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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經濟法是20世紀法律體系適應社會本位思潮的一大創新。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是經濟法的基石范疇，由此決定了其性質——公私交融，價值——社會效益和社會公正，功能——平衡協調經濟運行，原則——適度規制與適度自由相結合，體系——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

【關鍵詞】經濟法/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價值

隨著改變開放的深入進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逐步建立，對經濟法的研究亦須進一步深化。筆者擬就經濟法的一些基本理論問題略述拙見，求教于專家和同仁。

一、經濟法的基石范疇

任何一門學科，均為范疇邏輯推演、序列而生的范疇體系。其中作為邏輯起點，規定并貫穿著整個體系衍生的，則為基石范疇。它在體系中居于奠基和起始的核心地位，因而只能是一個。筆者認為，經濟法的基石范疇是社會整體經濟利益，也就是狹義上的社會利益。社會利益廣義上包括物質利益和精神利益；狹義上則指社會物質利益，也就是社會經濟利益，既蘊含現實利益，也蘊含將來利益。社會整體經濟利益與個人利益、集體利益、國家利益相對，它蘊含著后者的某些成分，但又不是后者的集合或某種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后者合力的結果或有機總和。

筆者之所以將社會整體經濟利益作為經濟法的基石，就是因為利益是法律產生的根源，是劃分法律部門的實質標準，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創造并發展了經濟法。歷史已經證明，法律產生的根源在于一定歷史時期的需求，主要是生產力發展的需求。這種需求總是體現為上層建筑對某種關系保護的需要，總是以某種利益的形式出現。因此，法律的實質是利益法，即安排各種利益的制度。赫克曾指出：“法的每個命令都決定著一種利益的沖突：法起源于對立利益的斗爭，法的最高任務是平衡利益”[1]。因此，“利益——法律體系”可視為“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縮影。不同時期的不同利益需求，造就了不同的法律部門，并決定著其特有的調整對象和方法。比如：商品經濟的發展，強調平等自由，要求保護個人（商人）利益，于是產生了以自由協調方式調整平等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的民（商）法；國家或稱之為公共利益的需求，產生了以命令強制方式調整行政關系的行政法。進入20世紀，正是由于有限資源與無限需求之間的緊張沖突，社會利益保護益愈迫切，經濟法、社會法才應運而生。而二者的區別又在于社會法保護的是全方位的廣義社會利益，經濟法保護的是狹義社會利益，具有鮮明“經濟性”，而且主要在經濟運行中發生效力。由上可見，劃分法律部門的實質標準是利益，而不是調整對象和方法。利益與調整對象、方法之間是本質與形式的關系。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是經濟法的立身之本，并蘊涵著經濟法的內在基本矛盾（即國家介入與社會自治的對立耦合），揭示著經濟法的深層本質（即社會性和經濟性的有機統一），更以其固有的解釋力和推演力，完成了對經濟法必然性（即產生發展規律）、應然性（即價值理念）和實然性（即規則制度安排）的整套邏輯貫穿（后面闡述），因而是經濟法范疇的起始和核心。

二、經濟法的性質

公私法的劃分本是西方理論，前蘇聯和我國曾一度否認或回避，但在近現代社會，這種劃分是合乎客觀實際的。私法、公法的實質區別就在于其分別保障個體合法權益的實現與國家公權力的正確行使。關于民商法的私法性、行政法的公法性，已為國內法學界所公認，但對經濟法的屬性卻頗有爭論。有的稱之為“公法”，有的稱之為“以公為主，公私兼顧”（筆者也曾持這種觀點），有的稱之為“社會法”，等等。筆者通過反思，以為經濟法應是與上述稱謂都不相同的公私有機融合的新法域。這一性質，可通過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所賦予的經濟法的內涵、使命，社會經濟利益促就機制矛盾運動導致經濟法產生的過程以及經濟法內容屬性的剖析來說明。

