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報道廣播電視論文

時間:2022-08-14 08:3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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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報道廣播電視論文

一、“蠱惑與教唆”框架

在傳統的集體行為理論中,集體行為和行動(包括社會運動)的參與者被認為是非理性的,他們參與集體行為,是受到蠱惑或教唆。顯然這種認知從表面上看符合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發生機制,并且符合政府官員的利益,更符合我國官方對政治穩定的考量,這使得我國政府官員對群體性事件的認識和解釋形成了思維定勢。與此同時,我國媒體體制具有特殊性,即我國媒體屬于國有事業單位,各級媒體由各級黨委領導,由政府管理。因此,政府的思維定勢就自然成了新聞媒體的報道模式,這樣使得幾乎所有的新聞媒體對所有的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報道都如出一轍,都是“少數不法分子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引發的”。有人把這種報道方式歸結起來就是:群眾總是“不明真相”的;游行總是“非法聚集”的;鬧事總是“別有用心”的;上級總是“光榮正確”的;③“情緒都是煽動的,真相都是不明的,群眾都是一小撮的”④。在此語境下,廣播電視媒體對發泄型群體性事件報道自然也逃脫不了這一認知框架的桎梏,如2008年甕安事件,6月29日貴州衛視的《貴州新聞聯播》便是以這一框架進行報道的:“當天下午一些人因對甕安縣公安局對該縣一名女學生死因鑒定結果不滿,聚集到縣政府和縣公安局,在縣政府有關負責人接待過程中,一些人煽動不明真相的群眾沖擊縣公安局、縣政府和縣委大樓,隨后,少數不法分子趁機打砸辦公室,并點火焚燒多間辦公室和一些車輛。”為了進一步證明自己框架的真實性,7月1日貴州衛視的《貴州新聞聯播》播報了新聞“參與貴州甕安打砸燒事件的未成年人披露事件真相”⑤,其中指出未成年人“小威(音名)”和“小輝(音名)”參加“6·28”突發事件是在“別人的教唆”和“社會上的人指使”下參加的。

二、“打砸搶燒突發事件”框架

對于群體性事件的概念,雖然我國官方對群體性事件這種現象的標簽已經經歷了從“政治化”到“去政治化”或者說“社會化”、從“否定”到“去否定”的歷程。⑥而且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2004年11月8日通過《關于積極妥善處理群體性事件的工作意見》這一文件明確提出了“群體性事件”這一名稱。但許多地方政府和媒體仍然將之貼上政治化的、否定的標簽,如“打砸搶燒”“聚集滋事”“聚眾鬧事”。在這些標簽中,“打砸搶燒”是最常見、最具負面色彩,如貴州當地政府直指“甕安事件”為“6·28嚴重打砸搶燒突發性事件”。當地政府的這種定性直接導致眾多外地媒體的報道采取“打砸搶燒(突發)事件”的框架,如東方衛視在2008年7月2日的報道也直指“甕安事件”為“打砸燒事件”。⑦這種界定顯示我國不少當地政府和媒體工作者對群體性事件的認知還處于“受害型危機認知”⑧階段,即只是從表面對事件進行解讀,未能從歷史的縱深對事件的發生緣由進行梳理,從而撇清了政府的責任。“打砸搶燒突發事件”的解釋框架無疑把群體性事件歸之于違法犯罪的活動,這種認知自然導致報道重點是混亂的現場、違法犯罪的行為、危害與損害以及對參與人員的抓捕。這種“打砸搶燒”的報道框架雖然其用意是為了喚起民眾的理性訴求,但把民眾塑造為一群“暴民”與“刁民”,不但不利于事件的解決和社會的和諧,反而會激起民眾的逆反心理,從而激化矛盾。也許這一次的事端在強力的壓制下得以解決,但也可能埋下不信任甚至仇恨的禍根,從而導致惡性循環。如在甕安事件中,當媒體前期仍然按照傳統的“蠱惑”與“教唆”以及“打砸搶燒”框架進行報道時,民眾怒不可遏:“事件初期《貴州日報》曾刊登看起來依然是‘傳統口吻’的報道,當天該報網站被黑客攻擊造成癱瘓數小時,而采寫該報道的記者也接到數十個憤怒民眾的辱罵甚至恐嚇的短信、電話”。⑨而當媒體對事件本身進行深入調研并且采用“社會沖突和怨恨框架”進行報道之時,民眾的怨氣得到了舒緩:“此后《貴州日報》改變報道模式,從調查事件事實本身入手,兩天后,該記者竟又接到此前曾恐嚇他的公眾的致歉電話。”⑩

