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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是世界上最早出現并大量使用貨幣的國度之一，形制規范的商代"海貝幣"的不斷面世，即是實物證明。中國亦是世界上最早出現金屬鑄幣的國家，始見于西周晚期，后流行于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歷史上的春秋戰國時期，諸候爭霸，列國并存，故當時的金屬鑄幣因國別呈現為幣制不一、品類繁多。秦兼并六國，統一度、量、衡，統一鑄行"半兩"流通天下，但時間短暫。在中國貨幣史上，真正使金屬鑄幣幣制不二通行天下，實行中央王朝統一鑄行，實從西漢武帝元狩五年（B.C118年）鑄行"五銖"幣到其徹底進行幣制改革之后。

"五銖"幣的統一鑄行，徹底改變和基本消除了西漢王朝初年以來幣制不一、鑄行紊亂而帶來的種種弊端，為漢武時期及之后的中央皇權統治和社會經濟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本文試從西漢武帝統治措施中的統一幣制之舉，再行探究其因果，并就此略陳管見。

一、西漢初期幣制狀況

研究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因果，不得不先看西漢初期的幣制狀況。

秦并六國，國家暫趨統一，社會經濟尚未恢復，秦末農民起義蜂起，強秦遂之國亡，繼而楚漢相爭，社會生產力嚴重衰退，經濟凋敝，民生艱難。西漢初立，自天子至民間實景，史載："漢興，接秦之敝，諸候并起，民失作業而大饑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過半。……天下既定，民亡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而將相或乘牛車"〔1〕。為了鞏固初創的西漢王朝，挽救瀕于崩潰的社會經濟，自然成為漢初統治者的當務之急。

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既采取了較秦時尚為寬松的經濟治理策略，其中很重要的措施之一，就是在流通貨幣政策上采取了"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約法省禁"〔2〕的放鑄措施。此措施的制定，基于漢高祖對貨幣職能的片面認識，意為錢多既富，錢多便能很快恢復社會經濟；加之統治者又意為放鑄能取悅天下之民眾。故漢初幣制一改秦之半兩幣量，鑄行薄如榆莢、重約"三銖"的"榆莢錢"。在鑄行中既有官鑄，亦有民鑄，幣重有別，形成了秦"半兩"、漢"莢錢"紛雜并行局面。今從諸多出土實物資料中可得確證。就錢范看，山東地區除前人已著述者外，近年有1982年博興縣店子鄉辛張村同時出土的十三件錢范中，既有"榆莢"范，也有"四銖半兩"范，其中的"榆莢"范："錢橫徑1.1、穿寬0.7厘米"〔3〕。又如該縣1986年賢城村出土的"榆莢"錢范，其Ⅰ式范："錢模直徑1.2，穿0.7厘米，錢面文刻’半兩’二字"。其Ⅲ式范"錢模徑最大不足0.6厘米，小的僅0.4厘米，穿寬有者僅0.2厘米"〔4〕。再如，莒縣孫家莊子村1985年發現的"榆莢"錢范，其："A型：’半兩’錢范。……模徑1.2厘米，錢模圓形方孔，方孔邊長為0.7×0.7厘米。……從錢范的磨損程度可以看出，漢人用此范鑄錢行之甚久"〔5〕。此地點同出的B型"榆莢"錢范，從文中拓本看，與A型范外徑大小相似，而穿寬尺寸要大于A型范。

從上述幾例近年出土的漢初錢范，可知既是同一地點出土的同類錢范，其錢模尺寸是不盡一致的，用此種錢范鑄造的貨幣流通于市，給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和嚴重后果可想而知，史載曰："而不軌逐利之民，蓄積余業以稽市物，物踴騰糶，米玉石萬錢，馬一匹則百金"〔6〕。漢初社會中繼而出現了"棄本逐末"，對社會經濟恢復十分不利的局面。

為了遏制"棄本逐末"局面發展，漢初統治者又采取重農抑商的對策，史載："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農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律，然市井之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7〕。這種抑商的對策，對重農固本雖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對貨幣這一"特殊商品"本身職能的認識片面，縱民放鑄，才是引起"棄本逐末"弊端之根源沒有根本認識，雖采取重農抑商，但對當時的社會經濟治理，僅能醫其表，而難治其里，正如史書所載："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8〕。

西漢文帝時，繼續推行"輕徭薄賦、與民休息"的統治政策。對因貨幣紊亂而引發的物價騰漲、棄本逐末日甚的社會弊端，采取了通貨緊縮、大量減少貨幣流通量；對流通貨幣實施增重措施，改變流通貨幣的紊亂局面。

