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經濟轉變論文：技創新在經濟轉變的作用透析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本文作者：唐龍工作單位：重慶科技學院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歷來是增長經濟學家研究的熱點問題。在早期經典理論經濟學中，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移動生產函數或者生產可能性曲線促進經濟增長；其傳導機制通?？蓜澐譃槿齻€階段———創造新產品和新工藝的發明，把發明轉化為商業應用的創新，以及把創新擴散到整個經濟社會（新帕爾格雷夫經學大詞典，1996）。[9]理論界通過經濟增長核算發現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最核心的根源，由此對技術進步和創新研究的興趣高漲。哈羅德———多馬經濟增長模型和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將技術進步作為外生因素，通過總量生產函數將其納入經濟系統，闡述了技術進步是經濟長期持續增長的原因，使經濟增長模型對各國經濟增長的現實變得更加有解釋力。但是，這些經濟模型在以下幾方面受到學術界廣泛的爭論。一是技術進步的簡單概念是被塞進總量生產函數作為一項來分析的，包含一切導致生產函數移動的要素。這種說法過于籠統，無法準確描述技術進步的原因，易忽略現實技術進步的某些重要方面。二是把技術進步作為外生變量，絲毫不依賴資本積累和經濟體系內的其他變量，使技術進步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三是技術進步無需成本，與現實經濟中技術進步需要大量研發投入、高額技術轉化成本的事實不符。四是為使穩定增長成為可能，技術進步采取哈羅德中性技術進步的假定，但卻不能解釋是什么理由以及依靠什么機制使得技術進步正好是哈羅德中性的?；谏鲜隽信e的諸多原因，以一個不變比率進行的非物化技術進步概念不能得到令人滿意的解釋，需要提出更為成熟的經濟增長模型。理論界一條重要的研究思路是將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由外生因素到內生因素轉變。技術進步內生化經濟增長模型主要試圖解釋發明和創新的速率與偏向內在地由經濟系統決定，基本沿三條路徑展開研究。一條路徑是進一步拓展生產要素的內涵，將技術進步物化到生產要素中，通過“有效生產要素”的概念改變先前生產函數關于生產要素性質的某些假定，使經濟持續增長成為可能，如時期性經濟增長模型（Solow，R.M.1960）。[10]該模型認為，新的投資是新思想的傳導機制，提高新投資的比率會影響技術進步的速率；其邏輯傳導路徑是資本形成→工業設備的現代化→技術進步→經濟增長。這種新投資的比率影響技術進步速率的內生化思路重新肯定了經濟增長過程中資本積累的重要性，并為測度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中的相對貢獻提供了新依據。人力資本模型是將技術進步物化到勞動力生產要素的另一嘗試，通過對人力資本投資改進人口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Schultz，TheodoreW.，1961）。[11]第二條路徑是將知識和技術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要素變量納入生產函數，通過建立多部門經濟增長模型，將知識的外溢效應與傳統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遞減規律有效地統一起來，仍然在完全競爭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下解釋經濟持續增長的原因。這種內生化技術變化的思路最早由宇澤弘文嘗試（Uzawa，H.，1962，1963），[12]后由以羅默、盧卡斯和格羅斯曼等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家繼承和發展。第三條路徑是提出一些新的生產函數來代替總量生產函數對技術進步的刻畫。如技術進步函數（Kaldor，N.1955，1962）與創新可能性邊界（Kennedy，C.1962，1964，1966）兩種經濟模型一改先前將資本積累與技術進步分開描述的不足，闡述了要素積累率與技術進步在經濟增長進程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要素積累率對技術進步偏向的影響。但是，技術進步的原因與速度在這些模型中仍然沒有得到清楚的說明。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方面，理論界沿著技術進步和創新內生化的機制將研究繼續深化。羅默從知識積累產生于資本積累的角度（Romer，PaulM.1986）、[13]盧卡斯（Lucas，RobertE，Jr.1988）[14]從人力資本積累的外部效應角度進一步深化了技術進步內生化機制。以羅默的第二代模型為起點，新增長理論家開始引入成本的概念直面研究知識積累和創新的來源及傳導機制，指出只要創新的收益大于研發成本、創新的溢出效應足夠大，經濟增長就能自我維持。另一方面，理論界進一步拓展了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打破了完全競爭均衡的傳統分析框架，將產品品種增加和質量升級納入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嘗試在壟斷競爭的新經濟環境下，注意非均衡動態路徑，引入研發投入、“創造性破壞”、行業領先者等因素分析經濟增長根源和傳導機制，得到了許多對中國以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更有指導意義的研究結論。

