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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代社會，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管理的重要性。向管理要質量、向管理要效率、向管理要效益的呼聲日益高漲。不少企業和事業單位都將科學、合理和有效的管理作為該組織生存和發展的必備前提。“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1]同理，作為進行科學研究、培養人才、服務社會的重要場所———學校，管理活動更是不可或缺。尤其是在學校德育過程中，健全的教育管理制度，可將師生的活動組織協調起來，預防、減少或杜絕德育活動中失序或無序的狀態，高效地完成既定任務，實現共同目標。反之，倘若管理制度不健全或存有漏洞，則會造成人力、物力和財力等德育資源的浪費，導致德育管理效率低下、流于形式，甚至出現嚴重的教育事故，弱化管理育人的功效，影響整個學校系統的正常運轉。因此，加強學校管理制度建設，是學校德育的重要課題。而要不斷完善學校德育管理工作的制度安排，就要分層次推進，從德育領導制度、學生思想道德教育制度和社會化參與制度入手，形成齊抓共管的良好格局和長效機制。

一、從靜態到動態：德育領導制度的設計

領導制度包括由誰來領導、怎樣選擇領導和如何領導等內容。對學校德育領導制度的設計，也要依循這三個維度展開。

（一）建立學校的法人制度，提高學校德育管理的自主性新中國成立以來至改革開放前，我國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領導權集中在各級政府部門，由誰來充任領導往往是政府部門說了算，政府部門與學校之間形成了絕對的領導與被領導的靜態的、定型的格局，各級各類學校缺乏領導和管理自主權，存在責權脫節、管得過嚴、統得過死的現象，不利于調動各級各類學校自我管理和自我教育的積極性。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的德育領導制度經歷了校務委員會制、校長責任制、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當地黨委及主管教育的行政部門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革命委員會制、黨支部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等多種形式。這幾種領導制度，在不同時期曾對學校的德育管理起過積極作用，但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弊端。特別是當前我國高校實行的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雖然確定了黨委在管理活動中的領導地位，體現了黨委統一領導的基本精神，但在這種領導制度下，容易造成黨政不分、以黨代政、權責分離的現象，仍然不能滿足學校德育管理的需要。“一方面黨政不分，職責分離、管理效率低下的問題并未得到解決，黨委對德育的領導仍湮沒于行政事物之中，思想政治工作沒有得到切實加強；另一方面，由于實際工作中自然形成一種校長管行政，黨委管政工的‘雙軌制’格局，表面上看，似乎加強了黨委對德育工作的領導，但在實際工作中卻出現‘兩張皮’現象，德育工作成了黨委政工系統的事，教學行政部門只管教學、科研和行政工作，不問政治；德育工作在人、財、物等基本條件上得不到保障，政工隊伍的積極性調動不起來。”[2]要從根本上改變這種情況，就必須革新思維，嚴格執行《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的精神，建立學校法人制度，“必須從教育體制入手，有系統地進行改革。改革管理體制，在加強宏觀管理的同時，推行學校的法人制度，堅決實行簡政放權，擴大學校的辦學自主權”[3]。在學校內部的領導制度基礎上，成立德育領導小組，完善黨政協調機制。在中小學，繼續堅持和完善校長負責制。在高等學校，盡快建立和健全黨委、校長及教職員工組成的動態的德育領導制度。如此，既保證了黨委的統一領導，又體現了黨政的分工和協調，是一種全方位、全員的、機動靈活的德育管理制度，有利于提高德育管理效率。

