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主要從問題的提出；高技術產品的規模經濟效應與內在要求；高技術產業的戰略意義；規模經濟效應對高技術產品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結語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現代國家對這類產品的出口都會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此類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經濟利益與管制的安全利益、對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討論比較多、隨著高技術產品生產和經營規模的擴大而單位成本不斷降低(單位收益不斷遞增)的特性、高技術產業屬于知識密集型產業、高技術產業往往具有高投入性、市場需求包括既有市場(開放市場)的需求和受管制市場的需求、高技術產業對于國家來說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隨著科技的突飛猛進，許多對軍事至關重要的高技術、出口管制是最大程度維護我國國家利益的重要手段等，具體請詳見。

一、問題的提出

為防止軍品和軍民兩用品(既可以民用，也可以軍用)的出口危害本國安全，現代國家對這類產品的出口都會施行不同程度的管制，以盡量保證本國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避免或降低國家安全利益被破壞的可能。

對于國家來說，此類出口管制的核心是平衡出口的經濟利益與管制的安全利益。此外，作為對外政策的一部分，出口管制還受到國際結構、國家間政治關系(包括外交)、意識形態、國內政治等因素的影響。

在已有的相關出口管制研究中，對安全因素及政治、外交因素討論比較多。而對經濟因素的分析則比較少。而這較少的涉及經濟因素或從經濟角度討論出口管制的研究又存在明顯不足，因為它們試圖綜合考察經濟與安全因素。將一個國家的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其結果只能是考察總體經濟狀況對國家總體出口管制政策的影響。按照這一邏輯，隨著國家經濟的變化。一個國家要么全盤加強出口管制，要么全盤放松出口管制，這顯然不符合實際。因為一個國家總體經濟狀況沒有顯著變化，但是對同一產品(軍事價值沒有變化)的出口管制政策卻可能發生變化。比如，近些年來美國放松了對華的核出口管制政策，允許美國企業投標為中國興建核電站。從國家總體經濟的角度這難以解釋。因為此間美國總體經濟情況并沒有顯著變化。當然，從安全的角度這也是難以解釋的，近些年決定安全因素的軍事價值與兩國安全關系在中美核貿易上沒有明顯變化，期間美國國內政治、意識形態等因素在此問題上作用不明顯。

因此，本文擬從比較微觀(具體)的層面對出口管制予以分析，以深化相關研究，對有些現象作出解釋，以加深我們對出口管制的理解。

[摘要]樹立良好的信用形象，是我國物流業健康發展的重要保障。指出國內物流企業的失信現象越來越普遍、信用監管壓力日益加大的現實，并從產業經濟的視角，分析了物流服務信用監管中存在的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產業空間分布和產業發展政策等方面的制約。根據這些制約因素，提出了完善物流服務監管體系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物流服務；信用監管；產業經濟

1引言

近幾年來，我國物流業發展迅速，2015年全社會物流總額高達220萬億元，與5年前相比增長了70%左右，5年的年均可比增幅達到8.7%。在物流業規模總體不斷擴張的同時，物流企業的失信現象也越來越普遍，合同違約、拖延服務、企業信息虛造等現象時有發生。物流行業的信用缺失，不僅有損我國物流業形象，降低產業發展效率，還會對國家整體信用造成一定負面影響。因此，構建有效的物流服務信用監管機制勢在必行。文本用產業經濟的視角對我國物流服務信用監管的情況進行分析，主要從產業組織、產業結構、產業空間分布和產業發展政策四個方面，探討當前我國物流服務信用監管方面存在的各種制約，并基于這些制約提出優化我國物流服務信用監管體系，增強物流服務信用監管水平的對策建議。

2產業經濟視角下物流服務信用監管的制約分析

2.1產業組織的視角：“多重”屬性產業具有較強的信息不對稱性

伴隨著知識經濟的到來，組織競爭越來越依賴于對知識資產的創新應用和管理，績效管理的評價重心也必須轉移到知識創新能力與效益方面來。

世界級管理大師杜拉克在其所著《巨變時代的管理》一書中指出，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出現了一個新的工作者群體，即“知識工作者”；他們與以往的資本經濟時代的勞動者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即他自身掌握著部分生產工具——知識，而不像傳統的勞動者一無所有，只能出賣自己的勞動力。

