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征收鑄幣稅，應對內需不足

我國在經歷了1993－1994年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后，經濟開始逐漸降溫，到1996年通貨膨脹率下降到10％，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但不久就陷入了供過于求、通貨緊縮的怪圈。從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幾個月中出現了物價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時間始終處于通貨緊縮的陰影之中而難以擺脫。從1998年開始，中央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內需仍然不足，低物價、低就業和經濟的低效率始終困擾著我國的經濟。

從國民收入流程圖中可以看到，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漏出與注入。注入是使經濟擴張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總需求增加，并使國民收入擴張，經濟得以增長；漏出是使經濟收縮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趨于減少。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即使在我國的每一個財政結算年度都能使漏出與注人相等，按照宏觀經濟理論，也只能使一國經濟不出現經濟衰退，而不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推動力。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快地增長，必須進行強大的資金注入。只有當注入大于漏出時，經濟才會產生大于零的增長。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總需求＞總供給（1）

總需求＝C＋Ip＋G＋Ig＋（X－M）（2）

總供給＝YD＋T（3）

[摘要]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內需仍然不足，低物價、低就業和經濟的低效率始終困擾著我國的經濟。征收鑄幣稅，可進一步擴大內需，推動經濟的良性循環。

[關鍵詞]通貨緊縮；擴大內需；貨幣擴張；鑄幣稅

一、征收鑄幣稅，應對內需不足

我國在經歷了1993－1994年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后，經濟開始逐漸降溫，到1996年通貨膨脹率下降到10％，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但不久就陷入了供過于求、通貨緊縮的怪圈。從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幾個月中出現了物價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時間始終處于通貨緊縮的陰影之中而難以擺脫。從1998年開始，中央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內需仍然不足，低物價、低就業和經濟的低效率始終困擾著我國的經濟。

從國民收入流程圖中可以看到，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漏出與注入。注入是使經濟擴張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總需求增加，并使國民收入擴張，經濟得以增長；漏出是使經濟收縮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趨于減少。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即使在我國的每一個財政結算年度都能使漏出與注人相等，按照宏觀經濟理論，也只能使一國經濟不出現經濟衰退，而不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推動力。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快地增長，必須進行強大的資金注入。只有當注入大于漏出時，經濟才會產生大于零的增長。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總需求＞總供給（1）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征收鑄幣稅，應對內需不足；貨幣供給與鑄幣稅；我國征收鑄幣稅的基本思路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陷入了供過于求、通貨緊縮的怪圈、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漏出與注入、我國國際收支狀況表現良好，每年均為順差、印制貨幣所需花費的成本極低、國際和國內利率的下降使貨幣的周轉速度不斷下降、買力平價理論導出國內價格也將會上升、國內商品供給過剩且存在失業時，政府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征收鑄幣稅的可能性、征收鑄幣稅的政策選擇、征收鑄幣稅作為我國穩健貨幣政策的一種工具、征收鑄幣稅的必要性、征收鑄幣稅的主要思想障礙等，具體請詳見。

一、征收鑄幣稅，應對內需不足

我國在經歷了1993－1994年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之后，經濟開始逐漸降溫，1996年通貨膨脹率下降到10％，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但不久就陷入了供過于求、通貨緊縮的怪圈。從1997年10月至今，除在2000年的幾個月中出現了物價持平或略有上升外，其他時間始終處于通貨緊縮的陰影之中而難以擺脫。從1998年開始，中央采取了積極的財政政策，通過增加公共投資刺激經濟增長，但是宏觀經濟政策的實際執行效果并不理想，內需仍然不足，低物價、低就業和經濟的低效率始終困擾著我國的經濟。

從國民收入流程圖中可以看到，在國民經濟中存在著漏出與注入。注入是使經濟擴張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總需求增加，并使國民收入擴張，經濟得以增長；漏出是使經濟收縮的力量，它使流程中的商品需求量趨于減少。我國正處于轉軌時期，即使在我國的每一個財政結算年度都能使漏出與注人相等，按照宏觀經濟理論，也只能使一國經濟不出現經濟衰退，而不可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明顯的推動力。要想使我國經濟更快地增長，必須進行強大的資金注入。只有當注入大于漏出時，經濟才會產生大于零的增長。這一思想可以表示如下：

