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中國封建社會幾千年來都是“皇權止于縣政”。它既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又使政府不直接干預村民事務，可謂“一舉兩得”。不過，這種鄉里制度模式“對農民雖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就其本質而言，它是把農民當成統治和控制的工具，其目的也是為了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而不是為民造福，其管理方式更是家長式的?！保ㄒ娳w秀玲著《中國鄉里制度》一書，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正如清代人劉淇所言：“縣何以里，里何以長也，所以統一諸村，聽命于知縣而佐助其化理者也。每縣若干里，每里若干甲，每甲若干村，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節節而制之，故易治也?！保▌恐独锛渍摗罚?/p>

其實，我國的鄉里制度在先秦時期就已變得相當周密，“周禮五家為比，比有長。五比為閭，閭有胥。四閭為族，族有師。五族為黨，黨有正。五黨為州，州有長。五州為鄉，鄉有大夫。其間大小相維，輕重相制，綱舉目張，周詳細密，無以加矣。”（顧炎武著《日知錄》卷8·里甲）秦朝統治時期，“郡縣制”下面設有三老、有秩、游繳、嗇夫等以掌管民間教化、司法、賦役等職。唐朝的鄉里制度有鄉、里、村、保、鄰五級，“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兩京及州縣之郭內為坊、郊外為村，里及坊村皆有正，以司督察。四家為鄰，五鄰為保，保有長，以相禁約。”（《舊唐書》卷43·官職二）明朝初年設立了“糧長制”，其目的在于“以郡縣吏每遇征收賦稅，輒浸漁于民，乃命戶部有司料民土田，以萬石為率，其中田土多者為糧長，督其鄉之賦稅。……此以良民治良民，必無浸漁之患矣。”（《明太祖實錄》卷68）清王朝設立“保甲制”則是為了防范鄉里百姓“不軌”，它反映了封建社會晚期階級矛盾尖銳、民族矛盾加深、皇權專制加強，因而對廣大農民控制更加嚴厲。可見，“中國官僚政治的最大弊端之一，即是把鄉里百姓排除在政治大門之外，而只讓其被動地接受統治?！保ㄚw秀玲著《中國鄉里制度》）因而，“鄉官制”是一種帶著勞役性質的民間組織，既沒有固定的俸祿又沒有多少辦公經費，只好把負擔轉嫁給普通農民且從中漁利。所以，同志指出：“從秦朝的陳勝、吳廣起義……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國，總計大小數百次的起義，都是農民的反抗運動，都是農民的革命戰爭。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里，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斗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

特別是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由于鄉村精英們退出‘官位’，鄉村政治中出現空缺，‘好人’不愿承充，但村中無賴卻覬覦此位，他們視攤派和征收款項是榨取錢財的大好時機。自愿地充當村長的只是那些無固定職位的大煙鬼或賭徒——‘土豪’或‘無賴’。”（美國學者杜贊奇著《文化、權力與國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2年）到了民國時期，國民黨政府干脆把縣政權向下延伸，使鄉（鎮）公所成了基層政權組織，但其經費仍得不到保障，致使各種攤派和“預征”款項多如牛毛?？偟目磥恚袊l里制度遠沒有縣政權那樣井然有序——名稱固定、職責分明、行政經費有保障、上下進退有章法，“此奸宄所以易生而民多辟也?！保ㄇ迦藯钣诠渡贤跤^察書》）這是“黃宗羲定律”一直成了揮之不去“歷史幽靈”的政治制度根源。