在我看來，從杜拉克的這一觀點出發，知識經濟時代資本家與知識工作者的關系，已不再是純粹的雇傭者與被雇傭者的關系，而是有著不同程度的“合伙人”關系。特別是在策劃設計、咨詢顧問等行業，這種“合伙人”關系表現的更加明顯。人們認為，當今世界正在進入“智慧家”將要與“資本家”平起平坐的時代；智慧家擁有過人的經營智慧或管理智慧或研究開發智慧，其大腦無異于一座金礦。在國內特別是深圳的一些企業如華為，甚至打出了“知本主義”的旗號，即把知識轉化為認股權、股利和紅利。在股權安排上，讓最有才能的人擁有重要股權。

另外，對知識工作者的管理方式也要相應而變。根據杜拉克所說，由知識型工作者組成的現代組織，已不再是老板和下屬的關系，而是一種團隊式的、平等的關系。管理者在這種團隊中的工作已不再是命令，而是激勵。知識型工作者不像傳統的工人那樣受到機器的支配，容易受到有效的監督。相反，機器在知識型工作者手里能產出什么產品，以及產出什么質量、什么檔次的產品，幾乎完全取決于知識工作者的創造性勞動。離開知識型工作者的創造性勞動，機器就是一堆廢鐵。知識型工作者由于自身掌握一種生產工具即知識，因而比傳統的勞動者擁有更大的獨立性、靈活性、自由性，而且他很容易“跳槽”；而他的位置并不像傳統的勞動者那樣容易替補。知識型工作者的“跳槽”往往給企業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失；他離開公司，受損失的不是個人，而是公司自己。因為知識型工作者往往是組織中某一領域的權威人士，否則他就是無用的。組織付給員工工資并不能得到他們的忠心，關鍵是要給他們提供運用知識的機會，使其價值得到實現。對于知識型工作者的勞動，既不好實行計時管理，又不好實行計件管理；既不好光靠高薪高職“購買”，又不能僅用“哥們意氣”去籠絡；既要給他們提供比較優越、寬松的工作空間，使他們能不受打擾地、自由地從事創造性勞動；又不能放手不管，不加引導，因為即使他們確實整日都在為公司的事情冥思苦想，沒有正確引導，沒有良好情緒，也難以激發靈感。由此可見，“知識經濟下的人力資源開發”，實在是一門嶄新而艱巨的課題。

在我國目前的行政管理領域，實際上有許多新的技術手段引入，如計算機和網絡技術。但是這些技術都沒有在我國的行政管理中被廣泛運用，就拿網絡技術來說，雖然有些政府部門開始上網，可絕大多數基層政府部門連上網是怎么回事還不很清楚。在這種情況下，首先需要讓人們樹立起網絡的概念。因此，從目前水平來說，對行政管理人員應加強現代管理技術和新興科學技術教育，培養最起碼的管理技術知識。

知識經濟時代需要有知識的領導，沒有知識就無法勝任工作。我們的領導干部和管理者首先必須認真地學習好指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鄧小平理論，學習依法治國所必須的法律知識，學習領導科學，學習管理社會和行業所必須的專業知識和現代科技基礎知識。同時我們還要學習好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把握社會發展的趨勢以適應履行職責的需要。現在知識更新速度難以想象，必須堅持終生學習，補充和更新自己原有的知識，才能跟上時代步伐。學習必須要有一個好的學風，聯系實際，學以致用，切忌擺花架子、賣弄知識、名詞堆砌和脫離實際。如果只把學習到的知識作為自己的講話和修辭，那么我們和發達地區的差距將會越拉越大。

摘要：航空運輸近年來最重要的放松管制的措施有價格管制和市場管制。文章以經濟學研究分析為方法，從微觀層面運用范圍經濟和規模經濟理論、網絡經濟模型、供需關系模型、寡頭壟斷市場理論等分析研究兩項管制對航空運輸的經濟影響，并評價兩種放松管制的意義，最終給出政策建議。

