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具有國際性,因為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存在經濟學的實踐、教學和研究。中國經濟學概念的出現和發展具有必然性,然而這一概念具有多種含義,而這一點并沒有被足夠重視,以至于在對待一些事宜時容易失去較為合理的態度。

中國經濟學可以理解為以下幾種含義:一是中國的經濟學,這是經濟學的地域屬性或是文明屬性,中國經濟學家致力于這一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我們討論中國經濟學時也往往以這一含義為出發點、對象、目標和歸宿;第二層含義是經濟學在中國(EconomicsinChina),這與中國的經濟學(ChineseEconomics)不同,經濟學在中國根本上是一種學科傳播的結果,例如我們學習研究西方經濟學,只能是西方經濟學在中國,而不可以說成中國的西方經濟學;第三層含義是研究中國的經濟學;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者的主體為中國的經濟學者,但包括一些外國和國際機構經濟學家,說明這一中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為中國和中國經濟的經濟學;第四層含義是中國人研究的經濟學,包括華人經濟學家,就目前來看,許多華人經濟學家成就大,與國內聯系密切,關注中國的經濟和經濟學,而我們在不經意中也把他們的研究包含在中國經濟學研究中。從羅素描述詞理論的角度來說,中國經濟學對個人來說都有不同的解釋,而較為公認的觀點是學術理論社會選擇的結果。

中國的經濟學思想已經存在數千年了,但“中國經濟學”有無形成尚待探討,因為探討對象沒有統一標準,任何結論都不具備讓他人接受的條件。嚴復譯《原富》拉開經濟學在中國的序幕,已經百余年了。現實中,經濟學在中國和研究中國的經濟學占了絕大多數,如果把這轉換為中國的經濟學那么就是偷換概念。哲學家指出,人不僅是自然人、社會人,也是文化人。經濟學人并不例外,中國經濟學人的中國經濟學意識,已然反映了其文化屬性,套用行話來說,中華文化是中國經濟學人研究經濟學行為的約束條件,經濟學研究如果不注重文化屬性,就會使得用經濟學方法分析得出的結論與現實不符,許多現象就會解釋錯誤。應當指出,我們也受到非中華文化的約束,經濟學的引進已經上百年了,其他文化中的許多觀念、方法、思想等已經正式的和非正式地影響我們的知識結構(當然中華文明在歷史上也影響了其他文明,例如重農學派受到中國文化很大的影響),主要就是我們的學科體系、學科概念、學科劃分等學科構成是自亞里士多德開始的,其思想通過西方文明的歷史深化并東漸到中國。筆者認為,中國現在的經濟學現狀是中西學術、文化相互影響的結果,并且經濟學的未來也同樣受到如此影響,至于孰強孰弱的程度和范圍決定了中國經濟學以后的發展軌跡和狀態。

平心而論,我們希望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單一經濟學。但現實文化、國情、人口分布、地理環境等不同的約束條件導致不同的經濟現象和人的行為。換言之,如果存在單一經濟學,又何來學科本土化?誠然,文明不可比,但同樣誠然的,文明之間存在差異,差異表示在具體的某一方面有此長彼短。我們應該承認落后的經歷,承認先輩和我們也學習過其他文明優秀的文化、知識和思想。中國經濟學概念的提出是因為文化屬性歸宿的需要,是一種集體的需求。

對于如何通過學習來發展中國經濟學,可謂見仁見智。首先,我們必須承認他們的先發優勢,數百年的歷史領先不僅使得經濟學體系,而且經濟學說史上學派紛呈,各領風騷。這是一種資源稟賦。如果我們不去學習這些理論,幻想另起爐灶,那么交易費用奇高。對于經濟學者來說,學習歐美經濟學理論是追求最大效用的。因而集體的學習行為可以看作是囚徒困境,但交易費用過高使得這也是集體理性的。中國經濟學的建立是一個超趕過程,我們應該發揮資源稟賦,例如我們的社會體制、文化體系、獨特歷史、現在的偉大的經濟實踐等等。經濟學是研究稀缺的,而稀缺的前提是存在差異,存在的差異使得建立中國經濟學有了可能。如何在整合的同一的趨勢中把握獨特性是包括經濟學在內的文明交往和發展必須思考的重大問題。經濟學注重研究細節問題,發展中國經濟學的關鍵同樣在此,唯有把握了我們獨特的體制、歷史、文化等資源稟賦,并作為約束條件具體分析,解釋文明體系下的行為和現象,才能對經濟學做出貢獻。越是民族的則越是世界的,中國經濟學只有在為整個經濟學提供了多樣性樣本的基礎上,才能成為被承認的完整的獨立的體系。另外一個重要的工作是開展對話和交流,一方面是降低學習的交易費用,進而加快學習進度和加強學習能力,另一方面是信息交流,在學習的同時及時傳播我們的學習狀態和心得。由此可知,中國經濟學不可能是刻意為之的,因為學科發展有路徑依賴性,我們必須遵循規律才不會走彎路。但無疑地,中國經濟學的建立和發展是任重而道遠的。