建國后特別是農業合作化和化時期，中國共產黨以農村集體經濟為基礎，對傳統鄉村治理結構進行了一場史無前例的徹底改造與重建。1978年全國農村6.5萬多個，擁有國家干部為大約150萬人左右；生產大隊70萬多個，擁有半脫產性質的農民干部為大約600萬人左右；生產隊600萬多個，擁有不脫產性質的農民干部為大約3500萬人左右。而且，這種高度集權式的鄉村政治動員體制是“命令→服從型”，基本上符合韋伯所說的科層組織原則——權限原則、階層等級原則、文書主義原則。但從理論和人類發展進程看，科層組織并不是在任何條件下都能形成的，而是現代化和產業化的產物，至少可以說沒有產業化作為基礎就不可能形成科層組織。（王春光著《中國農村社會變遷》，云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然而，我國的體制卻是在傳統農業生產基礎上被強行移入的，因而其經濟基礎也是相當脆弱的。農民一開始感到新奇與恐慌，后來就產生了強烈的抵觸情緒，“最終被農民拋棄也是符合落后國家社會經濟發展規律的”。（陳吉元著《中國農村社會經濟變遷（1949～1989年）》，山西經濟出版社，1993年）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率先起步且不斷得到深化，而農村政治體制改革卻沒有實質性的進展，于是出現了“權力真空”。近幾年，“鄉政”與“村治”相分離的制度設計理念，又與“費改稅”發生了矛盾和沖突。全國幾百萬人村干部大多是上有老、下有小，家里責任田要種，村里公務要忙，加上經濟待遇低，面對政府和農民的雙重壓力而不堪重負——“撂挑子”。那么，下一步應如何去解決村干部報酬的資金來源問題呢？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建國55年來，黨和政府關于解決村干部待遇的相關政策規定。

1950年7月，政務院公布《農民協會組織通則》中規定：農民協會是“農村中改革土地制度的合法執行機關”，其經費來源是會員的會費和人民政府的補助，會員每人每年交納1斤米。農協需要使用的房屋和設備均由人民政府撥給，并且享有與同級人民政府使用郵政、電報、電話、鐵路、公路、航運等方面的待遇。當然，農民協會只是服務于工作的專門性臨時組織，一結束就不復存在了。只有少數農會干部被聘為國家干部，而大多數“農民干部”則直到退休也沒變成“公家人”。

鄉鎮企業的資產結構與資金來源結構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二者既有相互協調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研究鄉鎮企業的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狀況,必須注意其資產結構與資金來源結構的協調與矛盾及其對鄉鎮企業經濟發展和經濟運行的影響。當前,我國鄉鎮企業正處于一個迅速發展和分化的時期,鄉鎮企業運行的內部機制和發展的外部環境也出現了比較明顯的變化。在此背景下,鄉鎮企業資產結構與資金來源結構中的矛盾和問題,經過較長時期的蓄積和釋放,正日益凸顯。有鑒于此,本文試對90年代初期以來鄉鎮企業資產結構與資金來源結構的矛盾進行初步探討。

一、固定資產所占比重偏大,流動資產所占比重偏小,導致企業能用于日常經營周轉的資金嚴重短缺甚至影響

生產經營的正常運行;由此加大了鄉鎮企業對資金的需求流動資產是用于企業日常經營的資產。流動資產過多,固然會導致企業經營效率的下降,形成浪費;但流動資產不足,也會引起企業資金周轉不靈,企業支付能力低下,使企業日常經營陷入困境,防礙企業對市場機會利用能力的提高和發揮。從理論上講,固定資產與流動資產的比例至少應為1:2。②據此,在鄉鎮企業的資產總額中,流動資產的比例至少應在66.7%以上。但是,90年代初期以來,流動資產在鄉鎮企業資產總額中的比重一直保持在58%以下,1993年為57.45%,其后一直呈下降之勢,到1997年這一比例僅為53.25%。在鄉鎮企業的新增資產總額中,流動資產增量所占比例更低,1994年為52.78%,到1997年已經下降到44.14%,尤其是在一些虧損企業。據抽樣調查,1997年其固定資產與流動資金之比為1:0.73。③鄉鎮企業的發展因固定資產缺乏流動資金的協調配套,影響正常運行,導致固定資產的閑置和資產(特別是固定資產)使用效益、企業經濟效益的下降;甚至一些產品有銷路、市場前景好、盈利潛力大的企業或項目,也因此開發不足或無法啟動,導致鄉鎮企業不得不痛失大量的發展和盈利機會。以鄉村企業為例,1993~1997年,資本收益率穩定下降,總資產報酬率和營業收入利潤率④的變化雖然有所波動,但在總體上仍然表現出明顯的下降趨勢(見表1);鄉村企業每百元固定資產創利潤總額1994年為22.53元,1997年已經下降到19.13元,后者比前者減少15.10%(未考慮價格變動因素)。當然,在鄉鎮企業中,固定資產所占比重偏大,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比較重要的有:①鄉鎮企業由于產權制度和投資機制的缺陷,一些固定資產投資和項目選擇失誤、技術進步和產業改造升級緩慢,造成資產質量低下,甚至因缺乏盈利潛力而被迫大量閑置,成為無效資產或無法投入運行。②在現階段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由于資金市場、要素市場的扭曲,總體上偏低的資本價格往往導致稀缺的資本要素被過度投入使用(陳劍波,1997);在企業的形成和成長過程之中,用于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投入往往較早,這種情況就更為嚴重。③固定資產投資往往都有個最低規模要求。但是,一方面,現階段鄉鎮企業總體的投資擴張沖動較為強烈、資金需求龐大;另一方面,社會對鄉鎮企業總體的資金供給能力有限,鄉鎮企業資金來源渠道少,資金來源不暢。兩方面因素的結合,導致鄉鎮企業可以得到的流動資金來源不足。