三、領導現場處置框架

雖然有學者論證指出,我國的災難新聞報道經歷了三個歷程與模式:1949-1980年是“黨本位”的單向度閉合報道模式,1980-2003年是“事本位”的多向度客觀報道模式,2003年至今是“人本位”的全息開放報道模式。瑏瑡但是通過分析筆者所搜集到的近10年來眾多的廣播電視尤其是電視媒體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發現,電視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似乎更多地停留在第一階段的報道模式:即“災害不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其具體表現為:群體性事件不是新聞,應對、處置群體性事件才是新聞。即電視新聞主要報道領導或相關部門積極、妥善處置群體性事件,安撫民心,而非重點報道事件本身。出現暫時破壞了社會穩定的發泄型群體性事件,領導務必會到場進行處置,但新聞媒體只是追隨著官方的行蹤進行報道,著重報道領導工作的效果,這種報道的主旨顯然是對民眾進行宣傳教化,而非進行信息傳播。行文至此,也許會有人質疑,為什么我國的災難新聞報道已經進入到“事本位”的第二個階段和“人本位”的第三個階段,而群體性事件報道卻依然如此保守?不可否認,報紙對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報道也已經歷了類似的三個階段:蠱惑與教唆框架、去語境化的事件過程框架、高度語境化的社會沖突與怨恨框架,并且現已基本進入了第三個階段。采取保守的新聞報道框架的主要是電視媒體,這可能與電視媒體要求聲畫一體有關。因為對于追溯社會沖突與怨恨的歷史根源,一般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拍攝到當時沖突的畫面(除了湊巧有人為作證據之用而進行了拍攝),只能是讓當事人進行回憶。與此同時,作為電視媒體,受眾更多期待的是豐富的沖突畫面,而非單調的平和畫面,因此這種回憶的畫面與聲音自然缺少電視媒體應有的可信度與吸引力。基于此,人們普遍認為電視作為聲畫一體的媒介,不便于開展深入的、思辨性的報道。還需強調的是,為什么同樣是電視媒體,對付災難與群體性事件卻有如此大的反差?我們知道,災難是由于自然因素造成的,是一種外在風險;而發泄型群體性事件則是人為因素造成的,是信任危機的呈現,屬于內在風險,帶有一定的政治性色彩。因此對災難事件進行全息開放式報道能夠讓群體凝聚起來,形成對抗外在風險的合力;而內在風險與信任危機則可能導致群體分裂,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因此依據習慣性思維,電視報道傾向于保守。但報紙媒體的“社會沖突與怨恨框架”深度報道和政府的追根溯源和完全認錯的錯誤型危機認知的效果證明,電視媒體只是一味采納“災難不是新聞,抗災救災才是新聞”的保守報道框架反而不利于民眾情緒的發泄,甚至導致怨恨與不信任的進一步積累。

四、慘烈現場框架

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信息傳播存在著非常顯著的怨恨動員、情緒的群體感染與行為的群體模仿瑏瑢,這導致事件發生之時,沖突在所難免,甚至有些事件造成了非常慘重的人員傷亡與財產損失,場面非常慘烈。顯然,這種慘烈的沖突現場場景具有很高的新聞價值,且以這一現場作為畫面也具有更強的吸引力。因此,許多電視媒體在報道發泄型群體性事件時著重再現當時的場景,如云南晉寧群體事件中,云南衛視于2013年12月24日《新聞聯播》報道了沖突現場情況:“10月22日13時30分,晉寧縣公安局對涉嫌非法拘禁和故意傷害的2名犯罪嫌疑人依法傳喚。14時45分,晉城鎮廣濟村約200名村民聚集在該村牛廣公路路口堵截、扣留過往公務車輛和公務人員,先后強行扣留11人和3輛公務車。17時30分左右,市、縣派出百余名警力赴現場控制事態,被村民圍攻,警方保持極大的克制。事件造成27名警務人員不同程度受傷。”又如在甕安事件中,2008年6月30日的貴州衛視的《貴州新聞聯播》的新聞報道前半部分都是再現6月28日民眾打砸搶燒的現場。除了直接呈現群體性事件慘烈現場,有的電視臺還通過采訪事件參與者和目擊者,通過他們來描述當時的現場狀況。如貴州衛視7月2日就通過采訪參與救火的消防官兵來呈現打砸搶燒事件的場景。由于這種再現慘烈現場型的報道往往沒有前因后果的介紹,更沒有深層原因的挖掘,因此這無疑又是把長期經受不公正、長期受到剝奪的借機發泄憤怒的民眾塑造成破壞安定團結和社會穩定的“暴民”。然而,一般來說,這種再現慘烈現場型的新聞報道往往是與領導現場處置型報道合為一體。這就形成了一個鮮明的對比:一邊是瘋狂殘暴的民眾,即不法分子;一邊是英明善治的領導。這種報道模式無疑強化了官方的“受害型危機”認知,為后來的抓捕行為塑造了合理性與合法性。