總需求＞總供給（1）

總需求＝C＋Ip＋G＋Ig＋（X－M）（2）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貨幣國際化的收益；貨幣國際化的風險和責任；結論三個方面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取得鑄幣稅收入，為本國國際收支赤字融資、給本國居民帶來跨境經濟交易的便利、促進一國金融市場、金融機構的發展、具有影響別國貨幣政策的主動權、提高政治自主權與國家聲望、有利于解決國際收支逆差問題、發行國難以回避“特里芬難題”、增加了貨幣需求的不穩定性和可控性、貨幣的反替代增加本幣貶值和通脹風險等，具體材料請詳見。

摘要：貨幣國際化是經濟國際化的產物，是經濟國際化的集中表現之一。貨幣國·際化在不同的條件和影響因素下，所產生的結果是不一樣的。本文試圖從貨幣國際化的收益和風險的角度對一國貨幣國際化的合理性、可行性做出分析。

關鍵詞：貨幣國際化；收益；風險

貨幣國際化的進程實質上是不同貨幣之間競爭和市場選擇的過程。不同貨幣國際化為一國經濟、政治等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同的。美元成為國際化貨幣后，美國每年可以獲得上千億美元的鑄幣稅收入，美元也成為國際金融市場和國際貿易結算中最主要的貨幣；歐元國際化后，各國外匯儲備中歐元的比重越來越大，歐盟對世界經濟與政治的影響力也不斷提升：而日本在推行日元國際化后，伴隨而來的卻是國內經濟的不穩定及出口貿易的劇烈波動。這些現象說明，貨幣國際化在不同的條件和影響因素下，給一國帶來的結果是不一樣的。研究貨幣國際化的收益和風險可以從國際貨幣對該國經濟、金融、貿易和政策制定等多重影響去評估貨幣國際化的合理性。

一、貨幣國際化的收益

（一）取得鑄幣稅收入，為本國國際收支赤字融資

從財政的角度分析，國債的主要職能是增加財政收入、彌補財政赤字，當財政支出大于財政收入出現赤字時，政府可以通過增加稅收、通貨發行、舉借債務的方式彌補虧空，其中與其他兩種方法相比，發行政府債券具有迅速、靈活、可操作性強的特點，被各國政府作為彌補財政赤字的基本方法。從金融的角度分析，國債市場已成為金融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債是金融機構和私人部門持有的最為主要的金融資產，基礎貨幣的發行、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實施越來越依賴于國債市場，在很多國家，國債的市場利率往往被作為利率體系中基準利率而成為中央銀行關注的目標，為貨幣政策的實施和監控提供依據。因此，國債具有財政和金融的雙重功能，這是國債政策的理論基礎。

一、貨幣發行收入與鑄幣稅

在金屬貨幣時代貨幣供給由經濟實體內部提供，黃金和白銀的生產部門本身就是實體經濟體系的一部分，作為商品金銀也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凝結物，具有價值。貨幣的購買力取決于其所含金屬的重量。貨幣與商品的交換，是一個等價交換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基本上不存在貨幣的發行收入。

但當貨幣形式發展到不足值貨幣，特別是到了信用貨幣時代，從技術上貨幣發行脫離了實體經濟的束縛，貨幣發行就成為一種特權，能為發行者帶來發行收入。歷史上，發行收入應該歸誰所有，一直是有爭議的。西方政府曾以“鑄幣稅”的形式對私人銀行發行現鈔課稅，作為允許他們擁有貨幣發行特權的交換。中央銀行建立后，壟斷了貨幣發行權，貨幣的發行收入明白無誤地歸屬政府。

設鑄幣稅為S，Mt是t期的貨幣發行量，Mt＋1是t＋1期的貨幣發行量，考慮到價格因素，S＝（Mt＋1－Mt）/Pt，Pt為t期的價格水平。從上述公式中反映出：1、貨幣發行收入與價格水平成反比，物價水平越低，中央銀行同等數額貨幣發行的鑄幣稅就越高；2、貨幣發行收入與新增貨幣發行量成正比，新增貨幣發行量越大，鑄幣稅越高。

鑄幣稅并不是一種真正的稅種，只是理論上對貨幣發行收入性質的界定，是將政府壟斷貨幣發行收入具體化，使之可以進行實際的操作，在實踐上實現貨幣發行收入歸政府所有。在明確了貨幣發行收入的性質后，還要確定貨幣發行收入的范圍，即哪些貨幣供給和貨幣創造行為會產生貨幣收入，在現代貨幣供給機制中，這應該說是一個比較復雜的問題。