二、存貨和應收款項所占比重過大,且增幅居高不下,加劇鄉鎮企業生產經營的資金短缺和資金來源的緊張狀況

一般而言,在企業的資產構成中,存貨是變現能力最差的資產;在信用制度較為健全完善、債權約束較硬的條件下,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的變現能力相對較強。但在我國的現實條件下,一方面,存貨的變現能力仍然較差;另一方面,由于債權約束較軟、信用制度較不健全,甚至由于特殊的經濟環境和制度結構,客觀存在著“賴帳機制”①生成和發展的土壤,應收款項(包括應收帳款)的變現能力也相對較弱,回收期較長。因而,在企業的資產總額、特別是流動資產中,存貨和應收款項(特別是應收帳款)所占比重過大,必然會加劇鄉鎮企業用于經常性周轉的流動資金短缺和周轉困難。從表2、表3可見,自90年代初期以來,在鄉鎮企業各項資產總額迅速增長的同時,鄉村企業的存貨和應收款項(特別是應收帳款)不僅所占比重較大,而且增幅居高不下。二者占鄉村企業資產總額比重的合計數,1994年為47.43%,1997年仍達45.3%;占鄉村企業流動資產總額比重的合計數,1994年為84.5%,1997年為85.07%;與1994年相比,1997年鄉村企業存貨和應收款項總額增加量為4342億元,占其流動資產增加總量的比重高達86.27%。由于這種狀況,在鄉村企業的流動資產中,變現有力相對較強且可方便地用于經常性周轉的貨幣資金和短期投資所占比重,近年來一直保持在11%左右這一比較低的水平。存貨和應收款項所占比重過大,且增幅居高不下,實際上反映了現階段鄉鎮企業面臨的商業環境較差。一般而言,在企業資產總額中,存貨和應收款比重過大,且長期居高不下,表明就總體而言,在現有產業結構之下,鄉鎮企業面臨的是一個買方市場的環境,許多產品的市場已經趨于飽和或供給過剩。應收款項所占比重過大,且增幅居高不下,還表明鄉鎮企業發展所面臨的信用環境迫切需要改善。如果將應收款項和應付款項結合起來考察,情況就更是這樣。自90年代初期以來,各年鄉村企業的應收款項都大于應付款項,應收帳款都大于應付帳款。以1997年為例,全國鄉村企業的應收款項比應付款項多315億元,前者相當于后者的105.35%;應收帳款比應付帳款多718億元,前者相當于后者的124.47%?？梢?相對而言,鄉鎮企業面臨的商業環境差的問題,比其它企業更為嚴重。在鄉鎮企業的應收款項、特別是應收帳款中,來自國有企業的欠款占有重要地位。以1993年為例,當年全國鄉鎮企業的各項應收款中,有3/4是國有企業的欠款①?？梢?近年來,鄉鎮企業面臨的商業環境差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與國有企業的效益和信用狀況惡化有關。

三、資產結構與資金來源結構嚴重錯位、資產質量狀況總體不佳,導致鄉鎮企業的短期償債能力低下、財務風險增加,一旦宏觀經濟環境發生嚴峻的變化,鄉鎮企業利用市場機會的能力,將可能被巨大的償債壓力所沖減,從而使其生產經營的穩定性減弱

摘要：我國自1998年下半年開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到這種積極財政政策完成使命退出歷史舞臺，已經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它以增發國債為主要措施，也是啟動措施，但國債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存在爭議。我們接下來只就積極財政政策當中的增發國債問題，分析以下我國發行國債的資金來源及投向，以及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關鍵詞：國債支出資金來源有效需求