社會整體經濟利益賦予了經濟法“社會優位、個體基礎”的辯證內涵。即在尊重個體利益的基礎上促就社會利益，以犧牲少數人的利益去贏得大多數人的利益，以犧牲較小的自由去爭取更大的自由，以“不自由”、“不利益”的方式去光大真正的自由和利益，進而實現社會利益與個體利益的各自最大化和相互和諧發展。當然，這是一種類似“帕累托效率”的理性狀態，但經濟法的使命就在于不懈地迫近這一狀態。歷史經驗與理論邏輯證明：個體私利的自由追求在一定程度上確能既利己，又利他，使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隱存其中，并自發促就。換言之，社會自治機制在商品經濟時期確能實現社會與個體的相對和諧。但在以高度社會化生產為前提的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個體私利無限膨脹的天性，勢必危害社會并最終殃及自身，同時，市場本身存在著天然缺陷（如公共產品缺陷、信息不對稱、貧富兩極分化、通貨膨脹、經濟危機、對宏觀經濟作用有限、自我調節恢復作用有限等），因此，亟需要特別維護受到嚴重損害的社會整體經濟利益，進而恢復經濟自由與有序、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相對平衡的格局。這就需要依賴外力強行推進，對自由放任的社會自治機制予以修正。而修正的主體只能由“超社會”的最權威組織——國家（或國家聯合體）來充當，社會外力只能以國家公權力來體現，國家成為與市場相對的重要一級，“國家之手”與“市場之手”的交互并用便孕育了經濟法的誕生。可見，經濟法是地地道道的社會責任本位法，國家只是以社會及其整體利益的代表人身份出現的，所謂經濟法是“國家干預經濟之法”、“以國家經濟生活為本體的公法”不能不說是一種偏解。正因為國家畢竟也是社會的一個組織，在發揮經濟職能對社會經濟進行規劃、引導、控制、調節和監督的同時，又具有為自身利益“尋租”傾向，經濟法才對經濟權力的范圍和程序作出界定，以防范其放棄或濫用代表權，侵害、背離社會利益。另一方面，經濟法又規制市場主體行為，抑制私權的惡意彌散，防止和排除對社會經濟秩序的損害。經濟法在對國民經濟的調控管理中，既承接了公私法傳統理論的精華，如恪守“誠實信用”、“嚴格責任”和“控權規則”，又對其進行著超越性的變造，如實行“雙重限權”、“綜合規制”、“加重責任”，從而完成了橫跨兩大法域的嬗變，成為既不“公”，又不“私”，而是公私有機融合的高層次法部門，顯示出高屋建瓴的宏大氣魄。

誠然，20世紀的“社會本位”法哲學思潮，有力推動了“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的進程，如私法中引入了誠實信用、善良風俗、權利不得濫用等社會性規則，對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自己責任進行了社會性修正；公法中也大大拓寬調整范圍并大量充實行政指導、行政契約等彈性調整手段，但民商法、行政法的基本屬性卻依然未變。而經濟法、社會法卻是本世紀法律體系適應社會本位思潮的兩大創新。而且經濟法又不同于以環境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為主要內容的社會法，它是社會性與經濟性的有機統一，是致力協調整個經濟運行的法律部門。

三、經濟法的基本價值

“法的價值在于實現由一定的社會經濟條件所決定的正義、效益、自由和秩序要求。經濟法的價值也在于實現這些目標，并在實現的同時更為具體地體現經濟法部門的特征?！盵2]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揭示了經濟法的“社會性”本質，這一特質就決定了經濟法的基本價值取向是社會效益和社會公正。

直接追求社會效益可謂經濟法價值的獨到之處。其他法律部門往往不追求或只是間接地實現社會效益。比如：行政法刻意追求行政效率，民商法集中關注個別、微觀效益，都是間接地最終促進社會效益。而經濟法則以社會整體效益作為評價行為的根本依據，將社會個體的財產使用當成全社會資源使用和配置的有機組成部分，引導人們按照最經濟最有效的方式使用資源，妥善處理個體效益與整體效益、微觀效益與宏觀效益、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矛盾，促進全社會資源的最優配置。

所謂社會公正，即指實質正義，這也是經濟法正義觀的獨特展現。行政法注重的是“程序正義”，以程序公平來促進實體公平；民商法關懷的是“形式正義”，它以個人主義為指導，以抽象的人格平等為假設，強調機會均等、一視同仁，無力解決事實上的能力差別、收入差距、貧富分化進而又導致經濟機會不平等的一系列問題。而經濟法則追求全社會范圍內實質性的正義和公平，強調以形式的不平等達到實質結果的平等。對關系全局的特殊領域、特別行為和經濟弱者的具體人格予以傾斜性保護，既反對平均主義，又調節收入分配，妥善處理個人、階層、地區與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不協調問題，推進全社會的協作和共同富裕。實質正義是對形式正義的揚棄，它在關注整體結果公平的同時，同樣也要求對相同情況作出相同法律調整，并從實質上為實現經濟機會均等積極創造條件。

