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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時期倫理精神的轉換何在？

首先必須說明，這里所指的“轉換”主要是相對改革開放前的計劃經濟時期而言；所以，有無變化的關鍵就在于，社會主義兩種經濟體制對倫理精神分別帶來了什么樣的影響。

被譽為“第二次革命”或“第二次解放”（從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意義上理解）的改革開放，給新時期的倫理道德及其精神帶來了巨大變化。

第一，撥亂反正中的人性（個人主體性）復蘇。原有極左的思潮給人們帶來的直接而巨大的創傷，就是以異化了的共產主義精神（天理）泯滅人的個性（人欲）。這里的異化即是指主觀上確定是想創造性地發展馬克思主義，試圖以共產主義精神超越一切，但在創造中不但偏離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的倫理思想，反而自覺不自覺地融進了一些封建主義的倫理觀。于是，當十年動亂結束后不久，在思想、文化、藝術、教育等領域立即掀起了一場空前的以探討真正的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為中心的撥亂反正熱潮。盡管有些問題至今仍無定論，但至少對一些基本的問題達成了共識：在馬克思看來，社會的全面發展依賴于社會成員個人的全面發展；個人的全面發展，不是原始公社時期“原始的豐富”，也不是抽象的觀念的發展，而是社會現實關系及其觀念關系的豐富；共產主義消除私有制、建立“自由人聯合體”，是為了消除剝削，而不是消除個人所有制和個人利益。（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生產對自身的否定，不是重建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即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因此，大寫的“人”（全社會每個人的全面發展）在卷帙浩繁的字里行間中突出出來，個人與社會的辯證關系成為新時期倫理精神的出發點和支撐點。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新了經濟生活中的倫理關系和原則。

勿庸諱言，限于一定時代的環境制約，馬克思不可能想到社會主義同市場經濟連體或兼容；而且，市場經濟形式本身也不是社會主義。但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確實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確實符合中國的國情，也確實符合“三個有利于”的原則。在這種新型經濟關系中，必然會生長出新的思想道德因素。其中的積極因素正如《決議》中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利于增強人們的自立意識、競爭意識、效率意識、民主法制意識和開拓創新精神”。其實，馬克思也看出了商品經濟對人的發展的正面效應，認為它促進了自然經濟和封建人身依附關系、等級制度的解體，“在產生出個人同自己和同別人的普遍異化的同時，也產生出個人關系和個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交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總之，有利于人的全面發展。在上述積極因素中，突出體現了作為市場行為主體的個人或法人的主體性，即在倫理上、法律上具有相對（相互）獨立、自由和平等競爭的權利，即“市民社會的成員的權利”。馬克思對此十分強調和肯定：“如果說經濟形式，交換、確立了主體之間的全面平等，那么內容，即促使人們去進行交換的個人材料和物質材料，則確立了自由。可見，平等和自由不僅在以交換價值為基礎的交換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換價值的交換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產的、現實的基矗”顯然，這種平等和自由的倫理精神不僅與封建專制、等級特權、人身依附等倫理關系大相徑庭，而且也不同于計劃經濟關系下的人我不分，相互依賴，相互拉平（一種原始的情感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絕對平均主義）的倫理觀念。當然，新時期的這種倫理精神轉換的最大特點，是市場經濟倫理與社會主義倫理相結合（盡管目前處于動蕩、“耗散”之中，而尚未理順或規范化）。這里面的深刻意義在于：從消極的方面看，市場經濟關系的最簡單表現是物與物的商品關系，最直接的價值是交換價值（貨幣、資源增值），很容易自然產生以唯利是圖、見利忘義、急功近利等為特征的拜金主義倫理觀，就會產生勞動及勞動者的異化，如果讓其滲透到經濟生活之外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甚至教育生活等精神領域，就會造成更為嚴重的腐敗和異化現象；但是，這一消極因素是可以控制的，社會主義的倫理觀就是一副最好的解毒劑。

