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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我國經濟、社會發展滯后于生產的社會化程度。工農（城鄉）、區域、產業、產品四個層次的結構性矛盾因改革動力不足轉化緩慢、時有徘徊。而當前的經濟運行，從發展的需要看問題，形勢是相當好的。宏觀經濟運行指標的走低，從四個層次矛盾看既是阻力又是動力。我們應順其勢，借其力，加速四大結構調整，靠發展提高運行質量，以運行推動發展，避免逆調節措施干擾市場機制的正常發揮。只要我們抓住實質經濟發展、抓住運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主要方面，采取治本的措施，我國經濟不僅能保持目前相當好的運行態勢，而且必將迎來發展態勢的根本好轉。

經濟運行走勢將好于上年

2000年中國國民經濟運行仍將處于與1999年相同的發展階段上。從發展趨勢上看與1999年沒有大的區別，幾個結構性矛盾將略有緩和。發展思路沒有大的調整，或雖有思路調整，具體措施一時難以到位，人們可以感到發展的制約因素在變化，但實質變化尚不顯著，可能在“十五”末期，局面能有根本改觀。而2000年經濟運行的態勢，人們可能感覺比去年更為艱難，而實際走勢卻可好于去年。

一、城市化將是經濟發展運行中一股給人以信心的新的現實推動力。

當前，農產品實際市場價格在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力增多，農民收入指標走低，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擴大，這是解決第一層次矛盾即國民經濟主要矛盾的動力。1999年城市工業品剩余積壓減少緩慢和農村居民收入低消費水平低的局面將延續到2000年以后。市場的壓力動力都在加大，要求加速城市化的進程。從擴大內需出發，為緩解城鄉收入消費差距的矛盾，人們也不得不把加速城市化提到議事日程上來。況且一些地方政府的主要領導已經從規律上認識到城市化的本質意義，正在制定科學的城市化發展戰略。這種戰略是把城市化作為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現代化的一個過程來考慮的。抓住人口城市化這個主要矛盾，其他幾個層次的矛盾將隨之解決。因此估計2000年一些地區城市化進程將加快，因而將釋放出國民經濟增長的相當能量，推動GDP增長加速。去年GDP增長7.1％，2000年經濟增長速度有可能超過1999年。

二、區域結構調整將有新的氣象內需將進一步擴大。

近幾年區域同構帶來的內需不足，市場狹小，已引起國人足夠重視。亞洲金融危機以來，產品剩余居高不下，但企業效益下滑之勢在1999年下半年已有改觀，工業生產穩定增長，市場銷售相對平穩，運行質量明顯提高。這說明市場自調節的力量迫使區域、產業、產品結構逐步調整，各行各業、各個階層都經受了痛苦的磨練，市場觀念更加成熟，為2000年經濟的發展運行奠定了良好的心理基礎。

目前各級政府都在總結“九五”經驗，積極制訂“十五”計劃和到2010年中長期規劃。這項跨世紀的發展規劃工程，將使各級政府官員和各界人士對國民經濟發展和運行規律的認識上一個新的臺階，必將引起發展觀的革命，從而使2000年的年度計劃將會更加符合經濟發展的實際，各級政府在制訂區域經濟發展計劃、規劃、戰略過程中將增加區際分工，互補共榮的自覺性，將比“八五”、“九五”時期更注意解決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更注意經濟運行的質量，自覺地使短期行為服從長遠發展的需要，因此，這將大大促進國內統一市場的形成，促進各地經濟的健康發展，要素空間配置將更為合理。因此，預計2000年的國內市場將進一步拓寬，國內市場銷售將有明顯增加，內需將逐步擴大，產業結構調整的進展會比1999年順利。這將抵消海峽兩岸政治關系緊張，利用外資減少等負面作用，使GDP增長勢頭好于1999年。

三、社會保障體制改革進度加快，去年三條補貼線的提高，將在2000年產生明顯作用，成為調整居民心理預期，擴大內需的推動力。

抓住城市化就抓住了國民經濟發展的牛鼻子，而提高三條補助線，加速社會保障體制的完善，就是降低城市化的門檻，就是加速勞動力商品化，貨幣資本化的催化劑。因而2000年中國城鄉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變革的速度將有加快的態勢。利息稅的出臺、遺產稅的醞釀、國有資產運營方式的深化改革都將有利于預算內財政社會保障資金的積累和合理的使用，必將增加公民對政府社會保障功能的信賴，消費、投資的心理和社會環境都將好于1999年。

