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我國學術界很多人認為，馬克思寫于19世紀后期的《資本論》已經完全過時，應該用西方主流經濟學完全取代《資本論》，作為一種唯一正確的現代經濟學占領我國的經濟學術領域，并成為我國制定經濟政策的唯一依據。為了論證自己的觀點，他們還引用一些經過選擇的國外學者的評論，以證明他們的觀點是世界公認的。本文針對上述情況，對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的看法作了客觀概述，論證了《資本論》研究在當代、在中國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國外學者；《資本論》；批判性；科學性

如何看待馬克思及其《資本論》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樣，是一個直接關系到如何評價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歷史、如何選擇我國未來的社會制度和道路的重大問題。蘇東巨變以后，馬克思主義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號稱馬克思主義者的人也紛紛加入了指責《資本論》的行列，加上國外一些主流經濟學家對《資本論》的有意貶低，一時間給人一種國外學者全都認為《資本論》不是學術著作、已經過時，只有作為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釋現代經濟問題的片面印象。本文試圖對國外學者對《資本論》的看法作些客觀概述，為人們全面了解國外學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參考。

一、一部揭示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著作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一部與西方主流經濟學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經濟學撇開了現實社會中人們在財產、社會地位、特長等方面的差異，在一種人人平等、公平競爭的假設下，用一種把工人與物質生產要素相等同的辦法，推論出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是一種充滿和諧公正的經濟體制的結論。與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同，《資本論》是一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的著作。由于《資本論》所論述的問題觸犯了主要憑借財產所有權獲得收入的資本主義社會統治階層的既得利益，在它誕生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主要是國外的一些非主流經濟學家給了它較高評價，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對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來抵制、用批判來否定的態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勝利以后，特別是20世紀20至3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大危機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經濟學家開始對《資本論》采取“研究”的態度，一些試圖發展主流理論的經濟學家甚至還對《資本論》做出了某種肯定。例如，英國經濟學家瓊?羅賓遜等就肯定了《資本論》在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矛盾和運動規律方面的學術成就。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糠侄隕緇岢鐘信辛⒊〉鬧斗腫佑種匭氯鮮兜鉸砜慫己吐砜慫賈饕宓募壑擔啞渥魑槿肷緇崤械墓擼謖飧鲆庖逕希奧砜慫嫉撓牧欏?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文】

〔中圖分類號〕B0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8862（2000）06—0011—04

有一種在國內和國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者那里常見的看法，認為馬克思早期著作中人本主義色彩較濃，后期（特別是《資本論》中）則陷入了普遍主義，取消了人（個人）的地位。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表面的。在我看來，馬克思早期和后期沒有根本的改變，一直是以人作為他研究的中心，馬克思的哲學本質上是一種人學，這一點最集中地體現在《資本論》中。馬克思的《資本論》與他的早期手稿一樣，是“經濟學—哲學”著作（注：如《資本論》第一卷出版時就有人責備馬克思“形而上學地研究經濟學”，參看《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卷，第109頁。）。所以，正如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薩特的《辯證理性批判》和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都是哲學著作一樣，馬克思的《資本論》也是真正的哲學著作，《資本論》就是馬克思的《存在與時間》。

當然，與早期著作，如《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相比，《手稿》是從整體上來把握人和人的歷史，更容易看出鮮明的人學立場，談到人的本質的異化時，更強調這種異化的根源和基礎；《資本論》則傾向于實證的分析，運用“抽象力”作冷靜的考察，基本上不考慮人（如個別資本家）的主觀意圖，致力于發現“鐵的規律”，它更多地是研究異化的具體過程、細節。但有兩點是很明顯的：1）資本主義生產的“鐵的規律”不具有永恒性、非歷史性，而是在歷史上產生出來并隨著歷史的發展必然失效的暫時的規律（注：正如馬克思非常贊賞地引用的一條評論所說的：“有人會說，經濟生活的一般規律，不管是應用于現在或過去，都是一樣的。馬克思否認的正是這一點。在他看來，這樣的抽象規律是不存在的……恰恰相反，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它自己的規律。一旦生活經過了一定的發展時期，由一定階段進入另一階段時，它就開始受另外的規律支配。”參看同上書，第111頁。）；2）馬克思在分析和建構資本主義生產的法則時，其目的并不是要確立它的神圣性和不可動搖性，而是要從中尋找它否定自身的契機，展望在一定條件下推翻這種“鐵的規律”的可能性和必然性，抨擊這種規律的不人道和違反人性。在這里，科學分析和價值評價的人學立場是一致的。這就足見《資本論》的根本立場正是人學，資本的“鐵的規律”恰好就是異化了的人的規律，這種異化正是人自己造成的。在這里，有兩個基本的范疇是與這種人學的研究有本質關系的，這就是“存在”范疇和“時間”范疇。

