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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是綜合藝術的傳播媒介,同樣電視劇也集合了文學､戲劇､音樂､舞蹈等多種藝術形式,其中和電視劇關系最緊密,對電視劇的創作及節目制作成功與否都有著重要影響的則主要是文學這一藝術樣式,本文將以文化的角度,結合文學及傳播學的相關理論,對近期熱播電視劇所反映的當前價值觀問題進行簡要的分析｡

當前很多文化現象都可以從價值觀的變化這一角度進行闡釋,從電視劇這一單一節目樣式出發,再結合其它的文化現象,將能使我們更清晰､更全面地分析問題｡

文化內部的自我揚棄

一,“紅色經典”電視劇改編的失敗｡最能反映價值觀轉變的,要數“紅色經典”改編這一電視現象了,“紅色經典”電視劇所遭遇的尷尬不僅僅是“紅色經典”作品本身遭遇的尷尬,更是那一特定歷史階段的意識形態所遭遇的尷尬,同時也是制作者的商業行為遭遇的尷尬｡

“紅色經典”失敗的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是由于商業主導了藝術,從而使劇本創作者沒能抓住它的目標觀眾,投資者及改編者一方面利用人們的懷舊心理,吸引有相同經歷及感受的觀眾,另一方面通過增加一些曲折的感情經歷等敘事線索以滿足現代人的口味,恰恰是這些個人感情等非真實因素的加入損害了原著的藝術價值,首先是有損生活的真實｡雖說某些作品內在的價值判斷與現代社會已相去甚遠,但不管是什么藝術形式,最起碼要做到源于生活,客觀地描述生活,真實是藝術的生命,一旦失去了真實,作品也就失去了藝術性,或者成為宣傳教化的工具,或者成為轉瞬即逝的流行文學,某些電視劇一味以現代人的視角來設計､包裝“紅色經典”,完全不顧原有作品的精神價值｡以電視劇《林海雪原》為例,增加了主人翁楊子榮不少的感情糾葛,在劇情設計上,新編揚子榮不是為了革命,而是為了救初戀情人的兒子而被敵人打死,這就徹底改變了原著的主題意義,不是不能加進個人情感因素,而是要做到真實､恰當､適時｡試想當民族遭受著外敵侵略,國家連年混戰,人民處于水深火熱的時候,誰還會把個人的兒女私情看得最為重要｡有學者曾指出,“紅色經典”作品的價值最主要在于其具有某些現代史詩品格,而史詩作品的一個特點就是,情節是建立在政治沖突基礎上的,而個人關系(私情)只能起到次要的輔助作用｡

一部分有著強烈世紀末情結,期望可以借“紅色經典”重溫舊夢的觀眾對電視劇充滿了期待,改編的偏差使他們形成了巨大的心理落差,對這種商業行為大失所望､痛加斥責｡而另一部分觀眾或是對這種具有強烈說教意味的作品不感興趣,或是對改編的幼稚不屑一顧,根本不予理會｡

二,“紅色經典”的另一種遭遇——惡搞｡除了改編的失敗以外,“紅色經典”作品為什么普遍的不為現代人所接受,網絡上流行的“紅色經典”惡搞行為也許更利于我們認識問題｡

就近期的惡搞事件,涉及的人物都是我們十分熟悉的英雄人物,而且都是曾經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而大加宣傳的,雷鋒､劉胡蘭､等等,尤其是我們都還在提倡雷鋒精神的今天,對雷鋒的惡搞版本最多｡對“紅色經典”的惡搞,其合理存在性主要有以下幾點:

首先是原文本的可解構性｡表現在紅色經典本身存在一些不足,我國文學作品和媒體宣傳在人物塑造上一貫有把人物“神化”的傾向,這就極有可能損失人物的真實性｡80年代就有對雷鋒現象的反思,一批思想活躍的青年在苦悶彷徨中重新尋求個人價值的重新定位,現在的青少年對雷鋒的光輝形象更是不以為然,極端化以及缺乏立體感､真實感和深刻性是長期以來宣傳不得法的主要表現｡

