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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的影視批評，相對于龐大的影視作品的產量，相對于遍布全社會的影視觀眾和文化消費群體，是不成比例、影響甚微的。而且，在影視批評領域，人文學者幾乎處于被淹沒的缺席狀態。上海大學影視學院最近舉辦了“當代中國影視批評現狀的批評”學術研討會，對影視批評如何發出真正有力度有價值的聲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當下影視批評缺乏扎實的研究性的支持蔡翔

我把影視看作文化產品而不是藝術產品，作為一個公共文化產品，可以把它看作四方面力量博弈的過程：主流意識形態、社會正確的價值觀念、知識分子的參與、資本介入的過程。四方面力量既是博弈的過程也是沖突和妥協的過程。我個人認為，四個方面在今天要有一個重新解釋的過程。

大學要介入批評，大學的特征是什么，更應該提供一個研究性的支持，今天我們為什么會對很多批評不太滿意，某種原因是后面缺乏扎實的研究性的支持，80年代的文學研究批評之所以那么有力量，是因為它后面有一個現代文學研究的支持。那么今天來說，對影視應該加強專業、細致、帶有方法論的研究，包括對主旋律的影視片的研究。這樣的一個研究出來以后會為媒體的影視批評提供一個很好的指向性。

當代電影批評缺失的是一種嚴肅的、科學的電影活動和電影文體呂曉明

如果當代電影批評缺失的話，那么它缺失的正是這樣一種嚴肅的、科學的電影活動和電影文體。正像西方有的電影研究學者講的，他們認為電影批評實際上也是一種需要依賴于認知的技巧、需要想象和品位而且集科學與藝術于一身的一種實踐活動。電影批評、需要有專業的學者、專業的技巧。這是我對現狀的看法。那么造成這種現狀的原因，除了作為電影批評主體的知識分子的主體性的缺失和我們的商業化的社會背景這樣一些很難一時改變的原因以外，我覺得還有一個比較根本的原因，就是當代中國電影的工業，和當代的電影批評之間沒有形成一種有機的互動的聯系。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呼喚要有人文深度和人文高度的電影批評，但不是用人文科學去代替電影批評。當前對重要影片的評論很少，對年輕導演的關注很少。對熱點問題、焦點問題的發現和討論也少。怎么提高電影批評水準？要實事求事，不要拔高和貶低，不要頌揚和反問。

影視創作、制作和批評的三個不適應白燁

我談談影視創作、制作和批評的三個不適應。第一個不適應——“大片無大評”。我覺得，這幾年大片一直很火爆，這從市場上來說是好現象。但是評論太缺乏，其實有很多問題是可以討論的，比如這些年，這么多編導都在搞古裝武俠，是什么問題呢？這些問題沒有人批評。我覺得大片沒有相應批評的話，也是失衡的，像陳凱歌、張藝謀、李安這些導演及其他一些大牌演員，在觀眾中具有偶像作用，只要是他們的東西，觀眾會不假思索就接受，沒有批評，這樣很危險。

第二個不適應——“管播不管評”。國家只依法禁止播出某些不健康的影視片，但不制約評論。電視臺有時候會把劇組請來，播出一些花絮，但那些東西和評論沒有任何關系。我覺得電視臺和一般的媒體不一樣，在播出的時候應該給予正確引導。其實評論最好的平臺就是電視。

第三個不適應——“亂改不顧評”。比如說，對古典名著的改編。早期的一些不錯，過了幾年，說人家老了，要從人性的角度重新改，重新弄，又不好好來，弄什么選秀。曾經在北京的一次活動中見過幾個“紅樓夢中人”的演員，個個都很漂亮，但這和《紅樓夢》又有什么關系呢，它完全是一個做秀的事件，選出的演員導演沒法用，不合適。這樣的事情沒有人說，沒有人批評。

高等院校的影評應該受到關注徐甡民

我覺得在現在這個人文環境下面，影評不可能或者說很難單獨進行，因此，我覺得這是個非常艱苦的工作。我覺得電影的智力在衰退，有點像中國足球，興致的確很高，但球卻一直踢不進，沒有長進。不太禮貌的講，很多電影看起來真的叫拙劣愚蠢，看后坐在那里會生氣。如果說對電影那么重要的一個藝術品種還有一點關懷的話，那么我們就覺得影評不得不作出尖銳的批評，這非常重要。在這個當中，我覺得現在高校，院校的影評應該受到關注，因為影評它還是需要有理論的素養，高校的一些老師、同學的一些影評它的確有一些理性辨析的東西。