一、馬克思的時間觀

早在馬克思1841年的《博士論文》中，他就特別關注過時間問題，并設一專章討論“時間”。他認為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的一個重要區別在于，德謨克利特從原子的概念中排除了時間，伊壁鳩魯則把時間看作“現象的絕對形式”，所以“人的感性就是形體化了（Verkoerperte）的時間，就是感性世界自身之存在著的反映”，“由于那自身反映的感性知覺是時間本身，這就不能超出時間的界限”（注：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8頁。）。馬克思由此把時間、感性和事物（世界、現象界）緊緊聯系起來了：“事物的時間性和事物對感官的顯現是被設定為本身同一的東西”，“所以人的感性就是一個媒介，通過這個媒介，就如通過一個焦點，自然的種種過程得到反映，并且點燃了現象界之光”（注：馬克思：《博士論文》，人民出版社，1961年，第39頁。）。可見，時間的問題就是感性的問題，也就是人的問題，即個人（體現為伊壁鳩魯的個別“原子”）的問題，強調感性就是強調個人，個人是“現象世界之光”。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既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和體系構建最為重要的基本問題，也是我國經濟理論界長期爭論并且一直懸而未決的重大問題。自從新中國建立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初期，以許滌新、王學文和方文和等老一輩經濟學家為主要代表的我國經濟理論界對這一重要問題從兩個主要方面進行了積極的探討：一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除了生產關系是否還包括生產力；二是生產方式是不是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一直到70年代末期，由于“左”的思想和理論的影響，我國學術界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這一重要問題的科學探討長時期中斷了，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教條一直在我國經濟理論界占據統治地位。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術界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進行了廣泛的和持續的探討，取得了許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最有代表意義的成果是突破了以往把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只局限于生產關系的傳統觀點，根據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科學論述而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規定為一定的社會生產方式以及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并把生產方式作為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研究對象。

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大體上經歷了以下三個主要階段：

一、撥亂反正階段(20世紀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學術界對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主要是撥亂反正，其內容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打破斯大林關于生產關系是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理論教條，恢復馬克思主義創始人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是一定的生產方式以及相應的生產關系的科學理論觀點；二是否定了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統一的傳統觀點，科學闡述了馬克思的生產方式范疇的基本涵義與具體內容。在這兩方面的探討中首當其沖的是我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家駒先生。1980—1981年，馬家駒先生先后在《經濟研究》和《中國社會科學》發表了題為《生產方式和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的重要論文，最先提出了關于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的新見解。他十分明確地提出，按照馬克思在《資本論》中的規定，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各個階段上特定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根據這一規定，生產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的首要研究對象。不僅如此，馬家駒先生還根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否定了斯大林關于生產方式定義的錯誤觀點，系統地、科學地闡明了生產方式的涵義。

首先，馬家駒提出生產方式是有別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一個獨立范疇。他指出：“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并不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統一把這兩者包括在自身之內，而是介于這兩者之間從而把它們聯系起來的一個范疇。”其次，馬家駒較為全面地闡述了生產方式的具體含義。他寫道：“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方式有兩個含義。第一，它是指勞動的方式；第二，它又是指生產的社會形式。”“作為勞動方式的生產方式，馬克思通常不加任何限定地簡單稱之為‘生產方式’，指的是勞動者在勞動過程中相互結合的方式以及使用勞動資料的方式。生產方式的這樣一個含義是同生產過程作為勞動過程的這一面聯系著的。”“生產方式的第二個含義即作為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是同任何生產過程都不單純是勞動過程，同時又是一個具有特殊的社會規定性的過程這一方面相聯系的。——生產方式和生產過程的一定的歷史形態或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完全是同義語。”“勞動的社會形式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依以結合的形式分不開，它并且和后者一樣直接表現出一種社會生產方式的性質。”最后，馬家駒闡述了生產方式這兩個方面含義之間的相互關系。他寫道：“一定的勞動方式和生產的一定社會形式之間確實又存在著一種歷史必然的統一關系，并且歸根到底還是作為勞動方式的生產方式決定著作為生產的社會形式的生產方式，而勞動方式的根本變革又總要以生嚴資料或勞動資料的變革為前提。”這樣，馬家駒先生一方面明確指出了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生產方式及其相應的生產關系，充分肯定了生產方式是政治經濟學研究的首要對象，另一方面科學地分析了生產方式的涵義。