漢文帝改鑄"四銖半兩"的實物資料，近年也屢見出土，如博興辛張村1982年出"榆莢"錢范時，同出"四銖半兩"錢范五件、"榆莢"范和"四銖半兩"合體范二件。就"四銖半兩"范看，"錢模徑2.2、穿寬0.6-0.7厘米。錢模的穿兩邊陰刻篆書’半兩’二字"。其中的"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每件范體一面刻"榆莢"錢模，一面刻"四銖半兩"錢模〔9〕。此地所見這批錢范，出土地點明確，時代特征明顯，尤其是"榆莢"與"四銖半兩"合體范的發現，史料價值甚高，佐證了漢文帝時實行通貨緊縮、幣量改制的歷史記載是可信的。

漢文帝時期雖有貨幣改制的措施，但在市面上卻是"半兩"、"榆莢"、"四銖半兩"并行，故此時的貨幣紊亂仍沒有得以根本好轉。隨著社會生產力的漸趨恢復，社會商品經濟較前發展，貨幣的社會需求量越來越大，前所實施的通貨緊縮及控制貨幣流通量的措施已明顯不適應社會經濟發展所需，在漢文帝前元五年時，其貨幣從通貨緊縮轉而成為"除盜鑄錢令，便民放鑄"。此令詔行前后，曾有執政大臣已意識到此令會給社會經濟帶來極大危害，提出："銅布于天下，其為禍博矣"〔10〕的諫議，可惜未被文帝所采納，故而各地官鑄、民鑄、盜鑄活動大為泛濫。流通貨幣的驟增，表面看是刺激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當時的實況卻是"以美貿惡，以半易倍"〔11〕，"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12〕的牟取暴利行為日囂。商業活動日繁，貨幣需求量大增，鑄幣有重利可圖，加之"除盜鑄錢令"詔行，致使社會中又重現了"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束褥，冶熔炊炭，奸錢日多，五谷不為多"〔13〕的"棄本逐末"局面。因便民放鑄、私鑄、資鑄風行，流通貨幣中幣質好、惡并行，幣量輕、重相雜，"……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14〕，加劇了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

由于流通貨幣中出現的弊端，社會經濟矛盾日益突出，危及西漢的政治統治。為緩和經濟矛盾，重農固本，漢文帝曾數次下詔勸農歸田，曰："夫農，天下之本也。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道民之路，在於務本。……力田，為生之本也。"〔15〕在勸農歸田的同時，對放鑄之令時有收禁，或行幣量改制，但鑄幣獲利豐厚，雖有收禁，但結果則為："盜鑄如云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16〕。

西漢初期，貨幣混亂局面的形成，其弊難以根除，除了漢初統治者對貨幣本身存有片面認識所導致外，尚有統治階層內部的諸多因素所致。漢高祖劉邦汲取："懲戒亡秦孤立之敗"〔17〕之鑒，為穩固其封建統治并藩屏中央王朝，"激秦孤立亡藩輔，故大封同姓以鎮天下"〔18〕，前后九人封為各地封國諸候王。但后來封國發展則有違高祖本意，各地封國，大都地處關東，經濟發展有優越的環境條件，另外封國諸候王全面掌握封國內官吏任免、賦稅征收、貨幣鑄行的權柄，為封國逐漸形成獨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獨立王國"，提供了諸多便利條件。

隨文景時期社會經濟的漸為恢復和有所發展，各地封國的經濟勢力也日益膨脹，逐步形成了"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寶百官，同制京師〔19〕"的割據局面。這種"尾大不掉"割據局面之形成，固然有其政治上的主要因素，但鑄幣權的擁有，使諸候王借此聚財斂富，經濟上自成一統，則是經濟因素中之首要。如吳王劉濞的封國轄有三郡五十三城，地廣人眾，資源豐饒，史載曰："吳有豫章郡銅山，濞則招致天下亡命者盜鑄錢，煮海水為鹽，以故無賦，國有富饒"〔20〕，"……是時，吳以諸候即山鑄錢，富埒天子"〔21〕，其鑄行的錢幣廣泛流通西漢王朝域內。再如劉邦的庶長子劉肥就國于齊，"食七十余城，諸民能齊言者皆與齊"〔22〕，后雖"眾建諸候而少其力"〔23〕，將齊國一分為七，但齊國之域仍掌握于劉肥一系手中，其經濟基礎并沒發生大的變化，故齊地諸封國的經濟勢力仍居各地封國的前列。從目前所見考古資料，文景時期齊地各封國的鑄幣實物，也屢有所見。自1976年-1987年間，臨淄出土西漢初期的"四銖半兩"錢范4次，計14件，"錢模均無郭"，為文景時期的"四銖半兩"錢范實物〔24〕；今博興境內也出土過"四銖半兩"范；青島樓山后亦曾發現漢初的"半兩"范〔25〕；萊蕪銅山遺址曾出土"四銖半兩"錢范七件〔26〕；近年山東地區出土的文景時期的錢幣實物，更為多見，其中僅昌邑境內一次發現窖藏"半兩"錢幣，量達十萬枚之多。〔27〕依上可知文景時期齊地鑄幣地點東西南北均有之，其規模及鑄幣量亦是相當可觀。