關鍵詞：航空運輸管制；經濟學分析；價格管制；市場管制；放松管制

中國航空成立五十多年來，經歷了幾次大改革。經過改革，航空發展的經濟環境明顯寬松，安全管理等方面的法規體系更加完備，為航空運輸企業的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生機和活力。航空運輸近年來來放松管制措施有：放寬市場準入、放松價格管制、放開航線航權管制、逐步開放航權、擴大代碼共享、允許外商投資、開啟資源流動共七大項（包隨義，2006）。隨著航空運輸體制改革的逐步到位，新航空運輸運行管理體制開始加速運轉。作為行業政府的兩大塊職能，經濟管理職能的發揮明顯滯后，尤其是市場管理體系，從法規制度建設、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到管理內容、管理的手段和方式方法，越來越不適應當前航空運輸發展的需要。

一、中國航空運輸業價格管制

第一，航空價格管制背景。隨著飛機制造技術的發展，降低了航空公司的運營成本。2004年4月20日正式實行的《航空國內航空運輸價格改革方案》指出：政府主管部門由核定航線具體票價的直接監管，轉變為對航空運輸基準價和浮動幅度的間接管理，賦予航空公司在限定幅度下自主定價的權利，但仍然存在著政府和企業的雙重定價。從長期來看，需要進一步放松價格管制，使航空公司成為定價的真正主體。

第二，自然壟斷性。自然壟斷產業及其政府管制問題是產業經濟學領域研究比較活躍的問題之一。中國航空運輸業自1980年開始了政府管制體制的改革步伐，實施了從行政性壟斷經營逐步走向市場競爭的一系列過程。航空業具有規模經濟效應、范圍經濟效應和網絡經濟效應，這三個基本經濟特征使得航空業屬于傳統的自然壟斷性產業。

多年來，經濟學界將政府的經濟職能統稱為宏觀經濟調控，雖然已經有個別學者注意到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不同，但至今鮮見對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之間的關系進行專門討論的文獻。產業經濟學文獻中有大量的討論經濟管制問題（主要是產業管制問題）的論著，管制經濟學、反壟斷經濟學以及其他相關經濟學領域的文獻也有大量的討論經濟管制問題的文獻，這些文獻主要討論的是產業管制、微觀經濟管制問題，而在宏觀經濟學文獻中，則有大量的討論宏觀經濟調控的論著。這些論著對經濟管制和宏觀經濟調控的專門領域的問題的研究相當深入，但并沒有對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進行深入研究。同時在政府經濟學文獻中，也鮮見對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的系統討論。在專門討論宏觀經濟調控以及討論政府的經濟職能的文獻中，流行的觀點是將宏觀經濟調控與政府的經濟職能等同起來。這可能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將政府等同于宏觀，凡是政府做的事，都成了宏觀經濟調控；二是對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研究還比較薄弱，還不能明確區分兩者的異同。實際上，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并不是一回事，宏觀經濟是有確定的涵義的，并不是任何經濟活動都屬于宏觀經濟活動，從而也就意味著并不是政府對經濟進行的任何干預活動都屬于宏觀經濟調控。明確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關系，不僅是經濟理論研究的任務，而且對規范政府政策、規范政府行為和政府有效地履行經濟職能都具有重要價值。本文擬對二者的相互聯系與差別進行初步的探討。

一、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不同之處

經濟管制是指具有經濟管制權的政府管制部門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進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宏觀經濟調控則是指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在相關法規的約束下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需要對宏觀經濟進行的調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宏觀經濟調控一詞帶有較濃厚的計劃經濟或者管制經濟的色彩，“宏觀經濟調控”一詞所表達的意思是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和控制。準確地說，這里探討的是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節的關系。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宏觀經濟只能是進行調節，目標是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并不是對經濟進行控制，對宏觀經濟進行控制的結果是管制經濟。但根據習慣或傳統，這里筆者仍稱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是存在著多方面的不同之處的，以下將分別予以說明。

1.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

雖然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產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場缺陷，都是由市場經濟所內生出來的（注：參見曾國安：《政府經濟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兩者產生的具體原因是存在差別的。經濟管制主要是由經濟的外部性、壟斷、信息的不對稱、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非市場品、有害物品的生產與消費問題、產權保護問題、市場不完善問題等所引起的，宏觀經濟調控則是由宏觀經濟失衡（包括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總投資、總消費的波動，總就業的波動，一般物價水平的波動，國際收支失衡，經濟增長的波動等）所引起的。兩者產生原因的差別導致了政府干預部門、干預目標、干預手段等等的不同。

