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國家金融體系可分為兩塊：一是大陸系國家，如德國、法國等，20世紀至今一直實行混業經營；另一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包括英國、加拿大等，經歷了混業—分業—混業的轉變。中國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轉變與美國有著相似的經歷。在1992年以前，我國實行的是混業經營體系。1992年前后，由于出現了房地產熱和證券投資熱，大量銀行資金通過同業拆借等方式紛紛涌入熱門行業，加大了泡沫的吹發程度。因此從1993年起，國務院明確了我國金融業實行分業經營的基本思路和框架。1995年以后陸續頒布的《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保險法》等法規，為我國實行分業經營的金融體系提供了基本的法律依據和準則。金融業分業經營由此確立，并一直延續到今天。但從未來發展趨勢看，混業經營將是大勢所趨。

關鍵詞：混業經營分業經營金融監管

一、美國金融業經營模式的轉變歷程

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美國的金融服務也是通過“全能銀行”即混業經營來提供的。1929——1933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了一場空前的經濟危機，期間美國共有11000多家金融機構宣布破產，信用體系遭到毀滅性的破壞[1]。當時，人們普遍認為，銀行、證券的“混業經營”是引發經濟危機的主要原因。為了防止危機的進一步發展對金融體系造成更大范圍的破壞，美國國會于1933年通過了《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將商業銀行業務與投資銀行業務嚴格分離。規定任何以吸收存款業務為主要資金來源的商業銀行，不得同時經營證券投資等長期性資產業務；任何經營證券業務的銀行即投資銀行，不得經營吸收存款等商業銀行業務。商業銀行不準經營證券發行、包銷、零售、經紀等業務，不得設立從事證券業務的分支機構。這一規定迫使絕大多數商業銀行退出了股市。接著，美國政府又先后頒布了《1934年證券交易法》、《投資公司法》以及《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進一步加強了對銀行業和證券業“分業經營”的管制。從20世紀3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是美國金融業實行嚴格的分業經營階段。

20世紀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期，是美國金融業的逐步融合階段。大型金融機構在推動混業經營上積極性最高，它們推崇“金融超級市場”、“金融百貨公司”，認為這種超級復合體既能分散風險，又能增強金融競爭實力，提高市場效率，同時也能給消費者帶來實惠。金融專家則認為技術革命和金融市場全球一體化促進和推動了這種金融混業趨勢。至于金融監管當局迫于國際競爭壓力，也不斷改變對金融管制的態度，或明或暗來鼓勵金融機構的多元化經營，在嚴格限制商業銀行業務和投資銀行業務的同時，已開始允許商業銀行可以對美國政府及其他聯邦政府機構發行的債券進行投資或買賣，也可以動用一定比例的自有資金進行股票、證券的投資和買賣，還可以為客戶的證券投資進行活動。美國政府在1980年和1982年先后通過了《取消存款機構管制和貨幣控制法案》和《高恩——圣杰曼存款機構法案》等有關法律，放開了存款貨幣銀行的利率上限，從法律上允許銀行業和證券業的適當融合。因此，從實際情況來看，在當時的美國，金融混業經營取向已得到普遍的認同。

經過“80年代金融改革”，美國金融業“分業經營”的經濟基礎逐步消失，“分業經營”的制度也已經不斷被現實所突破從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開始，美國金融業開始進入完全意義上的“混業經營”時期。1999年底，美國國會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至此，在西方世界，由美國創立、而后被許多國家認可并效仿的金融分業經營、分業監管的時代宣告終結，而混業經營則成為共識。

摘要：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的反洗錢實踐已經證明，現代金融體系已成為洗錢的主要渠道。就我國金融業而言，建立反洗錢控制制度體系有重要的現實意義。本文在對我國金融業反洗錢進行現狀分析的基礎上，指出了反洗錢制度措施中存在的不足和薄弱環節，并提出了我國金融業反洗錢的框架制度和應采取的措施。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及國際范圍內的洗錢活動日趨猖獗，可以說，洗錢犯罪已成為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共同面臨的一大公害。因此，世界各個國家和地區都對洗錢犯罪予以高度重視，紛紛通過立法等各種措施對其加以控制和打擊。