1我國積極財政政策中的國債政策

從1998年提出積極財政政策開始，我國每年都會發行大量的國債，以推進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

1.11998年的國債政策1998年8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常務委員會通過財政預算調整方案。①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用于國家預算內的基礎設施建設專項投資；②將年初預算中原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180億元調整為經常性項目支出，用于增加科技教育投入、過于企業下崗職工基本生活費保障、離退休人員養老金的足額發放和增加搶險救災支出。

1.21999年的國債政策1999年初，我國發行500億元長期國債，用于基礎設施建設，年中，針對當時的經濟形勢，又增發了600億元長期國債。新增國債主要用于在建的基礎設施、一些重點行業的技術改造、重大項目裝備國產化和高新技術產業化、環保與生態建設以及科教基礎設施等方面。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在于資金。根據權益與義務配比的原則，社會保障資金應該由政府——企業——居民個人分項負擔。從居民個人來看，預防性儲蓄假說已經表明了個人在積極地進行自我保障，這為政府分擔了很大一部分難題。但其負面影響也是極大的，即它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提高，從根本上制約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果。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經濟狀況的惡化從另一個側面暗示了政府應該負起社會保障的大部分責任。

政府如何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從中國的實踐來看，政府可以通過無償性收入（稅收）、有償性收入（債務）和變賣公有資產這三種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政策目標。

一．無償性收入籌資

利用稅收為社會保障制度籌資最大的優勢在于它的無償性，政府沒有還本付息的壓力。隨著“資改稅”的逐步推行，開征社會保障稅業已提上了議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中的非效率問題。在社會保障資金籌集的過程中，環節過多，操作復雜，人財物耗費巨大，直接導致了效率的低下。開征社會保障稅達到“強化社會保險費的征收，解決統籌繳費中的拖欠問題”，“使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固定化、規范化、社會化、集中化”的目標，在當前難以企及。

（一）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效率，實質上是解決資金拖欠，使之能及時、足額取得的問題。社會保障稅開征的初步設想是將待業保險、養老保險基金等五大收費項目“費改稅”。然而這一設想無助于改變目前資金籌集的困難處境。因為：（1）中國社會保障的范圍主要是國有性質的企業和機關的職工，根據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收費理所當然地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會保障費是不得已而為之。開征新稅后，名稱的改變不會對稅源的擴大產生多少積極的影響。（2）公共財政的性質決定了以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特征的林達爾均衡在現實中極難實現，搭便車現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稅收征管嚴密著稱的西方諸國中尚且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法制極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是平常不過。（3）開證社會保障稅之后，“欠資”現象是消失了，但不過是以“欠稅”代替而已。因為中國社會的特色決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遜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種程度上還略勝一籌、政策性收費已經具有了稅收的強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稅都是國家強制力的表現，名稱的互換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問題。統一的稅率可以解決政出多門、收費標準不統一的問題，但若要達到此目的；從行政上進行改革做到政令統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費問題的根本解決在于微觀經濟主體效益的提高，并且應有健全的法制和嚴格的執法來保證——社會保障稅顯然沒有這方面的效力。

（二）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一般是以工資收入為課稅對象，普遍實行累進稅率。“職工個人以工薪收入、國有企業以職工工資總額、個體與私營企業主以繳納所得稅為納稅對象，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應納稅由政府預算直接安排”的稅制設計，隱含了這樣一個前提，即：預開征的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與已開征的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同源。對個人（含個體工商戶）的課稅客體與個人所得稅相同；對企業的課稅只不過是企業所得稅的翻版。因為企業的計稅額是納入成本的，最終只不過是在減少企業所得稅的同時，增加了社會保障稅而已；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一手從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繳納社會保障稅或直接由政府安排，這對增加社會保障收入意義不大。另外，如果說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動因是要解決收費中的高成本問題的話，那么過高的稅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稅的實施效果不容樂觀。課稅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其所得稅提高1％導致每籌集1美元的稅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達到增加收入額的17％一56％。而中國，稅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維持這樣的稅收收入——成本比率，社會保障資金的運用成本只會水漲船高，這恰恰與預期相反。