四、2000年將是中國由政治型、計劃型農業向效益型、市場型農業真正轉變的第一年，農業種植結構、經營結構的調整將是2000年農村經濟的主旋律。

20多年來農民的農業純收入增長的70％靠提高農產品價格，靠糧食生產以外的多種經營，糧食生產并沒有真正納入市場經濟體系，計劃種植、計劃收購仍然占有統治地位。糧食生產能力在整個國民經濟改革發展、技術進步的推動下有了巨大提高，而經濟效益提高甚微，致使農民和政府財政為此兩敗俱傷。1998年、1999年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負擔加重、糧食積壓、財政損失加重的嚴酷現實，迫使我們把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發展效益型農業提到日程上來。這將給農業生產方式帶來新的生機，新的變革。2000年從春耕開始，農業的結構調整將出現新的氣象。以效益為中心，就是以市場為中心，雖然風險增加，為此要付出一定代價，但一個農民、政府雙盈的農業經濟管理模式的誕生必將在總量上增加農民的收入，減少財政的損失。農業體制實質性的變革必將加快大型企業進入農業，使農業企業化的進程。自2000年始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將建立在更加堅實、協調的農業基礎之上，工農兩種生產方式的矛盾將有所緩解，發展和運行的勢頭將好于近兩年。

五、2000年世界政治、經濟形勢、國際經貿關系走勢都會比去年好。

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正在消失，全球經濟走出緊縮低谷，我國政府近兩年成功的外交努力，開始進入收獲期。美國和歐盟不能不正視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的存在。隨著中國加入WTO，合作和斗爭的天平將會偏重于合作，中國經濟發展和運行的國際環境將大大好于去年。從1999年下半年起，我國的出口回升之勢已令人矚目，2000年這個勢頭將會保持下來。去年下半年出口回升，當然有退稅增加的短期政策效益，但它畢竟為出口企業和經銷部門贏得了結構調整的時間。可以預見，今年即使扣除退稅的貢獻，出口也將是正向增長。1999年進口的大幅增長，客觀上也為出口創造了寬松的國際貿易環境，進口增加是內需增加的一個標志，已對國內產業、產品結構調整產生巨大壓力，我們應把壓力看做動力，借以推動結構調整，使我們的產業升級、產品換代的步伐加快。沒有這個壓力，國內區域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的調整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僅僅根據進出口形勢確定人民幣匯率走勢，而應該高瞻遠矚，從國家發展戰略，長期政治經濟影響上看待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問題。人民幣不貶值不是承擔什么國際責任，而是出于本國長期、根本利益的需要。（未完）

必須著力解決的幾個問題

中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是我們的既定目標，但我們的社會經濟生活中還存在一些應當引起我們高度重視的問題。

一、發展觀需要迅速調整

20多年來我們為解決溫飽問題，通過改革開放推動了國民經濟總量的迅速擴張，基本克服了相對于生理需求的短缺狀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由此形成的思維定勢，使相當多的人把發展等同于增長，GDP指標成為經濟景氣的第一指標。由于重增長輕發展，重短期運行，輕根本戰略措施，致使國民經濟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由緩解又轉為尖銳狀態。工農、城鄉兩種生產方式、交換方式、生活方式的矛盾在90年代中后期呈擴大之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農民收入問題，既是政治問題，又是市場問題，必須放到首位來解決。但主要不是在農村解決，也不僅僅是就就業抓就業所能解決的。必須調整我們的發展觀，抓住發展的本質內容本質要求，樹立以人為本的發展觀。它的本質是一切社會經濟發展的目的，其標志是人的發展，人的素質的提高。而我國的最大的本在農村，大多數人口在農村，這個狀態必須改變。發展的速度，就是農村人口減少的速度，人口城市化的速度。人口城市化就是農民的分化、農民本質的變化，社會關系總和的變化。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觀，產業升級、結構調整就有了明確的方向。按照消費結構升級的要求調整產業和產品結構，使供給結構和消費結構變動同步，目前的剩余和短缺矛盾尖銳的局面將逐步緩和。2000年調整發展觀，明確發展思路，應在1999年擴大高校招生人數的基礎上，進一步加速教育產業化過程，把人作為加工對象，提高人力資本投入，培養更多高素質的科技人才，管理人才，使經濟投入從以自然為本向以人為本轉化，減少自然資源的消耗，提高可持續發展的能力。