世界各國和國際社會的反洗錢實踐已經證明，現代金融體系已成為洗錢的主要渠道，洗錢者主要通過金融系統進行洗錢活動，特別是隨著金融全球化、網絡化、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洗錢者將會更多地利用金融系統進行洗錢活動。因此，防止洗錢者利用金融系統洗錢就成為建立和完善控制一國乃至跨國洗錢的法律制度體系的重要任務和內容。同時，我國已正式加入WTO，金融業的對外開放步伐將會大大加快，其融入全球金融體系、走向國際化的步伐也將大大加快。但是，我國金融體制改革滯后，適應現代市場經濟要求、與國際慣例接軌的現代金融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現行的金融體系還存在很多缺陷和不足，又加上金融法制不健全，金融業有效的反洗錢控制制度體系還沒有建立起來。這樣，國內外犯罪分子就有可能更多地利用我國的金融系統來進行洗錢活動，從而不僅會對我國還不發達的金融體系造成巨大的破壞，影響金融業的健康發展，而且還會對我國整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產生嚴重的破壞作用。因此，我國金融業如何借鑒國外發達國家和整個國際金融業反洗錢控制制度成功的經驗做法，盡快與國際慣例接軌，建立自己有效的反洗錢控制制度體系，明確規定金融系統在控制洗錢方面的責任和義務，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密切與各國金融機構在反洗錢方面的合作，充分發揮金融系統在反洗錢中的預防和控制作用，就成為我國金融業面臨的一項重大課題。

一、我國金融業反洗錢的現狀分析

(一)洗錢的概念與特征

1．洗錢的概念。

一、對并購浪潮的重新審視

近幾年來,在全球范圍內掀起了一場規模宏大的并購浪潮,筆者認為,世紀之交的這場并購浪潮不僅是銀行為了適應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要求,提高競爭力和盈利水平的一種戰術安排,更是為了在下世紀搶占國際金融市場而作出的一種戰略安排。

首先,這場并購是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發生的。目前,世界經濟的全球化和一體化發展迅速,各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依賴度明顯升高,國際市場的相互開放程度也大大提高。全球90%的金融業市場將獲得開放,其中包括20萬億美元的銀行資本,20萬億美元的銀行存款,2萬億美元的保險金,10萬億美元的股票市場資本,10萬億美元的上市債券。全球經濟和金融一體化,一方面使國際銀行業面臨更廣闊的市場空間,使他們更有必要和可能擴大業務范圍,實現規模經濟;另一方面也使其面臨全球范圍內的激烈競爭,原有的市場份額及壟斷格局將不可避免地受到挑戰和重組。這種外在環境的變化使銀行的并購不僅是為了追求規模經濟和盈利水平,更是為了重組全球范圍內的產業分工體系。銀行通過并購原有的競爭對手,強強聯合,利用各自的比較優勢,實現業務和服務的擴張,取得產業壟斷地位和領導地位。

其次,這場并購與以往不同,具有新的特點:第一,在這次并購高潮中,強強聯合,超大規模巨型銀行間的并購現象普遍,交易額十分巨大,經濟影響和發展勢頭遠超過以往任何時期。以美國為例,美國1998年4月一周內發生的三起巨型并購行動,影響空前。第二,這場并購涉及的領域非常廣泛,行業內(指金融業內部的商業銀行、證券業務、保險業務等)并購和行業間并購同時發展。而且,許多國家為了加速調整步伐,對原有法律作出修正,當有些并購活動與法律相抵觸時,會迫使當局作出某些讓步。第三,這場并購浪潮充分體現了銀行業全球化、國際化、無國界化發展的趨勢。