（二）完善對校長的選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從我國學校德育領導制度的演變過程看，除了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局動蕩時期外，其他歷史時期都非常重視發揮校長的作用。歷史經驗證明：辦好一所學校，校長是靈魂。如，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對北大的整頓和改革，改變了北大積弊已久的陋習，促使北大走上興盛發展之路，便是典型表征。由于校長直接肩負著學校德育的領導和管理工作，因此，一所學校的德育管理水平如何，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這所學校的校長稱職與否。因此，建立和完善校長的選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就成為領導制度安排中的重中之重。首先，在對校長的選拔制度上，要堅決摒棄任人唯近、任人唯親、論資排輩的錯誤做法，按照任人唯賢、德才兼備的原則選拔校長。其次，在校長的任用制度上，可根據實際需要，采用組織部門委任制、公開考任制、公開招聘制、民主選舉制以及吸收前四種校長任用制優點建立起來的綜合制。第三，在考核制度上，完善校長培訓制度，建立校長任期考核檔案，以“德、能、勤、廉、績”作為考核的標準，促進校長的自身成長和發展，努力打造一支高素質和專業化的校長隊伍。

（三）建立服務型的德育領導制度在傳統觀點看來，領導和被領導者是一種上傳下達、控制與被控制的關系。如，有些學校或校長將校長的管理和領導理解為“校長說了算”，其實這是一種誤解。全國特級勞模、全國優秀班主任魏書生曾說過，當教師是為學生服務的，當班主任是為班委服務的，當校長是為副校長服務的。這體現了“管理就是服務”、“領導就是服務”的全新理念。這種理念也是教育領導制度所必需的。為此，德育領導者一定要擺脫管理式領導、指令式領導和控制式領導的靜態思維，確立體現時代特色的、與時俱進的動態的領導理念，準確領會、積極推進與弘揚服務性的領導風格和管理藝術。因為領導集體擁有這些理念并身體力行，可獲得一種道德權威，這對提高管理成效尤為重要。誠如美國當代教育管理學家托馬斯•J•薩喬萬尼所指出：“服務式領導和道德權威之間具有一種緊密的聯系。道德權威十分仰賴勸導，而勸導之根是理念、價值觀、本質和要旨，它們共同界定了團體的目的和核心價值觀。服務式領導雖然是通過服務于他人來實施的，但它的最終目的是把自己和其他負有責任的人置于為理念服務的位置。”[4]

二、從單一到綜合：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制度的部署

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是學校德育管理的重要內容之一，是維系學校管理活動正常開展的樞紐。傳統的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管理較為單一，更多地拘泥于學校內部，而對外部的制度建設以及校內外管理制度的協調程度關注不夠。只有從多方入手，統籌規劃，有效協調學校與政府、學校內部之間的德育管理職能和措施，構建符合社會期望、遵循德育規律、契合學生道德需求的管理制度，方能使德育管理走上規范化和正常化的發展道路。在對學生道德教育管理制度安排上，要從以下幾個方面作出努力。

（一）完善教育立法，建立黨和國家對學生思想道德教育的宏觀管理制度我國有關教育法律法規是各級各類學校道德教育管理的制度依據，是規范學生行為、促進學生良好道德品質養成、提高學校德育管理水平的有效保障。“教育法律在教育道德的完善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它組織各方面力量去實現教育崇善的理想，提供消除教育中的丑惡現象的武器，把教育的道德規范、原則加以普遍化、制度化，以促進其鞏固、傳播和執行。”[5]早在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國務院作出了《關于教育事業管理權力下放問題的規定》，明確提出教育管理要從完全中央集權向地方分權的方面發展，指出地方可根據實際需要制定和修改相關規章制度的決定。“過去國務院或教育部頒發的全國通用的教育規章、制度，地方也可以結合當前工作發展的情況，因地制宜地決定存、廢、修改，或者另行制定適合于地方情況的制度。”[6]這體現了黨和國家對學校管理的宏觀領導。但由于種種原因，在執行過程中走了許多彎路。今后，要按照“管理育人”、“環境育人”和“服務育人”的宗旨，健全教育法規體系，給學校更多的自主管理權，避免管理規章制度的單一化、劃一性，消除不分情況、不顧實際的“一刀切”管理所致的流弊。如在賦權的前提下，一些諸如少數民族地區的學校、西北邊遠地區的學校、民辦學校、高職高專等，可依據本校的歷史傳統和人文環境，在嚴格貫徹黨和國家教育方針與政策的前提下，制訂因地制宜、適切本校學生道德發展的管理制度，實現原則性和靈活性的有機結合。