科技創新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支撐的績效評價

早期西方經典理論以經濟增長為主題，按全要素增長率作為劃分經濟增長方式類型的標準，認為如果全要素生產率（TFP）對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度在50%以下，基本屬于粗放型的經濟增長；達到和超過50%，則屬于集約型經濟增長。[15]20世紀50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發表了一系列論文、書籍和專著，試圖或簡或繁地計量技術進步對形形色色國家經濟增長的貢獻。索洛余值法確立了早期經濟增長核算的基本分析框架，該方法將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視為技術進步，對美國1909~1949年的經濟增長情況進行了實證測度，得出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主要源泉的結論（Solow，R.M.1957）。[16]這種測度結論的準確性在20世紀60年代以后逐漸在兩方面受到經濟學家的質疑：一是將余值部分全部歸為技術進步因素，排除了其他因素影響，夸大了技術進步的作用；二是將資本投入和勞動投入視為同質的假定既不符合實際情況，也忽視了要素投入結構和質量的改善對經濟增長貢獻度的衡量。對此，學術界持續地改進了以全要素生產率衡量技術進步的精準度。如丹尼森將知識的進展從全要素生產率中單列出來，并從總量層面上考慮了勞動投入的多樣性，從而極大地縮小了經濟增長中不能直接由實證測度因素所解釋部分的大小，并細化了勞動投入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認識（Denison，E.F，1962）。[17]喬根森在丹尼森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探討了經濟增長因素中資本投入因素的多樣性，并落腳在各產業部門而不是總量生產函數的層次上分析經濟增長的源泉，從而進一步縮小了“余值”的范圍（Jorgenson，D.W.，1967）。[18]20世紀9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經濟增長在多大程度上歸因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改進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歸因于投入的增長都依賴于構造投入度量的方法。于是，一部分學者在進行經濟增長核算分析時，嘗試對不同國家生產率與投資（Grossman，GeneM.andElhananHelpman.，1994）[19]以及生產率與人均收入之間（Islam，Nazrul.，1995;Klenow，peterJ.andAndresRodriguez-Clare.，1997）[20][21]的關系進行實證測度，以期對影響全要素增長率的因素進行更深入地研究。27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學者反對將全要素生產率作為對技術變化的度量（K.I.CarlawandLipsey，R.G，2002，2003），[22]認為因為大量技術變化涉及資源有成本地向研究和發現活動配置，這些資源僅得到正?；貓?，當技術被發現且實施時，技術變化的價值轉化為投入成本，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應該為零。還有一些學者從更廣泛的角度，如全球創新指標（Stella.Liu，2011）和衡量地區（TimothyF.Slaper，2010）、一個城市（MichaelR.Bloomberg，2010）或一個行業創新能力指標體系（DavidJ.Spielman，2011）對科技創新支撐經濟增長的力度進行了實證研究。這些最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開闊了研究科技創新支撐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績效評價視野?？偟膩碚f，盡管全要素生產率作為技術進步與創新的近似度量還存在一些質疑甚至爭議，但將之作為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劃分經濟增長方式的判斷標準仍是一個有較高認可度的指標；不過，理論界還需要結合最新的研究成果進一步完善與之相關的績效評價。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

關于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原因的研究一直受到學術界高度重視。一些學者從分工和專業化的角度研究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認為分工和專業化是技術進步的重要因素（亞當•斯密，1776）。[23]還有學者從生產要素的角度研究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認為生產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對價格的變化導致的要素間替代本身就是刺激發明和推動技術進步的重要原因（JohnRichardHicks，1960）；[24]這種分析思路被后來一些學者發展為誘致性技術變遷模式，用來分析某一特定行業技術變遷的原因和發展路徑（速水佑次郎，1998）。[25]也有研究注意到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和企業家精神對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關鍵作用（JosephA.Schumpeter，1934），認為企業家的首創精神、成功欲、甘冒風險、以苦為樂的精神、精明、理智和敏捷、事業心等創新精神和對利潤的追求不僅是經濟體系不斷改組的運轉工具，而且也是包含社會上層在內的各種要素發生連續變化的傳遞手段。[2]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原因的研究主要是從微觀層面進行的。阿羅（Arrow，K.J，1962）的“干中學”經濟增長模型和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模型”（Schultz，TheodoreW.，1961）開創性地將無意識的生產經驗積累和有意識的教育投資作為技術進步的重要內生化來源和經濟持續增長的動力，促進了知識經濟化與經濟知識化的一體化研究。隨著技術進步原因的內生化，特別是當理論界將技術進步物化到生產要素中，那些促進生產要素積累的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進入分析經濟增長原因學者們的研究視野。勞動分工與專業化模型被艾林•楊繼承和發展，并在20世紀80年代以來從微觀層面系統地形成了博蘭德—楊、基母—莫塔迪、貝克爾—墨菲三種勞動分工和專業化的內生增長模型，為經濟增長提供了一種微觀機制。[26]（P546-576）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產業組織理論、發明與創新、人力資本以及交易費用等微觀經濟理論的發展使理論界開始進一步關注技術進步的成本、依托載體、經濟背景等，并以更規范的研究范式討論知識的進步及其與市場的聯系。當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代替完全競爭市場結構成為分析技術創新的經濟背景后，技術創新的成本、研發投入、專利、市場結構、企業內部特征和產權組織等會影響技術創新的規模和效率的觀點逐漸形成理論界的新共識。[27]知識經濟概念的提出，使學術界對知識和技術內生化的認識進一步向前推進，認為資源投入量、企業的作用、隱含知識存量，外部性、獲利能力與不確定性、技術發展的路徑依賴等因素將影響或制約一國獲取知識和積累技術的能力。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擴散與轉移