2.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同

一、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的不同之處

經濟管制是指具有經濟管制權的政府管制部門依照政府制定的法規對被管制者進行的（主要是）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宏觀經濟調控則是指政府宏觀經濟管理部門在相關法規的約束下根據宏觀經濟運行的需要對宏觀經濟進行的調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宏觀經濟調控一詞帶有較濃厚的計劃經濟或者管制經濟的色彩，“宏觀經濟調控”一詞所表達的意思是政府對宏觀經濟的調節和控制。準確地說，這里探討的是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節的關系。因為在市場經濟中，政府對宏觀經濟只能是進行調節，目標是實現宏觀經濟的平衡，并不是對經濟進行控制，對宏觀經濟進行控制的結果是管制經濟。但根據習慣或傳統，這里筆者仍稱宏觀經濟調控。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是存在著多方面的不同之處的，以下將分別予以說明。

1.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產生的具體原因不同

雖然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產生的根本原因都在于市場缺陷，都是由市場經濟所內生出來的（注：參見曾國安：《政府經濟學》，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但兩者產生的具體原因是存在差別的。經濟管制主要是由經濟的外部性、壟斷、信息的不對稱、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問題、非市場品、有害物品的生產與消費問題、產權保護問題、市場不完善問題等所引起的，宏觀經濟調控則是由宏觀經濟失衡（包括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失衡，總投資、總消費的波動，總就業的波動，一般物價水平的波動，國際收支失衡，經濟增長的波動等）所引起的。兩者產生原因的差別導致了政府干預部門、干預目標、干預手段等等的不同。

2.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所要達到的目標不同

雖然總的來說，經濟管制與宏觀經濟調控都是要通過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彌補市場的缺陷，充分發揮市場的優長（包括促進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促進生產效率的提高，促進技術創新，促進積累的增長等），提高經濟效率，增進社會福利，但兩者的具體目標是存在著差別的。經濟管制所要達到的具體目標主要是：（1）通過政府的干預解決外部經濟效應問題，即限制、減少具有負的外部經濟效應的產品的生產和消費，鼓勵具有正的外部經濟效應的產品的生產和消費；（2）通過政府的干預解決壟斷問題，即政府在避減壟斷的總原則下，通過對不同類型的壟斷分別采取禁止、限制以及數量管制、價格管制和促進競爭的政策，以維持或者促進形成有效競爭的行業市場結構，促進企業和產業經濟效率的提高；（3）通過政府的干預增加市場信息的供應量，減輕由信息不對稱對經濟效率帶來的危害；（4）通過政府的干預約束經濟人的非理性行為，如禁止非市場品的生產、交易和消費等；（5）通過政府的干預減少交易成本，促進市場交易，增進生產性活動；（6）通過政府的干預進行收入再分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宏觀經濟調控則旨在通過對經濟總量的調節，實現經濟總量的平衡。具體來說，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目標是：（1）通過對總供求的調節，實現國民經濟的總量平衡；（2）通過對投資的調節，避免或減輕總投資的波動；（3）通過對消費的調節，避免或減輕總消費的波動；（4）通過刺激經濟實現充分就業；（5）通過調節宏觀經濟實現物價水平的穩定；（6）通過調節國內經濟和匯率實現國際收支的平衡；（7）通過逆向的經濟調節實現國民經濟長期穩定的增長。

內容提要：會計管制是一種制度選擇和安排，其范圍、方式一直在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應構建科學合理的政府會計監管機制，提高管制效率。

關鍵詞：會計管制，制度變遷，管制替代

古典經濟學所崇尚的自由市場的失靈，引發了凱恩斯時代的政府干預，現代意義上的政府干預，是行政機構通過頒布準則或采取特定行動來改變消費者和廠商供求決策從而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市場機制的行為。會計管制是現代市場社會政府干預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功能主要是對會計信息供求關系、會計信息數量質量以及表現形式的管制（吳聯生，2001）。顯然，會計管制實際上是對會計信息的管制，是對會計信息確認、計量和披露等信息生成過程的管制。

