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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民幣升值壓力從何而來

以貨幣數量論為基礎的中長期匯率理論，或者稱為名義匯率理論，主要是購買力平價理論，絕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取決于兩種貨幣購買力的比值。10年來，使用PPP方法，美元對人民幣的比率穩定在1：4左右，絕對購買力平價水平與人民幣名義匯率相差一倍。可見，人民幣有長期升值的趨勢。相對購買力平價理論認為，匯率變動由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決定，中國數年的通貨緊縮與人民幣升值相匹配。短期匯率理論是利率平價理論，著眼于短期資本流動對匯率的影響，匯率走勢決定于兩國之間的利率差和遠期匯率預期。由于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利率沒有市場化，因此，解釋力不強，但基本趨勢是不錯的。轉載于中國論文聯盟

以外匯數量為基礎的國際收支理論，可解釋短期和中期匯率走勢。1994年以后，中國連續出現貿易與資本項目雙順差，國際收支順差越來越大，外匯市場供大于求，自然產生升值壓力。引起外資長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國市場開放的巨大吸引力，可獲得長期高回報。證券和房地產市場發展，則刺激國際投機資本流入。幾方面理論和政策實踐都指向人民幣升值。

不僅如此，人民幣升值的真正壓力還可以從真實經濟中找到根據。當我們在長期經濟分析中根據“貨幣中性理論”，拋開貨幣因素，名義匯率就變成實際匯率。實際匯率定義為：名義匯率扣除通貨膨脹率，或是名義匯率除以兩國通貨膨脹率之比。其深層次含義是：在中長期排除貨幣因素后，研究技術進步、經濟結構、生產率和工資變動等非貨幣經濟因素對匯率的影響。最新的匯率理論，把“實際匯率”定義為可貿易品價格與非貿易品價格之比。

實際匯率：可貿易品價格(%)／非貿易品價格(%)

國際經濟學上的“可貿易品價格”，是指可直接參加國際貿易的進出口商品價格。在通貨膨脹時期，出口成本上升導致可貿易品價格提高是匯率貶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決于工資和地價水平，但在中國并不明顯。我國工資在出口產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貨膨脹而提高，也不會對匯率有明顯影響。其次，是設備折舊和原材料，分為進口和國產兩部分。進口價格由國際價格、匯率和關稅決定，國內價格以工業品出廠價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費品價格表示。國內通貨膨脹率提高，主要是消費品價格上升，滯后于設備和原材料價格的上升大約一年。因此，在通貨膨脹非常高的時候，比如1994年達到20%，但并不產生人民幣貶值壓力，因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幣借并軌的機會一次性貶值了50%，這是一種提前超額貶值。

20世紀80年代，人民幣連續貶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價格改革，與此同時卻在積累著升值的壓力。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特別是2000年，人民幣貶值的所有壓力，如國內價格改革、通貨膨脹、亞洲金融危機等都已釋放完畢，升值壓力就馬上顯露出來。

人民幣升值壓力主要來自中長期非貨幣因素的影響，表現為國內可貿易品價格和非貿易品價格的“雙重運動”，其含義有三：第一，國內可貿易品價格相對于非貿易品價格不斷下降。這是由于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快于非貿易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門工資的提高，因此，出口產品的價格相對下降或者絕對下降。非貿易部門工資比照出口部門提高，超過本部門生產率提高，因此，非貿易品價格絕對上升或者相對上升。第二，發展中國家出口產品價格相對于發達國家不斷下降，特別是在工業化大量引進技術階段。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的提高不僅快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快于發達國家出口部門，其工資水平的相對提高不僅慢于國內非貿易部門，也慢于發達國家貿易部門。按照“工資生產率彈性”，即工資水平提高與生產率提高之比，中國的出口部門應該是最低的。人們可以理解中國出口部門工資水平提高比美國慢，卻不能理解中國出口部門生產率提高速度比美國快。如果認真思考就會明白，這是技術“后發優勢”造成的。中國的原創技術少，但在一定時期集中引進技術設備和原材料，則可以迅速提高生產率并降低成本。當本國可貿易品生產率提高快于發達國家而工資水平提高相對慢于發達國家時，出口和貿易順差就會增加，從而產生匯率升值壓力。第三，中國和美國如果有相同的通貨膨脹率，人民幣將有升值壓力，因為兩國可貿易品與非貿易品的相對變化不會相同。發展中國家是二元結構，缺乏統一均衡的市場，歷史所遺留的價格體系，服務教育醫療和房地產等價格很低，必然連續大幅度上升，而不像發達國家的價格體系已經比較均衡。因此，中國非貿易部門價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國更快，而可貿易品價格上升則相對比較慢。如果兩國通貨膨脹率相同，一定是中國可貿易品降價，而非貿易品漲價。而直接決定匯率的，恰恰是可貿易品的價格變化，可貿易品價格下降就意味著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上述三個特點的核心是：發展中國家國內貿易品部門生產率上升快于工資水平上升，使出口價格相對或者絕對下降，從而產生匯率的升值壓力。在大量引進技術和外資時期，可貿易品價格在發展中國家相對或絕對下降。如果以非貿易品價格為1，貿易品價格指數相對于非貿易品下降，這就是“實際匯率”的升值。

二、人民幣升值預期下的國際資本流入

名義匯率如果不能隨實際匯率變動，就稱為“匯率錯位”，在固定匯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長期保持“匯率錯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幣明顯被低估，表現在一系列指標上，一旦被國際資本評估機構發現，他們的投資報告就必然會影響許多大的國際投資機構，并引起各國政府如日本和美國的關注，在國際資本市場上出現了人民幣升值的預期，從而引起投機資本進入。仔細觀察國際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機資本流動的“誤差與遺漏”項目，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一直為負數，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表明了投機資本和腐敗資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間卻突然逆轉，變成正數，大約每年100多億美元，這說明在2000年左右，國際投機資本對于人民幣升值已經達成共識，并開始大舉進入中國。

中國政府不斷宣布人民幣不升值，以期消除升值預期，逼國際投機資本流出，但在實際中效果并不明顯。中國經濟的非均衡增長，中國經濟和美國經濟之間的非均衡增長，經濟高速增長和技術進步，必然引起貨幣升值的規律，已經被人們所認識。令人遺憾的是，國際資本評估機構似乎比我們認識得快些。

我國長期實行出口主導型經濟，以擴大外匯儲備為目標，類似歷史上的重商主義政策，已形成特殊利益集團和思維定勢，大多數研究報告和輿論宣傳，大肆渲染“貨幣升值必定打擊出口”。其實，由于技術升級的速度遠遠超過貨幣升值的速度，人民幣匯率風險已經來自不及時升值所引起的升值預期，進而引起國際投機資本流人，而不再是出口下降和貿易逆差。在人民幣穩中有升的近10年間，我國貿易順差年年增加，到2005年突破1000億美元，創歷史記錄。只不過我們總以為順差比逆差好，外匯儲備越多越好，這就阻礙了國家政策的及時轉變，喪失了升值的最好機會。