【摘要】電子支付與電子支付工具，正逐步走進我們的生活。從大額支付到零售貿易，伴隨電子交易量的劇增，電子支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電子支付的快速發展加快了貨幣流通，減少了流通中的通貨，從而對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產生了影響。

【關鍵詞】電子支付電子貨幣中介指標

一、電子支付概述

電子支付與電子支付工具，正逐步走進我們的生活。從大額支付到零售貿易，伴隨電子交易量的劇增，電子支付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電子支付的快速發展加快了貨幣流通，減少了流通中的通貨，從而對貨幣政策的中介指標產生了影響。

所謂電子支付，指的是電子交易的當事人，包括消費者、商家和金融機構，使用安全電子手段通過網絡進行的貨幣支付或資金流轉。

二、電子支付對貨幣政策中介指標的影響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并大量使用貨幣的國度之一，形制規范的商代"海貝幣"的不斷面世，即是實物證明。中國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金屬鑄幣的國家，始見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候爭霸，列國并存，故當時的金屬鑄幣因國別呈現為幣制不一、品類繁多。秦兼并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鑄行"半兩"流通天下，但時間短暫。在中國貨幣史上，真正使金屬鑄幣幣制不二通行天下，實行中央王朝統一鑄行，實從西漢武帝元狩五年（B.C118年）鑄行"五銖"幣到其徹底進行幣制改革之后。

"五銖"幣的統一鑄行，徹底改變和基本消除了西漢王朝初年以來幣制不一、鑄行紊亂而帶來的種種弊端，為漢武時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權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西漢武帝統治措施中的統一幣制之舉，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陳管見。

一、西漢初期幣制狀況

研究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漢初期的幣制狀況。

秦并六國，國家暫趨統一，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秦末農民起義蜂起，強秦遂之國亡，繼而楚漢相爭，社會生產力嚴重衰退，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西漢初立，自天子至民間實景，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候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為了鞏固初創的西漢王朝，挽救瀕于崩潰的社會經濟，自然成為漢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較秦時尚為寬松的經濟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貨幣政策上采取了"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2〕的放鑄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漢高祖對貨幣職能的片面認識，意為錢多既富，錢多便能很快恢復社會經濟；加之統治者又意為放鑄能取悅天下之民眾。故漢初幣制一改秦之半兩幣量，鑄行薄如榆莢、重約"三銖"的"榆莢錢"。在鑄行中既有官鑄，亦有民鑄，幣重有別，形成了秦"半兩"、漢"莢錢"紛雜并行局面。今從諸多出土實物資料中可得確證。就錢范看，山東地區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興縣店子鄉辛張村同時出土的十三件錢范中，既有"榆莢"范，也有"四銖半兩"范，其中的"榆莢"范："錢橫徑1.1、穿寬0.7厘米"〔3〕。又如該縣1986年賢城村出土的"榆莢"錢范，其Ⅰ式范："錢模直徑1.2，穿0.7厘米，錢面文刻’半兩’二字"。其Ⅲ式范"錢模徑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僅0.4厘米，穿寬有者僅0.2厘米"〔4〕。再如，莒縣孫家莊子村1985年發現的"榆莢"錢范，其："A型：’半兩’錢范。……模徑1.2厘米，錢模圓形方孔，方孔邊長為0.7×0.7厘米。……從錢范的磨損程度可以看出，漢人用此范鑄錢行之甚久"〔5〕。此地點同出的B型"榆莢"錢范，從文中拓本看，與A型范外徑大小相似，而穿寬尺寸要大于A型范。

電子貨幣是傳統貨幣在特定的電子設備中預先儲存以用于多用途支付的電子記錄形式，是持有人對電子貨幣發行者的貨幣請求權。其中，“特定的電子設備”一般是指儲值卡和連接互聯網的計算機，因此電子貨幣一般包括以儲值卡為主體的卡基類電子貨幣和基于互聯網的網基類電子貨幣。