一、會計管制的制度變遷

依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思的觀點：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來的規則、守法程序和行為的道德倫理規范，主要用于約束人的行為、調整人們相互之間的利益關系。就總體而言，制度是相對穩定，但伴隨著社會發展和環境的變遷，制度會不斷地被修訂、調整，亦可能被另一種新的制度所取代，從而構成所謂制度的變遷。一般來說，制度變遷的基本動力是基于行為主體對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制度變遷的主要誘因則在于經濟利益主體對獲取最大的潛在利潤的渴望，即寄希望于通過制度創新來攫取已有制度安排中所無法獲得的潛在利潤。假如一種制度安排仍蘊涵著巨大的潛在利潤，就意味著這種制度安排還沒有達到帕氏最優。制度變遷還取決于收益與成本的比較，只有當收益的預期大于成本的預期時，制度變遷的主體就會推動制度轉換，一項新的制度安排才會出現。顯然，會計管制正是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會計管制所涉及到的各利益相關者（企業、注冊會計師行業、投資者等）為會計管制的創設與廢除不斷進行著利益的博弈。因此，會計管制的范圍、方式等并非固定不變，它會隨著市場條件和經濟背景而發生變化，管制目標和管制制度也會發生轉變。

會計管制制度始見于20世紀初的美國，當時會計信息的生產、加工、提供，具有很大的隨意性，是由各經營主體依據自行確定的處理方法來完成的。根據1906年赫本法案授權的州際商業委員會制定的統一會計制度，美國鐵路部門是最先受到會計管制的部門，其會計信息的處理是按照相關規范來進行的。一戰以后，美國政府把擁有財富看成公民天經地義的權利并主張不干涉，鼓勵經濟的自由放任，否定政府的積極干預。到1925年，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已放松了對公司的控制。當時的美國企業在財務上進行弄虛作假是沒有任何障礙的，而且會計界提倡保密性，企業可以在保密的借口下肆無忌憚地在財務與會計上作假。1929年證券市場的大崩潰，使得資本主義世界經濟一片蕭條，生產大幅度下降、物價暴跌、失業狀況空前。經濟危機后，當人們認為放任自流、缺乏規范、缺少誠信的會計市場是危機的根源時，政府也就責無旁貸地全面介入會計監管，擔負起重建會計市場誠信的責任。美國國會于1933年和1934年頒布了《證券法》和（證券交易法），按照這兩項法律的規定，國會授權證券交易委員會（SEC）負責會計和財務報告方面的業務，依靠SEC規范公司的財務報告，滿足公眾有關公司信息方面的需求。SEC實際上控制著美國會計準則的制訂和執行，這樣一來，美國逐漸形成市場化的會計管制模式。1960年以后，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的崛起，放松管制成為了各國政府改革的方向選擇。到1990年，經過近30年的自由放任，那些在資本市場中自覺或自發形成的中介機構在放松管制后，相互監督和自我約束的機制被削弱。上市公司接二連三爆發財務丑聞，社會各界強烈要求改進現行的管制體系，以堵塞管制體系中的漏洞。美國SEC先后出臺了9項新法規，內容涉及到審計市場的重新規范，資產負債表表外安排，上市公司審計委員會的獨立等多個方面。可以看出，會計管制的范圍、方式一直在隨著經濟環境的變化而改變，管制通常是對經濟事件和市場感應的特殊回應。

20世紀來，西方國家的政府管制（regulatory）逐漸覆蓋了社會與經濟生活的絕大多數領域。但是翻開80年代以前的任何一本美國行政法學教科書，諸如此類的內容充斥了整個篇幅：行政授權、自由裁量權的控制、正當法律程序、國會的監督、分權、行政裁決、行政行為的程序、司法審查等等。而對于政府對社會經濟進行管制的實質性內容，比如管制的手段、對管制的撤銷、管制的有效性、管制的“成本—效益分析”、具有破壞性的經濟競爭、公共健康與安全、社會福利等問題，在同樣的書中卻很少受到關注，它們幾乎成為整個行政法學界遺忘的角落，盡管誰也無法否認政府管制的實質性內容所具有的極為重要的政治、社會意義，盡管政治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以及文化人類學家們從中挖掘出了一個又一個金礦。但是，曾經被埋沒的不會永遠被埋沒。自70年代末、80年代起，政府管制改革在美國如火如荼地展開，一片嶄新的研究領域被開拓出來，（注：具體的研究可參見下列文章與著作：CaseR.Sunstein，AdministrativeSubstance，1991DuseL.J.pp.607—627.ChristopherF.Edley，Jr.，TheGovernanceCrisis，LegalTheory，andPoliticalIdeology，1991DukeL.J.546—566.HugeT.Miller，EverydayPoliticsinPublicAdministration，23AM.REY.PUB.ADMIN.99（1993）；G.O.Robinson：AmericanBureaucracy：publicchoiceandpublicLaw.AnnArbor：Univ.ofMichiganPr.1991.Brand，DonaldRobert，CorporatismandtheRuleofLaw：aStudyoftheNationalRecoveryAdministration.Ithaca，N.Y.：CornellUniv.Pr.1988.P.H.Schuck：FoundationofAdministrativeLaw.NewYork：OxfordUniv.Pr.1994.）行政法學者把目光轉向了這片新的視野，他們跳出僅對政府管制程序以及監控管制進行研究的傳統框架，力圖從行政法學的角度開始研究政府管制的實質。本文是對80年代以來美國行政法學界關于政府管制的理論和研究作初步介紹的一種嘗試，同時還想簡要探討這一研究趨勢的意義，其目的不僅在于作學理上的評論，更希望對目前中國正在進行的行政機構改革以及政府規制市場經濟的具體實踐有所助益與借鑒。