中國經濟模式的發展經歷了一個歷史探索的過程，經過前人的分析和探索，形成了自己的經濟發展模式。目前中國經濟模式是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模式，是立足于本國國情、結合前人發展經驗總結出來的特殊的發展模式，該模式支持并推動了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支持著中國社會的巨大進步，必須加大對該經濟模式的發展力度，不斷優化調整經濟發展模式、發展方向，使之朝著更優方向發展。

一、我國經濟模式的政治學分析

（一）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背景下，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制度，這一基本經濟制度既體現了社會主義社會體制機制，同時又彰顯出中國的社會主義特色。在這一經濟制度下，我國也逐步展開了所有制、產權制度等的改革與發展，也收到了較好的執行效果。該基本經濟制度的確立，一方面遵循了科學社會主義的普遍原理，另一方面也從本國的國情出發，立足于我國所處的歷史發展階段，當前的時代背景，體現了中國特色。該經濟制度不僅確立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確立了社會主義這一根本社會制度，同時也促進了多種所有制經濟的共同發展，使我國的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更加靈活、變通，豐富了社會主義制度發展形式。

（二）市場經濟體制

我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就確立了市場經濟體制，創建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是支持我國經濟變革、政治建設、社會發展的必備之舉，因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不僅承認了公有制的主體經濟制度，也同市場經濟體制有效配合、相互支持、同步促進。我國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同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制既有區別又有一定聯系，其中的相同點在于都是發揮市場的資源配置功能、調節各個生產要素的合理分配，發揮市場在整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調節作用，提倡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然而，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卻具有強大的國家干預功能，能夠有效規避市場經濟發展中的負面影響，體現出了社會主義的本質特點。

中國經濟學體系主要包括了以下內容：一是在基礎性邏輯層次上，它決定中國經濟學及其中國經濟模式的本質和基本性質，并從抽象層次反映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法運動，以及在繼起的更高層次上涵蓋基本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二是宏觀層次，它涉及經濟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等主要環節及其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機制等；三是在微觀層次上，它涉及微觀經濟組織經濟運行和調控機制等；四是側重現象層次和具體層面，即具有綜合化、政策化和寬泛化特征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理論，涉及中國經濟發展道路、發展目標、發展模式、發展戰略、發展動力等。

后三個層次的運行和發展都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辯證法運動的具體反映，是與一定的經濟制度、經濟體制和經濟發展方式緊密相關的，并且在第四層次中，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得到最為具體的綜合反映。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為中國經濟學邏輯體系的建構提供了指導思想和分析工具。

一、馬克思的第三個重大發現：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邏輯體系構筑方法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的精髓是什么?它應該與該理論產生和加工的難度緊密相關。而在19世紀50年代，馬克思所獲得的理論加工難題最大的成果，是基本確立狹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結構或范疇體系。所謂結構是經濟范疇的運動形式或各個經濟理論之間的內在聯系。它必須用從抽象到具體的復制理論結構的敘述方法，從總體上和諸范疇、諸理論內在聯系中，邏輯地又真實地再現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貌、內部結構和運動規律。這就是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六冊結構及其《資本論》四卷結構。馬克思十分珍惜這一成果：“在象我這樣的著作中，細節上的缺點是難免的，但是結構，整個的內部聯系是德國科學的輝煌成就，這是單個的德國人完全可以承認的，因為這決不是他的功績，而是全民族的功績。”…恩格斯則把它上升到馬克思第三個重大發現和理論貢獻的高度。馬克思的“邏輯方法”、“辨證方法”即“關于思維過程本身的規律的學說即邏輯和辯證法”，尤其是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或學說，被恩格斯視之為馬克思第三大發現和重大研究成果——“馬克思過去和現在都是唯一能夠擔當起這樣一件工作的人，這就是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黑格爾在這方面的真正發現的內核剝出來，……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就是以這個方法作基礎的，這個方法的制定，在我們看來是一個其意義不亞于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成果。而馬克思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則是它們在經濟學領域的應用，也是“總體”方法論的具體化，或者說，這是“思想總體”再現“生產總體”和“具體總體”，主觀辯證法或“概念辯證法”能動地反映客觀辯證法，并從總的聯系和內在矛盾中闡述概念辯證法或主觀辯證法的運動的一門學問。

