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輟學打工4年后重返校園，帶著妻子參加高考，雙雙考上大學。25歲的蔡建東在打工、結婚之后，再圓大學夢。然而，當這對“打工夫妻”走進大學校園的時候，煩惱卻隨之而來：身為夫妻，卻必須分住在男女生宿舍內。蔡建東為了能和妻子住在一起，已三次向學校遞交“同房申請”，但均遭拒絕，因為我國現有的高校管理規定對“本科生、專科生男女生同房”沒有明確規定，學校不能給身為“男女生”的蔡建東夫婦特別待遇。而且，學校也要嚴格遵守教育部的“禁租令”，堅決禁止的蔡建東夫妻到校外租房。（《天府早報》9月12日）

窗明幾凈共攻書，相視一笑，然后目光又回到課本上，在入睡之前，還可以依在床頭討論，這種蔡建東夫妻倆想象中田園牧歌的大學生活被現實碾的粉碎。這正應驗了一句老話：“想像之樹是常青的，然而現實卻總是灰色的。”看來，蔡建東夫妻還是得各自在學校分配的集體宿舍中度過三年的大學生活。然而，我們要問，這種尷尬局面的形成是誰造成呢？

其實，從根本上講，這是蔡建東夫妻自身造成的尷尬。在我國，高等教育雖然是付費的教育，并且所出的學費并不低，但是事實上高等教育在目前還是以國家的投入為主，有資料顯示，學生所交的費用只占到高校的開支的三分之一。因此，高等教育還是一種公益性的事業，學生還是在享受著國家的公益性的補貼，而這種公益性的投入是有限的，如果一個人過多地享受了這種公共資源，就會影響到其他學生對公共資源的享用，或者許多人都提出相同的要求，國家的財力就根本無法承受，也必然在對教育的其他方面減少投入。拿學生夫妻要求同房而言，他們占了相應的房間，勢必也就會影響到其他學生使用房間的減少，而且在“高考報名考生不再有年齡和婚否的限制”規定出臺和一些地方相繼出現大學生結婚的事件后，學生夫妻的現象會越來越多，如果學校都要給予滿足，勢必就要政府更多追加投入或者在其他方面減少開支，最終影響到教育的總體發展。

蔡建東夫妻的尷尬表現就在于把這種高等教育完全當作了市場行為，把“求學”當成了“打工”，沒有看到國家對教育這種公益性投入畢竟還是要考慮到公平分配和合理支出。盡管南京某大學曾為一對研究生夫婦開設夫妻房，但這不足為例，況且研究生的數量比之本科生、專科生而言畢竟少得多，存在個別調配的可能。因此，蔡建東夫妻在享受國家給予其一定的教育補貼的同時，就不得不要忍受暫時夫妻不能同房的不便，如康定師專校長李能武所說，既然辛辛苦苦考上大學，就安安心心做三年學生，安安心心讀三年書好了。

當然，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局面的形成未嘗不是學校落后管理和教育部的“禁租令”造成的尷尬。學校對于學生的管理還是停留在老一套的觀念。事實上，高考報名考生不再有年齡和婚否的限制，學校也應當想到學生夫妻出現的可能，那么學校對于這樣的學生，是否既要考慮到無法滿足他們同房的現狀，也考慮他們是夫妻這種實際情況，從人性化管理的角度出發，安排一定數量的房間，以低廉的價格，讓這些人過過“周末夫妻”的日子。而“禁租令”從加強對學生的管理而言，嚴禁學生在外租房也許出發點是好的，但是對于這種學生夫妻的出現，是否可以事先考慮通融的措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