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的關鍵在于資金。根據權益與義務配比的原則，社會保障資金應該由政府——企業——居民個人分項負擔。從居民個人來看，預防性儲蓄假說已經表明了個人在積極地進行自我保障，這為政府分擔了很大一部分難題。但其負面影響也是極大的，即它直接影響到居民消費需求的提高，從根本上制約了積極財政政策的擴張效果。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經濟狀況的惡化從另一個側面暗示了政府應該負起社會保障的大部分責任。

政府如何籌集社會保障資金?從中國的實踐來看，政府可以通過無償性收入(稅收)、有償性收入(債務)和變賣公有資產這三種不同的方式來達到政策目標。

一．無償性收入籌資

利用稅收為社會保障制度籌資最大的優勢在于它的無償性，政府沒有還本付息的壓力。隨著“費改稅”的逐步推行，開征社會保障稅業已提上了議事日程，其主旨在于解決社會保障資金籌集中的非效率問題。在社會保障資金籌集的過程中，環節過多，操作復雜，人財物耗費巨大，直接導致了效率的低下。開征社會保障稅達到“強化社會保險費的征收，解決統籌繳費中的拖欠問題”，“使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固定化、規范化、社會化、集中化”的目標，在當前難以企及。

(一)提高社會保障資金的籌集效率，實質上是解決資金拖欠，使之能及時、足額取得的問題。社會保障稅開征的初步設想是將待業保險、養老保險基金等五大收費項目“費改稅”。然而這一設想無助于改變目前資金籌集的困難處境。因為：(1)中國社會保障的范圍主要是國有性質的企業和機關的職工，根據權利義務對等的原則，收費理所當然地以國有企業為主。國有企業經濟效益普遍低下，拖欠社會保障費是不得已而為之。開征新稅后，名稱的改變不會對稅源的擴大產生多少積極的影響。(2)公共財政的性質決定了以邊際收益等于邊際成本為特征的林達爾均衡在現實中極難實現，搭便車現象不可避免。在以法制健全、稅收征管嚴密著稱的西方諸國中尚且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在法制極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則更是平常不過。(3)開征社會保障稅之后，“欠費”現象是消失了，但不過是以“欠稅”代替而已。因為中國社會的特色決定了政府文件的效力并不遜色于人大的法令，在某種程度上還略勝一籌。政策性收費已經具有了稅收的強制和固定的特征，它和稅都是國家強制力的表現，名稱的互換并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問題。統一的稅率可以解決政出多門、收費標準不統一的問題，但若要達到此目的，從行政上進行改革做到政令統一，亦可以取得相同的效果。(4)欠費問題的根本解決在于微觀經濟主體效益的提高，并且應有健全的法制和嚴格的執法來保證——社會保障稅顯然沒有這方面的效力。

(二)從世界各國的實踐來看，社會保障稅一般是以工資收入為課稅對象，普遍實行累進稅率。“職工個人以工薪收入、國有企業以職工工資總額、個體與私營企業主以繳納所得稅為納稅對象，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應納稅由政府預算直接安排”的稅制設計，隱含了這樣一個前提，即：預開征的社會保障稅的課稅對象與已開征的所得稅的課稅對象同源。對個人(含個體工商戶)的課稅客體與個人所得稅相同；對企業的課稅只不過是企業所得稅的翻版。因為企業的計稅額是納入成本的，最終只不過是在減少企業所得稅的同時，增加了社會保障稅而已；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一手從政府手中拿到薪水，一手又繳納社會保障稅或直接由政府安排，這對增加社會保障收入意義不大。另外，如果說開征社會保障稅的動因是要解決收費中的高成本問題的話，那么過高的稅收成本也可能使得新稅的實施效果不容樂觀。課稅成本的加大是世界性的，如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將其所得稅提高1％導致每籌集1美元的稅收收入所增加的效率成本達到增加收入額的17％—56％。而中國，稅收平均成本收入率接近50％。如果維持這樣的稅收收入——成本比率，社會保障資金的運用成本只會水漲船高，這恰恰與預期相反。

內容摘要：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財產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數額巨大，本人不能說明其合法來源的犯罪。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反腐敗工作出現許多新特點，特別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給當前反腐敗工作中發現的一些新情況、新問題以及尋找當前認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刑罰對策，是擺在每一位法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本文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產生、構成要件、認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應注意的問題以及關于我國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幾點看法和立法完善等幾個方面作了闡述，著重從認定該罪的構成要件四個方面以及該罪在法定刑設置偏低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觀點。最后作者從該罪的立完善中提出了加快制定陽光法案，加大法定刑的設置方面提出的自己的建議，以維護我國法律的尊嚴和加大對腐敗工作的打擊力度，為我國的經濟建設打下了一個堅實的廉政環境，維護和提高我國政府在廣大人民群眾的形象和威嚴，保障改革開放和黨的十六大確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宏偉藍圖順利進行。