列寧贊成馬克思這樣一種說法，即作為“大寫的邏輯”的《資本論》是“把辯證方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并且，他在“辯證方法”一語下加了兩條橫線以示重要。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方法論尤其是政治經濟學邏輯體系構筑方法，即“生產力(生產資料)的概念和生產關系的概念的辯證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它正是從“破”中聳立起來的。其中包括對黑格爾的唯心邏輯學體系的批判和揚棄；對黑格爾學派的有機整體論和德國“新個人主義”(施蒂納)有機整體論的批判和揚棄；對普魯東空想社會主義邏輯體系的“結構陷阱”的批判；對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尤其對斯密、李嘉圖和穆勒體系的批評和揚棄。馬克思批判了唯心主義和教條主義兩種趨向，強調指出，不能“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也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套語……盡快地構建體系。

摘要:中國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是經濟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問題，其核心在于實現經濟理論、統計學以及數學在實證研究中的科學性結合。本文根據科學研究可信性的評判標準，從穩健性分析意識、國內的競爭程度以及國際學術的認可度這三個方面分析了現階段國內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

關鍵詞: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分析

一、引言

可信性是經濟學研究應用中的重要研究內容，國際學界針對這一內容展開了廣泛研究，國內學者王美今以及林建浩對于可信性革命的三次大討論內容進行了深入研究，對國際中給出的可信性來源進行了深入、系統的分析，并認為目前國內學者在經濟領域的研究工作具有可信性較低的不足，與國際學者的經濟應用研究有著較大差距，王美今與林建浩的研究工作將國際上關于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分析的前沿理論進行了清楚、嚴謹的闡述，因此具有較強的專業性。雖然國內對于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分析工作獲得了較多成果，但大多都從理論層面進行分析與總結，而缺少實踐方面的研究，因此缺少實踐應用性。例如王美今與林建浩在研究模型的統計適切性評價中，雖然指出相比于模型選擇，模型設定檢驗對研究結果有著更重要的影響，但卻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沒有給出關于處理模型設定檢驗與模型選擇平衡關系的具體解決措施，因此整體而言缺乏實踐應用的指導可能；同時，現階段國內文獻中對于經濟學研究可信性的評價過低，許多學者在文獻中指出國內研究學者在應用計量模型方法時存在較多錯誤，但實際上這種負面評價缺乏足夠的嚴謹性，且其與國際上探究的“可信性”的研究重點存在較大不同，前者是指學者由于對計算原理的錯用而導致的結果不可信的情況，而后者則是指科學可信性，是更加專業、更高層次的研究問題。如果從定量的角度分析國內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發展情況將存在較多困難，這需要對經濟學者的數量進行明確界定，同時還要對不同時期的經濟學應用研究的可信性情況進行鑒定。首先，本文在界定經濟學者范圍時選取了國內經濟研究領域較為主流的五大領隊期刊的作者群作為本次研究的主體，這五大期刊分別為《經濟研究》、《管理世界》、《世界經濟》、《金融研究》以及《統計研究》；其次，在研究不同時期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程度時，選取了以下三種評價指標：一是由Leamer給出的“穩健性檢驗”；二是國內作者研究結果的發表難度；三是史蒂芬總結出的“更夠通過國內外同行評審并獲得公開發表”的評價指標。針對這三項評價指標，本文將展開相應的數據統計工作：一是統計國內五大期刊發表文章中含有穩健性檢驗文章數量的歷年統計情況；二是分析五大期刊在3008-2013年之間的文章發表數量以及作者群變化情況；三是分析五大期刊作者群在國際高水平期刊發表文章數量的時序數據。第一個評價指標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成果在穩健性檢驗意識層面中的發展情況，能夠直觀性的表達出其進步情況；通過第二個評價指標的數據分析，能夠間接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的競爭情況，其競爭性越高則表明這一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可信性較高，因此能夠作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的可信性評價指標；通過第三個指標的數據統計，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研究成果的可信性進步情況，并且還可以反映出國內研究學者在國際學術界的被認可程度，因此能夠間接反映出國內經濟學者總體研究水平的發展情況。本文在進行研究時主要分為以下幾個部分進行：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是對國內學者穩健性分析意識的分析；第三部分是對國內學者在五大期刊發文的競爭性分析；第四部分針對國際學術界認可度這一可信性指標展開了分析，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結論，對國內研究學者經濟學應用研究可信性的變化情況進行了總結。