二、必須把社會保障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社會分配兩極分化已是不爭的事實，而這種分化大多不是正常的市場因素按要素分配的結果，因而不能靠市場手段來解決，只能靠政府這個有形手采取財政分配的強制性手段。由此建議把社會保障的內涵改為政府保障，由政府行使社會保障功能。把社會保障資金納入財政預算。應明確社會保障是政府的第一功能、主要功能，除了社會保障之外，任何債務和赤字都是不應該的。只有在社會保障問題解決不了的前提下政府才可發債券，搞赤字財政，其他理由都是不充分的，不應該的。在保障社會穩定之后，有多少錢辦多少事。積極的財政政策只能是社會保障政策和增稅、減稅政策，不應該是為保障以外的原因而借債。社會保障資金到位，低收入者獲得了保障勞動力正常再生產的費用，國內市場就獲得繁榮發展的基本條件。由于沖淡了少數人金融資產含金量，縮小了收入差距，社會穩定，經濟發展的動力更加充足。

三、中國的事情必須以中為重

我國在強調大力開發中西部的同時，要從經濟效益出發，要把中部和近西部地區的發展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重中之重，實施中部崛起的戰略。

中國的事情必須以中為重，中部地區、中等城市、中等收入階層是“十五”到2010年這個歷史階段必須突出重視的問題。中部的崛起，中等城市的擴容，中等收入階層的擴大將對東西部的發展，對四個層次矛盾的解決起到巨大的帶動作用。我們的指導思想應該從抓兩頭帶中間，轉變到抓中間帶兩頭上來，以中為重應成為我們一切經濟工作的思想方法。各地有各地的中，各行業有各行業的中，它是轉化的關節點，一定要從中抓起。

四、加速工業區域的調整

從2000年起我們應加速工業區域結構布局、空間布局的調整，特別是對目前分散的農村和城郊工業，一定要下決心采取工商、地租、財稅、金融等手段，迫使其向城市集中，向準備發展為城市的地區集中，為第三產業的發展創造人氣，創造服務半徑。

分散工業化已成為人口城市化、市場化、現代化的歷史包袱，不要因其輝煌過而對之手軟。要加速農村的原始積累，要素的積聚，必須實行產業政策地區化的方針。這不僅是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改變農民生活方式，實現人口城市化的客觀要求，也是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保護生態環境的需要。要調整投資空間的機會成本，使投資者感到分散在鄉村的土地成本、融資成本、稅收成本都高于投資于應該擴容的小城鎮、小城市、中等城市的成本。這樣，就應對對中小城市擴容給予特殊政策。

2000年是承上啟下的關鍵年，我們一定要當做一個戰役來打。扎扎實實地在轉化四個層次的矛盾上下功夫，不要讓符號經濟的幾個指標指引我們的進退，而要抓住主要矛盾鍥而不舍，做我們該做的事情，經濟增長的各項指標定不會辜負我們的努力。（未完）

發展面臨結構矛盾

我們判斷當前的經濟運行態勢好壞，要有一個特定的質和量的客觀標準，不能僅僅根據幾個總量統計指標的走勢，簡單地以升降論是非。經濟運行指標在時間上不能簡單地向后看，和上年同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間上也不能簡單地和別的國家、地區比。首先要給當前經濟運行一個準確的時空定位，即當前經濟運行是處于我國經濟發展的什么階段上。這個階段國民經濟發展的主要矛盾是什么，發展的內容、發展的歷史任務是什么？當前經濟運行走勢是向著解決發展的主要矛盾、轉化主要矛盾方面推進，還是朝著反方向推進。這是判斷經濟運行走勢好壞的主要標準，定性標準。

