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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紀錄片第一次高喊“打倒解說加畫面，走出紀錄片創作誤區”的年代，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當時紀錄片創作者們覺得，“以詞為主，音樂打底”的制片方式，再也不能真實地反映我們這個時代，再也不能真實地表現人們的現實生活了。于是“以畫面語言為主體，代之以同期聲”的一大批紀錄片問世了：《望長城》、《中華之門》、《***本關鍵字已替換***》等。十年過去了，中國紀錄片的創作之路是不是一碼平川，可以大步走下去了呢？紀錄片創作者在思考，電視人在思考，整個電視界都在思考：

選材上：好人好事不等于故事

紀錄片要講故事，這句話已經說了多年了。可是什么是紀錄片中的故事，還是有些創作人員不甚了解。比如近期看到的《生命因愛而美麗》、《好大一個家》、《生命的印記》等節目，敘述的是社會上的一些愛心人，收養殘疾兒童或關愛老人的故事。這些片子主題的選擇和立意是毫無疑問的，可是片中展現在觀眾面前的只是普通的好人好事：獻愛心的人如何發現了一個殘疾孩子，如何領回家，如何喂飯，又如何在缺衣少米的情況下，救助了這個孩子，并使他上了學校……。嚴格地講，這種紀錄還只是敘述了這件好人好事的來龍去脈，而觀眾想看的，則是來龍去脈中的更俱情節的故事。

那么什么是故事呢？以筆者拍攝過的一個好人好事為例：售貨員李麗平剛生孩子不久，有一天早上出門，在樓道里檢到了一個用布包裹的男嬰，和一個寫有“大好人，請代為收養，事后一定重謝！”的字條。李麗平將孩子抱回家收養。可是夫妻倆的工資養不起兩個孩子，于是夫妻二人決定，將自己的孩子送到婆婆家代養。婆婆不理解，總認為兒媳檢到的孩子是“野種”，為此婆媳間經常為此事發生矛盾和口角。兩年后，一個自稱是孩子爸爸的人來到李麗平家，要求抱回自己的孩子，于是雙方上訴到法院，又一場風波出現了……筆者認為，如果紀錄片紀錄的是上面的情節，那無疑是一個具有戲劇化沖突的故事，可是如果只是紀錄了檢孩子、養孩子這樣的沒有任何矛盾沖突的好人好事，那就不足以稱為故事（但可以作一部非常好的新聞性專題節目）。現在的紀錄片已經由平敘化發展到故事化，再到“戲劇化”了，如果我們在把日常經常可以見到的好人好事作為故事紀錄，恐怕收視點和可視性都會大大降低。

象這次由多名法國專家評出的中國紀錄片大獎，《房東薛先生》、《俺爹俺娘》等，都極具戲劇性。不僅有好看的故事，而且矛盾沖突尖銳。特別是《阮奶奶征婚》，當82歲的阮奶奶征婚遭到兒女們的極力反對、又沒有人給她介紹對象的情況下，阮奶奶大膽地來到報社，花錢刊登了一則征婚廣告……最后，阮奶奶左挑右選，在全國各地應征的老人中，選定了一位75歲的“英俊”老伴。

值得一提的是，還有一個太原電視臺選送的節目《國際玩笑》，片中講述的是一個青年人，在1996年的愚人節參加愚人攥稿大賽時，刊登了一篇關于聯合國在世紀交替的2000年零點，要選出一名世紀嬰兒的報道。盡管刊登報道文章的《中國青年報》再三說明：此報道為愚人大賽的作品，絕無此事。但這則報道還是在幾年后（2000年），被某小報轉載，結果生出了一批世紀嬰兒。于是，這個獲了愚人獎的青年人，成了“世紀巨騙”不但女朋友告吹，本人被開除了公職，而且還開始了漫長的解釋工作，最后聯合國也不得不出來辟謠。這部紀錄片不僅故事情節曲折，而且使人啼笑皆非，寓意深刻。這次獲得提名獎的《陶陽學戲》、《最后一場演出》、《愚公愚婆》、《人體模特的故事》等，都不乏為這方面的精品。