一、電子貨幣業務的國內外發展

在國外，電子貨幣的發展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后期，并一直受到社會公眾和官方機構的廣泛關注，特別是在將電子貨幣作為現金的替代品進行小額支付方面。從全球來看，電子貨幣的使用情況并不一致。根據國際清算銀行調查顯示，卡基電子貨幣已經在很多國家取得了相當的成功，尤其是在公交、公用電話、停車計費和自動售貨機領域。相對于卡基電子貨幣，網基電子貨幣的發展則較慢。目前，網基電子貨幣已經在部分國家開展或正處于試驗階段，但其在用途、范圍和應用上有很大的限制。

我國電子貨幣的發展稍晚于發達國家，但基本上是緊跟世界發展步伐。目前，國內儲值卡業務發展十分迅猛。由于監管實踐不允許銀行發行儲值卡，因此儲值卡發行主體均為非銀行機構，小到中小商戶，大到電信企業、大型商場、公交公司等等，其產品形式則為電話卡、商場購物卡、公交卡等等。儲值卡產品中單用途儲值卡居多，多用途儲值卡較少。截止目前，國內典型的卡基電子貨幣主要有香港八達通卡、上海公交卡、廣洲羊城通卡、廈門易通卡等等。

國內網基電子貨幣發展較快。據估計，國內互聯網已具備每年幾十億元的虛擬貨幣市場規模，并以年均15%－20%的速度成長。概括起來，國內網基電子貨幣主要有兩種形式，一是第三方支付平臺中的電子貨幣；二是各大網絡服務提供商發行的電子貨幣。

二、我國電子貨幣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隨著我國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經濟貿易的發展，人民幣境外流通問題變得日益重要，人民幣境外流通問題涉及貨幣政策調控、人民幣自由兌換、人民幣國際化、外匯管理以及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往來等問題。現在，人民幣在越南、泰國、緬甸、朝鮮、蒙古、俄羅斯、巴基斯坦、尼泊爾等國家被作為支付貨幣和結算貨幣被普遍接受，孟加拉國、馬來西來、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新加坡、韓國等國家和地區已經接受人民幣存款和辦理人民幣其它業務。在一些發達國家，人民幣也成為當地的可自由兌換貨幣，逐日公布與當地貨幣的比價（李華民，2002）。因此，研究人民幣境外流通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人民幣境外流通的現狀

1、人民幣境外流通的數量估計。境外流通的人民幣主要來源于邊境小額貿易、旅游貿易中的現金支付。由于在統計上存在困難，人民幣境外流通的準確數字無從知曉，不同的人得出的數據差異較大。

（1）姜波克教授1994年對1993-2003年10年期間的人民幣輸出數量進行了估計，綜合考慮各種因素，到2003年，人民幣累計輸出總額應達到2000億元。

（2）其它有關人民幣境外流通的數據主要是國家外匯管理局、人民銀行各沿邊分局（分行）的零散研究報告。①外匯管理局西雙版納中心支局的唐東寧等（2002）認為：人民幣在緬甸有“小美元”之稱，當作硬通貨使用，流通范圍較廣，老撾東北三省人民幣完全可以替本代幣在境內流通，最遠深入到老撾首都萬象一帶；而在中緬邊貿及旅游活動中，緬甸禪邦重鎮小勐拉，每年流出、流入的人民幣多達幾億，以至于緬甸本國貨幣幾乎不作為流通及結算媒介。據保守估計，目前境外流通存量高達10億。②人民銀行烏魯木齊中心支行調統處（1999）對新疆邊境貿易和人民幣境外流通進行了調查，指出新疆有8個地州分別與蒙古、俄羅、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接壤。1996—1998年在哈薩克斯坦流通（或滯留）的人民幣約為645、1082和604萬元。同期在吉爾吉斯斯坦流通（或滯留）的人民幣約為540、557和570萬元；在巴基斯坦為90、130和160萬元；蒙古國是新疆周邊國家中人民幣流通量最大的國家，人民幣現金交易量占雙邊全部交易量的1／3強，其流通量占蒙古全國貨幣流通的50％。以蒙古巴顏省為例，人民幣流通量就在3000萬-5000萬之間。人民幣在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印度和烏孜別克斯坦等國的流通量不多。

（3）人民銀行成都分行的李永和、朱健偉（1999）對云南省邊貿地區人民幣流出人情況進行了分析。據人行德宏州中心支行調查估算，1998年沉淀在緬甸的人民幣數量約在3000萬元以上；人行思茅地區中心支行調查反映，與該地區邊境4個縣相連的國外地區有5—8億元左右的人民幣在流通。