與此同時，我國學術界其他許多學者在對政治經濟學研究對象問題的探討中也提出了一些相似的觀點。如吳斌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也應研究生產方式》一文中指出，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應該研究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及與其相應的生產關系。馬克思是在兩種含義上使用生產方式這一術語的：一是生產方式本身，一是生產方式的社會性質。陳招順在《從生產方式的含義論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一文中提出，生產方式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的中間階段和中間環節。一定的生產力狀況是一定的生產方式得以建立的基礎，而一定的生產方式又是一定的生產關系得以產生的依據。勞動力和生產資料不能成為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但是，如果不研究生產力，也就不能說明生產關系的產生和變化。這是一個矛盾。而生產方武概念的出現意味著這個矛盾的解決。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正如20世紀法國著名結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路易·阿爾都塞在《閱讀<資本論>》一書的開篇就寫道：“毫無疑問，我們都讀過《資本論》，而且仍在繼續閱讀這部著作”7，阿爾都塞借鑒結構主義的方法，以哲學家的身份采用“征候讀法”來重新閱讀《資本論》，以便恢復蘇共“二十大”以后人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這樣一種“保衛馬克思”8的方法依然是我們今天閱讀《資本論》的主要的哲學背景，也使本文的分析不得不打上結構主義的烙印。因為《資本論》首先或許最終是一個文本，盡管馬克思從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思想只呈現在文本中，他更關注文本的實踐意義，但是在當下的歷史語境中，已經很難獲得這份突破文本而抵達歷史的自信，或者說支撐馬克思信念的哲學根基已經動搖了，尤其是20世紀初期在哲學界發生的“語言學轉向”以及最終波及到整個社會人文學科的結構主義，似乎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語境”，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結構主義對馬克思的閱讀和闡釋還依然有效。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摘要

本論文借鑒結構主義的一些方法，抱著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從考察馬克思論述政治經濟學的話語結構入手，抽離出“自然·歷史”、“共時·歷時”、“一般·特殊”、“抽象·具體”四組基本的話語組合方式，為了貫徹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馬克思把闡釋歸入“歷史/歷時/特殊/具體”，而排斥“自然/共時/一般/抽象”，但并不意味著馬克思放棄對于“一般/抽象”的探求。他從黑格爾那里繼承了辯證法，并把它作為政治經濟學的敘述動力所在，而辯證法恰恰是“共時/一般/抽象”的研究方法，那么，“辯證”的敘述動力能否承載歷史唯物主義的訴求，馬克思是如何在“辯證法”的運動中納入“歷史”的聲音，我將通過對商品價值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的解讀來回答這兩個問題，從中可以看到馬克思突破文本的敘述抵達歷史的艱辛，這對于語言學轉型以來處理文本與歷史的關系，以及在后結構主義解構“宏大敘事”的策略下重新找回歷史唯物主義的信念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

自然-歷史、共時-歷史、一般-特殊、抽象-具體、辯證法、歷史唯物主義、抽象人類勞動、剩余價值、能指/所指/歷史參照物

引言

生活在中國的現實語境中，對于馬克思、馬克思主義以及《資本論》的態度不得不帶有復雜的情感。改革開放是在批判“”歷史的基礎上開啟的，而在思想領域則伴隨著對于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的清算，以至于在新時期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馬克思主義不再成為知識人的普遍信仰，但是隨著90年代市場化在中國的全面展開，一些曾經借助馬克思主義批判和拒絕的東西浮現出來，中國究竟是在“發展主義”2的歷史允諾中走向“更美好的明天”，還是掉進了“現代化的陷阱”3，于是，一部分對社會持有批判立場的知識分子又重新認識到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價值，并把其作為介入社會批判的工具，在這個意義上，“馬克思的幽靈”4又回來了（按照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的說法，“馬克思的幽靈”從沒有離開過），或者借用《資本主義的終結》一書的結尾語“因為馬克思主義指引我們思考剝削，而剝削還沒有終結”5，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并沒有被歷史想象性地“終結”6。

論文關鍵詞：馬克思；循環經濟；科學技術

論文摘要：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和觀點。在此基礎上，本文對馬克思關于循環經濟的幾個重要思想進行了歸納和總結。