社會效益與社會公正作為經濟法的基本價值方向，相互間也存在著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社會效益”對社會總福利的增進構成追求“社會公正”的基礎，沒有公正的效益是不存在的；而“社會公正”對機會均等的實質性保障又為“社會效益”的促就提供著激勵和動力，沒有效益的公正也是沒有意義的。二者的有機統一，使經濟法依不同情勢將其有機結合。在宏觀調控中多以社會效益為主導兼顧社會公正（如對欠發達地區的扶持）；在市場機制中則常以社會公正為主導兼顧社會效益（如對過度競爭的限制）。由于資源有限性、稀缺性的制約，社會效益和社會公正也時時出現難以兩全的緊張狀態，此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決定了前者往往優先于后者，進而創造條件，在更高層次上實現二者的統一。總之，經濟法堅持社會效益與社會公正有機整合的價值理念，既保障社會資源這塊“蛋糕”分享的公正性，更激勵人們去努力增加“蛋糕”的總量，實現經濟自由與經濟秩序的有機統一。

四、經濟法的功能

法的功能是指按其固有特性必然具有的作用于外部事物而發生一定功效的機能。所謂經濟法的功能，即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的機制效能。功能由本質決定，價值靠功能的發揮實現。經濟法的社會性、經濟性和公私交融性，決定了經濟法的功能是平衡協調，即從社會全局出發，在經濟運行過程中，平衡各種經濟行為，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綜合處理各種經濟矛盾，保障社會經濟穩定、健康、持續地發展。

現代市場經濟關系復雜，利益實體多元，各類矛盾錯綜交織，既要求法律的分別調整，更要求法律的綜合調整。而經濟法正是反映經濟關系分離與綜合兩個發展方向的需求，體現統、分兩種法律機制結合的法律部門。它“是一種從世界觀到方法論都與傳統法律思想大不相同的法律思潮。一些在傳統法學理論中似乎已成定論的觀點和體系在經濟法中都有所動搖；許多被認為是此消彼長、水火不容、根本對立的觀念和制度，如國與民、統與分、公法與私法、集中與民主、整體與個體……都在相互交錯、溝通。”[3]因此，在社會經濟運行中，經濟法惟有平衡協調，對經濟關系進行全面綜合地調整，對經濟過程予以系統一體地規制，才能實現其目標。

經濟法發揮功能的基本方式是國家以社會代表人的身份介入（參與和干預）經濟生活；基本手段是經濟、行政、民事、刑事手段的相機并用；基本方法是指導與強制相結合，激勵與限制相結合，整體協調與個別規范相結合，積極調整與消極處置相結合。進而實現經濟法的任務：引導人們作出有利于社會的經濟行為；促進政府職能改善和經濟政策的貫徹執行；制約市場中的消極因素；保障利益、秩序及與環境、生態的協調發展。有的學者提出經濟法的功能在于對經濟關系的確認、保護、限制和禁止。筆者認為這實際是經濟法的直接目標（或任務、作用之一），任何法律都是對特定社會關系的確認、保護、限制和禁止，到達目標“彼岸”的具有特性的“橋梁”（或途徑、過程）才是功能。功能是事物的內在屬性，目標是事物的外在要求。

五、經濟法的基本原則

原則是法的靈魂，是法律價值的生動體現，是發揮功能的實踐綱領，法律規定都是它的邏輯展開和具體化。它可以克服法的局限性、“無知性”，彌補立法上的疏漏，并對執法者的自由裁量權給予合理、合法的依據和限制，有助于處理紛繁復雜的社會問題。關于經濟法的基本原則，不少專家學者從多角度潛心探討，不同表述有幾十條之多。筆者也曾提出過社會利益、適度干預和講求效益兼顧公平的原則，但現在看來并不確切。也有的提出平衡協調是經濟法的原則，實際上，如前所述，它是經濟法的功能，是經濟法本質的內在構成，發揮功能的準則才是原則。經濟法原則的確定也應依據一定的標準，比如：反映經濟法的本質特性，統帥經濟法的基本制度，具有規范性、定限性，能夠提供行為的基本方向和模式等。筆者由此出發，提出適度規制與適度自由相結合的基本原則。