五、新聞會框架

針對突發事件的信息,我國經歷了1950年4月2日的《關于生產救災報道的指示》、1989年1月28日的《關于改進突發事件報道工作的通知》、2003年5月7日頒布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應急條例》和2008年5月1日頒布的《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四個標志性階段,但對于群體性事件的新聞卻是在2008年甕安事件之后才開始形成慣例的。政府的新聞會既有利于真實的信息傳播,消減謠言的傳播,也利于政府設定事件的解釋框架,進行議程設置,把握話語權。就新聞媒體而言,新聞會可以獲得諸多權威的、有價值的真實信息,也節省采訪的人力、物力與財力,是一種省力省心的辦法。因此,政府就相關事件的新聞會往往成為眾多媒體報道的重點。因為新聞會必須以政府掌握了相當的信息為前提,這意味著在時間上往往滯后于群體性事件的發生,如2012年10月17日的四川瀘州事件,從下午5點發生,到第二天凌晨4點平息。瀘州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所召開的新聞會是在18日上午8:30。因此新聞型的新聞報道也隨之難以在關鍵時刻發揮引導輿論的作用。雖然如此,但卻能發揮穩定人心的作用。

六、秩序重建框架

如上所述,由于發泄型群體性事件是信任危機的呈現,帶有一定的政治性色彩,因此許多地方政府依然習慣于緩報的思維方式,這直接影響到媒體尤其是電視媒體的工作方式與報道框架。那就是在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發生之時,廣播電視媒體不對其進行報道,只是在事件得以平息、生活秩序得以恢復與重建之后才對其進行一番較為全面的報道。這種報道框架往往強調生產、生活恢復了以往的秩序,但同時也會簡單介紹事件發生的原因與經過,領導對事件的處置。如2012年沙溪事件之后,廣東衛視2012年6月29日《廣東新聞聯播》就沙溪事件的報道:“6月25號晚,中山市沙溪鎮發生了一起‘由兩名少年間個體沖突引發的聚集滋事’事件。27號晚,警察機關果斷出警,制服了極少數涉嫌違法犯罪分子,經過短短的48小時,沙溪鎮已經迅速地恢復了秩序”。秩序重建與事后綜括型的報道方式是許多廣播電視對群體性事件的報道模式,這種報道雖然全面、客觀,并有助于民眾對整個事件的把握、對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能力的信任及社會穩定的維持,但對應對與處置群體性事件沒有太多的價值,因為這種“事后諸葛亮”式的報道方式既無法平息當時民眾的怒氣,又無法消除當時盛行的各種謠言,因而無法幫助政府解決處理事件。不僅如此,秩序重建框架顯然是一種讓民眾淡忘群體性事件的策略,仿佛群體性事件只是一場冰雹,是一場自然災害,不需再對其進行思考。但我們知道,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爆發是社會結構性緊張與安全閥缺失的結果,它理應引起人們思想的反思和工作的改進。

七、事后反省框架

由于我國政府在不少的群體性事件應對中出現認識與技術偏差,最終導致事件惡性發展,局勢難以控制,出現較多的人員傷亡和較大的財產損失,因此,不少廣播電視媒體往往在事件塵埃落定之后進行反思、反省,并總結其中的經驗教訓。這種事后反省最為典型的就是中央電視臺的《新聞1+1》欄目,如在甕安事件之后,《新聞1+1》便播出了《甕安要安》的節目;湖北石首事件之后,《新聞1+1》又播出了《石首,為何再度“失手”》的節目:白巖松(新聞觀察員):去年6月份的時候,我想我們所有人都記住了,給了我們教訓,當然也留下了很多經驗的甕安事件。但是時間過去了一年,在這一年就像你說的,既有了縣委書記的培訓,又有了縣公安局長的培訓等等之后,同樣在6月份,我們又面對了湖北石首的這樣一個引發背景有些相似的石首事件。但是為什么在處理的方式上不僅沒有進步,原地踏步都沒有做到,反而是一種退步,這個時候我們就必須要集體思考,我們接下來該怎么進步。瑏瑣雖然大多數反省框架的廣播電視報道只是就政府應對、處置發泄型群體性事件的技術錯誤進行反省,但也有少數的此類框架廣播電視新聞稍稍觸及了事件發生的深層原因。但這種觸及往往是點到為止。事后反省型報道其用意顯然不是對所反省事件進行輿論引導,而是對以后的諸如類似的事件起到借鑒作用。一般來說,這種事后反省型報道框架一般由中央級別的電視媒體來完成,或者由外地的媒體來進行,這是由于我國媒體管理體制導致大眾傳媒普遍自覺遵守宣傳鐵律:即由“黨報不得批評同級黨委”演化而成的“同級媒體不得批評同級黨委”。最后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8種報道框架非常典型,但是也經常出現框架之間的交叉與融合,有的甚至互相包容,如:“真相澄清框架”常與“蠱惑與教唆框架”糾結在一起,“蠱惑與教唆框架”又常與“打砸搶燒突發事件”框架共存,“打砸搶燒突發事件”框架也常與“慘烈現場框架”緊密相連,而“領導現場處置框架”又往往結合“澄清真相”“蠱惑與教唆”“打砸搶燒突”和“慘烈現場”等框架。

作者:曾慶香王超慧單位: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新聞學院教授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傳播學部輿論學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