第三，中國傳統美德及其精神的認同和弘揚。

在本世紀，代表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主流及其精神的儒學，曾遭到“”和“文化革命”兩次沉重打擊，以致于在字面上已成為社會主義倫理道德的主要對立面之一，甚至于改革開放之初的撥亂反正也沒有給它一席之地。但人們后來發現，在馬克思主義的倫理道德顧及不到或不那么吃香、不那么靈的地方，例如在日常行為規范、家庭倫理以及愛國精神等等方面，傳統倫理道德中有著十分管用的精華；于是，人們將期望的眼光投向了“新儒學”等傳統文化的更新，希望從中找到遏止道德“滑坡”或者支撐道德“爬坡”的良方。從目前的實際情況看，新時期所汲取的傳統美德及其精神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以“仁和”?為精神的“禮”?教內容，?其中絕大部分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日常人倫和行為規范；二是以“忠孝”為精神的愛國主義和家庭美德內容，其中也蘊含著改變了意義的集體主義內容。對于這一方面的轉換，也要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去認識。首先，傳統美德之所以找到現代的位置，歸根到底是現實中仍然存在這種道德的土壤，即與之不同程度地相適應的現實關系。已有學者研究指出，儒學倫理的生長基礎有兩點：一是以家庭為單位的小農經濟關系，二是以家庭血親為紐帶的宗法關系。

雖然經歷了幾次重大社會變革，社會經濟關系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但如果冷靜地正視現實，我們就會發現，上述兩種關系現在還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現實之中。這就構成了傳統道德的現實基矗其次，傳統美德必須適應時代精神，有時還必須脫胎換骨獲取新的生命力。息管有些傳統道德還有現實基礎，但不是有基礎就有生命力，有些基礎已搖搖欲墜，會使某些傳統道德失去內容，但其形式還是可以利用的。再次，從總體上說，這種轉換不是對儒家倫理精神的認同。我們知道，每個民族都有兩種歷史文化，儒家文化也是如此。它既有人民性的一面，也有封建性的一面；它之所以在二千多年中被不同朝代的封建統治者納為自己的正統意識，除了深厚的封建經濟關系外，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其占主導地位的“家族本位主義”代表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倫理精神。

二、“轉換”對構建德育新格局有何影響？

倫理精神的轉換對學校德育新格局的構建帶來的深刻影響也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轉換”促使人們改變“構建”的觀念和視角。無可否認，黨的基本路線的要求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已經把德育工作者的眼光引導到適應改革開放上來，大家也齊心協力朝這一方向努力。但是，也許是原有的德育格局有著巨大的慣性，也許是人們心中存有意識形態相對穩定、不便改革的定勢，也許是學校德育肩負著“神圣”使命而不敢輕舉妄動，也許是人們誤把倫理精神轉換的某些現象一概當作了不和諧的“雜音”等等。總之，人們仍然把“構建”的注意力放在修修補補上，而沒有關注“轉換”將帶來整個格局的變化。這一點，與經濟體制的重建相比反差尤為明顯。其實，與其他領域的改革一樣，只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為指導，就可以打破教條主義的條條框框，正視社會存在的改革對社會意識的變革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不忽視社會意識變革對社會存在改革的能動作用），改變“構建”只能修修補補的觀念，將視角轉向以倫理精神的轉換為引導的德育變革上來。

其次，“轉換”是新格局中目標構建的依據和底層結構。德育目標是德育格局中的基礎部分，目標的選擇直接關系到內容、途徑和方法的選擇，也最終影響到德育效果。它要求德育目標要有指導性、現實性和針對性，也就使目標構建必然受到這一時代的倫理精神的左右。因此，我們必須進一步理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倫理精神結構，并明確學校德育的總體目標結構。直觀地看，“轉換”的三個方面自然形成了三個板塊和三個層次：?（1）馬克思主義的倫理精神，即“社會的個人”全面發展與社會全面發展相輔相成，在一定的條件下（例如共產主義的“自由人聯合體”）“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個人利益和個人犧牲在人生價值的意義上達到辯證的對立統一。?（2）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倫理精神，即社會主義倫理與市場經濟倫理的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是簡單地相加，而是目的與手段、導向與自控、對立與統一的結合，其基本原則是公平與效益、物質與精神協調一致，?其核心是合理利己，兼顧他人，平等競爭，共同發展。（3）中國傳統美德的倫理精神，即揚棄“家族本位主義”，納入具有時代精神的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辯證地看，這三種倫理精神既有區別、又有聯系，是一個有層次序列的整體，即以馬克思主義倫理精神為先導（指導），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精神為主體，以中國傳統美德的倫理精神為基礎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倫理精神。