（二）建立統籌協調的德育管理體制承前，在學生道德教育管理制度中，既有來自國家制定的教育法律和道德法規，如《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未成年人保護法》《小學德育綱要》《中學德育綱要》等法律中有關管理的規定，又有學校內部的管理制度，如學生守則、考勤制度、紀律制度、先優評選制度、衛生制度，等等。面對如此眾多的管理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協調機制，極易造成制度的重復建設、相互抵觸和制度泛濫，這是低效德育管理的癥結。因此，一方面，要協調國家和學校制定的管理制度。在健全黨和國家對德育宏觀管理的前提下，學校制訂的管理制度不得與教育法律相違背，從而統一標準與尺度，使管理活動有章可循。另一方面，要促進學校內部管理制度的協調，以防內耗。學校在制訂每一項德育管理制度時，必須組織由校辦、學生處、教務處和保衛處等機構組成的專家論證委員會予以充分論證，廣泛征求教職員工和學生的意見建議，確保制度制訂的科學性和嚴謹性。班級制訂規章制度時，也不能倉促出臺，要通過訪談、問卷、實地調查等多種途徑與手段，調動師生參與的能動性，認真聽取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使各項管理制度既能反映師生心愿，又具有與學校德育制度相配套的特色。

（三）健全學生日常管理制度學生的日常管理是學校德育管理中最基本的工作，也是最棘手和最復雜的問題。沒有明確、規范的諸如請假制度、獎罰制度、考試制度、安全規章等日常管理制度，不僅無法保障管理活動有序開展，而且會削弱師生對德育管理制度的執行力。為此，日常管理制度的條款要用通俗、簡明易懂的語言表述，力求簡明扼要，切忌籠統與繁瑣，易于學生理解，便于學生記憶和執行。日常管理制度要保持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這樣才有利于貫徹落實。當然，提高日常管理的效率，不僅是對學生的要求，還需每一位教職員工的共同努力。所以還要加強管理隊伍的自身建設。雖然在前文我們提出了全員德育管理的思路，但不能忽視德育管理專業隊伍的建設。與其他人員相比，專職管理人員在管理知識、經驗和技能方面都占有明顯的優勢。因此，只有將專職、兼職和其他教職工隊伍有機地結合起來，才能避免陷入“人人都是德育管理者，人人都推卸德育管理責任”的被動和僵化的局面。

三、從封閉到開放：社會化參與德育管理制度的安置

德育管理是一個全方位、多層次的龐大而復雜的系統，是家庭管理、學校管理和社會管理的有機組合。美國教育家杜威認為，學校是社會生活的一種形式，他將學校比喻為一個“小型的社會，一個雛形的社會”，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學校即社會”的響亮口號。而杜威的學生、我國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則提出“社會即學校”的教育思想。這種觀點擯棄了杜威實用主義思想的影響，要求現代教育面向社會，建立一種與學生實際生活聯系的新式教育。無論是杜威“學校即社會”的觀念，還是陶行知先生“社會即學校”的主張，盡管兩者論述的側重點不同，但共同之處都在于，他們都將研究焦點放在學校與社會的密切關系上。這種認識的合理性毋庸置疑，加強學校與社會的聯系是現代教育發展的重要趨勢。從當前和今后教育管理的發展方向看，建立家庭教育、學校教育和社會教育“三結合”的社會化參與管理制度，不僅必要和可行，而且相當緊迫。然而，目前我國許多學校尚未完全擺脫僅靠自身力量進行管理的陳舊意識，背離了學校德育管理現代化和開放性的訴求。要打破封閉，走向開放，必須貫徹德育管理的一致性和連貫性原則，充分發揮家校連貫、同心同德、整體管理的作用，步調一致地做好對學生的德育管理工作。