[內容提要]迄今為止的國際貨幣體系全都呈現出中心—外圍式構架，并且伴之以通貨(金融資產)和實體資源的流動。位于這一構架中心的國家通過輸出通貨獲得了實體資源的注入，得到了鑄幣稅的好處，位于這一體系外圍的國家通過輸出實體資源獲得了國際流動性和金融資產。在全球化和多極化的世界里，單中心構架的國際貨幣體系不具有系統相容性，因此區域貨幣充當世界貨幣的多中心構架將成為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方向。

關鍵字：貨幣體系

一問題的提出

迄今為止的各種國際貨幣體系中始終存在著中心-外圍構架。位于這一構架中心的國家擔負著提供國際貨幣的職能，而中心國家向外圍國家輸出國際貨幣過程的對應面，就是外圍國家向中心國家注入實質資源的過程。換句話說，外圍國家以支付國際鑄幣稅為代價，獲得了使用國際貨幣的便利。波多(MichaelBordo)和弗蘭德若(MarcFlandreau)比較了金本位制下的中心-外圍構架和當前的中心-外圍構架后認為，在金本位制下，中心國家把貨幣和黃金固定，外圍國家或者仿效中心國家和黃金固定，或者實行浮動匯率。外圍國家的大量外債以中心國家的貨幣計值，因此外圍國家容易遭受金融危機和債務失敗的打擊。貨幣貶值意味著外圍國家債務負擔更重，它們不得不在“保持匯率浮動的同時嚴格限制外國借款”和“投入巨大資源維持與中心國家的硬釘住”之間進行痛苦的選擇。在當前的中心-外圍構架下，中心國家能夠成功地實行浮動匯率，而外圍國家的金融市場不成熟，依然需要借入大量以中心國家貨幣計值的債務，并且同樣害怕匯率波動。為了能夠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它們不得不選擇釘住中心國家的貨幣。中心-外圍構架的形式不斷演進，但實質并沒有改變，即中心國家對整個構架具有支配權，外圍國家只能是被動依附。（注：MichaelBordoandMarcFlandreau,"Core,eriphery,ExchangeRateRegimes,andGlobalization,"NBERWorkingPaper,No.8584,November2001.）

我們認為，國際貨幣體系的演進屬于誘致性制度變遷。在一種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被引入初期，總能適應該時期國際貿易和投資對于國際流動性和清償力的要求，從而能夠促進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歷了一段較長的時間之后(往往是幾十年時間，例如金本位制和布雷頓森林體系都延續了30年左右的時間)，由于國際經濟中出現了一些新特點，特別是主要大國之間的相對實力發生了變化之后，原有的國際貨幣體系已經變得不再具有可持續性，或者說變得系統不相容了。此時，舊體系就會被新體系所取代。（注：張明：《國際貨幣體系演變的系統相容性分析》，載《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2年第3期，第26～28頁。）

值得注意的是，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外圍構架具有動態演進的特征，突出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第一，中心國家和外圍國家彼此之間可能相互轉化，經濟實力的衰落可以使中心國家蛻變成外圍國家(例如金本位制下的英國和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英國，地位就完全不同)，經濟實力的上升或者國家之間的聯合可以使外圍國家升級為中心國家(例如牙買加體系下的日本和德國升級到未來三大貨幣區鼎立體系的日本和德國)。第二，中心國家的數量可能發生改變，既可以只有一個中心(例如布雷頓森林體系和牙買加體系)，也可以有多個中心(例如金本位制和未來三大貨幣區鼎立體系)。在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外圍構架的演進過程中，國際貨幣的輸出方式和實質資源的注入方式也相應發生了顯著變化。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從這種資源流動的視角來分析國際貨幣體系中心-外圍構架的變遷，并且對未來國際貨幣體系的發展方向進行預測，并給出幾點具有普遍意義但有待于進一步檢驗的結論。（注：在對國際貨幣體系的變遷進行分析之前，有必要首先明確一下我們對國際貨幣體系的劃分。我們把從1870年至今的國際貨幣體系劃分為4個時期：金本位時期(1870～1914年)、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隔期(1918～193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時期(1944～1973年)、牙買加體系(全球浮動匯率體系)時期(1973年至今)。本文不討論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間隔期，因為這一時期里并沒有成熟穩定的國際貨幣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