從發展的本質含義、發展的規律來看，我國經濟正處于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根本性轉變這個大的歷史階段中，發展模式和體制模式轉變的一個關鍵性歷史時期。在生產方式上以工業、商業結構調整，產業升級帶動農業的小生產方式向現代的企業化生產方式轉變；在交換方式上主要是從自然經濟、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這種轉變和過渡必然要和增長方式與體制模式的變革、改革互為因果。

在這樣一個歷史階段，一個關鍵的歷史時期，國民經濟發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結構性矛盾。所謂總量矛盾不過是抽象了結構內涵的結構性矛盾在統計上的一種反映。總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總量統計之中，存在于符號經濟之中，在實質經濟之中只有結構矛盾，沒有總量矛盾。我們面臨的結構矛盾基本上可以分為四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工農兩種生產方式、城鄉兩種生活方式，這種兩元經濟與社會結構的矛盾。

這是我國經濟與社會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中國諸種經濟與社會矛盾的總根源。由于農業生產方式改造受農村內部主要矛盾人多地少的影響，因而當前國民經濟的主要矛盾集中表現為城鄉人口布局這個大結構的矛盾。改造農業生產方式，提高農民收入，改變農業生產方式，必須以減少農民為前提，因而目前人口城市化滯后，成為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根源在于城鄉要素流通受過時的城鄉體制制約。

第二層次是區域經濟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矛盾。

不僅是東、中、西大區結構間的矛盾，而且還有每一個大區內部小區結構間發展不平衡的矛盾。根源在于區域間要素流通受行政區劃限制，行政區劃和經濟區劃的矛盾是區域結構諸矛盾中的主要矛盾，區域同構是由行政區劃限制要素流通造成的，因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行政區劃和政府管理職能定位。這個層次的矛盾在發展大勢中居第二位。

第三層次是產業結構的矛盾。

多年來我們對這個層次的矛盾是重視的，當做第一位的矛盾來抓。實際上它受前兩個矛盾的制約，就產業結構調產業結構是調不動的。

第四個層次是產品結構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產品的矛盾。

短缺產品包括公共產品和勞務，由于受非市場因素制約不能增長，不能減少短缺，因而資源向剩余產品領域傾斜，使剩余也不能減少。這個層次的結構矛盾受上述三個層次的制約，主要矛盾方面也難以轉化。

這四個層次的矛盾同時存在相互交錯，呈現復雜的局面，但只要認真進行矛盾排隊，就會發現第一層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諸矛盾的總根源。

產業結構久調不顯效，剩余和短缺同時共存，關鍵是城鄉人口大結構轉化滯后，產業政策沒有區域化，區域政策沒有產業化，工業分散，重復建設，區域同構，這是造成結構性剩余、結構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發展形勢不盡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兩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這是階段性問題，不是當前運行問題，當前運行狀況是這四個結構矛盾的正常反映。我們面臨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問題。

從發展看運行，以長論短，我們才可以使用符號經濟給我們提供的經濟指標，說明運行的態勢。這等于給每一個指標加上矢量符號。每項指標升降對四個層次結構調整是正作用還是負作用，是有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轉化還是不利于主要矛盾方面的轉化，力度如何都有了客觀標準。否則，簡單地與上年同期比看升降論好壞，就失去了判斷標準。離開發展看運行盲目性很大，弄不好就成了符號和數字游戲。

從1997年下半年以來，人們發現就業壓力加大，居民收入增長緩慢，現金收入下降；出口增長下降。去年上半年已經負增長；物價下降現已超過20個月，居民消費率達到歷史最低點。居民存款逆利息下調走勢而不斷增加。人們對這種局面都比較焦急和擔憂，必須高度重視這些新情況新問題。說宏觀經濟運行不理想是對的，但理想本身錯了，忘記了我們處在什么發展階段上，忘記了我們該有什么預期。政府動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力度前所未有，但人們還感到不大，還要加大力度，以扭轉這幾個指標下降之勢。我認為在方法論上恰恰把問題弄反了，把市場機制自發調節上述四大結構性矛盾的動力簡單地當作壓力。這樣有形手的調控難免要與市場力形成抗力，這是西洋拳法，硬頂硬，把壓力都作用到有形手政府身上，我們應打中國拳，借力打力，學會化勁。要把市場阻力當作動力，適當調節這個力的作用方向，而且是以四兩撥千斤的技術，使有形手和無形手兩股力形成一種向更加有利的方向運行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