一、有關政府管制的理論

行政法學者對政府管制的實質進行研究，最初借鑒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相關理論。因為在此之前，自政府對經濟與社會進行管制之初，有關政府管制的經濟或社會理論就逐漸形成了。90年代以后，行政法學者開始將有關政府管制的政治、經濟與法律理論相融合。下面簡要介紹一下五種有關政府管制的理論。

有關政府管制的理論最先來自美國政府在其鍍金時代（gildedage）為了制止當時盛行的鐵路營建事業的高度投機現象而對鐵路公司進行的管制。政府所采取的手段是通過《1887年州際貿易法》，禁止鐵路公司的某些被認為是不正當的活動，例如規定歧視性價格、索取回扣等，同時建立州際商業委員會，以協助執行這些禁令。（注：伯納德。施瓦茨：《美國法律史》，王軍等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57—159頁。）由此，弗朗西斯。亞當斯與布蘭代斯法官提出了公共利益理論（publicinteresttheory），他們認為政府管制的目的是控制被管制的企業對價格進行壟斷或者對消費者和勞工濫用權力，政府可以代表公眾對市場作出一定理性計算，這一管制符合“帕累托最優”的原則，它不僅在經濟上是富有成效的，而且促進了整個社會的完善。（注：HerbertHovekamp，RegulatoryConflictintheGildedAges：FederationandtheRailroadProblem，1986，YaleL.J.pp.1061—1072.）后來，隨著政府管制范圍的逐步擴大，公共利益理論幾乎被用來解釋所有政府管制問題。（注：比如R.J.Pierce，G.D.Allism：EconomicRegulation：EnergyTransportationandUtilities.MartinMichieBobbs-merrillLawPublishing，（1981）。）

管制捕獲理論（regulatorycapturetheory）也是在此過程中形成的一個理論，但其基本思想與公共利益理論完全相左。該理論認為，確立政府管制的立法機關或政府管制機構僅代表某一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而非一般公眾。“捕獲”政府管制即促使政府進行管制的，或是被管制對象本身（由于它深受市場失敗的影響），或是其它有可能從中獲益的人，比如鐵路管制中受到鐵路營運者盤剝的農場主或者受到擠兌的其它運輸業主。換而言之，政府管制與其說是為了社會公益的目的，毋寧說是特殊的利益集團“尋租”的結果，也許，在某些時候，政府管制會給一般公眾帶來一些有益的因素，但這并非政府管制實際的初衷，它充其量不過是管制的意外結果而已。（注：參見，理查德。波斯納：《法律與經濟分析》，蔣兆康譯，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7年版，第475—476頁；又見，G.Miller，RailroadandtheGrangerLaws，（1971）。）

還有一種理論是從研究行政機關發展的本身來解釋政府管制，這就是組織與制度理論（注：JamesG.March&JohanP.Olsen，RediscoveringInstitutions：theBasisofPolitics（1989。（organizationandinstitutiontheory）。該理論認為，僅僅研究外在于行政機關的政府機構如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對行政權的控制是不夠的，應該認為行政過程和司法與立法程序一樣是追求公正與公共福利的，作為制度的產物，行政機關處于憲法和成文法所建構的制度框架之內，制度決定了行政機關的機構設置、活動能力以及激勵其有效行為的機制，因此，行政機關例行公事的慣例、官僚文化、職業培訓以及機構體系對行政機關的管制決策具有決定性影響。從行政機關理性化（bureaucraticrationality）的角度而言，行政機關作出正確管制決策的機會比國會與司法機關更多。（注：參見，JerryMashow：BureaucraticJustice.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1983），Seitz，S.Thomas：Bureaucracy，PolicyandthePublic，SaintLouis，C.V.MosbyCo.（1978）。C.R.Davis：OrganizationTheoriesandPublicAdministration.WestportConn.：Praeger.（1996）。）