關鍵詞：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陽光法案財產申報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事業的不斷深入和市場經濟建設的快速發展，反腐敗工作出現許多新特點，特別是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犯罪大有增長趨勢。如何根據我國刑法規定，結合當前反腐敗工作中發現的新問題，新情況，尋找當前認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的刑罰對策，是擺在每一位法學者面前的重要問題。

一、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產生及現狀

1979年刑法由于處于特殊的歷史時期，法學理論研究匱乏，經驗性立法較多，超前性立法較少，且當此種犯罪極少見，因而刑法對其未作規定。但隨著我國改革開放不斷深入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確立，由于缺乏必要的行政措施和有效監督機制，個別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貪污枉法，收受賄賂，公飽私襄，成為“暴發戶”。但在許多情況下由于貪污、受賄、走私等犯罪隱蔽性強，加之有人擅長于規避法律，使許多腐敗分子逍遙法外。在此背景下，1982年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起草了《關于懲治貪污受賄罪的補充通知規定》，其中第5條規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這是我國第一次在法律文獻中正式提出這一罪名。但當時由于種種原因只是將上述《補充規定》作為內部規定參照執行。直到1983年，第六屆全國人大委員會第24次會議才正式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于懲治貪污罪、受賄罪的補充規定》，其中第11條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的財產或支出明顯超過合法收入，差額巨大的，可以責令說明來源，本人不能說明其來源合法的，差額部分以非法所得論。”正式確立了該新罪名。我國于1997年在修訂刑法時又將其規定到《刑法》第395條中。

二、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概念及構成要件

最近公務員加薪的問題成了熱門話題了。公務員該不該加薪？俺認為如果按照國家確定的工資收入來看，應該加薪。一個本科以上學歷的，具有20、30多年的公務員的月工資一般來說就是千把元錢，有位省長曾經公開說，他的工資也就2000多元。而今年各地大學畢業生招聘會上，企業給大學生開出試用期1500元的工資，大學生們就在網上大發牢騷，認為太低了。對比來說，公務員的工資應該說就很低了。

也有悖論，就是近年來大學生們擠爆了公務員考試的報名點，達到了50：1的比率。為什么公務員工薪低卻有那么大的吸引力呢？人們分析原因說，一是因為就業難；二是因為公務員工作穩定；三是因為公務員工作比較輕松；四是因為公務員崗位的福利待遇較好；五是人們認為公務員還可能有其他灰色收入，等等。

其實人們分析的原因大部分和黨政機關公務員崗位的廉潔從政問題有關聯，比如公務員崗位的穩定問題，就是一個“鐵飯碗”問題，進了公務員的門，就進了職業保險箱，其他崗位會面臨下崗失業和再就業的問題，端的是“泥飯碗”，說明公務員職業缺乏崗位競爭機制，不管干好干壞一個樣；再說工作輕松問題，一般來說，公務員崗位大多人浮于事，可以保證每天八小時和每周五天工作制，而大多數企業卻把人力資源卡得很緊，一個蘿卜一個坑，要加班加點，甚至要克扣職工的節假日；說到福利待遇，公務員崗位確實比較好，其他行業就千差萬別了。尤其是公款接待和消費、公款吃喝、公車消費等更是其他行業難以匹敵的。

所以我認為，如果通過改革精簡機構，把人浮于事的問題解決好；如果通過改革和自律，把公款接待和消費、公款吃喝、公車消費、公款旅游、公款出國等費用減下來，比如把傳說中每年公款吃喝的3000億，公車消費7000億，以及把公款消費的其他各種各樣費用的若干千億減少個10%或者20%、30%，豈不是一筆很大的數字？用這些錢給公務員加薪也就夠了。說老實話，如果把公款消費造成浪費的錢轉換為工薪發到公務員們手中，公務員會很高興的，社會資源也能夠得到節約利用。如果能夠通過廉政和節約省下一筆可觀的財政支出，用來給公務員加薪，我想不但公務員滿意，老百姓也不會有太大的意見了。