最后,通過對國際銀行業并購的分析,可以把這次并購大致分為兩種類型:一是進攻型戰略并購,二是防御型戰略并購。進攻型戰略并購主要是指那些經營狀況較好,競爭力較強的國際大銀行充分利用當前有利的國際環境,通過并購組建世界性超大銀行,以達到其發動全球領域的“搶灘”行動,維護其世界銀行業中的領導地位或競爭優勢的目的。這類銀行主要以美國和歐洲銀行為主。防御型戰略并購則是指那些經營業績較差,不良債權較多,潛在金融風險較為嚴重的大型銀行,通過并購來化解不良債權,調整內部結構,增強抵御風險能力,從而達到維持生存和發展目的的一種戰略性行為。這主要以日韓銀行業并購為主。

二、戰略性并購對中國金融業的新挑戰

歐洲貨幣聯盟的建立是迄今為止區域貨幣合作中最令人矚目的成果,是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然產物,特別是歐元的實施為區域經濟的發展和貨幣合作提供了典范。我國作為一個經濟大國已經走向世界,與歐洲經濟、金融合作日益密切,歐元的實施必將給我國金融業帶來一定的挑戰。

一、歐元實施對我國金融業的影響

歐元的實施在使歐洲金融市場擴張與發展,對全球金融業產生較大影響的同時,也使我國的金融業面臨著新的國際環境的考驗和新的競爭壓力,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將直接導致新型歐洲金融機構的產生,為了效益和競爭,德國的全能型銀行制度將流行于歐洲市場,能夠全面提供銀行、保險、證券服務的金融機構將大大增強歐盟成員國金融業的國際競爭力。而歐洲又是我國金融跨國經營的中心區域,這對我國稚幼的金融業的沖擊將在三層次展開:在歐盟內的經營,金融競爭日趨激烈;在歐盟外部,例如在東南亞、北美、東歐或中東,歐盟金融機構都將增強業務開拓的力度;在我國國內,必然進一步要求開放金融市場,外資金融機構將作為一個集合體,對我國金融業提出更大的挑戰。二是影響我國銀行業現有歐幣的資產和負債業務,外匯業務面臨著調整,銀行的貨幣兌換收益受到影響,各商業銀行不能再簡單地依賴貨幣兌換來賺取可觀的中間收入。三是使我國銀行業額外增加一筆技術、設施更換費用,原有的歐幣業務要轉換為以歐元計價的對應業務。因此我國銀行業必須支付因電腦程序、收付清算、會計系統的修改,統計、稅務等方面的變更以及員工培訓費用等。

二、我國金融業的應對策略

(一)增強我國銀行業國際競爭力。

1目前針對全能型銀行制度給我國金融業帶來的挑戰,我國應根據國家經濟、金融的發展情況,在條件成熟時,放松或解除銀行、保險和證券的分業經營限制。當前,出于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等方面因素的考慮,我國嚴格實行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的分業經營,并且通過設立相應的監管機構和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對上述行業實行分業管理。但隨著我國金融市場的不斷發展,以及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程度和金融預警、監管水平的日益提高,擴大銀行的業務范圍,適當放松或解除銀行兼營證券、保險業務的限制,逐步實現銀行的全能化、綜合化經營是適應國際銀行業競爭的需要。

【摘要】改革開放20多年來，我國的金融創新人才隊伍不斷壯大，競爭力不斷增強。但加入WTO以后，金融創新人才將面臨的機遇與挑戰越來越嚴峻。因此，必須加快金融創新人才開發與管理機制的創新，培養和吸引大批的金融創新人才投身于我國的金融業的發展，為此，要采取一些切實可行的措施與對策。

【關鍵詞】金融創新人才培養

改革開放近30年來，中國金融教育完成了對“懂專業，會操作”的金融人才的培養。由于這一時期的中國金融業才開始市場化、國際化的起步，處于一定程度的壟斷經營、粗放經營和封閉運行狀態，因此整個金融業的市場競爭意識和競爭能力不強，人才的培養被定位于較低層次的操作型人才，具有較強的內向型和粗放型的特征，這是中國金融業人才資源的基本狀況。加入WTO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新起點，是中國進一步融入國際經濟進程的重大契機，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已經感受到這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脫胎于計劃經濟體制的中國金融業要在國際通行的游戲規則下，直接與國外金融機構進行市場化、國際化競爭。在這種背景下，首要的問題不再是國外金融結構如何適應中國國情，更不是中國政府如何為本國金融業提供保護，而是中國金融業如何以積極的態度適應國際競爭規則。