當然高等院校影評也有一個問題。過去有個電影叫《有話好好說》，我個人感覺，院校的某些少數的影評也是要“有話好好說”。影評這個東西是說理的，有理不在聲高，有理也不在話語花哨，一定就是把它說到位，說準、說透，不在字眼上。高校的影評文章中很多詞匯的出現，比如“語境”，很多文章都用。我們沒有發現“語境”這個詞的時候，我們的文章怎么寫的。當然，用了“語境”包括很多很現代的詞匯，也可能完全是好文章，但不要都這樣，一種腔調。

能不能尋求一種雙方能夠理解的對話石川

我覺得今天會議的題目本身構成了人文知識分子的一種集體焦慮。以電影工業的角度來看，人文知識分子或者說某種民間話語正在被邊緣化，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在這個工業市場當中無法構成一種積極的生產力元素。也就是說，工業不需要聽你人文知識分子的評論，或者說，它聽了你的評論反而導致它的生產力的一種降低。我覺得這也是很尷尬的一種現狀，之所以會產生這樣一個問題，按我個人的看法，主要是現在的中國的電影工業所處的一個文化生態、現實，這個現實充滿了各種矛盾。

具體而言，換到大片上，我在各種媒體上看到各種各樣對大片的批評、攻擊甚至謾罵、貶低。當然，如果從一個藝術分析或者從人文知識分子的角度說，我們每個人都有發言的權利，但我覺得這種評論是否能夠適合現在的需要？這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問題。有時我也很困惑，能不能尋求一種雙方能夠理解的對話，比如說，院校里的學院派批評能不能通過藝術批評方式，幫助創作者提高，慢慢地把我們倡導的理念、思想、價值觀演變為一種積極的生產力元素。

電影批評是有獨立價值的陳思和

批評家的任務不是拍電影，拍電影是導演的任務。電影批評與其他所有的藝術批評一樣，都是有獨立價值的。它與電影制作的好與不好一點關系都沒有。電影制作得不好，供我們批評；制作得好，供我們研究。我并不覺得我們的影視批評有多么糟糕，現在許多高校都開設了影視專業，博士也培養出來了。他們的職責不是為了拍電影，而是為了培養有關電影理論和電影批評的崇高的審美能力。

人文學者如何介入影視批評曲春景

當影像文化鋪天蓋地的時候，影視批評的孱弱和缺失，會使人油然而生一種焦慮感。即便知識分子在精神上有一種介入意識，卻很難找到與影視劇主創人員或者與觀眾進行溝通交流的平臺。我認為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我國導演不像歐美優秀編導那樣本身介入理論研究和批評。其次，人文知識分子認為自己不懂電影，因此也不愿輕易介入影視批評。所以造成影視批評缺失的現象。其實，電影批評應該分為兩類，一類是電影的本體批評，由懂行的專業理論家、批評家操控，面對小眾；另一類是影視文化批評，面對社會和大眾。理論家批評家不需要研究“用光”和“機位”等問題，其研究對象是市場上普遍民眾都能看懂的影視作品，是這些作品攜帶出來的各種文化內涵。因此，人文知識分子應該是這類批評的主體，不用受業內某些有成見人士的影響。有些導演對這一塊非常排斥。這種排斥并不是中國電影史一開始就有的，上世紀三四十年代中國電影發展得非常好，那個時代的電影對人文內涵是有要求的，他們是竭力邀請知識分子介入的。現在這種情況有很復雜的社會歷史原因。這種情況應該有所改變。

“思想淡出、學術凸顯”是影視批評癥結之一吳小麗

李安和姜文同時參加威尼斯電影節，前者獲得金獅，后者沒有斬獲。李安是一次次地運用普適性的敘事和普適性的人文關懷，來贏得全世界各個民族、各個地區、各個階層的觀眾。姜文就輸在電影的普適性人文關懷上。普適性不僅指思想性、藝術性、商業性的兼顧和融合，更多地是指作品一定要觸摸到人類內心深處的、共同的人性內涵，也就是每個人靈魂深處的不被輕易觸動的、封存的“結”。如果觸動了這一點，電影就帶有人性深度，能夠贏得觀眾。

普適性價值同樣適用于影視批評。當前影視批評文章并不少，然而很多文章只是各類知識的堆積、學術的炫耀、某種時興方法論的實驗，沉浸在學術的孤芳自賞當中。學術研究式的批評只能存在于高校、研究機構，專業的學術圈里，是研討會、評職稱、博士碩士畢業論文的需求，它們與現實是毫無關涉的。新時期以來，“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問題，也是影視批評的癥結之一，人文批評的缺席是思想的缺席和淡出。