所以我建議，國家應該通過深化改革，搞好廉政和節約的辦法為給公務員加薪尋找資金來源，那樣不但促進了機構改革，也符合科學發展觀和構建和諧社會的理念，還能夠緩解群眾對公務員加薪的意見，也是一個“多贏”的辦法。

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資本結構相關概念解析；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現狀及問題；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的成因分析；調整和優化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的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資本結構是指企業全部資本的構成中權益資本與負債資本兩者各占的比重及其比例關系、資本結構優化就是指企業通過籌資、融資等手段、融資方式決定投資者對企業的控制程度和干預方式、資本結構的選擇實質上就是法人治理結構的選擇、在資本結構中，其股權結構是公司治理結構的基礎、股權結構不合理、債務結構復雜、企業自有資本比例不當、國有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偏好、國有企業產權制度改革滯后、企業之間互相拖欠嚴重、逐步降低非流通股比例，完善企業股權結構、企業加強自身管理，改善公司治理結構等。具體請詳見。

摘要：資本結構影響并決定著公司治理結構，進而影響企業融資行為及企業價值，它是否合理直接關系到企業的生存與發展。自20世紀90年代初滬深兩市建立以來，我國資本市場得到了迅猛地發展。資金來源的多元化使得我國企業資本結構影響因素和優化問題的研究也更具有理論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本文首先對資本結構進行了分析，接著分析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現狀及問題，在分析問題原因的基礎上提出了調整和優化我國企業資本結構的對策。

關鍵詞：資本結構；優化；公司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體制轉軌的過程中，由于自身發展和體制轉換中長期積累形成的深層次矛盾也日益凸現。其中企業資本結構不合理、過度負債成為威脅其生存的重要障礙。因此，如何優化企業的資本結構，確定合理的負債水平，是企業健康發展的保障，也是我國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任務。

盡管國內學術界就這一問題已經有了一定的研究，并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些有建設性的意見，但是，這一問題仍然存在并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繼續困擾我國轉軌中的企業。因此，筆者希望就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的深入研究，結合轉軌經濟這個邏輯出發點和既定的歷史現實，希望能從中找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為今后的企業改革提出有益的建議。

一、資本結構相關概念解析

0引言

企業融資資金流動分析是分析企業從那些途徑取得資金，又將這些資金應用到那些方面，從而分析資金來源和資金應用的對應性。分析的目的是考察企業有沒有財務風險，有沒有經營風險，有沒有償債風險。論文百事通2008年5月22日，財政部、證監會、審計署、銀監會、保監會五部門聯合了《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進行風險評估”，并“運用相應的控制措施，將風險控制在可承受度之內”（第28條）。對融資資金進行流動分析，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

1融資資金流動分析的基本原理

融資資金流動分析的基本原理是對融資資金運行情況進行定點歸類，確認資金的屬性——是資金運（應）用，還是資金來源，再據此分析資金運（應）用和資金來源的合理性。例如，某投資者創辦甲科技公司投入資本金100萬元存入銀行。當期，該公司支付70萬元購買一批科技產品，并全部售出，收款86萬存入銀行。由于該科技公司新辦，一切稅費免交，未發生其他費用。期末，該公司編制的資產負債表、利潤表如下（見表1、表2）。

根據表1、表2進行資金流動分析如下：

①公司他創立時：

根據縣縣脫貧攻堅辦要求，我局對2018年文化、旅游脫貧攻堅資金使用及撥付情況進行了自查，現將自查情況報告如下：

一、總體情況

（一）文化工作

1、“戶戶通”工程建設。今年共計購置戶戶通設備450套，目前已完成350套的安裝發放，共計投入資金16.5萬元。資金來源為2017年中央和省少數民族文化事業發展補助專項資金。

2、村村響工程建設。完成了39套村村響設備安裝發放工作，共計支付設備款89萬元。資金來源為2018年文化扶貧專項資金75萬元，2017年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建設資金廣電文化惠民資金14萬元。

3、村級文化活動室建設。完成了34個貧困村（2018年18個村、2019年16個村）文化活動室的設備采購工作，目前已完成2018年脫貧村18個村的設備發放及安裝。共計支付設備購置費170萬元（2018年文化設備專項資金90萬元，政府墊資80萬元）。資金來源為2018年文化扶貧專項資金90萬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