如果上述倫理精神的結構能夠成立，就可以相應建立德育目標新結構。其基本思路是，在社會主義精神這條紅線的貫穿下，根據不同層次倫理精神的性質、功能和對象特點，結合學生身心發展特點和對不同思想道德及其行為的接受規律，探尋切合實際的層次結構。例如，從縱向的時序看，一個人從兒童到成人，首先接觸的日常生活、簡單的社會關系和淺顯的國情（包括鄉情民俗等）；接下來是從形象地感知到抽象地認知所處的社會及其各種關系，其中對未來將要進入、且與生存和發展關系最為直接的部分（如經濟關系等）最感興趣，這也是一種現實層次的實踐理性的需要；然后再對自然、社會、個人等關系進行綜合、批判性的認識和選擇，形成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并可能在一般個人生活理想的基礎上形成崇高的社會理想。再從橫向的空間看，由于每個人所處的具體環境（家庭、工作中的社會關系等等）不會完全一樣，對教育所傳遞的信息也接受得不一樣，一句話，先天和后天因素的不同會使個人的思想道德水平出現差別；所以，在總的目標一致下，德育也要“因材施教”，給不同情況的學生確定適度超前又能夠達到的目標。實際上，這種結構在現實中縱橫交錯，如鹽溶之于水，需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還值得順帶提及的是，與新的目標結構相應，德育內容也必然會調整、更新，至少三個層次、三個板塊既可以相對獨立地形成子系統，又可以構成一個完整的大系統。

再次，“轉換”對于改進德育途徑和方法有著方法論的意義。從新時期倫理精神的轉換中，我們得到這樣啟示：新中國成立后至改革開放前那種比較單一的、夸張式的共產主義倫理精神，雖然由于缺乏深厚的現實生產力的土壤而最后失落，但在一段時期內還是真實有效地存在。這從正反兩個方面證明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真理性和方法論意義。一方面，缺乏現實關系作基礎的思想道德，無論通過什么途徑，采用什么方法，維持的都是一種幻象，最終將化為泡影，反過來說，最好的德育途徑和方法便是現實生活中的現實關系認識及其把握；另一方面，對于暫時缺乏現實條件，但已見端倪并有現實依據證明為發展趨勢（良好前景）的經濟關系及其倫理精神，應當大膽采用引導、感染、灌輸、宣傳甚至紀律要求等強化的途徑和方法，以形成崇高的理想和信念，發揮精神的能動作用。根據這種方法論上的意義，結合“轉換”后的倫理精神及其目標內容，可以在德育途徑和方法上作這樣的初步設想：第一，對于富有傳統、現實性很強的日常行為規范（含集體主義、愛國主義精神），應以現實的言傳身教為主，“身教”者包括經常接觸的教師、家人等等，也包括大眾傳媒中古今中外的“模范”，通過反復熏陶、感染和訓練，?養成知、?情、意、行統一的習慣。第二，對于占居現階段主要地位（公民必備）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道德，一是要有專門的課程和教材，使學生（至少初中以上）系統了解有關基本知識；二是配合教學有計劃地引導學生自我組織社會實踐（體驗），包括利用學校、家庭和社會的有關資源，使學生在現實關系中真實地感受、選擇并接受相應思想道德。第三，對于先進性的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思想道德，一是改革、調整現有的相關課程（高中以上），舍棄假、大、空的內容，溶進相關的現代社會科學知識，增設常識性的美學（不是藝術教育）、心理學等選修課，設立業余黨校；二是意識形態領域營造百家爭鳴的氛圍，讓馬克思主義在發展中，讓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競爭中獲得認同和自覺選擇（當然要有意識地引導）；三是在社會中再塑共產黨人的先進形象，對先進分子要有崇仰、奉行社會主義精神的紀律要求，切實在組織上（包括少先隊、共青團）采取措施，純潔隊伍，讓理想和信念在有共產黨人的地方或多或少地體現出來，使學生心服口服、自覺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