由于各地封國經濟自成一統，逐步形成了獨立于中央王朝之外的強大經濟勢力，后在中央皇權與封國王權政治矛盾加劇之時，終于釀成關東吳楚七國之亂。這次叛逆的根源，固然是統治階層中的權力之爭，但封國敢于叛逆的基礎，則是封國經濟自成一統的發展，構成了叛逆的經濟實力，正如吳王劉濞叛后自稱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于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28〕。"吳國雖貧，寡人節衣食用，積金錢，修兵革，聚糧食，夜以繼日，三十余年矣"〔29〕。依此稱鑄幣等權柄旁落于諸候王手中，是構成叛逆封國經濟實力中之首要因素，當不為過之。

二、西漢武帝統一幣制的過程、結果

武帝即位后，鑒于漢興以來的種種變故，在"文景之治"的基礎上，為加強皇權專制，在政治、經濟、軍事諸方面采取了強化策略，在經濟方面推行了平準、均輸、鹽鐵專營、統一貨幣的重大舉措。在流通貨幣方面，鑒于市面上因流通"半兩"、"四銖"、"榆莢"等幣量不一的貨幣對社會經濟帶來的不良影響，在建元元年下詔廢文、景兩帝時的"四銖半兩"，改鑄"外形無郭"的"三銖"幣，收回封國的鑄幣權，并嚴禁民間私鑄。此種"三銖"，存世較少，但近年亦有實物面世，"1972年，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墓出土半兩錢35枚，另有一枚三銖錢。……另外，漢武帝之時的"三銖"錢范，在山東萊蕪銅山遺址1973年也見有實物出土"〔30〕。

漢武帝建元五年罷廢"三銖"，改鑄"半兩"，為穩定社會經濟秩序起了一定作用。但因大量用兵，加上皇室用度龐大，另有各地自然災害時有發生，使得略有好轉的國家財力儲備又出現入不敷出的枯竭狀態，史載："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徙，皆印給縣官，縣官空虛"〔31〕。在西漢王朝財政出現嚴重危機之際，而許多豪商巨賈則乘機利用貨幣不一的混亂，囤積居奇，從中牟取暴利，史書記曰："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32〕。"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衣食皆仰給于縣官。……縣官大空，而商賈或滯財役貧，轉轂百數，廢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給焉。冶鑄鬻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33〕。

漢武帝為緩解財政危機，采取大量鑄行"半兩"幣投入流通，以解燃眉之急。此舉反而引發民間私鑄、盜鑄貨幣風潮再起，雖對私鑄、盜鑄者重治嚴懲，但因重利驅使，鋌而走險者仍大有人在。流通貨幣中官鑄、私鑄、盜鑄混雜，真假難辨，社會中出現了"錢益多而輕"〔34〕的局面，貨幣貶值，物價騰漲，社會經濟再度陷入混亂，西漢中央財政危機依然。

"更始錢幣的澹用、而摧浮淫并兼之徒"〔35〕。漢武帝決心進行幣制的再次改革。此舉目的有三：一是借改制后的鑄幣之利，填補國家財力儲備的虧空；二是借新幣鑄行、舊幣廢止之機，清除豪商巨賈利用貨幣不一、居奇牟利的弊端；三是鑄行新幣，盡量減輕或消除私鑄、盜鑄貨幣給社會經濟帶來的極大危害。

漢武帝元狩四年，始造幣值昂貴的白金三品幣和以白鹿皮為質的皮幣；罷鑄"半兩"幣，新鑄"重如其文"的"三銖"投入流通，收繳熔毀在此之前的各種鑄幣，并再次嚴令禁止私鑄。此次改制，因白金三品幣值昂貴，流通不便，新鑄"三銖"，盜鑄者無甚不便，前述弊端難以消除。為此，武帝元狩五年再行幣量改制，改"三銖"為"五銖"。始鑄行的"五銖"幣，整體郭圓方正，幣量輕重適宜，外郭相應加寬，防止盜鑄者磨損而取銅料，這種新鑄"五銖"的幣形，為穩定其幣值，起了積極的作用。