二、穩健性檢驗意識分析

在進行本次研究的穩健性檢驗意識分析時，需要對五大主流期刊發表文章中含有穩健性檢驗的文章數量進行統計，本文選取了2002年1月至2013年12月為數據統計的考察區間，逐月對這一考察區間內的含有穩健性檢驗文章的數量進行統計，并進行了占比情況的分析，其中廣告、會議以及紀念類文章不算在統計范圍內，而統計標準則為在文章中出現明確的穩健性檢驗、假設結論成立以及更改樣本區間仍然成立等情況。在進行了嚴謹的數據統計后，發現這五大期刊中含有穩健性檢驗的文章數量隨著時間變化也出現了顯著變化，尤其是在2006年后的統計數據出現了大幅度上升的情況。在對各期刊的占比時序進行分析后，發現，《世界經濟》是近年來峰值最高的期刊，達到了80%的占比情況，其次是《經濟研究》以及《金融研究》，最高達到了70%，而《管理世界》與《統計研究》的統計峰值也達到了50%。雖然各類期刊在不同時期內的穩健性分析占比情況有所不同，但從整體來看，五大期刊的穩健性檢驗的時序占比情況仍然呈現上升趨勢，這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學者的穩健性檢驗意識也在不斷增強。雖然穩健性檢驗時序占比情況并不能直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應用可信性的發展情況，但其時序趨勢所表現出的整體上升趨勢仍然能夠反映出國內經濟學者穩健性檢驗意識的提升，因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結果可信性的提高。同時，本文也在數據統計過程中對五大期刊發表文章的穩健性分析內容進行了查閱，結果發現，國內經濟領域研究成果的穩健性檢驗方式與層次都有所豐富，相比于早期較為單一的方案設計，現如今的經濟學研究學者已經具有較高的穩健性檢驗設計水平。例如，五大期刊中在早期發表的對于樣本變化可能對研究數據產生影響的穩健性分析，大多是從單一變換樣本的方式來檢測研究結果的靈敏度，而在近年來五大期刊發表的文章中，學者開始積極進行基于嚴格統計檢驗結果為基礎的樣本分割穩健性測試，在方案設計上更為嚴謹、也更具可靠性。同時，從這五大期刊穩健性檢驗時序占比情況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各類期刊穩健性分析的期刊絕對數量也出現了明顯的增長趨勢，因此也可以進一步說明國內經濟學研究在穩健性分析水平方面有了較為顯著的提升。

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是什么？這是我國經濟學界長期以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其中也有一些疑問和困惑。有相當一部分人認為，中國經濟學必須“與國際接軌”。在他們看來，只有靠西方經濟學才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當然，更多的學者主張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但其中也有人陷入了對馬克思主義錯誤的和教條式的理解中。

尋求這個問題的答案，關鍵是看什么樣的經濟理論能解決中國的經濟問題。同志曾指出：“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觀的實際的事物相聯系，如果沒有客觀存在的需要，如果不為人民群眾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東西，即使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也是不起作用的。”那么，究竟是什么理論解決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問題呢？是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改革開放26年來，指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舉世矚目成就的，不是西方經濟學，而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

縱觀歷史，直面現實，按照實踐第一的標準來衡量，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方向就是：“馬學”為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馬學”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學”就是中國化的發展著的馬克思主義，“西學”就是西方經濟學。

用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統領中國經濟學

近些年來，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在一些人眼里不時興、不管用了，也有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說只是一個學派。持這種觀點的人主要存在著兩種誤解：一種認為馬克思主義僅限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和語言；一種認為馬克思主義不能解決現代資本主義和當代中國的現實問題。這需要在理論上加以澄清。

馬克思主義是發展著的科學體系，是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馬克思、恩格斯是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他們的著作是奠基之作，有著極其重要的原創價值。但馬克思主義是不斷發展的，它還包括后來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一系列思想。馬克思主義并非僅限于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更不能說“句句是真理”，不能搞本本主義。隨著實踐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個別結論會改變，但它的精髓則是必須堅持的。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靈魂，就是堅持它的根本立場、基本觀點和科學方法。鄧小平同志指出：“實事求是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這是最高層次的概括，也適用于中國經濟學。當然，還包括辯證唯物論和唯物史觀等基本原理。

一、中國高校不可忽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立足于中國現實，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但是，這些成果至今還未被系統地引入中國高校的教學中，目前國高校經濟學院系開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又有中高級之分）、制度經濟學、甚至發展經濟學等等還都是舶來品，并且中國經濟學（本文所講的中國經濟學，主要指高校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課程）在高校教學中的地位還具有下降的趨勢，有些高校的經濟學院系甚至取消了這方面的教學。一些多年從事《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也紛紛改行，從事西方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已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經濟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國際接軌，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了。因此，作為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是無國界的，對中國也是通用的，沒有必要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在中國高校開設中國經濟學。筆者對此深為憂慮。我認為，適應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開放的需要，不僅要引來舶來品、加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而且也要堅持和加強中國經濟學的教學。

