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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是一種文化、藝術、技術的結合體。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組成部分就是演員與導演，而這兩個因素的主要社交場所就是在各國舉辦的電影節和電影獎，為此，國際電影的社交場所為中國電影國際化的主要挑戰和障礙。電影之于受眾的意義，是要求得在藝術共鳴的基礎上產生文化接受。因此，在電影傳播鏈條中，票房和榮譽往往作為評判依據，因為它代表了認同和接受。但是在某種程度上，觀眾只注重最后的視覺產品，往往忽視掉了先于與同于電影生產進程的后臺努力。現今，好萊塢電影成為了公認的國際化電影的代名詞，其業已形成的電影產業模式與藝術策略也成了世界各地區與國際接軌的參照。那么中國電影的國際化，究竟是要繼續深陷對好萊塢產業模式的學習復制之中，還是要放在將中國元素與美國文化雜糅并生的探索中？或許這些實現的進路都弱化不了電影制作班底的后臺努力。

學習好萊塢的電影社交，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為推動電影的國際化做幕后準備。導演———走出去的先導在中國，導演居于電影拍攝制作的核心地位。從劇本的選擇，到演員的確定，再到后期的宣傳，導演都處于主導地位，這與好萊塢的“制片人中心制”迥然不同。因此，電影電影社交也自然要由導演首先發力，且不能以“純粹”導演的身份介入，更應注意到自己的綜合運作角色。

事實上，從第五代電影導演開始就已經在進行了走向國際化的探索，并以獲得國際獎項為判斷依據。張藝謀《紅高粱》等具有中國特色的民俗電影占據了國際影壇的席位，《菊豆》《英雄》等更是獲得了奧斯卡提名的殊榮。同屬于第五代領軍人物的李安，以其西方化的視角不斷的奪得電影界的矚目，《理智與情感》、《臥虎藏龍》、《斷臂山》三部影片獲得奧斯卡相關獎項。李安曾被稱為“越來越好萊塢化”，除了他的美國生活經歷，將中西文化的巧妙融合之外，我們不得不欽佩他對社交的重視。他曾獲得過“小可愛”（ANGESTER，李安的英文名叫ANG）的綽號，是因為他會通過對影片的解讀對評委施加游說，比如他可以用一個個下午茶會幫助他們理解《臥虎藏龍》中的東方情感。雖然這種片方搞酒會茶會的活動已經被命令禁止，但是我們仍可以看到電影社交對于電影影響力產生的巨大作用。

演員———個體爆發力掀起全員社交巨星陣容是好萊塢電影的一大特征，國際化影片中的大牌不單純是吸引注意力的噱頭，更是奪得認同的亮點所在。中國電影在不斷的國際化過程中打造出新星，如早期的鞏俐，李小龍、成龍，到現在的章子怡、吳彥祖。可喜的是，一些國際演員并沒有局限于被動的“推”的層次，也在進行著個人的努力，擴大交際圈，進軍國外影界。2008年就有報道稱，章子怡合伙米高梅老板娘成立電影制作公司，她還利用參加超級富豪派對的機會認識了包括“股神”巴菲特，迪斯尼、時代華納和環球電影公司各自的主席兼CEO，以及雅虎前主席特里•賽梅爾等名流，往好萊塢權力中心靠近。兩度奪得奧斯卡最佳導演獎的美國大導演奧利弗•斯通（OliverStone）與中國內地女演員范冰冰攜手登上了《iLOOK世界都市》雜志2月刊的封面，這是中國女演員首度與好萊塢殿堂級的導演“親密接觸”。還有一種形式，即外國導演的主動學習和借鑒，如《功夫熊貓》之父約翰•史蒂文森在完成電影的過程中，請成龍看樣片進行動作指導，向成龍、周星馳電影學東西。演員個體與國際接軌，一方面它會潛移默化的擴大中國影視人物的影響力，另一方面會傳遞出某種訊息，即喻示著有可能展開下一步的合作。

跨國制作———借鑒始于資源配置共享好萊塢作為電影產業化的基地，使得全球化的資本積聚在其核心腹地。資本、技術、人才等重要的影視制作要素也相應的匯聚于此。順應發展的趨勢，本土化沒有成為電影界保持自己品格、遏制商業化的手段，相反，以全球化與本土化的合作共生的巧妙的方式為發展開辟了更廣闊的路徑。而跨國制作便是一個主打策略。2004年10月28日，國家廣播電影電視總局、商務部聯合了《中外合資、合作廣播電視節目制作經營企業管理暫行規定》，規定從2004年11月28日開始，外資能夠和中國的電視及電影制作公司成立合資企業，聯合出品、聯合制作便成為了一個大趨勢。如《十面埋伏》為新畫面公司和香港精英集團聯合出品，《可可西里》為華誼兄弟太合影視公司與哥倫比亞合拍。事實上，合資影片的制作中，“跨國公司的資本資源、人力資源、管理資源、市場資源成為支持、控制這些影片的重要要素，甚至是決定性的因素”，在試水外資的不成熟階段，我們不能停留在僅僅享受資源配置共享的層次上，而是在合作的過程中有意識的學習借鑒。管理運作等等一些好萊塢的優點都可以成為我們以“技術為基礎”的學習參照。在此意義上，社交仍然不可缺少。