拍攝上：紀錄了過程不等于拍到了故事

有人認為，紀錄片就是原生態的紀錄。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有事必錄，結果剪輯出來的片子，如同一本豆腐賬。出現這種問題的原因，是理論上有一個誤區沒有解決：那就是“原生態的紀錄過程”和“原生態的紀錄故事”不是一回事。所以中國和法國的評委們在觀看評選節目的時候，一致感到，大凡作者只紀錄事件的過程或流程的片子，不但沒有可視性，而且反映問題也往往淺顯。反之，注意紀錄故事情節的節目，不但剪輯起來省事，而且明顯“打眼兒”。因為觀眾的最大需要：就是節目要好看。

人文類長紀錄片《伴》，紀錄的是湖南某山區，一位76歲的劉老太太，飼養了世界第一大豬（2600斤）的故事。湖北臺的創作人員，不僅是把鏡頭對準劉老太太一天2次為大豬檢食的過程，更關注飼養大豬中的一些波瀾起伏的故事。特別是該片圍繞這頭7年的大豬賣還是不賣的焦點，反反復復展現矛盾，直至劉老太太突然病倒，大豬的生死也隨之陷入困境……。這部52分鐘的紀錄片，故事一環扣一環，矛盾一個接一個，節目看完了，仍有意猶未盡的感覺。

可是有些沒能入圍的節目，也確實在這方面犯了大忌。這些紀錄片往往是從早上起床干什么，上午遇到了什么，中午下午干了什么，一直忙到晚上才休息。《袁奶奶學車》本來是一個非常好的題材，內容是65歲的袁奶奶準備買一輛小汽車，于是她到駕校報了名，開始了漫漫的學車路……可是編攝人員在拍攝和制作這個節目的時候，攝像機主要紀錄的是開車的原理和開車的方法，而且細到怎么握方向盤，怎么掛檔。片子看到第六分鐘了，還是這方面的內容。盡管這個節目也被冠以紀錄片，但看后給人的感覺是教學片。象《韋伯一家的春節》、《新藏線上》、《老朋友》等，都因為這樣的問題而落選。

紀錄片要用畫面語言講故事，但攝像機紀錄的過程并不等于都是故事，所以如果我們把這些紀錄的過程編成紀錄片，既浪費了時間，又影響了節目的節奏，觀眾是不會為看一件事情的過程，而不換頻道的。在這里尤其要提醒一些涉足紀錄片時間較短的編導：不要以為用攝像機紀錄了人物或事件的過程，在把這些過程稍加選擇，編在一起就是紀錄片了。紀錄片要看到故事，看到故事首先要拍到故事，所以我們在拍攝的時候，一定要在紀錄人或事件過程的時候，注意紀錄他們中間發生的矛盾和故事，千萬不要把過程和流程當作故事。

創作上：話筒采訪的故事不等于畫面語言的故事

一段時間以來，電視界曾對解說詞重要還是同期采訪重要，產生過一些爭議。幾年后，人們發現紀錄片的真實性和“現在進行時”的拍攝方法，決定了同期采訪更重要。于是乎，同期采訪開始大量地走進紀錄片，并一發而不可收拾，好像沒有很多人出畫面講一講就不叫紀錄片了。于是紀錄片成了真正的“講”故事。

在這次評選的節目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節目都注重了用畫面語言敘述故事。可是仍有一些“人頭接人頭”的片子。有的甚至20分鐘的片子，出現了26個人在講故事，結果電視紀錄片成了真正的廣播紀錄片了。有一個表現去年戰勝非典的紀錄片，整個片子幾乎是解說詞加同期采訪，而且“頭接頭”（一個人接著一個人講），所有采訪人說出來的故事，又都沒有相應的畫面，更不要說用畫面語言去表達了情感，表現故事了。這樣的紀錄片如果用“話筒采訪出來的故事”定位，一點都不為過。這樣的節目不要說讓高級專家評委去評，就連老百姓看了也會厭煩的（這樣的選題更適合作新聞專題）。

在這次評選中，有一個叫《幼兒園》的紀錄片，可以說通篇沒有解說詞，采訪也極少，觀眾通過細膩的畫面語言，看懂了發生在幼兒園的故事。還有一部北京廣播學院學生的作品《紙殤》，紀錄的是福建大山里的一個造紙作坊的興衰過程。由于作者是一些學生，所以他們從入學一直拍到畢業（4年），每年都用攝像機去紀錄發生在那里的故事。這個節目的最大特點就是用畫面語言敘述故事。我們曾試著把這部紀錄片不加翻譯的送給外國人看，結果他們完全看懂了這個故事。