如何才能在這樣的國際競爭環境中立于不敗之地，保持中國金融業平穩健康地發展，是當前金融業面臨的、關系國家經濟興衰成敗的全局性戰略問題。金融業的競爭實質上是金融創新人才的競爭，這類金融創新人才不能簡單靠國外人才的回歸和引進，必須立足于本土人才的大量培養，這樣才能使我們的金融體系有著深厚的人才基礎。新的時代在呼喚一大批金融創新人才的成長。

所謂金融創新人才，是指在金融業中具有深厚的金融理論功底、較強的金融創新能力和水平，在組織、經營、管理和科研等各項活動中，用自己的聰明才智，為金融改革、建設與發展做出突出貢獻的人。其主要特點：一是優異超群性。通常情況下金融創新人才的德才素質在整體上優于其他人員，這就決定了金融創新人才不僅要具有超越常人的潛力，而且還要具備將這種發展潛力轉化為巨大動能的能力；二是開創創新性。金融創新人才必須具有創新思維，在開展工作中，能以創新、多樣的手段實現金融目的，拿出切實可行的辦法和措施克服現有條件的局限和制約。金融創新人才多數是高學歷的，但并非金融類高學歷的都是金融創新人才。我們指的是有真才實學，掌握著先進專業技術的人才。

一、金融創新人才開發與管理機制的創新

摘要：金融業高質量發展對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有重要意義，新時代華僑華人作為中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力量，對金融業創新發展、金融業結構發展、金融業市場發展、金融業文化發展有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中國開放的金融市場也為華僑華人提供了重大機遇。但是，當前華僑華人與中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仍存在相關監管防控機制不完善、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華僑華人的流動、嚴峻的國際形勢帶來的挑戰、金融業人才隊伍體系建設不完善等問題。為促進新時代華僑華人與中國金融業的進一步融合，延續高質量發展，我們提出規范行業秩序來引導華人華僑投身于中國金融業建設、建成紐帶關系來構建中國金融業高質量發展新藍圖、完善人才體系助力行業高質量發展、通過促進經濟增長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建議。

關鍵詞：新時代；華僑華人；金融業；高質量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經過長期努力，中國經濟高速發展，國內生產總值已經位列世界第二。黨的報告指出：“中國的經濟發展已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目前正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關鍵時期[1]。”而作為改革開放中金融業高質量發展中不可或缺的力量———華僑華人，始終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新時代華僑華人的分布更加廣泛，不僅僅局限于東南亞，已經逐漸擴散到全球各地，在絕大多數國家都可以看到華僑華人活躍的身影。1980年以前，北美的華僑華人占世界華僑華人總數的比例為4%，而到了2007年，占比增長至近12%；同樣，1980年代以前，歐洲華僑華人占華僑華人總數的比例不足1%，在2007年，這個占比增至近5%。[2]張清正（2013）提出[3]經濟發展的內在變化因素和核心是金融。在此基礎上出現的一個新名詞———金融業聚集引發關注。耿青濤（2018）對此解釋為[4]在經濟與金融發展的基礎之上產生的經濟組織形式。它將帶動新時代中國金融業發展，促進經濟增長。新時代，隨著科技而生的互聯網金融日漸走進大眾視野，田根源（2019）[5]對互聯網金融的研究表明，互聯網與金融業相結合對促進我國銀行業的發展有極大幫助，與此同時兩者的融合也增強了新興產業在金融業的應用。當今世界各方聯系持續深入，華僑華人成為了中國對接國際社會的一大橋梁，中國的金融業發展勢頭迅猛，創新性極強，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華僑華人對世界投資的比重也在不斷增大，中國金融業的發展迎來了新的機遇。