其次是主流媒體宣傳的不合時宜性｡紅色經典作品描寫的大都是革命戰爭時期涌現出的一批先進人物和他們的英勇事跡,以及在建設社會主義新中國中反映社會主義新風尚､社會主義精神面貌的典型代表｡應該說是特定時期的經典作品,他們的創作目的主要是為了政治和宣傳的需要,在當時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這種作品一般在時間上具有一定的歷史局限性,外在客觀世界尤其是社會現實發生明顯變化時,而他們宣傳的方式如果跟不上時代的發展,若媒體還是一味用當時的事例來規范勸導現在的人們,是不能讓人心服口服的｡人物塑造失真和隨后造成的行為､道德強制性后果恐怕是這類作品不再被接受的根本原因,媒體宣傳方法不得當使得在規范人們行為方面帶有一定的強制性色彩,甚至出現流于表面的形式主義做法,社會輿論無形中為每一個人劃定了道德標高,有著不同價值判斷的受眾尤其是青少年容易產生一種逆反心理,從而更難于接受經典作品的說教｡

再次是紅色經典作品運用于現實社會所表現的道德的虛偽性,幾千年來,統治階級和思想家們都運用理想主義來規范社會,而不顧人的本性即人的本能需要,“當這種理想因政治､習俗､命令而強制地推行成為社會規范時,便出現了理想主義庸俗化的格局——道德倫理專制以及道德高于生命的道德至上主義｡而當社會道德處于衰微､頹廢､專制,而思想家們仍在熱衷于道德理想的說教,就產生了虛偽這一現象,虛偽是思想不顧現實的本質反映”｡①相對來說一些惡搞文本卻具有時代性､現實性､諷刺性等,這正符合在多元價值觀中尋求普遍真理的國民心理｡像另一惡搞作品《閃閃的紅星之潘冬子參賽記》寫潘冬子､春伢子參加歌手大賽經歷種種黑幕,追溯到現實生活中看看確實存在著徇私舞弊等許多不公平的現象,對某些惡搞作品可以看作是以戲謔方式對社會不滿的感情發泄｡

某些“紅色經典”不被接受,背后反映了現代社會與傳統道德倫理之間的沖突｡古代倫理注重個人道德修養的提高,但一直沒能厘清道德的適用范圍,一些道德規范適用于個人但不一定適用于社會｡傳統上我國一直把運用于個人修養的道德規范借助于政治､命令等強制推行于社會｡反而出現一些與真正的道德相背離的奇特現象,有學者認為這是一種變相的政教合一,“他把本應交由個人選擇的某些道德準則硬是強加在每個人身上,把少數人能做到的‘最高綱領’當作每個人都應做到的‘最低要求’,其結果是助長獨裁和偽善”｡②因此,就有學者提倡區分“公德”與“私德”,公德為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制定一個最低道德標準,增進社會上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利益｡公德具有“公共性”,而私德具有私人性,私德在不違背公德的基礎上,針對個體則不作道德限定,個人道德規范上不封頂,在一點上我比較同意陳曉平教授提出的“以公德為主､私德為輔”的道德系統｡公共道德屬于公共領域,牽涉他者,反映公共利益,違反公共道德意味著將直接或間接地損害他人或公共利益｡所以,要求每一個人都不得違反,個人道德純屬個人品行､個人修養等個體表征,和他人利益不相沖突,所以不應對其硬性規定和強加干預｡現代某些媒體就是犯了這個錯誤,用個人道德的高標準作為公共道德來推廣于整個社會,導致了虛偽蔓延的惡性循環｡