與自然科學不同，任何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學都是對特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經濟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并為特定的具體的社會經濟服務。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與歷史文化背景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并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服務的。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并且中國經濟將來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何種階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一樣。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對中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實踐進行研究和總結，尤其是要對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進行概括和總結，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以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不可否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不論從歷史發展的縱向看，還是從不同國家的橫向看，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規律。因此，西方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及其分析問題的方法，都可以為我所用。正因為如此，中國高校要開設西方經濟學。但西方經濟學要真正為我所用，必須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換句話說，外來理論只能當作肥料，中國經濟學惟有禮根于中國土壤，才能茁壯成長。因為如上所述，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經濟理論假定的前提嚴重錯位的，脫離文化、歷史、制度、國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論移接，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實際上，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同一階段的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經濟理論。從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主義、一直到當代的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種種理論，都是為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服務的。現實“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奇跡‘和問題已給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難解之''''謎’，對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呼喚”（注：谷書堂，劉占軍：《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學之重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于光遠、董輔réng＠①主編），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國經濟學必將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注：黃泰巖：《中國經濟學與經濟學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一談到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有人總是以傳統的經濟學嚴重脫離實際、學而無用、不成體系為由否定它，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20年來，由于實踐的推動，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和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的艱苦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在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和創新。現在我國高校編寫的中國經濟學教材，如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蔣學模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新成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系上，都有很大的創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只是這些教材還沒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為高校還沒有統一的這方面的教學要求和大綱）。當然，中國經濟學還面臨著較大的改革任務，尤其是要創建出科學的完善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取消這方面的教學，等到統一的完善的體系建立之后再開設這門課。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中國經濟學的指導，中國目前應用經濟學的改革和發展也急需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會問題的水平、鑒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養更需要中國經濟學。因此，在我國高校必須重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及其內容體系，以不斷加強中國經濟學的地位。