真正有效的批評應該以人文性為核心曾軍

專業影評存在兩個很重要的問題，一個是對常識的沉默，對基本的社會倫理問題保持一種沉默，去追求別樣的意義。第二個是意義的過度闡釋的現象，就是說本來沒有，硬要在影視劇里去挖掘各種各樣的意義。我引用喬納森·卡勒一句話來說明目前專業影評的一個問題，他說：“正如大多數知識活動一樣，詮釋只有走向極端才有趣，四平八穩、不溫不火的詮釋表達的只是一種共識，盡管這種詮釋在某些情況下也自有其價值，然而，他卻像白開水一樣淡乎寡味。”所以那些從事專業文化評論、文學評論、影視評論的人，對這些淡乎寡味的意義，很容易就把它們拋棄掉。我的結論很簡單，如何讓影視批評真正深入到普通觀眾的心坎里面，能夠被他們所接受。普通觀眾的欣賞趣味就是對人生對命運的一種共鳴。那么，我們的影評，針對編導而言，就應該探討這種具有普適性的人文關懷如何用鏡頭語言更好地去表達；面對觀眾，我們應該探討如何從中吸取人生的意義。這可能又回到了80年代初啟蒙的狀態，可能現在回不去了，但是我覺得我們既然要談人文學者如何介入，那么人文性的強化是很重要的一方面。所以真正有效的批評應該是以人文性為核心，體現人文關懷、理性精神的一種批評。

美國電影評論面面觀孫紹誼

先介紹美國的一些情況。美國的電影研究成為一個學科是從1960年代開始在大學里出現的，并逐步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體系，表現出強烈的理論性和當代性傾向。電影研究在確立自身學科身份的同時，另一方面也使其日漸游離于電影創作實踐和大眾觀影行為之外。美國大學開設的很多電影課程和教授撰寫的文章都是高深的、很理論化的，基本上發表在學術刊物上，跟現實毫無關系，跟創作和大眾的觀影行為毫無關系。這是一種知識生產活動，是滿足于學術機構里面的知識活動，成了由學術出版、學術研究以及大學課程構成的研究類大學運作機制的一部分。電影理論和電影研究的課程整個有一個內循環的過程，基本上不和創作實踐、觀影行為發生關系。

和創作實踐和觀影行為發生關系的是在電視、報紙、雜志上出現的介入電影的專門的評論員，這些人不是也不可能是在大學里面任職的，他們可能沒有博士學位，但卻是學電影出身的，形成了一個很專業的隊伍。這批影評人絕對是有價值的，觀眾也養成了一個觀影習慣，他們專門看影評人的評論才決定看哪部電影。培養一個品牌的影評人是比較難的。而美國大學的理論傳統比起中國來更加濃厚，更象牙塔一些。

批評的缺失首先是一個真正的、嚴格的閱讀者的缺失孫善春

作為一個文字工作者，我經常把自己定位為一個影像的閱讀者，而沒敢把自己當作一個批評家，雖然有時也不得不寫一些所謂的批評文字。我們在說批評者缺失的時候，我首先會想到一個閱讀者的缺失，認真的、優秀的、非常專業的閱讀者的缺失。在這個資訊非常發達的時候，我們都能夠非常輕松地變成專家，在電影這個機械技術復制的時代，連賣報的小童他都可以說是半個專家，他也可以談電影，當然他談得可能不像我們那么專業。那專業是什么呢？我想專業讀者他要讀得非常地細致，要有趣，要有美感，要投入時間，要享受閱讀的樂趣，一種鑒賞式的古典情懷的欣賞，我覺得我們需要這樣一種態度。因而，我覺得批評的缺失首先是一個真正的、嚴格的閱讀者的缺失。

中國電影批評界的分工倪震

上個世紀90年代，中國電影批評基本完成了體制化的分工，現在中國電影批評界從體制分工來講，大概有這么幾種：第一種是政治主流的影視評論，第二種是商業性廣告性批評，第三種是學院派人文知識分子批評，第四種是網絡化全面性的電影批評。實際上這幾種都有交叉，比如網絡批評里也有很多很專業的很優秀的批評，第一種政治主流的影視評論也有相當多的教授參與進來，無論從文化政策、產業研究包括藝術本體論方面都體現出很高的水平。商業性廣告性的批評實際上真正的話語權掌握在娛樂記者手中。