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如果不經歷擴散和轉移就不能在更大的范圍產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推進整個產業技術進步和經濟結構調整；并且，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擴散與轉移本身也是提高經濟增長效率的重要途徑（PaulKrugman，1979）。學者們對此研究通常假定發達國家是發明、創新的中心，發展中國家是技術轉移和引進的中心。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取決于能否成功地從工業化國家獲得新技術，并有效利用這些新技術，以及這個過程進展速度的快慢。[5]技術擴散方面代表性的理論有曼斯費爾德的傳染病模型和戴維的概率模型。[27]前者認為技術創新在企業間的擴散會像傳染病一樣先以遞增的速度增長然后以遞減的速度增長。后者認為刺激企業采用一項新技術的社會、經濟諸因素存在一個臨界值，超過該值企業便采用技術創新，反之則相反。采用技術轉移是因為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都經歷了這個過程，并且通過技術轉移獲取技術進步也有利于降低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成本。發達國家從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技術會依次經歷商品輸出、對外直接投資和技術轉讓三個階段，以謀取最大化利益。從發展中國家來講，技術轉移是根據自身的實際情況有選擇性地吸收，這就是技術引進時的技術選擇問題。代表性的理論有“中間技術論”（E.F.Schumacher，1985）[28]和“適用技術論”（A.K.Reddy，1975）。[29]前者的主要觀點是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引進技術時需重點引進介于先進技術和傳統技術間的中間技術；后者則強調將技術需要與國內生產要素現狀、市場規模、社會文化環境等因素綜合起來考慮引進能使本國從中獲得最大收益的技術。在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擴散和轉移的載體上，企業發展、產業結構調整、市場化以及國際貿易成為理論界聯系科技創新和經濟增長的重要渠道。[30]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在國家之間擴散與轉移的二分法也可推廣到發展中國家先進部門與落后部門、以及先進地區與落后地區的轉移和擴散方式。盡管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擴散與轉移機制的研究框架基本形成，但影響和制約這些擴散和轉移效率的的因素及其影響機制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深化。

盡管“科技創新”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兩個詞匯在西方經濟學的經典理論中沒有直接出現，但科技創新的主要內涵在發明、創新、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理論的研討中已展開得較為充分，特別是經典理論的近期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等同于我們改革實踐中所指的科技創新。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核心是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以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可著力于創造新產品和新工藝的發明、把發明轉化為商業應用的創新以及把創新擴散到整個經濟社會，通過這三個階段提高科技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并重點抓住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原因、擴散與轉移、傳導機制、績效評價幾個關鍵環節。技術進步促進經濟增長的傳導機制經歷了由外生因素到內生因素轉變的過程。理論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將產品品種增加和質量升級納入技術進步的表現形式，并分析了在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非均衡動態增長路徑基本假設下創新成本、研發投入、企業組織與制度結構對科技創新及經濟增長的影響，使之對于提升我國以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支撐力變得更有指導性和說服力。盡管全要素生產率作為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劃分經濟增長方式的判斷標準在其準確性和適用性上受到理論界的質疑甚至反對，但到目前為止，將之作為衡量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和劃分經濟增長方式的判斷標準仍是一個有較高認可度的指標。學者們為提高其準確度和結論可靠性所不斷改進的研究成果為中國的后續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礎，進一步將創新成本、支撐動力、轉移和擴散等因素納入其中，設計一套對中國具有指導性的以科技創新來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綜合績效評價方法依然是下一步需要努力的方向。分工和專業化、生產要素稀缺性及其相對價格的變化、企業家對利潤的追求和企業家精神較好地說明了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20世紀60年代以來，對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原因從“干中學”、“人力資本”、交易費用研發投入、專利、市場結構、企業內部特征和產權組織等方面開展了更細致的微觀研究。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促進了知識經濟化與經濟知識化的一體化研究。如何在這些原因中總結和提煉出對中國經濟增長的科技創新支撐力最關鍵的因素、建立相對規范的分析框架、找出提高效率的辦法還需要我國學者繼續努力。為了利用發明、創新和技術進步的擴散和轉移機制提升科技創新促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效率，發揮中國經濟增長的后發優勢，實現趕超戰略，還需要考慮在市場經濟尚不發達的中國如何改進和完善相關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