"五銖"幣鑄行之后，其幣形、稱量雖已定制，但除中央王朝鑄行外，各地郡國官署亦可鑄行，稱之為"郡國五銖"。郡國官署所鑄"五銖"的實物，屢有報道，在山東地區1979年3月諸城昌城鎮出土銅質五銖范23方，其年代當屬漢武帝時期〔36〕；1965年萊陽古城亦出土銅質錢范13件，年代亦屬武帝時期〔37〕。因各地郡國官署鑄"五銖"幣時，時有減重、摻雜而牟利的現象發生，史載曰："郡國多奸鑄錢，錢多輕"〔38〕。為防止上述弊作，漢武帝元鼎二年"公卿請令京師鑄鐘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39〕。新鑄的"赤仄五銖"料精工細，一枚等同郡國五銖五枚之值，前所鑄行的白金三品幣及"重如其文"的三銖幣罷廢。"赤仄五銖"幣存世較少，近年在河北滿城漢中山靖王劉勝墓中出土247枚〔40〕，蔣若是先生論此即是"赤仄五銖"無疑〔41〕。

由于"赤仄五銖"比價高于"郡國五銖"五倍，流通中甚有不便，因拒收"赤仄五銖"而獲罪者史載有之，"（曲城）候臬柔坐為汝南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為賦，國除。"索隱謂：不用赤側為賦。案：時用赤側錢，而汝南不以為賦也"〔42〕。"鄲候周仲居為太常坐不收赤側錢收行錢論"。顏師古注曰："赤側當收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43〕。另外，因"赤仄五銖"價高，盜鑄獲利更厚，私鑄、盜鑄轉而為之，史載："自造白金五銖錢后五歲，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44〕。由于上述原因，赤仄五銖鑄行二年時，因"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45〕。

漢武帝鑒于數度幣制改制所暴露出的弊癥，已看到鑄幣權的分散，是產生諸多弊癥的主要根源，為消除弊癥之源，漢武帝委重任于御史大夫桑弘羊主持幣制的徹底改革。漢武帝元鼎四年詔曰："……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46〕。此時專鑄之五銖，史稱為"上林三官錢"。此錢為專司鑄造，故幣質上乘，錢文挺秀，郭圓周正，式樣劃一，幣重如其文，且不易被盜磨，故"上林三官錢"鑄行后，"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真工大奸乃盜為之"〔47〕。因此，漢興以來私鑄、盜鑄錢幣之弊一時衰竭，鑄幣權分散之積弊也同時根除，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數度改革，至此才終獲成功。

三、漢武帝統一幣制成功的條件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從其即位之初的建元元年（B.C140年）至元鼎四年（B.C113年）前后歷時27年，其改革幾經變化，至鑄行"上林三官五銖"時，才稱得上是最后成功。究其成功的條件（或原因），概括說來，當有下列幾條：

自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時有80余年，其間經翦除異姓諸候王、平定吳楚七國之亂，實行"削藩"、"推恩"，西漢中央皇權專制統治已趨穩固。漢武帝即位后對匈奴族及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連年用兵和鎮撫，有助于國內局勢的進一步穩定。自漢高祖始，在統治思想上是采取黃老"無為而治"的思想，史載："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蠹，人欲長幼養老，肖、曹為相，填以無為，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稀"〔48〕。漢高祖以來的"無為而治"的統治得到了更廣泛地實施，"約法省禁"、"與民休息"使民間得到了更多的寬松。國內外局勢的相對穩定，西漢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的最終確立，可以說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政治先決條件。

漢立至武帝元狩年間，由于政治先決條件的左右，社會生產力得以恢復和發展，史載曰："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余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梭；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于外，腐敗不可食"〔49〕。在社會經濟相對好轉的前提下，中央王朝控財能力得以強化，國家財力儲備增加，實則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得以成功的經濟基礎條件。

西漢初期，是中國封建貨幣思想發展較為活躍的階段。漢武帝即位時，貨幣思想已從先秦"彼幣重而萬物輕，幣輕而萬物重"〔50〕，單純強調貨幣本身職能作用的"輕重"貨幣意識，發展為："（鑄幣）故統一，則民不二也。幣由上，則下不疑也"〔51〕的皇權專制統治下國家權力體現的認識階段，這表明中國封建的貨幣思想已漸趨成熟。可以認為，漸趨成熟的封建貨幣思想，構成了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得以成功的思想主導條件。