二、加強中國經濟學基礎學科地位之斷想

1.理順中國經濟學與其他相關課程的關系

一、中國高校不可忽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立足于中國現實，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但是，這些成果至今還未被系統地引入中國高校的教學中，目前國高校經濟學院系開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又有中高級之分）、制度經濟學、甚至發展經濟學等等還都是舶來品，并且中國經濟學（本文所講的中國經濟學，主要指高校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課程）在高校教學中的地位還具有下降的趨勢，有些高校的經濟學院系甚至取消了這方面的教學。一些多年從事《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也紛紛改行，從事西方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已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經濟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國際接軌，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了。因此，作為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是無國界的，對中國也是通用的，沒有必要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在中國高校開設中國經濟學。筆者對此深為憂慮。我認為，適應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開放的需要，不僅要引來舶來品、加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而且也要堅持和加強中國經濟學的教學。與自然科學不同，任何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學都是對特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經濟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并為特定的具體的社會經濟服務。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與歷史文化背景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并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服務的。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并且中國經濟將來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何種階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一樣。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對中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實踐進行研究和總結，尤其是要對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進行概括和總結，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以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不可否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不論從歷史發展的縱向看，還是從不同國家的橫向看，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規律。因此，西方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及其分析問題的方法，都可以為我所用。正因為如此，中國高校要開設西方經濟學。但西方經濟學要真正為我所用，必須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換句話說，外來理論只能當作肥料，中國經濟學惟有禮根于中國土壤，才能茁壯成長。因為如上所述，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經濟理論假定的前提嚴重錯位的，脫離文化、歷史、制度、國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論移接，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實際上，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同一階段的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經濟理論。從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主義、一直到當代的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種種理論，都是為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服務的。現實“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奇跡‘和問題已給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難解之謎’，對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呼喚”（注：谷書堂，劉占軍：《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學之重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于光遠、董輔réng＠①主編），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國經濟學必將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注：黃泰巖：《中國經濟學與經濟學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一談到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有人總是以傳統的經濟學嚴重脫離實際、學而無用、不成體系為由否定它，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20年來，由于實踐的推動，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和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的艱苦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在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和創新。現在我國高校編寫的中國經濟學教材，如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蔣學模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新成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系上，都有很大的創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只是這些教材還沒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為高校還沒有統一的這方面的教學要求和大綱）。當然，中國經濟學還面臨著較大的改革任務，尤其是要創建出科學的完善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取消這方面的教學，等到統一的完善的體系建立之后再開設這門課。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中國經濟學的指導，中國目前應用經濟學的改革和發展也急需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會問題的水平、鑒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養更需要中國經濟學。因此，在我國高校必須重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及其內容體系，以不斷加強中國經濟學的地位。二、加強中國經濟學基礎學科地位之斷想1.理順中國經濟學與其他相關課程的關系首先要理順中國經濟學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關系。在我國，長期以來一直把中國經濟學等同于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并受蘇聯教科書的影響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分為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部分。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及西方經濟學的引入等，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作為其他理論經濟學和應用經濟學的基礎地位在日益弱化，為加強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理論經濟學地位，有人一直在嘗試打通資本主義部分和社會主義部分，重構政治經濟學教學內容體系，使“兩張皮”能融合起來，但結果成效甚微，不僅很難實現兩者邏輯體系的一致性，而且又使《資本論》的邏輯體系支離破碎。我認為作為《資本論》壓縮本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同西方經濟學一樣本身就是一個獨立的體系，應獨立出來作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開設；以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為主要內容，重構中國經濟學內容體系。這樣，中國高校的理論經濟學主要可并列為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學等。這有利于加強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和理論經濟學的地位。在目前高校的教學實踐中，有些經濟學院系取消了中國經濟學或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的教學，用鄧小平理論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甚至用時髦的應用經濟學或管理學取而代之。我認為這是不妥的。鄧小平理論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在我國高校“兩課”教學中，必須開設鄧小平理論，但不能用鄧小平理論取代中國經濟學。鄧小平理論是涵蓋經濟、政治、科學、教育、文化、軍事、外交、統一戰線和黨的建設等多方面的科學體系，對多種學科和專業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它與中國經濟學是一般和個別的關系。即使是鄧小平經濟理論也只能是中國經濟學的基礎和重要組成部分，它不能等同或涵蓋中國經濟學的全部內容。中國經濟學應該以鄧小平理論為指導，對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實踐中不斷提出的新問題進行創新性研究，繼承和發展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也不能取代中國經濟學。從目前已經出版的一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教材看，都是以分析市場經濟運行為主的，而中國經濟學不僅要分析經濟運行，還要分析經濟制度、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等。并且中國經濟學作為理論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的分析，也不同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它們之間是一般和個別、抽象和具體的關系。其他應用經濟學更不能取代中國經濟學。中國經濟學作為一門理論經濟學，其主要功能并不是直接用來解釋具體經濟問題，而是為各種應用經濟學提供理論和方法論基礎。2.拓寬中國經濟學的對象有人針對傳統經濟學教學內容枯燥無味，嚴重脫離實際等狀況提出，要徹底改變中國經濟學研究生產關系的傳統觀念，要把生產力、人與物的關系作為中國經濟學的對象。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教學內容之所以出現枯燥無味、脫離實際等狀況，其深層原因并不是研究生產關系的問題，而恰恰是對生產關系研究不夠。這表現在：第一，馬克思認為，作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生產關系是具體的、歷史的，經濟學應當從現實的、實際的社會關系出發來研究社會經濟現實，包括自身的概念。而傳統的經濟學不是研究現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生產關系，而是脫離國情、教條主義地宣傳和論證馬克思所設想的建立在高度發達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優越性。第二，現實的社會生產關系是一個龐大的復雜的系統，從橫向看，它寓于經濟運行和經濟發展的過程中，體現于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各個環節和方面；從縱向看，它是多層次的，既包括由生產資料所有制決定的本質關系，又包括生產關系具體實現形式的經濟體制等。而傳統的經濟學只是孤立地抽象地強調生產關系的本質，忽視了對現實生動的生產關系及其具體形式和經濟運行的分析和研究。第三，傳統的經濟學脫離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的狀況孤立地研究生產關系，把“一大二公三純”作為衡量社會主義優越性的標準，從而導致在實踐中大搞所有制升級和窮過渡，使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我認為社會生產關系作為社會關系中最基本的關系和生產力發展的社會形式，必須有專門的學科來研究，尤其是在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更需要一門從總體上研究社會生產關系及其發展規律的科學，這個任務只能由中國經濟學來承擔。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證明，不研究和不了解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發展變化的規律，不按照客觀經濟規律辦事，就會犯“左”和右的錯誤，就不能保證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順利發展。當然，研究生產關系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并且生產關系與生產力密不可分，因此，中國經濟學也要研究生產力。

一、中國高校不可忽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立足于中國現實，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但是，這些成果至今還未被系統地引入中國高校的教學中，目前國高校經濟學院系開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又有中高級之分）、制度經濟學、甚至發展經濟學等等還都是舶來品，并且中國經濟學（本文所講的中國經濟學，主要指高校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課程）在高校教學中的地位還具有下降的趨勢，有些高校的經濟學院系甚至取消了這方面的教學。一些多年從事《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也紛紛改行，從事西方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已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經濟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國際接軌，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了。因此，作為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是無國界的，對中國也是通用的，沒有必要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在中國高校開設中國經濟學。筆者對此深為憂慮。我認為，適應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開放的需要，不僅要引來舶來品、加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而且也要堅持和加強中國經濟學的教學。