一、新時代華僑華人和金融行業高質量發展現狀

1.華僑華人與金融業創新發展。隨著互聯網的不斷普及，金融業的發展也跟隨時代不斷變化，在技術上加大了大數據方面的運用，從而形成了“互聯網金融”，在現實生活中也被稱作“電子金融”或“數字金融”。其指的是基于金融電子化建設，將金融活動在互聯網上實現，包括網絡金融機構、網絡金融產品、網絡金融市場、網絡金融監管等。[6]近幾十年，互聯網產業高速發展，實現了線下和線上的深度融合，極大提高了貨幣交換的速率。以互聯網金融為基礎的企業在這種大趨勢的推動之下如雨后春筍般不斷涌現，促進了我國經濟的發展。而對于華僑華人來說，基于互聯網技術的創新模式的推出，使他們在金融行業的投資更為方便，高新技術的使用和商業模式的創新賦予了金融業發展新的活力。2.華僑華人與金融業結構發展。為順應時代潮流，促進金融業發展，中國的金融業也在不斷進行結構改革。我國形成了多元銀行與金融機構并存的金融體系，按照主體不同，又分為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與市場主導型金融結構。[7]伴隨著科技的發展與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在以銀行業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出現了互聯網金融和數字金融。把銀行業作為發展的主力軍，推進銀行業發展，鞏固了中國金融業的結構。華僑華人在所住國除了有一定經濟實力外，其所具備的創新能力不容忽視，加上他們作為一個龐大的高層次人才團體，其資金的注入對中國金融業結構的優化有極大的作用，對二者來說這都是一個互助的過程。3.華僑華人與金融業市場發展。中國處于金融學發展的新時期，市場經濟有十分巨大的潛力。發達的金融市場可以有效的分散風險、降低融資成本，有助于處于發展初期的新產業實現超比增長，進而轉化為主導產業。市場主導型金融體系具備更高的風險容忍度，更適合高研發投入、高技術創新的經濟體[8]。在當今貿易順差逐漸減小的情況下，中國對外引進資金的力度越來越大。華僑華人在海外定居積累下的不僅僅是財力，還有對市場潛力、投資、未來經濟發展等敏銳的觀察力。現今中國市場體系結構較為完善，市場開放程度也較高，在各種制度法律的維護下，華僑華人也更愿意投入中國市場。4.華僑華人與金融業文化發展。很多伴隨著地域、歷史、風俗等衍生的產品會帶上各自不同文化的記號。在日常生活中，各種生活必須品如食品、藥品等常常含有文化元素。賦予商品鮮明的異國地域文化會引起消費者對產品的好奇，這不僅提升了商品的價值，而且也承載了傳播文化的意義。華僑華人在這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他們了解并接受了當地文化，在海外的發展中融入了當地的文化。我國的金融市場，有了華僑華人的加入，既能豐富商業文化，又能增加消費者的選擇，滿足了消費者的需求。更重要的是，這不僅提高了企業競爭和創新能力，有利于中國本土企業吸取經驗，對企業打造自身品牌文化也有極大的幫助，讓中國企業走進世界市場有了經驗可循。

二、新時代華僑華人與中國金融業的互動關系

尊敬的CharlesDallara會長，各位來賓，女士們、先生們：

早上好！

很高興能夠參加今天的國際金融協會市場最佳做法最終報告國際研討會。由375家國際著名的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和資產管理公司組成的國際金融協會是較早致力于幫助金融行業加強風險管理和實施市場最佳做法的國際組織。今天我們很榮幸地邀請到國際金融協會各位專家及各位業內精英齊聚一堂，就中國金融業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持健康發展進行深入探討。在當前愈演愈烈的美國次貸危機以及由此引發的全球金融市場動蕩之際，這次富有積極意義的研討會，無疑會對我們的工作帶來極大的幫助。

中國金融業作為國際金融業的一部份，在世界金融危機加劇蔓延的情況下，能夠保持平穩健康發展是對全球金融業最大的貢獻。中國金融業經過30年的改革，金融機構實力普遍增強，盈利能力和抗風險能力明顯提高，市場流動性總體上比較充裕，金融體系也是穩健和安全的，能夠有效抵御外部沖擊。至今，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可控的。

