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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對就業的影響路徑及理論假說

匯率波動會影響就業的狀況，影響路徑主要有三條：一是匯率變動導致進出口產品價格變動，改變企業對未來進出口的預期，影響企業的投資決策，從而改變企業生產規模，影響就業；二是匯率影響外商投資，并通過多種途徑影響國內就業；三是匯率變動影響產業結構的調整，從而影響就業。路徑一：通過對進出口價格的影響匯率變動會影響進出口產品的相對價格，進而引起進出口額的變化。當本幣匯率上升時，出口產品的外幣價格會上升，因此出口受阻，而國外商品以本幣表示的相對產品價格下降，進口將增加；當本幣匯率下降時，出口產品在國外價格下降，出口增加，而進口減少。出口產品的規模會直接影響出口企業的生產規模，進而影響兩國勞動力市場，因此，當出口增加時，出口國對出口產品的勞動力需求增加，就業增加，而進口國對勞動力需求減少，就業下降。圖1描述了這樣的運動軌跡：路徑二：通過對外商投資的影響匯率對外商投資的影響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對生產成本的影響。當本幣匯率升值，本國的商品和勞動力由于相對價格的增長，導致外國投資者在本國的投資成本上升，資本報酬率下降，從而將資本撤離本國而轉移至資本報酬率更高的地方，外商直接投資下降。二是對財富的影響。當本幣匯率升值，相同的外匯資產折算成本幣資產會減少，使得外國投資者的相對財富下降，從而投資需求下降。三是對出口替代的影響。本幣匯率的升值會導致國內產品出口喪失價格優勢，國內企業會調整戰略布局，將企業的生產部分轉移到國外，形成國內對國外的直接投資增加。而外商直接投資下降會對就業產生巨大影響，對于我國而言，FDI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類企業對勞動的需求量很大，FDI的減少將最終導致我國的就業下降。另外，FDI會帶來新的技術，從而促進新興產業的發展，而FDI的減少，也會使新興產業資本由于投入不足而降低了一國的就業水平。而本國企業增加海外投資將有利于投資國的就業而不利于本國的就業。圖2所示為本幣升值通過外商直接投資對一國就業的影響機制。圖2路徑二：通過對外商投資的影響路徑三：通過對產業結構的影響中國的出口產業在國際上的競爭優勢來源于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而人民幣升值將改變我國產業格局，使原有勞動力密集的產業失去比較優勢，并迫使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密集型的產業進行轉移，就業減少。圖3路徑三：通過對產業結構的影響因此，通過匯率對就業的影響路徑分析，可以得到本文研究的理論假說：本幣匯率與就業負相關。

