M1能更好地解釋回歸方程。貨幣存量當期和滯后三期對實際產出有顯著影響;而貨幣存量滯后一期、滯后二期、滯后四期和時間趨勢項均不顯著。經過對比和調整，貨幣存量當期、滯后三期組合與實際產出回歸，相對比較顯著;而滯后一期、滯后二期、滯后四期和時間趨勢項均不明顯。因此，本文決定用貨幣存量當期、滯后三期以及虛擬變量來回歸中國的圣路易斯方程。回歸結果如下:回歸方程如下:ΔlnYt=0.2501－0.5041ΔlnMt+0.2731ΔlnMt－3(3)(16.5266)(－2.4464)(2.5490)－0.5815D1t－0.1403D2t－0.2053D3t(－64.0070)(－15.6343)(－22.2859)從參數估計的顯著性來看，貨幣存量當期和滯后三期與實際產出之間存在著穩定的經濟關系。從模型回歸系數符號本身來看，實際產量的增長同當期貨幣存量的增長呈反向變動，而實際產量的增長與當期貨幣存量的滯后三期增長呈正向變動。方程短期乘數是－0.5041，延期乘數是0.2731，長期乘數是－0.231。檢驗結果表明，貨幣存量前期的增加與實際產出的增加是正相關的，從長期來看貨幣對產出的影響并非中性。貨幣的內生性和外生性的出現依賴于一定的條件，同時貨幣內生性和外生性也有著豐富的表現形式。［13］然而，貨幣對產出的影響并非當期得以實現，通常經過兩個季度的滯后才有所表現。當期的實際產出與當期的貨幣存量變動呈現負相關，說明貨幣當局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傾向于反向操作，奉行貨幣相機抉擇政策的表現，貨幣政策在中國成為緩和經濟波動的重要工具。綜合來看，貨幣當局根據當季的實際產出來調整貨幣供應量的變動，而貨幣變動的實際效果要在兩個季度以后才能顯現。(三)格蘭杰因果檢驗分析格蘭杰因果檢驗的基本思想是:如果變量X是變量Y的原因，那么其在統計上的表現是變量X應該有助于預測變量Y，即如果在變量Y的回歸式中加入變量X的滯后變量，那么將顯著增加整個回歸的解釋能力。從這一思想出發，格蘭杰因果檢驗的模型設定形式通常如下:Yt=∑aiXt－i+∑biYt－i+ut(4)Xt=∑ciYt－i+∑diXt－i+ut(5)檢驗的原假設是H10:∑ai=0與H20:∑ci=0。如果只有一個原假設成立，則表明X與Y之間存在一個單向的因果關系;如果兩個原假設同時成立，則表明二者之間存在一個雙向的因果關系，檢驗所用的統計量是在約束回歸與無約束回歸所得殘差平方和基礎上構造的一個F統計量。由于格蘭杰因果檢驗只對平穩變量有效，文中ADF法檢驗結果表明，各變量經過一階對數差分處理后均在不同程度上平穩，這是格蘭杰因果關系分析前提條件。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結果表明:實際GDP是M1變化的格蘭杰原因，反之則不成立。根據統計指標的定義，M1包含了流通中的現金和活期存款，由于單位活期存款是M1的主體，因此M1變化主要反映了企業流動資金狀況。而實際產出的變動直接影響企業的經營狀況，進而影響企業對貨幣的實際需求。從表面上看，只有在滯后兩階的情況下，實際GDP才與M2表現出一定的格蘭杰因果關系。考慮到貨幣對產出的影響的確需要兩個季度的滯后期，這個檢驗結果與分布滯后模型的結論基本一致。貨幣當局做出的政策改變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實際產出的響應。總體看來，貨幣供應呈現一定的內生性，貨幣供給在相當程度上由需求所決定。經濟貨幣化進程的深入，貨幣需求不斷增長，使我國的貨幣供應表現出內生性，滿足了經濟增長的要求。［14］貨幣的實際產出效應呈現明顯的滯后性，但是這個時滯基本維持在半年到一年以內，一年半之后基本沒有什么影響。這一特征表明，央行可以利用貨幣供應量的變動來實現對經濟的宏觀調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