摘要：結合我國民航業的發展歷程，通過對管制內容、管制目的、管制依據的分析對我國民航業規制的演變進行回顧解釋。

關鍵詞：民航業；民航管制；規制演變

1民航業政府管制的目的

民航管制包括兩方面：經濟性管制和政策性管制。政府對民航進行管制的目的是在航空公司與社會公眾利益之間尋求一個平衡點。政策性管制指的是以保障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安全、健康以及環境保護、防止災害為目的，對產品或服務的質量和伴隨提供他們而產生的各種活動制定一定的標準，并禁止、限制特定行為的管制。經濟性管制既經濟管制，一般是針對特定產業的管制，因此也稱為產業管制。它是指為防止發生資源配置低效率和確保使用者對產業內經濟資源的公平利用，由政府依據法律權限，通過許可和認可等手段對公用事業、交通、金融等產業中的進入、退出、價格、服務的數量和質量、投資、財務會計等有關行為進行的管制。

2民航業政府管制的內容

政府管制主要包括進入管制、價格管制、投資管制、資源利用管制、區域準入管制、普遍性服務管制等多種形式。

摘要：政府社會性管制改革事關重大，涉及面廣，情況復雜，必須統籌安排，整體推進。為此，必須完善會性管制的法律體系，健全社會性管制的行為主體，設置社會性管制的合理目標，構建“適度型”社會性管制式，綜合運用強制型和激勵型管制方法，強化安全、健康、環境管制，實現對管制者的有效管制。

關鍵詞：政府干預社會性管制整體改革

政府管制也稱為政府規制，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干預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為實現一定的公共政策目標，由具有法律地位的政府管制機構，依照一定的法律法規對被管制者所采取的一系列行政管理與監督行為。政府管制按管制性質和內容一般可分為經濟性管制和社會性管制兩大類。經濟性管制“主要是指政府對企業在價格、產量、進入和退出等方面的決策進行限制。”會性管制是指為保障全體公民的安全、健康、衛生和防止公害、保護環境及確保教育、文化等社會福利而對社會經濟主體各種特定行為進行規范和限制的政府干預。

政府管制體制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的結合點．而社會性管制改革又是管制革的一大重點。目前我國政府社會性管制改革明顯滯后，社會性管制本身存在不少嚴重問題。當前我國日益加劇的環境污染問題，禁而不止的煤礦礦難問題，層出不窮的假酒、假藥和有毒食品問題等的存在，反映了我國政府社會性管制職能的缺失和社會性管制能力的不足，不利于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構建和諧社會要求政府轉變以GDP為中心、片面追求經濟增長速度的傳統做法。把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解決國民健康、環境保護、社會公平等基本問題上來，這些問題都屬于政府社會性管制職能的范疇。這就迫切要求我們加快政府社會性管制改革步伐，完善社會性管制職能政府社會性管制改革事關重大，涉及面廣，情況復雜，必須統籌安排，整體推進。在和諧社會構建背景下我國政府社會性管制的整體改革，應從以下七個方面協調推進。

一、完善政府社會性管制的法律體系

政府社會性管制必須以相關的法律法規為基礎，法律體系的健全與否直接決定著政府社會性管制職能的有效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相繼頒布了一系列針對健康、環境、安全、教育、文化等領域的社會性管制法律，如《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品管理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大氣污染防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等。應當說，經過30年的發展．我國已經初步形成了涵蓋健康衛生、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災害防治、文化教育等各方面內容的政府社會性管制法律體系。然而，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無論是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從政府社會性管制職能的現實需要上看，我國政府社會性管制的法律體系還很不完善，與社會性管制的廣泛性、深人性和重要性不相適應。因此，必須堅持修法與立法并重，細化相關法律條文，建構系統規范的法律法規群體，增強法律的懲處力度和可操作性．以完善我國政府社會性管制的法律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