漢武帝在其統一幣制的改革中，大膽、正確用人，亦是其改革成功的條件之一。漢武帝提拔任用巨商大賈或其后人為官，并委以重任，一改漢初以來對商賈"困辱之"的抑制，使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得到了提高。此舉一是為了改除朝廷要職非先朝功臣擔任，既是功臣子弟世襲的弊端；二是委任巨賈或子弟學管當時的鹽鐵、均輸、平準、酒榷等重大經濟策略的制定和實施，可謂是因才用人。商賈之子桑弘羊因其善于籌劃和"言利事析秋毫"〔52〕，深得武帝之信任，曾參與制定和實施武帝時期的一系列重大經濟政策，并執掌中央財政權柄三十余年，輔佐漢武帝"定大業之路，建不竭之本"作出了巨大貢獻。史載其執政期間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53〕，為"漢武鼎盛之世"奠定了經濟基礎。桑弘羊做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理財家，備受后人推崇，史家評曰："如桑弘羊者不可少也"〔54〕。依此可以說，漢武帝不拘一格因才用人，則構成了其統一幣制改革所以成功的人才條件。

四、結語

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最終成功，在中國歷史上留下了輝煌一頁，其歷史功績不可磨滅，史載："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儉，以濟斯民，雖詩、書所稱，何有加焉"〔55〕。此語雖有過譽之處，但并非全無道理。綜觀漢武帝統一幣制改革之緣由，歸結起來，既有鞏固其專制統治之所需，也有實現經濟控源，充盈國家府庫之必要。但其改革的目的，則是以鞏固西漢王朝中央皇權專制制度為要旨，實現便利征收賦稅，積蓄民財，供統治階級自身享樂揮霍為基本目的。從歷史的角度來探究漢武帝統一幣制因果，說明了在中國封建時代，尤其是前期階段，在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商品經濟的水平也相對較低，社會流通貨幣的統一是相對而言的，而幣制的紊亂則是整個封建時代的通常現象。

我們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分析、研究漢武帝統一幣制的改革之因果，從中可得一歷史的借鑒，即：社會政治的穩定、統一，是社會經濟發展、繁榮的前提；社會經濟的發展、繁榮，會進一步促進社會政治的統一、穩定。兩者互為關聯，相輔相成，偏倚不得，而社會流通貨幣的幣制統一與否，其價值尺度和流通作用是否得以正確運用，則是社會政治與社會經濟兩者十分敏感的"晴雨表"，這亦是被歷史所證實的一點

注釋：

〔1〕、〔8〕、〔12〕、〔13〕、〔49〕：《前漢書·食貨志上》

〔2〕、〔6〕、〔7〕、〔34〕、〔38〕、〔44〕、〔45〕：《史記·平準書》

〔3〕、〔4〕、〔9〕：李少南《山東博興亭張村出土西漢錢范》；《考古》1996年4期：《山東博興發現西漢錢范》；《文物》1991年11期

〔5〕：張安禮等《山東莒縣出土榆莢錢范》；《考古》1990年5期

〔10〕、〔14〕、〔16〕、〔21〕、〔32〕、〔33〕、〔35〕、〔39〕、〔46〕、〔47〕、〔52〕、〔53〕：《前漢書·食貨志下》

〔11〕、〔51〕：《鹽鐵論·錯幣篇》

〔15〕：《前漢書·文常紀》

〔17〕、〔19〕：《前漢書·諸候王表》

〔18〕、〔22〕：《前漢書·商五王傳》

〔20〕：《史記·吳王濞傳》

〔23〕：《前漢書·賈誼傳》

〔24〕：張龍海《山東臨淄近年出土的漢代錢范》；《考古》1993年11期

〔25〕、〔26〕、〔30〕：朱活《青島樓山后出土的西漢半兩錢范》；《文物》1959年9期；《三銖錢考》；《文物》1985年12期

〔27〕：曹元啟《山東昌邑發現客藏十萬枚半兩錢》；《文物》1984年1期

〔28〕、〔29〕：《前漢書·荊燕吳傳》

〔31〕：《前漢書·張湯傳》

〔36〕：鳳功、韓崗《山東諸城出土一批五銖錢銅范》；《文物》1987年7期

〔37〕：孫善德《萊陽古城發現漢代銅錢范》；《文物》1977年3期

〔40〕：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等《滿城漢墓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版

〔41〕：蔣若是《郡國、赤仄與三官五銖之考古學驗證》；《文物》1989年4期

〔42〕：《史記·高祖功臣候者表第六》

〔43〕：《前漢書·百官公卿表》

〔48〕：《前漢書·刑法志》

〔50〕：《管子·山至數篇》

〔54〕：李贊《藏書·富國名臣總論》

〔55〕：《前漢書·武帝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