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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倫比亞大學新聞研究院院長尼古拉斯•萊曼在《紐約客》里將“公民記者”解釋為：從事類似新聞報道但從未被新聞機構雇用的人。①更通俗地講，就是在新聞事件的報道和傳播中發揮記者作用，卻不是專業新聞傳播者的普通民眾。在當今時代，公民記者與傳統媒體記者是互為補充、互相促進的，甚至可以為傳統媒體設置某些議程。公民記者的背后體現的是“參與式新聞”的理念，換句話說，就是公眾在收集、報道、分析和傳播新聞和信息過程中能發揮主動作用；公民記者的出現帶來了新的傳播模式，有助于受眾清晰地認清事實真相。

一、國內外公民記者的出現

關于“公民記者”這一稱謂，國內認為始于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伴隨著公民新聞概念的傳播而誕生。1998年，馬特•德拉吉的個人網站“德拉吉報道”先于所有傳統媒體曝光克林頓性丑聞事件，這使得德拉吉成為全球第一個獲得“公民記者”稱號的人。傳統媒體強調準確和客觀，德拉吉則強調真相與迅速，當速度成為游戲規則時，新聞就很難再追求完美了。作為一名公民記者，德拉吉不屬于任何人，不被任何人領導，更不用為金錢所左右。他不需要雇傭記者、編輯、秘書、制作和技術人員，在他的公寓里，3臺電視分別放著CNN、MSNBC和衛星電視，還有一臺電腦，他每天要瀏覽35份電子媒體，收1000多封郵件，“線民”們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為他提供最新消息。這樣，被傳統新聞界認為“不準確、不道德”的“德拉吉報道”，卻成了不少人了解新聞的首選。2001年的“9•11事件”更確立了它與新聞巨頭一樣的影響力。那些日子，“德拉吉報道”的訪問量節節升高。在2001年9月16日，德拉吉報道首次躋身網站訪問量的前20名，一舉超過了《今日美國》和《華盛頓郵報》的網站。即便是在11年后的今天，“德拉吉報道”的風采依舊，截至2012年3月22日，其日均訪問量仍高達3188萬人次。德拉吉曾在博客中寫道：“網絡使一個電腦迷——比如我擁有了與CEO或國會發言人同樣的發言權，人人都變得平等了。”他成了公民記者運動的形象大使，400萬的“德拉吉”支持者熱衷于業余主義，他們將自己視為精神和道德領域的戰士。他們宣稱，缺乏教育和資歷并沒有阻礙他們對真理的熱情追求，公民記者比傳統記者更能避免偏見、減少挑剔和接近事實。2000年2月22日，韓國人吳連鎬創辦了一個新聞網站，提出了“每個公民都是記者”的理念，僅在5年之后，“我的新聞”就躍升為韓國最具影響力的新聞媒體之一。對于其成立的初衷，發表在2010年8月1日一篇名為“OMNI為公民新聞開啟了一扇窗”的文章中做出了解答——“我們的目的是要展現全世界各個地方發生的事，每一位注冊會員都將成為公民記者，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家，每天面對不同的新聞，這個平臺可以將他們匯聚在一起，記錄、分享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如今，“我的新聞”在韓國已有數萬名公民記者群體。他們每天提供來自各地發生的新聞，從綜合新聞、政治經濟到電影、體育，幾乎涵蓋了傳統媒體的全部欄目。公民記者可以在承擔責任的基礎上自由發表言論，每篇報道后面都會有大量跟貼，形成了網站鮮明的個性色彩。同時，“我的新聞”還充分利用互聯網即時性、互動性、分眾化的特點，巧妙地與傳統媒體及在線版本形成錯位定位。在“我的新聞”上經常出現,足以影響韓國輿論的重量級評論。在中國，2007年發生在重慶的“釘子戶”事件被認為是中國公共新聞的發跡，周曙光被稱為大陸“公民記者第一人”。受到世界公共新聞蓬勃發展的影響，中國也陸續誕生了一些為普通民眾的話語而設計的網站。