民族文化系統之外的有益借鑒

《越獄》對我國觀眾價值觀的沖擊｡與“紅色經典”電視劇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電視劇《越獄》的廣受歡迎,網絡上開有各種論壇討論該電視劇,引發了人們的議論狂潮,其中最敏感地涉及到了我國傳統的價值判斷問題,諸如什么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該不該為個人利益而戰;集體利益與個人利益孰輕孰重;英雄,是不是道德完美的化身;英雄,能不能擁有個人感情等等議論｡根據網民的激烈反應,騰訊網為此做過一次相關的網絡調查:

回答“《越獄》對你的價值觀產生沖擊了嗎”時,有46.52%的網民選擇了“情感上給我的沖擊很大,但我在生活中絕對不會像電視上那樣去做”,36.13%選擇了“我很理智,沖擊不了我”｡

回答“你覺得以下哪個人才是英雄”問題時,21.50%選擇了“Michae”(《越獄》男主角),20.20%選擇了“”,選擇“都是”的占17.74%｡

回答“《越獄》有沒有顛覆你對英雄的理解”時,60.88%選擇“我只看電視本身,從不妄議英雄”,32.21%選擇了“我心中的英雄一直就是那樣,談不上顛覆”｡

從以上的調查結果來看,網民對待西方文化與我國傳統價值還是相當理性的,從我國觀眾對“紅色經典”作品的冷淡反應和對西方電視劇的理性接受,可以看出,我國觀眾已經基本具備了批判地接受西方文化和選擇傳統文化的能力｡

但是“紅色經典”的改編熱潮也恰恰反映了我國人們的信仰焦慮,資本主義近代工業文明的沖擊使中西文化處于激烈沖撞的矛盾發展中,國人面臨多元價值觀的沖突,在思想上顯得無所適從,綜合其他的熱播電視節目我們也許能看到一種令人欣慰的發展趨勢｡

中國當下自身文化及價值觀的吐故納新

《論語》心得與家庭劇的熱播｡面臨西方文化的沖擊和文化全球化趨勢的影響,國內大部分學者也為民族文化的前途而擔憂,但是,僅僅從電視節目的收看情況來看,事情又并非如此簡單,《論語》心得熱和家庭劇的高收視率,使我們再一次感受到了傳統文化中某些核心價值的巨大影響力和凝聚力｡以“內圣外王”為特征的個人道德觀,以家庭為單位的宗法社會結構所強調的血緣親情,這些至今都還有價值的傳統文化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同時也是文化系統選擇的必然結果｡我們需要傳統的個人道德觀,同時也需要借鑒西方的社會道德及公共道德理論,從而兩相呼應,既祛除由于“禮”約束“道”所產生的道德虛偽與狡詐現象,利于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新型社會結構,同時我們也可以通過個人道德的追求來尋求內心的滿足｡親情則可以使我們在工業化進程中緩解競爭帶來的壓力,給予我們心靈的安慰｡

從以上的種種電視現象及文化現象可以看出,我國文化尤其是價值觀重建正在經歷一個真正的傳統與現代､民族與世界的交融過程｡而耗散結構——系統演化理論和文化多元論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有關我國文化和價值觀的新的闡釋視角和發展前景:

中國傳統文化是人類文化總體中的一個特殊分支,他的價值是永恒的,他不可能為任何別的文化所代替,也不可能趨向或歸并于任何一種別的文化｡

只要這個民族不是閉關自守的,不是自絕于世界文化大循環之外而處于孤立和封閉的狀態,那么他就會在沖突,無序和混亂中終究走向自組織化,它不可能被淘汰,也不可能在競爭的比賽中作為落伍者而被別的文化所代替｡因為這與文化本身的性質相違背,文化實質是保證人類群體持續生存的一種工具性體系,他與環境形成交流和反饋的作用｡外在環境的要求,會不斷輸入到文化系統中來,通過反饋作用,放大他的有效部分,修正或抑制他的無效部分｡③

①陳少峰《中國倫理學史》上冊,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

②陳曉平《面對道德沖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2年｡

③劉長林《中國系統思維》,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