人民幣匯率對就業影響的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與變量選擇從匯率影響就業的路徑研究發現，進出口是匯率影響就業的重要渠道，匯率對進出口的影響會直接影響到貿易部門的就業，但勞動力在一國內部可以自由流動，當本幣升值，貿易部門就業減少，勞動力會從貿易部門遷移到處于相對發展優勢的非貿易部門，并且非貿易部門容納就業的人數相當大。因此，匯率對貿易部門就業的影響，也會對非貿易部門乃至全社會的就業產生影響。為了進一步深入考察匯率對就業的影響，本文將分別考察匯率對貿易部門、非貿易部門以及全社會總就業人數的影響，并構建如下模型：lnLit=α0+αi1lnREERt+ξti=1,2,3其中i代表行業，L1、L2、L3分別表示為全社會總就業人數、貿易部門就業人數及非貿易部門就業人數。由于第二產業主要是以制造業為主的一類產業，我們用第二產業的就業人數近似替代貿易部門就業量；第三產業是以服務業為主的一類產業，是非貿易部門占主導的產業，我們以第三產業的就業人數近似替代非貿易部門的就業人數。其數據來自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按行業劃分的年度就業人數。REER表示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剔除了通貨膨脹的影響，是根據貿易伙伴國的貨幣計算所得的平均值，反映本國相對于貿易伙伴國的競爭力變化情況，是影響貿易收支的重要變量。其數據來自IMF網站IFS(Interna-tionalFinancialStatistics)在線數據。其他對就業有影響的因素被歸入隨機誤差項為了消除時間序列數據的異方差和數據波動問題，取對數進行變換，下圖給出各變量時間序列圖形。數據來源：2011年中國統計年鑒和IFS在線數據（二）單位根檢驗與協整檢驗由于經濟變量在許多情況下具有非平穩性的特征，為真實地反映上述4個變量之間的關系，我們首先檢驗這些變量時間序列的平穩性。如果這些變量存在相同的單整階數，我們將進一步考察這些變量是否長期協整，并為誤差修正模型作好準備。1、數據檢驗。數據的單位根檢驗，我們采用Dickey和Fuller(1981)提出的ADF方法。在檢驗過程中，根據各變量時間序列的ADF值和赤池信息準則確定截距和時間趨勢的有無，并判斷最佳滯后期。見表1：從表1可知，各原變量時間序列均存在單位根，且一階差分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拒絕原假設，所以各原序列均是I(1)序列，即一階單整序列，下面我們分析變量間是否存在協整關系。2、協整檢驗。為檢驗兩變量X與Y是否協整，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兩步檢驗法，稱為EG檢驗，方法為對方程的殘差做ADF單位根檢驗，若拒絕原假設，則認為兩序列是協整的。如表2所示：表2對三組方程殘差的ADF檢驗結果注：（C,T,L）中C為存在截距項，T為時間趨勢項，L為滯后階數。P值為拒絕原假設的概率。由表2知，總體就業與實際有效匯率是在10%的顯著性水平通過檢驗，而其他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就業與實際有效匯率是存在長期協整關系的。見表3：表3中國就業對應的協整關系注：括號中數字為各系數t統計值，*、**、***分別為1%、5%和10%的顯著性水平上通過檢驗。從表3中可知，長期而言，實際有效匯率對全社會總就業人數、貿易部門就業人數以及非貿易部門就業人數均呈反向關系。實際有效匯率的上升，預示著我國就業量的下降，與理論假說相一致。深入的研究發現，實際有效匯率對貿易部門勞動力的影響程度高于非貿易部門，說明匯率升值對貿易部門打擊遠大于非貿易部門。這主要是由于匯率對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的影響渠道不同，匯率的波動對貿易部門的影響更直接，匯率的變動會直接影響到出口部門的產值和就業，而匯率波動對非貿易部門就業的影響主要是通過貿易部門對經濟的影響間接產生。因此，貿易部門就業對匯率具有更高的彈性，匯率對貿易部門就業的影響最強，對全社會總就業的影響次之，對非貿易部門就業的影響最弱。（三）格蘭杰因果檢驗上表發現中國就業量與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相關關系，但不足以說明匯率與就業存在著因果關系，匯率也不足以解釋中國就業變動。我們需要進一步研究實際有效匯率與中國總就業人數、貿易部門和非貿易部門就業量之間的因果關系，因此我們接下來進行Granger因果檢驗。表4顯示的是各就業量與實際有效匯率之間是否存在格蘭杰因果關系，從而判斷模型的解釋力。上通過檢驗。從表4的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中國就業人數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之間具有單向的因果關系，實際有效匯率分別是中國總就業人數、貿易部門就業人數和非貿易部門就業人數的Granger原因。因此，從長期而言，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變動對于我國就業具有顯著的影響。實際有效匯率的升值，會導致我國就業人數的減少，而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則能刺激就業回升。（四）誤差修正模型上面的分析僅僅考慮各變量的長期均衡關系,沒有涉及它們之間短期的動態變化關系。我們用誤差修正模型估計本文中各變量之間的短期動態關系：ΔlnLit=α0+λECMt-1+ΔlnREERit+ζt其中，Δ表示一階差分，ECM為誤差修正項，λ為糾正速度系數，具體估計結果如表5所示。由表5可知，λ分別為-0.06592、-0.0602和-0.1221，符合反向修正原則，表明：短期內中國就業量可能偏離它與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長期均衡水平，但由于糾正速度系數的為負,且絕對值較小，所以這幾個變量的短期自我調整過程是圍繞長期均衡波動并緩慢衰減而趨向長期均衡的過程。非貿易部門反向修正系數大于貿易部門，說明非貿易部門自我調整時間更短，能夠更快地恢復到長期均衡水平。

結論與建議

本文基于理論假說和實證分析，得出如下結論：1、長期而言,中國就業總量、貿易和非貿易部門與實際有效匯率均呈現顯著的負相關，實際有效匯率升值會導致就業減少,實際有效匯率貶值會導致就業增加。2、貿易部門就業受實際有效匯率的影響要大于非貿易部門，這是因為貿易部門受到實際有效匯率的直接影響。匯率升值，會導致貿易部門產品出口受阻，企業調整生產規模，貿易部門就業下降。而就業下降往往伴隨著勞動力工資的下降，這就會引起勞動力消費的下降，間接影響我國非貿易部門的產量和就業量。而且我國貿易部門就業向非貿易部門轉移途徑不暢，轉移受阻，這是由非貿易部門的非充分競爭條件決定的。3、短期內,人民幣實際匯率的變動對中國各部門就業的影響具有一定的滯后現象。匯率的波動會使勞動力就業量偏離長期穩定值，但是反向修正力量較弱，就業量若要恢復到長期值，需要一個較長的時期。因此，我們也認識到，匯率的頻繁波動并不利于我國的就業穩定。從貿易和非貿易部門的角度看，相對而言非貿易部門的反向修正能力要強于貿易部門，非貿易部門更容易恢復到均衡。

本文作者：王剛貞張卓成工作單位：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