中國銀行業近年來在風險管理方面進步很大，成效也很顯著。比如，一些銀行在管理內容上強調全面化，由傳統上重視信用風險管理推廣到全面風險管理；在管理流程上強調垂直化，開始以構建流程銀行為目標加強條線管理；在管理方式上強調集中化，通過加快管理信息系統建設和改造業務流程，使經營決策更加科學；在管理手段上強調綜合化，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的方式識別、衡量和控制風險。

雖然此次危機對中國金融業的直接沖擊是有限的，但在全球化的金融市場環境下，危機一旦發生，任何國家都無法獨善其身。中國金融界除了積極地參與到這場危機應對中去，同全球力量一起，成為市場信心的重塑者；我們還應該與國際金融界一起，共同研究市場運行行為準則及最佳做法。加強對金融創新過程中風險識別和防范的研究。風險控制與金融創新永遠在博弈過程中，要實現有效平衡與和諧，既不能抑制創新，又必須能控制風險，只有這樣才能在金融市場上達到最優。

摘要：本文重點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轉型的路徑，在“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下，并根據中國金融的發展歷程，將金融轉型的路徑劃分為：初級發展階段（起步期、發展期和調整期）、進化發展階段（危機期、后危機期和完善期）和高級發展階段（參與期、共同期和直接期）。

關鍵詞：中國金融國際金融轉型路徑

中國金融改革經歷了三十多年的歷程，這一歷程伴隨著金融轉型的過程。從長期來看，全球經濟面臨再平衡的問題，而中國經濟則面臨著結構調整的艱巨任務，這些變化已經并正在對中國金融業產生深刻影響。同時，從金融領域來看，全球銀行業發生著深刻變化，監管機構也推出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為此，中國金融業不僅要關注宏觀經濟的新形勢，而且還要適應中國經濟結構調整、銀行業監管變革和金融市場的變化，進行相應的創新和整合。中國必須抓住全球金融轉型的機遇，直面自身一系列瓶頸性難題，堅決踏上金融轉型之路，以期長遠健康可持續發展。本文將重點研究從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金融轉型的路徑，在“中國特色的發展經濟學”的視角下，并根據中國金融的發展歷程，將金融轉型的路徑劃分為：初級發展階段（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進化發展階段（危機期→后危機期→完善期）→高級發展階段（參與期→共同期→直接期）。

一、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

中國金融轉型初級發展階段（從1978年至2007年）：這一階段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體系擴張運行的時期。一方面中國的國民經濟取得了輝煌的成就，30年間經濟實現世界少有的年均9.8%的增長速度。另一方面又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問題，粗放的經濟增長方式導致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經濟增長依靠物質資源的投入來支撐，過度依賴出口拉動經濟，社會保障不健全，城鄉兩元結構的矛盾加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資源利用缺乏可持續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不足等。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是經濟的快速增長使經濟總量呈現加速擴張態勢，但充分凸顯了“三大”：經濟規模大，成本壓力大，產能過大；三低：低端，低價，低利潤。

從金融領域來看，這一階段金融轉型取得了輝煌成就，也充滿了曲折與爭議。總體而言，中國金融業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金融業已上升為國民經濟的核心產業，并有力地支持了國民經濟其他部門的改革，適應了經濟高速發展對金融服務的需要。從金融轉型的路徑來看，這一階段大體上可以分為三個步驟：起步期→發展期→調整期。

【摘要】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將承擔逐步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義務，各產業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將會面臨一次新的提升。而目前，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程度還比較緩慢，給與金融業的保護相對較多。但是，在整個國際金融的趨勢下，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種緊密直接促進了貨幣、外匯和資本市場的全球一體化，也推動了各國的金融中介機構和監管體系的一體化。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金融全球化顯示了其貨幣經濟的獨特作用，并且這種經濟形式將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反作用。我國金融業在國際競爭中，存在優勢，也有劣勢，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更是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本文將著重探討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利與弊，深化認識，增進改革。