二、公民記者與電視記者的聯手

公民記者的出現和發展，對于傳統媒體記者尤其是電視記者來說，起到了很好的補償作用。各式各樣的社會事件每時每刻在發生，作為傳統媒體的記者不可能總在現場，即便是在最短時間內趕到了現場也往往錯過了關鍵時刻。而公民記者不然，不論他們是旁觀者還是事件的親歷者，只要愿意拿起手中的相機、手機將過程拍下來，或是發送一條微博到網上，便為傳統媒體的新聞報道提供了極為寶貴的第一手資料。2012年3月18日，一條“四川某地地震后外界捐助的救災物資至今尚未開包”的微博引起了網友關注。眾多網友質疑：“震后將近4年了，救災物資卻還未開包，難道全國人民的愛心就這樣被封存了嗎？”隨后，《人民日報》、《第一財經日報》、新華電視臺等多家媒體記者紛紛奔赴微博所指的地點——四川省北川縣進行調查采訪，并隨后發表了客觀中肯的求證式報道，為公眾解答疑惑。此外，在一些傳統媒體首先報道的新聞事件中，隨著公民記者的加入，事件的影響力會越來越大，公民記者與傳統媒體記者的聯手，推動了社會輿論共識的形成，一種具有更強參與性的民意顯現了出來。2012年3月26日，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新聞1+1”欄目以《殺醫生：我們可能也是兇手》為題做了一期節目（見下圖）：探討的是3月23日發生在哈爾濱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患者用刀殺死醫生的惡性事件。節目中，主持人白巖松表示，這種事件的發生本身就是對全國醫生的一次嚴重傷害。而更令人寒心的是幾小時之后騰訊網的一項調查，“讀完這篇文章之后您心情如何呢？”當時參與調查的人數是6161人，而選擇“高興的”居然高達4018人，占到了總人數的65%。網民對于這件事的反饋與態度，引發了電視媒體的關注，也促成了這一報道的核心話題。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公民記者在記錄和傳播事件中扮演了如此多樣和重要的角色，媒體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公民記者傳播的內容是良莠不齊的。網絡追求的是速度、廣度和精簡度，尤其是微博，它所呈現的內容是碎片化的，信息流動很快，而且帶有較強的主觀色彩和偏向性。因此，凡是具有沖擊力的信息，大家在看過之后，往往會直接轉發或是評論，而不會先去求證，這樣就很容易造成信息的誤傳，并直接導致謠言的生成。鳳凰衛視新聞總監閭丘露薇曾在2010年5月前往泰國曼谷采訪紅衫軍事件。當時，有個人把嬰兒放在汽車輪胎上拍了張照片，并在網上廣為流傳，用來作為批評紅衫軍中某些人缺乏人道主義的一個有力證據。閭丘露薇覺得很奇怪，為什么這張照片已是在國外的媒體，而泰國本地卻沒有一家媒體采用。跟泰國媒體同行聊天后她才知道真相。②人們常說，有圖有真相，但是有新聞圖片并不一定就代表真相，圖片背后到底有怎樣的內涵，拍攝者想傳遞什么思想，這些都是需要小心處理的事情，如果在沒有確認的情況下就誤傳信息，會嚴重誤導公眾對事件的判斷。正如“我的新聞”國際版在《為公民新聞開啟了一扇窗》一文中所說：“經過了十幾年的發展，公民新聞和公民記者已經不再停留在‘初始階段’，而是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當然，一系列問題也隨之而來。首先，我們缺少有效的新聞關注點。我們的公民記者遍布全球，他們記錄的是世界上可能發生的一切，要想對這些事情進行持續關注變得越來越困難。其次，審稿、編輯的難度逐漸增大。對于一些來自阿富汗、巴西、津巴布韋或其他國家的公民新聞，我們的編輯幾乎不可能做到準確地分辨真偽。而我們做這個網站的最重要原則就是真實信息，所以對每一條消息進行核實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在我國，盡管公民新聞對于推進社會民主進程發揮了重要作用，公民記者的發展也并非一帆風順，它將遇到3方面的現實：第一，國家對新聞記者的嚴格監管導致公民記者并無合法地位；第二，傳統媒體記者出于對自身職業的捍衛而對公民記者采取排斥態度；第三，民眾對記者幫助解決問題的過高期待可能造就公民記者的公信力真空。③其實，媒體記者和公民記者之間最大的區別，就在于媒體記者有專業的方式和職業操守，在講述事件時，會保持盡量客觀、中立的立場，因此當他們拿到新聞，會先把關、過濾、編輯之后才進行傳播。而公民記者理想的狀態是實現“信息的自由市場”，認為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發聲，倘若錯了也自然會有人出來糾正，最終總能獲得正確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