在早前，“哥倫比亞、派拉蒙、20世紀福克斯三大電影公司高層人士曾于2004年聯袂訪華，用4天時間考察中國部分傳媒業和相關市場、發行公司，并展開了幾輪接觸性談判”。據稱，他們是為懷揣的5億美元來尋找合作對象的。在剛剛結束的北京國際電影季50億元的成交項目中，有80%為中外合拍。外資電影公司高層的考察與主動的市場接觸證明中國巨大的市場潛力已經成為好萊塢市場的擴展點，因此中國順應形勢開展策略接觸變更理性與有效。在社交圈得營建上，應盡努力接觸到幾大主要的的影視制作公司，打入好萊塢影業圈層核心。這不僅僅可以接觸到好萊塢電影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而且就歷年奧斯卡評委觀摩的系列影片看，首批放映的都是好萊塢各大制片商發行商推選的認為能代表本公司一年來最高藝術水準的影片。而利用電影節等活動，與意向合作方舉辦交流會，進行經驗的互動，也是社交接觸的一個契機。如柯達公司旗下英國Cinesite公司總裁科林•布朗先生在上海國際電影節期間，就特意安排過《哈里波特》等電影后期制作、部分后期制作外包中國合作可能性的交流會活動。

發行關系網———電影營銷的短板好萊塢采用“行銷大于影片”的發行理念和大預算、大發行網絡回收投資的方式,來實現其電影帝國的擴張。電影在創作開始就以企劃市場為主,配合銀幕營銷和非銀幕營銷有條不紊的推出影片,并最終全方位的收取票房收入和電影后產品的開發收入。而與此相比，中國還沒有完全進入到市場化操作層面，尤其在影片的宣傳和營銷方面存在劣勢，影片的生產與發行處于脫節狀態。因為缺少好萊塢的發行體制，因此中國制片和導演的功夫應該花在營建海外網絡上。事實上，這方面的社交努力還沒有引起重視。國際電影銷售公司弗鐵西摩聯合總裁麥克•華納曾表示，中國電影人往往拎著片子跑遍三大電影節后又來詢問能否做其海外發行。法國MK2公司副總裁勞倫•杜特龍也透露，他曾經看中王超的《安陽嬰兒》，但苦于根本無法找到負責人聯系發行，只能放棄。中外合資片可以借助于投資方之便獲得發行的優勢，而針對于國產影片來說，沒有龐大的網絡作為發行依托，就意味著缺少進入國際的機會。反觀好萊塢的全球化，我們仍然可以發現新的思路。二戰爆發之后，好萊塢受到了摧毀，他們轉向了去其他國家開設公司，形成當地一個本土化的電影制作公司。它借助于當地的地理、人才、經濟等諸多資源，開拓當地的目標市場。由于地緣上的優勢，公司可以整合利用當地的一些組織機構、經濟力量、甚至一些發行公司，重要的是，在這個過程中，慢慢的形成了一種嵌入式的人際交往圈。通過頻繁接觸好萊塢的一些大牌明星以及頂級的制片人，使得當地的公司與好萊塢中心建立起聯系。他們也通過發展項目與當地的政治、經濟、文化名流創造社交機會，也通過一些演員業已建立的關系網擴大交往的層次與級別。因此，發行關系網不僅要包括電影節活動，合作的機會，更要延伸到屬于日常工作范圍之內的各個方面，這樣才可以為電影營銷做好先期準備。

中國電影走出去應采用何種方式中國電影走出去從階段上來說已經走到了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的地步。中國電影的走出去，事實上折射的是中國文化以及中國國際影響力對外傳播的要求，而中國電影的走出去事實上也可以促進中國文化的對外發展。中國電影如何走出去，是一個很大的課題，但從內容來說中國電影要增加國際影響力在內容上和渠道上來著眼。從內容上來說，中國走出去的電影要更加注重人的故事。講出人的故事是電影的需要，對于期望走出的中國電影來說其實更是如此。從中國電影對外的輸出來看，雖然不缺乏《英雄》這樣的帝王霸業，但是缺乏的是如《鋼的琴》一樣講述老百姓自己的生活，而后者其實是恰恰是外國人想了解到的中國人尤其是當代中國人的真情實感。此外，對外輸出的電影不建議追求過高的大投入，當然這里并不是說要否定大片，大腕的地位，只是在目前的情況下，中國的對外電影對誰都是公平的，面對著一個嶄新的海外市場事實上需要的不僅僅是一種巨大的投入，需要的是真情實感，和對中國文化尤其是現代中國的真實展現。從渠道上說，目前中國電影的海外運營還是屬于包辦制，單一的出口也難以滿足即將爆發式增長的，因此，建立起有效，長期，穩定，多樣的電影發行渠道以及延伸電影的產業鏈也是當務之急。對于中國電影來說，從內容到渠道面臨的都是一種來自于文化的挑戰,而這種文化的挑戰的出路則來自于文化的對接以及渠道的多樣。

中國電影在不斷的探索實現國際化，電影社交，看似欠缺一種正式與高端的意味，但事實上它的作用不會是立竿見影，而是潛移默化、水到渠成的。中國是一個禮儀之邦，對人際交往重視體現在方方面面。在西方社會中，這樣的社交更是社會互動、文化共融的一個重要儀式。中西方式的碰撞讓這種有意識的努力與無意識的滲透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嵌入式策略，相信為中國電影走向世界具有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