這一原則是社會整體利益基石所蘊涵的“國家介入與社會自治”內在基本矛盾的邏輯推演。前面說過，當社會自發促就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機制或稱市場調節機制也就是社會自治失效時，就需要外力推進或稱國家自覺推進機制也就是國家介入來促進，并且其作用方式、手段、力度的選擇均服務于恢復社會自發促就機制的目的規定?；久茈p方的張馳變化，決定著經濟法自身形態的流變：當社會自治度提高時，國家介入勢必弱化，經濟法即表現為調整范圍的相對縮減及調整手段的相對彈性化，民商法則相對張揚；反之，社會自治能力降低，國家介入將自然強化，經濟法即表現為調整范圍的相對擴張及調整手段的相對剛性化，民商法作用則相對收斂。而國家介入主要是國家對經濟行為的規制，社會自治主要是三大規律（價值、供求、競爭規律）作用下的市場主體自由競爭。因此，經濟法在調整經濟關系時必須以國家規制與經濟自由的有機結合為基本準則，決不能無視任何一方，而且核心在于“適度”。如何使規制與自由兼顧，并使各自的廣度、深度“適度”，產生整合效應，鑒于經濟關系的復雜性，無疑是經濟法的永恒主題。

在這一原則中，適度規制又無疑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尤為重要。因此需要衍化出衡量和保證規制“適度”的標準和規則。比如：第一，合法性規則。這是依據法定經濟權力規制經濟行為時必須遵循的規則，具體包括越權無效、程序正當和限制私權濫用等。第二，合理性規則。這是依據自由裁量權規制經濟行為時必須遵循的規則，具體包括效率優先兼顧公平、交易系數為正、規制成本小于規制收益、尊重個體自由和有利于社會經濟安全等。第三，接受監督規則。具體包括人大、司法監督，行政制衡，受制主體自我救濟和社會自治體資助等。第四，“失度”必究規則。違反合法性規則構成規制違法，違反合理性規則構成規制不當，二者均屬規制瑕疵，即“失度”，必須承擔相應責任。這是保證“適度”的消極規則。

六、經濟法的體系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筆者認為，經濟法體系應由宏觀調控法和市場管理法構成，這也是經濟法基石范疇的邏輯推演。市場的弱點和缺陷，使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背離，須依賴國家力量校正。反映在法律領域，民商法主要是在直接追求個體（商人）私利最大化的基調中體現國家干預，對市場準入、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予以消極的社會性限制，間接維護社會利益；行政法主要是在追求行政效率最大化的基調中調整部分經濟行政關系，對政府管理機構的設立、執法程序及行政救濟作出一般性規定，不深入經濟運行過程，間接促進社會利益；而經濟法則是在直接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的基調中尊重個人利益和國家利益，對經濟運行全過程中的經濟關系進行總體統一地調整。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調整事關全局的橫向經濟關系（即部分民商關系）。比如：對已經進入市場者從事特別交易活動，在民商法的一般市場準入規定之上，進一步設置“市場進入壁壘”，維護社會經濟交易安全；對影響全局的經濟聯合關系（如影響產業結構和布局的企業聯合、兼并）規定特殊規則；對名義上平等而實際上不平等的交易關系揚弱抑強；對不正當競爭關系進行阻卻。誠然，民商法也能對經濟弱者和不正當競爭受害者給予救濟，但這種加害行為侵犯的卻不僅是相對人，更重要的是直接侵犯了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危害社會利益，其后果民（商）法是無力補正的。因此，依據吸收規則，正如盜竊應由刑法調整一樣，這些事關全局的非理性經濟行為理所當然地主要由經濟法規制，具體就表現為市場管理法律制度，這正是經濟法與民商法的聯系所在。有人認為反不正當競爭法、反壟斷法是調整市場管理關系，實屬認識上的誤區。市場管理法律制度主要包括：反壟斷法、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價格法和特別交易管理法（如證券、期貨、公共服務、中介服務管理）等。