（一）建立家長委員會制度家長委員會由學生家長推選有教育經驗或有威信的家長代表組成，其主要職責是代表家長參與學校管理，對學校管理提出建議，并傳達學校對家長管理孩子的基本要求，保持對學生道德教育管理要求的一致性。由于目前我國在校生大都是獨生子女，許多家長對孩子倍加呵護，溺愛有加，不能按照學校的道德準繩教育孩子，給學校的管理工作帶來諸多負面影響。如，在學校井然有序的管理活動中，孩子養成了一些良好的習慣，但由于一些家庭“重養輕教”，沒有配合學校進行道德教育的管理計劃和實際行動，如此，在家庭中，學校的一切規范或規章制度都隨之消失，不僅無法強化和鞏固學校的教育影響，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弱化或抵消學校德育管理的效能。還有一些父母對孩子處處遷就，甚或教孩子如何逃避學校規章制裁和道德責任的技巧，滋生了學生校內外表現不一的“自我保護”行徑，“培養”了孩子見機行事、看風使舵、言行錯位等不良人格，阻滯或延緩了學校德育管理活動的拓展與延伸。因此，督促家長配合學校教育子女，就成為家長委員會的重要使命。

（二）建立以校長為首的協調委員會制度協調委員會由學校德育工作小組的領導、學生思想政治處主任、學生管理辦公室主任、院系政治輔導員代表、班主任代表、專兼職德育教師代表與學生代表組成。協調委員會負責向家庭和社會宣傳國家的教育法律和學校的教育管理制度，關注家庭和社區對學校管理制度的態度，溝通學校與家庭、社區的信息交流渠道，健全德育的評估體系，做好對家庭和社會教育的指導、協調工作。尤其是要建立學校與家庭、社區的互訪制度，互通情報，促進交流，指導家長和社區合理教育學生，形成學校、家庭和社會系統綜合一致的教育影響。《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學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學校要主動同家長及社會各方面密切合作，使三方面的教育互為補充、形成合力。要通過家長委員會、家長學校、家長接待日等形式同學生家長建立經常聯系，大力普及家庭教育知識，吸收家長參加德育過程。建立校外教育網點，使學校德育向校外延伸。要依靠關心下一代協會、社區教育委員會、校外德育輔導員等各種社會性的青少年教育組織和其他社會團體，動員、組織、協調社會各方面力量支持學校做好德育工作。”[7]（三）建立社區教育委員會制度社區環境是一種重要的德育管理資源。“社區環境與作為學校德育宏觀環境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和心理要素不同的是它既是后者一定時空的沉積，對學校德育傳承后者的諸種影響，構成學校德育的中介環境，又因不同于一般社會宏觀環境而具有的自身的社會文化特征從而具有環境影響的獨立個性，成為學校德育的直接影響源。”[8]要建立社區教育委員會制度，切實發揮社區環境對學校德育管理的積極效能。

社區教育委員會由社區教育部門領導、社區辦事處主任、社區學校校長代表、社區文化站站長與社區居委會干事代表等人組成。其主要職責是根據學校德育管理的要求，積極開展社區教育，提供學生接觸社會的機會，在社會實踐中砥礪學生品性，并通過定期會晤制度、談話制度以及收發文制度等形式，鼓勵社會各界關心和支持學校德育工作，做好德育管理的信息溝通與協作互動，實現社區、家庭和學校教育的一體化，為學生道德健康成長營造良好的社區環境。總之，只有秉持開放的視野，健全德育管理網絡，拓寬德育管理途徑，建立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德育管理制度，密切學校與家庭和社會的聯系，從而保證三大教育及其內部的各個環節協調一致，才能形成管理合力，發揮整體效應，塑造學生完美個性，使之擁有良好的道德品質和精神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