【關鍵詞】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利弊WTO

1997年12月13日金融服務貿易協議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金融服務貿易協議要求各參加方對外開放銀行、證券、保險和金融信息市場。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了《中美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這一協議的簽署將加快我國加入WTO的進程，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最終將適用于我國。

以中國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契機，我國打響了全面跨入市場經濟體系的攻堅戰。加快融入國際市場化經濟體系而不是閉關自守，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如今，作為包括WTO在內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成員國，在享受權力、為自身發展贏得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同時，我國也積極信守承諾，履行自己應當承擔的義務與責任。而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外開放更是首當其沖。

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遵循的是循序漸進、謹慎管理的原則，在取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大開放的地域，增加引進的機構和數量。[1]1997年初，中國人民銀行首次批準9家外資銀行在上海浦東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到2000年3月，在我國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已選32家，其中上海24家，深圳8家。保險市場的開放始于1992年上海引進外資保險公司的試點，截至刊1999年底，已有25家外資保險機構獲準在中國營業。來自17個國家的外資保險公司代表處2l2家。不久前，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又批準了4家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設立舟公司或臺資壽險公司。證券市場的開放程度較低。外國證券公司可以在中國設立代表處，若干外資金融機構獲得了上海和深圳證券所定數量的B股席位，可直接參與B股交易，國外金融機構還參與了我國政府債券和部分企業的H股，N股的上市發行工作。

一、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有利方面

【摘要】在我國加入世貿組織之后，我國將承擔逐步對外開放金融市場的義務，各產業市場對外開放的程度將會面臨一次新的提升。而目前，我國金融業的對外開放程度還比較緩慢，給與金融業的保護相對較多。但是，在整個國際金融的趨勢下，全球金融市場的聯系越來越緊密，這種緊密直接促進了貨幣、外匯和資本市場的全球一體化，也推動了各國的金融中介機構和監管體系的一體化。作為經濟全球化的核心，金融全球化顯示了其貨幣經濟的獨特作用，并且這種經濟形式將對實體經濟產生強烈的反作用。我國金融業在國際競爭中，存在優勢，也有劣勢，金融市場對外開放更是對我國金融業的發展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因此，本文將著重探討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利與弊，深化認識，增進改革。

【關鍵詞】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利弊WTO

1997年12月13日金融服務貿易協議于1999年3月1日起生效，金融服務貿易協議要求各參加方對外開放銀行、證券、保險和金融信息市場。1999年11月15日，中美雙方簽署了《中美關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雙邊協議》。這一協議的簽署將加快我國加入WTO的進程，全球金融服務貿易協議最終將適用于我國。

以中國十六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為契機，我國打響了全面跨入市場經濟體系的攻堅戰。加快融入國際市場化經濟體系而不是閉關自守，已經成為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如今，作為包括WTO在內三大國際經濟組織的重要成員國，在享受權力、為自身發展贏得有利的國際經濟環境的同時，我國也積極信守承諾，履行自己應當承擔的義務與責任。而作為現代經濟的核心，金融對外開放更是首當其沖。

中國金融市場的對外開放，遵循的是循序漸進、謹慎管理的原則，在取得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擴大開放的地域，增加引進的機構和數量。[1]1997年初，中國人民銀行首次批準9家外資銀行在上海浦東試點經營人民幣業務。到2000年3月，在我國獲準經營人民幣業務的外資銀行已選32家，其中上海24家，深圳8家。保險市場的開放始于1992年上海引進外資保險公司的試點，截至刊1999年底，已有25家外資保險機構獲準在中國營業。來自17個國家的外資保險公司代表處2l2家。不久前，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又批準了4家外資保險公司在華設立舟公司或臺資壽險公司。證券市場的開放程度較低。外國證券公司可以在中國設立代表處，若干外資金融機構獲得了上海和深圳證券所定數量的B股席位，可直接參與B股交易，國外金融機構還參與了我國政府債券和部分企業的H股，N股的上市發行工作。

一、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有利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