與自然科學不同，任何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學都是對特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經濟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并為特定的具體的社會經濟服務。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與歷史文化背景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并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服務的。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并且中國經濟將來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何種階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一樣。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對中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實踐進行研究和總結，尤其是要對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進行概括和總結，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以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不可否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不論從歷史發展的縱向看，還是從不同國家的橫向看，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規律。因此，西方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及其分析問題的方法，都可以為我所用。正因為如此，中國高校要開設西方經濟學。但西方經濟學要真正為我所用，必須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換句話說，外來理論只能當作肥料，中國經濟學惟有禮根于中國土壤，才能茁壯成長。因為如上所述，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經濟理論假定的前提嚴重錯位的，脫離文化、歷史、制度、國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論移接，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實際上，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同一階段的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經濟理論。從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主義、一直到當代的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種種理論，都是為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服務的。現實“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奇跡‘和問題已給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難解之''''謎’，對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呼喚”（注：谷書堂，劉占軍：《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學之重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于光遠、董輔réng＠①主編），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國經濟學必將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注：黃泰巖：《中國經濟學與經濟學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一談到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有人總是以傳統的經濟學嚴重脫離實際、學而無用、不成體系為由否定它，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20年來，由于實踐的推動，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和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的艱苦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在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和創新。現在我國高校編寫的中國經濟學教材，如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蔣學模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新成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系上，都有很大的創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只是這些教材還沒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為高校還沒有統一的這方面的教學要求和大綱）。當然，中國經濟學還面臨著較大的改革任務，尤其是要創建出科學的完善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取消這方面的教學，等到統一的完善的體系建立之后再開設這門課。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中國經濟學的指導，中國目前應用經濟學的改革和發展也急需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會問題的水平、鑒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養更需要中國經濟學。因此，在我國高校必須重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及其內容體系，以不斷加強中國經濟學的地位。

二、加強中國經濟學基礎學科地位之斷想

1.理順中國經濟學與其他相關課程的關系

一、中國高校不可忽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

不可否認，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學家立足于中國現實，并運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和西方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對中國經濟的許多領域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有價值的成果。但是，這些成果至今還未被系統地引入中國高校的教學中，目前國高校經濟學院系開設的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又有中高級之分）、制度經濟學、甚至發展經濟學等等還都是舶來品，并且中國經濟學（本文所講的中國經濟學，主要指高校開設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或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等課程）在高校教學中的地位還具有下降的趨勢，有些高校的經濟學院系甚至取消了這方面的教學。一些多年從事《資本論》和社會主義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教師也紛紛改行，從事西方經濟學或應用經濟學和管理學的教學與研究。甚至有人認為，中國已加入WTO，標志著中國經濟要真正走向世界，同國際接軌，社會主義經濟同資本主義經濟沒有什么本質區別了。因此，作為研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西方經濟學是無國界的，對中國也是通用的，沒有必要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和在中國高校開設中國經濟學。筆者對此深為憂慮。我認為，適應21世紀中國高等教育改革開放的需要，不僅要引來舶來品、加強西方經濟學的教學，而且也要堅持和加強中國經濟學的教學。

與自然科學不同，任何一種經濟理論或經濟學都是對特定的、具體的、歷史的社會經濟實踐活動的概括和總結，并為特定的具體的社會經濟服務。西方經濟學是在西方社會經濟制度與歷史文化背景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是對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并為資本主義經濟制度服務的。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國家不同的，并且中國經濟將來無論發展到何種程度、何種階段，都不可能同西方資本主義經濟完全一樣。這就決定了中國經濟學家必須對中國社會經濟活動的實踐進行研究和總結，尤其是要對中國現階段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進行概括和總結，創建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以指導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不可否認，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不論從歷史發展的縱向看，還是從不同國家的橫向看，都有其內在的聯系和共同的規律。因此，西方經濟學所揭示的資本主義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及其分析問題的方法，都可以為我所用。正因為如此，中國高校要開設西方經濟學。但西方經濟學要真正為我所用，必須結合我們的實際進行消化和吸收，融入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換句話說，外來理論只能當作肥料，中國經濟學惟有禮根于中國土壤，才能茁壯成長。因為如上所述，中國現實的經濟制度、基本國情、文化傳統等都是與西方經濟理論假定的前提嚴重錯位的，脫離文化、歷史、制度、國民心理等背景的理論移接，必然會出現“水土不服”。實際上，即使是資本主義社會，在其發展的不同階段及其同一階段的不同國家，也有不同的經濟理論。從斯密的《國富論》、凱恩斯主義、一直到當代的薩繆爾森、斯蒂格利茨等種種理論，都是為不同階段的資本主義服務的。現實“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中出現的一系列''''奇跡‘和問題已給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分析提出了一系列難解之''''謎’，對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提出了新的呼喚”（注：谷書堂，劉占軍：《面向21世紀的中國經濟學之重建》，《中國經濟學向何處去》（于光遠、董輔réng＠①主編），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提供了絕好的歷史機遇和肥沃的土壤”，“中國經濟學必將成為現代經濟學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注：黃泰巖：《中國經濟學與經濟學中國化》，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