二是調整國家與市場主體（企業）之間的經濟關系。在現代市場社會，這種關系是間接的，再也不能主要由行政法調整。至于在計劃經濟條件下，國家直接管理企業的硬性規定被稱為經濟法，實為對經濟法的扭曲，充其量不過是經濟行政法。在市場經濟中，只能按“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的模式來處理國家與企業的關系。因此，這種關系的處理只能在宏觀調控中體現。而有效的宏觀調控又主要通過以下兩種方式實現：第一，國家實施抽象經濟調控行為。即國家對市場無力解決或解決不好的宏觀總量問題，如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貨幣收支、財政收支、外匯收支總量的平衡，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目標的選擇，重大經濟結構和布局的調整，收入分配中公正與效率的兼顧，市場效率條件的保證以及資源的開發利用等，主要運用規范化、法律化的計劃、財政、稅收、金融、國有資產投資等經濟調節手段，國家單方作出決策，引導不特定市場主體作出有利于社會資源配置的行為；同時，為確保宏觀調控的高效，又遵循經濟權力的理性和規律，針對其主動參與性、易擴張性及對私權的易侵犯性，注重采用以剛為主，剛柔結合的手段，合理、適度地分權和限權，對不特定調控管理主體定權、定格、定位、定序，并授予受制主體相應的救濟權利，建立科學的權力制衡機制。第二，國家實施具體經濟管理、協調行為。即調整經濟管理機構上下級之間、平級之間及其與市場主體之間的具體經濟關系，對失范經濟行為依法處置，對不和諧、不經濟行為予以協調，保障經濟權力有效行使和經濟活動有序進行。這正是經濟法與行政法的聯系所在。國家實施具體管理協調行為，就是為了實現宏觀調控目標，落實抽象調控行為，二者不可分割，因而往往被邏輯地規定在一部法律之中。所以，上述主要內容便形成了宏觀調控法律制度。主要包括：計劃法、經濟穩定增長與促進法、產業法、財稅法、金融法、投資法和對外貿易法等。

由上可見，經濟法基石范疇的邏輯推演，決定了其體系應由宏觀調控和市場管理兩大部門經濟法構成。二者緊密相連、相互滲透、相輔相成。但由于其主旨功能的差異，在不同時期、不同國家的經濟法中，二者的形成順序、具體內容、法律形式、完善程度及地位強弱也不相同。多國的經濟法實踐證明，隨著現代市場經濟的立體化發展和現代法更強調宏觀總體的趨勢，經濟法的“重心”已經和正在向宏觀調控法轉移。

當然，體系可依據不同的標準和序列構建。有的以經濟法綜合調整經濟關系為前提，將市場準入法、市場主體法、經濟合同法列入；有的以經濟法的社會性為依據，將環境法、勞動法、社會保障法列入；還有的按照國家調節經濟的方式，將國有企業法、國家公司法列入……。這些觀點無疑為深入研究經濟法體系提供了多維思路和方法，給人啟迪，但也值得商榷。衡量體系是否合理，關鍵在于所依據的標準是否科學，能否反映經濟法本質所決定的邊緣。經濟法的確是對社會經濟關系一體調整的法律部門，認為經濟法僅調整縱向經濟關系是不切實際的，但也不能無限延伸。經濟法主要調整關系全局的動態經濟關系。它是從直接追求社會整體經濟利益出發，主要在國民經濟運行中發揮平衡協調功能，保障社會經濟有序、持續發展的法。這就是它與民商法、行政法、社會法大致區別的“限”，它們共同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主體。至于國家調節經濟的三種方式（強制、參與、倡導）不過是一種高度抽象，實踐中經濟法對任何經濟關系的調整都是多種方式結合并用的，按調節方式來構建體系，便產生了許多無法解釋和解決的矛盾。因此，筆者認為，經濟法體系的構筑既要忠實于經濟法的屬性，又要處理好其與相關部門法的關系；既要立足于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改革實踐，又要適應市場經濟網絡化、國際化和知識經濟的挑戰，創建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時代精神的新經濟法。

【參考文獻】

[1]張文顯．當代西方法學思潮[M]．沈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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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潘靜成，劉文華．經濟法概念[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