在這種定位之下，我們人文類知識分子能做什么，能完成什么功能，能否把學問做到國際性的世界性的水平，能否在國際性的交流平臺上做到話語暢通。我們就要拿出一個人文研究的姿態和學問的深度來進行表達。最后才是影響創作者。我們應該根據中國國情，既能夠有一種很好的、溫和的、古典式的評論方式，也要適當地關注我們在這個語境里怎樣尋找群體性的、和學院派的電影研究應有的陣地。

中國有沒有獨立的影評毛尖

很多年前看到戈達爾的劇本里面有一句話，電影只不過是金錢罷了。當年覺得很難接受，因為戈達爾電影的美學特征好像和金錢有些距離，但是這幾年把戈達爾的后期作品都看了以后，并且隨著電影形勢的發展，我覺得這句話特別準確，而且它也可以應用在影評上，“影評也不過是金錢罷了”。今天在國內寫影評，有的時候很灰心，泥牛入海可能還是好的結果。所以整個邏輯是，誰砸的錢多，誰的影響力就大。這個邏輯的反向同構或者是反向運作就催生了暴力影評，基本是你砸金錢，我砸板磚。所以在影評界，道德重構成了最艱難也最不可能的事情，這是一個很現實也很悲觀的問題。

中國現在到底有沒有獨立的影評，或者說有多獨立，互聯網可以嗎？我覺得網絡影評以匿名性獲得歡呼，好像草根影評也占有了一定的話語權，其實是很不樂觀的。大量的心情式影評，沒有立場，也很飄忽，這種影評其實沒有真正意義上的那種獨立影評的地位。所以我寧愿暫時保持不獨立的狀態。那么，對于大學來說可以做什么呢？我想大學首先要把電影作為一種閱讀，另外大學可以提供電影史的知識，提供更多角度的方法論的知識，不斷強迫觀眾重新體驗他本身作為電影觀眾甚至是電影作者的可能性，然后就是發揮想象力，影評需要更多的文化想象力和各種文化知識，包括重新研究電影意識形態和消費市場。

必須重估影評人和電影研究的價值葛穎

我覺得影評人就這個時代來講是生不逢時的。因為之前影評人其實在社會上的地位是相當高的，當然他們的人數也少，并不像我們今天那么多。創作界非常愿意傾聽他們的聲音，因為他們除了影評人這個身份之外，大多數還有其他的身份。還有一個我覺得生不逢時的原因是本來的大眾是沉默的，影評人非常有幸地成為了大眾的代言人。但是今天隨著媒體的發達，大眾文化的發達，他們有了表述自己見解的可能和空間，因此我們根本上失落了一個代言人的角色。也就是說影評人在這個時代被創作者和大眾同時拋棄了。

所以倘若我們謀求繼續存在的可能，就必須重估影評人和電影研究的價值，以此展開生存的新維度。在公共空間中不斷將熱點議題引向建設性的方向，將火爆的爭論、甚至詆毀謾罵引向邏輯釋理，應該成為我們介入大眾的姿態。對時下創作界晦明不清的問題，能夠提供扎實的基礎性研究成果，幫助厘清一些觀念，構建創作方法。我們也可以是創作界的密切監視者，闡釋不良的創作動態背后的玄機，進行善意的揭露和警示。

學界自說自話甚至是各說各話劉海波

我們處在不太好處理的三角關系中——創作者不聽你的，普通觀眾聽不到你的，然后我們學界就自說自話，甚至是各說各話，為什么呢？我覺得有三點原因：第一個就是電影的身份、電影的定位發生了轉移。電影其實已經不再作為藝術來處理了，而是作為一種商品了。批評界影響不了票房的時候，那我當然不聽你的。第二個就是傳播的媒介發生了變化，我們原來傳統的、嚴肅的、主流的媒體紛紛邊緣化了。第三點是我們批評者的身份變了，我們已經功利化、工具化了。整個學術評價機制、話語評價體制不一樣了，你必須制造話語、制造概念、制造意義。

所以，這三點導致了我們今天學院批評邊緣化。至于解決的策略很簡單，第一個，在座的各位咱們先掙脫學術體制的束縛，哪怕評職稱沒用我也寫；第二個你主動出擊，利用新媒體，你去影響大眾。這個新媒體包括電視，我倒不是說網絡是唯一的新媒體，其實電視的影響特別大，電視可能直接影響了觀眾的“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