“循環經濟”一詞是美國經濟學家波爾丁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的。自20世紀80—90年代起，發達國家為提高綜合經濟效益、避免環境污染，以生態經濟理念為基礎，重新規劃產業發展，提出一種新型的循環經濟發展思路。20世紀90年代末，循環經濟理念開始引入我國。2004年9月29日，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召開全國循環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用循環經濟理念指導“十一五”規劃的編制。

雖說“循環經濟”是一個新理念，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尤其是在論述“不變資本使用上的節約”問題時，就曾經明確提出過與“循環經濟”原則類似的思想、觀點。馬克思的這些見解給我們以深刻地啟迪，可以說是“循環經濟”理念的理論先聲。馬克思循環經濟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在馬克思看來，應用科學技術是減少工業和生活廢物的有效手段。這種思路與當今人們處理生產與生活垃圾的思路是一致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討論“生產排泄物的利用”問題時明確指出：“我們所說的生產排泄物，是指工業和農業的廢料；消費排泄物則部分地指人的自然的新陳代謝所產生的排泄物，部分地指消費品消費以后殘留下來的東西。”那么靠什么手段來處理這些排泄物呢？當然要依靠科學技術手段，因為“科學的進步，特別是化學的進步，發現了那些廢物的有用性質”。馬克思特別強調，用先進的科學技術改造過的工業，可以充分利用工業廢料，變廢為寶，減少工業廢料對環境的污染。“化學工業提供了廢物利用的最顯著的例子，它不僅發現新的方法來利用本工業的廢料，而且還利用其他工業的各種各樣的廢料，例如，把以前幾乎毫無用處的煤焦油，變為苯胺染料，茜紅染料（茜素），近來甚至把它變成藥品。”馬克思指出：“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在這里，馬克思實際上已經涉及到了利用科學技術的手段建立完整的循環經濟體系的問題、廢物資源化問題和產業生態化問題。馬克思的上述思想與我們今天大力提倡的“利用可持續的科學技術來支持和支撐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見解是一致的。

其次，馬克思認為，利用科學技術改進生產工藝可以提高生產資料的使用率，減少廢棄物的排放，減輕對生態環境的壓力。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列舉了大量的生產實例，對生產工藝的提高在充分利用工業廢物，減少排泄物方面的作用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伴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的生產工藝水平也日益提高。工藝的進步，改變了對生產原料的利用途徑和方式，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生產中的各種廢料，獲得了一種在新的生產工藝中可以再利用的形式，廢料成為了新工藝的原料。現在，循環經濟學家常說的一句話是：“垃圾是放錯了位置的原料”。其實，馬克思早在100多年前就明確地說過類似的話：“所謂的廢料，幾乎在每一個產業中都起著重要作用。”馬克思用實例說明，當時由于生產工藝水平的低下，在英格蘭和愛爾蘭許多地方的農場主不愿種植和很少種植亞麻，一個主要理由是：在靠水力推動的小型梳麻工廠里，粗糙落后的生產工藝導致了在加工亞麻時產生了很多廢料，損失高達28%到30%，工人們經常把這些廢麻拿回家當柴燒，可是這些廢麻是很有價值的。后來，人們采用了先進的生產工藝，用水漬法和機械梳理法對亞麻進行精細處理，使亞麻的損耗大大減少。再次，馬克思還看到，科學技術的發展導致了大批新型生產工具的問世，而生產工具的革新同樣可以提高工業廢物的利用率，變廢為寶，減少資源的浪費。馬克思多次指出：“機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來不能利用的物質，獲得一種在新的生產中可以利用的形式。”“廢料的減少，部分地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的質量。”馬克思列舉了意大利和法國在磨谷技術上的差異說明這個問題。在羅馬，當時的磨還很不完善，因此，不僅同量谷物的面粉產量低，而且磨粉費用相當大，客觀上造成了極大的浪費。而巴黎人使用的磨，是按照30年來獲得顯著進步的力學的原理實行改造的精致的磨，大大提高了同等谷物的面粉產量。馬克思還提到，處理紡織工業產生的廢絲時“人們使用經過改良的機器，能夠把這種本來幾乎毫無價值的材料，制成有多種用途的紡織品”。在馬克思看來，“在生產過程中究竟有多大一部分原料變為廢料，這要取決于所使用的機器和工具的質量。而這一點是最為重要的。”我們都知道，生產工具是“物化”了的科學技術，用科學技術手段改造我們的生產機器和工具，的確可以提高自然資源的使用率，從而節約自然資源，減少生產過程中的廢物，減輕生產廢物對生態環境的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