我們強調畫面語言的作用，并不是不要當事人出來講話。當事人出來講話，有時會在片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但決不能所有的故事都由人去講，把紀錄片編成各種人頭的集粹和展示。我個人認為，凡是能用畫面說明的，盡量用畫面語言去表現。而一部紀錄片，如果沒有畫面故事和畫面細節，即使說的故事再精彩，細節描繪的再細膩，觀眾也沒有看到。而出現在畫面中的哪怕是一個很微小的細節，也會給人以震撼的力量，給人以真實可信的感覺。

在紀錄片革命的今天，我們已經從“以詞為主、音樂打底”的那種制片方式中前進了一大步，進入到用同期聲來表現現實了。但我們決不能停留在這個中間地段，更不能認為使用了同期聲（講話），就是紀實了，就是紀錄片了。實際上，紀錄片是以視覺藝術為本體的一種電視節目樣式。既然叫“電視片”，那么就必須認清“畫面語言”是紀錄片的靈魂，它的故事，它的情節，都應該盡量用畫面語言去表現。那種大量使用話筒采訪故事的創作方法，有違于紀錄片創作的根。

手法上：畫面晃動不等于紀實

在這次報送的評選節目中，與三年前相比，最大的進步就是鏡頭比以前更穩了，“用架子拍，”可以說被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制作者所認同。《小小讀書郎》、《空山》、《潮汕民居》、《獅子山、玉門關》、《榮氏兄弟》等都是畫面工整的極品。

尤其需要提級的是《井底村三姐妹》，山西電視臺的編導胡志遠，連續4年抗著三角架，來到大山深處的井底村。可以這樣說，這部紀錄片幾乎所有的畫面都是用架子拍的，而且在用光上也十分講究。還有《龍船日記》，盡管這部紀錄片表現的是龍舟賽這樣動感很強的內容，但創作者仍把工整的畫面和流暢的蒙太奇剪輯，呈現在觀眾面前。

相反也有一些作品，選材好，故事也好，但就是鏡頭不穩。這里有個操機水平問題，也有對什么叫紀實的理解問題。筆者曾問過一個參評的編導，好端端的一個保護侯鳥的節目，為什么鏡頭老是晃呢？回答說，“為了增強節目追蹤拍攝的紀實性。”

可以說，這是一個創作手法上的誤區。我們都知道，電視節目是拍給觀眾看的，觀眾在看這個節目的時候，要是覺得畫面總是在來回抖動，看著不舒服，是肯定要換臺的。做電視節目有一個最淺顯的道理，就是讓觀眾看清楚、看明白、看下去……，可是如果為了紀實而晃動鏡頭，只能影響節目自身的質量，同時也會影響收視效果。

鏡頭晃的原因，還有一個就是攝制人員“懶”。該用架子的時候不用架子，使該穩的鏡頭不穩。這次四川阿壩州電視臺送的一個紀錄片《桃坪古堡》，選材是上好的，內容也新鮮，可就是拍攝時很少使用架子。本來這種人文類介紹古堡的節目，應該是很好看的：大山、古堡、民俗……，很有發揮畫面語言的余地，可是由于攝制者很少使用架子，使節目的工整性受得了極大的影響，盡管這部紀錄片入了圍，但評委們都為該片沒有進入大獎而覺得惋惜。象《咱當兵的人》、《一個都不能少》、《山頭秀才》等節目，都存在這樣的問題。

盡管談了不少紀錄片創作上的誤區，但我仍認為今年“中國紀錄片大獎”的作品質量，遠高于以往任何一屆。《非凡21小時》、《布達拉宮》、《復活的軍團》、《回家的路有多長》、《遠望神州》、《陳小梅進城》等，不但達到了相當的水準，而且完全可以與國際上的一些相同題材的作品相比。特別是一些小臺，進步的幅度尤其大。象義烏電視臺拍攝的《在和平的日子里》、金華電視臺的《10小時生命大營救》、宜賓電視臺《搶救白鱘行動》、湛江市委組織部的《本色》等。現在，我們需要大量的電視產品供人民群眾愉悅欣賞；我們同時也需要大量的的電視作品打入國際市場；我們更需要大量的電視精品問世，已無愧于我們這個偉大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