一談到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有人總是以傳統的經濟學嚴重脫離實際、學而無用、不成體系為由否定它，這也是不符合實際的。20年來，由于實踐的推動，鄧小平理論的指導和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的艱苦探索，中國經濟學的內容和體系在不斷地改革和完善，尤其是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和創新。現在我國高校編寫的中國經濟學教材，如谷書堂主編的《社會主義經濟學通論》、蔣學模主編的《高級政治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編寫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系列教材》等等，都吸收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理論研究的新成果，無論在內容上還是體系上，都有很大的創新，已根本不同于前蘇聯政治經濟學社會主義部分教科書（只是這些教材還沒有被高校普遍采用，因為高校還沒有統一的這方面的教學要求和大綱）。當然，中國經濟學還面臨著較大的改革任務，尤其是要創建出科學的完善的中國經濟學理論體系，決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我們決不能因此而取消這方面的教學，等到統一的完善的體系建立之后再開設這門課。中國目前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的實踐一時一刻也離不開中國經濟學的指導，中國目前應用經濟學的改革和發展也急需中國理論經濟學的指導，學生綜合素質和創新能力及分析和研究社會問題的水平、鑒別是非曲直的能力等方面的培養更需要中國經濟學。因此，在我國高校必須重視中國經濟學的學科建設與發展，始終堅持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并在教學實踐中不斷吸收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改進和完善中國經濟學的教學及其內容體系，以不斷加強中國經濟學的地位。

二、加強中國經濟學基礎學科地位之斷想

1.理順中國經濟學與其他相關課程的關系

論文關鍵詞：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經濟學；經濟學創新

論文摘要：本文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為基礎，探索在這一基礎上的中國經濟學創新問題。通過分析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成功背后蘊藏的巨大經濟學資源，發現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確是經濟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而且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中確實具有發展經濟學需要的豐富材料，同時也看到了這種經濟學創新具有突出的世界性意義。

一、引言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當屬經濟學最為突出。同時，經濟學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受到的考驗也最為巨大。對經濟學來說，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徹底地改變了傳統經濟學的一些基本認識，使經濟學體系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形勢。原有的政治經濟學需要發展，西方經濟學被不斷地引進，因此，中國成為經濟學競爭的一個舞臺。面對這樣的情形，在經濟學界形成了三種觀點：一是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使之繼續保持在中國經濟學領域的主導地位。對此，許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不遺余力地努力探索，如劉國光教授對中國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的關注，不僅表現出他對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擔憂，而且也包含了強烈堅持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期盼［1］。二是大量引進西方經濟學，按照與國際接軌的思路，把它作為中國經濟學的新主流。例如有的學者提出，西方經濟學或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具有非常的普遍性、高度的規范性和邏輯的一致性，因此，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是無地域和國家界限的，并不存在獨立于他國的經濟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現代經濟學的某些基本原理、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可以用來研究任何經濟環境和經濟制度安排下的各種經濟問題，研究特定地區在特定時間內的經濟行為和現象［2］。三是創建一種屬于中國自己的新的經濟學。例如有的學者傾向于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學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在中國的發展，著重解決的是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基本問題［3］。這三種觀點分別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發展的一個方向。但是，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還沒有實現統一或普遍認同的跡象。因此，探索中國經濟學發展依然是任重而道遠。筆者認為，不管中國經濟學取向怎樣的前途，有一點是十分關鍵的，就是中國經濟學的發展決不能離開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這一最大的實踐，而且隨著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越來越走向成熟，其豐富的經驗會成為中國經濟學發展的本土資源。

二、經濟體制改革為經濟學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機遇

經濟學的發展經歷證明了一個道理，即無論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形成，還是一種經濟學理論的流行，都有著深刻而廣泛的現實背景。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努力想擺脫封建制度的羈絆，并且為自己的發財致富尋求合理性的背景下產生的。而之后的不斷發展又都是建立在一些重大的經濟發展背景下的。被馬克思稱為庸俗經濟學的新古典經濟學是在資產階級取得了政治、經濟統治后，需要說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合理性和永恒性的背景下形成并發展的。在西方經濟學發展中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離開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經濟大蕭條背景也難成氣候。后來，在20世紀70年代重新活躍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則得益于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而使得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陷入困境的背景。西方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具有的這一規律，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史上也同樣能夠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